圖書館學家袁同禮（1895—1965）曾編制20世紀上半葉中國留學歐美大學者的博士論文目錄，得4717篇，其中不乏中國學人海外著述的頂尖作品。如今，中西書局將擇優刊印，以《中國學人海外博士論文叢刊》（以下簡稱《叢刊》）展現中國現代學術走向世界、融入國際學界的一個側影。

2023年5月6日，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叢刊發布會暨“中國學人海外獲得博士論文研究”工作坊上，策劃人黃曙輝介紹了《叢刊》的發端和愿景：“2015-2017年，我們希望做一個西學的大型的文獻集成，借用萊布尼茨的理念，構建一個世界圖書館。中國本身有編撰大型叢書的傳統，但中國視角大多在華夏域內，還沒有匯集一套能夠囊括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獻。我們在中西書局的支持下，大概經過了四五年，做華語文獻的設想完成了兩三百種、近千冊的規模。在做的過程當中，我們覺得這件事情需要陳引馳教授來主持，因為他有非常好的中英文功底，學術史的訓練純熟，課程里面又涉及海外漢學。‘走向世界’叢書主要是中國學人或者中國的外交家、政治家走到國外，用中國的眼光觀照世界。如果我們的《中國學生海外博士論文叢刊》能夠系統地結集的話，那可能是‘走向世界’叢書的學術升級版。”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陳引馳教授在致辭中肯定了《叢刊》的出版價值，認為這是“非常值得做的有價值的事情”。陳教授說：“在《叢刊》正式啟動之前，據我所知，曙輝已印出了林藜光的四卷《梵文寫本〈諸法集要經〉校訂研究》和Achilles Fang（方志彤）的《龐德〈詩章〉研究》（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這兩部書都可謂是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學人海外著述的頂尖作品。恰好，我與這兩部書都有些前緣。以前，要獲知乃至獲得中國學人的海外研究成果，并不那么容易。而今我們匯刊他們心血的結晶，既是一種紀念，更是為二十世紀中國學人走向世界并展開新的學術天地留影，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們或者努力于西學之升堂入室，如陳康的《亞里士多德論分離問題》及《巴門尼德斯篇譯注》；或者以現代方式重理固有學問，如胡適《先秦名學史》及其后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或者比照以觀而構建新論域，如馮友蘭《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天人損益論》）等等——這些名家名作，構成了中國文化在現代承傳、轉型、提升的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脈絡，它們在之后的學術史上導夫先路，某種意義上是具有典范性的工作。”

作為出版方，中西書局總編秦志華也表示，中西書局成立的宗旨是“學術立社，融會中西”，國內出版社在“中”這一塊做得非常充分了，中西書局要在“西”方面多做積累，并有所拓展。這套叢刊通過廣泛收集挖掘百年來中國學生在海外求學階段的博士論文，為學界提供了別具指引的原文資料，補齊了中西學術交流史，學科發展史方面的一些鏈條，無疑是溝通中西的一座學術橋梁。

研討環節，與會學者就具體個案進行了探討。

北京語言大學席云舒教授談到胡適的《先秦名學史》，講了兩個問題。一是關于胡適的博士學位的問題，胡適在1917年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1927年拿到了博士學位。對照哥大學生手冊里對博士申請人的規定，胡適只是沒有按照要求提交100本已經公開出版了的博士論文，其他的都完全符合博士學位的規定，不存在唐德剛等學者提出的各種質疑情況，胡適應該是順利畢業并拿到博士學位的，這個公案應該結案了。二是關于《先秦名學史》是什么樣的書，《先秦名學史》主要是講、而且是最早講先秦哲學方法論的一本書。《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當然也講方法論，但后者主要是講先秦諸子通過這些方法得出他們的思想，所以二者是有區別的，《先秦名學史》依然是值得研究的。

復旦大學歷史系金光耀教授談的是顧維鈞。顧維鈞的碩士論文是《“卡爾德拉號”的歷史與法律》，討論1854智利注冊的美國商船在澳門附近海域遭遇海盜搶劫后向中國政府索賠的案件，這篇碩士論文不長，但是寫得非常精彩，與其博士論文有關聯。他的博士論文原定題目是《外人在華的權利要求》，顧維鈞在回憶錄里講到，他計劃從1910年開始寫導論，然后用九章，把外國人在中國根據《南京條約》及之后的各種條約所獲得的各種各樣的條約權利，包括治外法權、傳教權、通行權等梳理一下，在此基礎上討論各種相關案件，就像剖析卡爾德拉號案件一樣，討論解決這些權利要求的辦法。后來他因為被召回國做袁世凱的英文秘書，要完成原定想法就很匆忙，于是調整題目，改為《外人在華之地位》，以原先的導論參加答辯，于1912年通過。這篇論文雖然完成得很匆忙，但從當時的書評和不久就被翻譯成日文來看，應該說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就外國人根據條約在中國享受權益這個題目而言，這篇論文是有開拓性的。

青年時期的顧維鈞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李天綱教授與大家分享了侯仁之先生的博士論文。侯仁之先生是燕京大學的碩士，碩士論文做的是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里華北平原的部分。《天下郡國利病書》是傳統中國的歷史地理著作，而現代地理學是一門非常扎實的、被大家公認為科學性比較強的學科。如何讓世界了解中國，也讓中國了解世界，這涉及研究方法和研究體系，包括自覺去國外取經。1946年侯先生赴英求學，在利物浦大學跟隨達比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北平歷史地理》。侯仁之先生的歷史地理研究、北京史地的研究，既可見中國傳統史地之根底，又可見現代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李天綱教授特別指出，侯先生的博士論文寫作中，用了一個原來沒有的概念——“北京灣”。從侯先生的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可以看到一個學科是怎么從中國走向世界，并在世界上站住腳的。

侯仁之的代表作之一《北京城的生命印記》

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吳格教授的報告題目叫做《錢存訓先生二三事憶》。首先談到他與錢先生的一些交往；而后評介了錢先生的學術地位與著作；接著回到博士論文的話題上——錢先生的博士論文，譯成中文是《書于竹帛》。這篇博論已經有十來個版本，最近的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在2022年下半年，于《書于竹帛》的英文版的博士論文發表60周年所出的紀念版。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有一部分是關于中國的紙和印刷，李約瑟大概在上世紀的70年代讀到了錢先生的碩博士論文以后，就邀錢先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這部分做了一次修訂。《中國科學技術史》本身是一個整體，但是專門授權錢先生的那一章可以單獨發表。印刷術出現以前及以后中國圖書的發展歷程，經過錢先生的梳理，成為顯學。同時，錢先生本身作為一位國際圖書館學家、圖書發展史專家的地位也就牢不可破了。此外，關于書籍的，關于紙墨的，關于許多出土文物的，以及和古文字相關、和古代圖書的體制相關，錢先生也有不少論文。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魏明德教授介紹了三位上海耶穌會士的博士論文。第一篇論文的作者張伯達于1925年9月進入耶穌會，他在巴黎大學完成的大、小兩篇博士論文——《中國文字與人體知識》與《詩經中之對偶律》于1937年發表，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就是他的博導之一。第二篇論文的作者朱樹德于1949年獲巴黎大學地理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江南漁民的生活：自然環境特征與人類活動特征之間的互動》于1952年發表于法國地理學會，文章探討了長江一帶的漁業地理因素、漁民船只的分布與構造、漁歷、以及漁民日常生活等問題。第三篇論文作者金魯賢于1916年出生于上海南市，1938年入耶穌會。他于1950年獲意大利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格列高利大學）神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圣約翰福音中國的圣父與圣子合一的啟示》。這三篇不同領域論文充分展現了耶穌會士在中國近代對國內外學術交流的影響，在學術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對于上述報告中的留學生所做的博士論文，陳引弛教授點評認為：一、關注中國問題比較多，關心中國古代學術的問題、時代的問題；二、他們用現代的方法和觀念來進行處理這些問題；三、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學以致用的，這些論文與他們的職業發展有很緊密的關系。比如胡適回國會講中國哲學，顧維鈞的事業完全施展于外交和國際政治方面，而錢存訓則開創了圖書館事業。

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晞教授介紹了中國第一代西醫留學生黃寬和他的論文《論胃的功能紊亂》。論文本身是非常專業的醫學文獻。接下去討論的一個問題是：黃寬到底是不是醫學博士？容閎認為他是博士，事實上從當時的學制來看，并不是博士的學制。黃寬是不是一個優秀的博士？他在英國讀書的情況怎么樣？有人回憶說，自己在愛丁堡讀書的時候，有一個中國同學叫黃寬，讀書成績非常優秀，十分刻苦，所以他認為對中國學生進行醫學教育是有可行性的。黃寬也留下了一部分英文史料，主要是醫學報告，涉及東西方的醫學交流和研究，比如對廣東地區鼠疫、麻風的研究。

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偉教授介紹了近代留美學生中涉及國際法學的博士論文，據他的推算，近代留美博士生的國際法論文大概40多篇。在內容上，留學生們的國際法研究大多數熱衷于研究不平等條約，具體地講，都是涉及如何廢除不平等條約。所以說，當時出國學法律、學政治學的年輕人，目的是找到一點國際法的依據，然后盡快把不平等條約廢除掉。這些論文除了學術史，還有沒有其他價值，這也是值得探討的。王偉指出，學界一直在研究衡量這些博士論文的質量究竟如何，恐怕也要設一些標準。不見得名人的論文質量就一定好或者說生命力就非常長久，而標準的爭議性，也值得研究。

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楊笛教授談了吳貽芳以及部分金陵女大畢業生的海外求學經歷。今天沒有人把吳貽芳看作是生物學家，研究的都是她的教育思想。事實上，吳貽芳在國外拿到過生物學博士，她的博士論文是關于“黑蠅”的。吳貽芳的后半段人生并沒有在生物學界展開，其博士論文價值幾何也有待評價，而其作為女性的身份也不容忽視。海外留學博士的圖景里，不能缺少女性。女性在海外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比例一直很高。楊笛教授最后談到金陵女大的那些碩士，因為女性要想讀到博士非常困難，有很多女學者都是拿到碩士以后，因為結婚等原因，最后成為丈夫的研究的輔助，比如我國最早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的女學者嚴彩韻 (Daisy Yen，1902-1993，嚴幼韻姐姐)，但其實她們的碩士論文和之后的研究是不是也應該納入到我們的考慮之中呢？

吳貽芳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章可分享的內容是朱友漁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該博士論文完成于1912年，題目是《中國慈善事業的精神：一項關于互助的研究》。該文從社會學的視角，敘述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朱友漁分析了中國古代慈善事業中“養”和“教”的問題，并以社會“互助”為視角，分析中國古代、尤其是明清社會慈善事業的運作機制，區分了多種救濟方式。該論文是近現代中國人在歐美完成的最早的社會學博士論文之一，它向英語世界全面地展示了傳統中國的宗族制度、行會、會館等如何與慈善事業結合起來，它從思想和實踐兩個層面闡釋了中國本土慈善的觀念基礎和社會運作，有其獨特的學術貢獻。這一點在哥倫比亞大學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給論文寫的“引言”中也有所體現。朱友漁本人出生于基督新教家庭，完成博士學業回國后擔任上海圣約翰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與民國政界、學界、宗教界的許多著名人士都有交往。    

香港城市大學的徐雨霽發表了《威斯康星的中國博士生：王造時與劉國鈞》的報告。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W-Madison）與中國留學生有長達百年的歷史淵源。不同于同時代的留美學子，王與劉二人的博士論文選題跳出了“中國”為中心的問題框架，具有國際視野。在論述王造時的留學生涯時，徐雨霽以其婚禮入手。5月18日，戴恩郡（Dane County）一共舉行了兩場中國留學生的婚禮，第一場是徐敦璋（后任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夫婦的婚禮，第二場是王造時與朱透芳的婚禮。根據UW的學生年鑒，在1928年，王造時以“China in the League of Nation”為題，獲政治學碩士學位。該論文于1929年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發表，主要講述的是國聯成立七年間與中國的關系。1929年，王造時以“Disarmament in the Foreign Policy Programs of the Great Powers Since 1919”的學位論文通過答辯，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徐雨霽分享的另一位UW中國博士生是劉國鈞，當代學術界對于劉國鈞學術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歷史影響認知是比較欠缺的，正如她所提及到的，這涉及了作為一個哲學家的劉國鈞跟作為一個圖書館學家的劉國鈞之間的一體兩面觀。1922年，劉國鈞赴UW的哲學系攻讀碩士，加修圖書館學課程，其學位畢業論文為“John Dewey’s Logical Theory。”1925年，他以“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British Philosophy”獲哲學博士學位。在1924年間，他還專門去了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進修圖書館學的相關課程。劉國鈞之所以可以去UW留學，這不僅與時任東吳大學圖書館館長、威斯康星圖書館學院的畢業生龍丹（Ruth Agnes Longden）有關，也與金陵大學圖書館館長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的舉薦密不可分。

工作坊的最后，上海師范大學副校長陳恒表達了他的與會感受。他說中國學人海外博士是一個特殊而又被忽略的群體。談此話題，于當代中國而言，不僅有學術意義，也有現實意義。十位學者的關注對象時間跨度大，從晚清民國延續到1949年之后。從地域上說，這些負笈海外的中國學人留學去向反映著整個世界的格局變化，從學科來說，這里也涉及近代中國學科建設的話題。如今我們大學中所有的學科建設基本上來講都是舶來品，是經過民國這代留洋博士之后才逐步改變形成的，所以，以這一代留洋博士為代表的民國學術界、教育界，是需要被納入今天的研究視角的。

與會學者合影

（薛瑞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