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天衡（《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總主編，知名篆刻家）：

上海是名副其實的“篆刻之都”

澎湃新聞：您作為《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總主編之一，當初是如何參與到這一項目中？都說海上篆刻在中國印壇曾有“半壁江山”之稱，20世紀海上篆刻的大致風貌如何？

韓天衡：實際上是他們看得起我，叫我來做這個主編，事實上我參與的事情不是太多的，很多具體的工作都是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文聯他們在策劃。我記得當時去參加總編會的時候，我也提到過，單純因為篆刻跟上海有那么一種緣分。

現在被封為印譜之祖的《顧氏集古印譜》，就是由上海人編的。明代隆慶年間，顧從德以家藏及少量友好所蓄古印，于1572年輯成《顧氏集古印譜》。這是中國第一本原鈐古璽印譜，以秦漢原印鈐成，因為這本印譜它準確、精美的再現了周秦兩漢的印風，促使流派篆刻印章有很好的傳統可資借鑒。作為印學史上以秦漢印章原鈐印譜的開山之作，它是有特殊意義的。那么包括明清的流派印章的印譜，據我現在所考察到的最早資料，最早的是一本明代的篆刻家印譜，也是由上海人輯成，他就是嘉定竹刻創始人朱鶴（松齡），他也會刻印，他的那本《松齡印譜》應該是出現在跟顧從德秦漢印譜基本上同一時代。《松齡印譜》也是明清流派印章里篆刻家鈐蓋的最早的一本印譜，所以這個篆刻跟上海有那么一種緣分。

上海是“篆刻之都”，除了顧從德的《顧氏集古印譜》對流派印章的影響，除了朱鶴出了第一本篆刻家的印譜，上海這個地區一直對篆刻有很好的繼承和發展。到了20世紀，上海的篆刻藝術就“厚積勃發”，呈現蓬蓬勃勃之勢。20世紀末，有人組織在全國范圍內評選十大杰出篆刻家，十席上海就占了七席，從吳昌碩、趙叔孺、王福庵到來楚生，錢瘦鐵、方介堪等。所以上海是名副其實的“篆刻之都”，這大概不是一句虛言，應該是實至名歸的。

澎湃新聞：晚清以來活躍于海上的名篆刻家為數眾多，入編的16位印人其遴選標準是什么？

韓天衡：上海20世紀杰出的、有成就的大篆刻家，包括寓居在上海的在內，大概不會少于50人。這套《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的遴選標準，一個是對海派藝術的形成有開拓之功的，比如說趙之謙。趙之謙盡管沒有生活在上海，但他是海派藝術很重要的一個源頭，不論是繪畫還是篆刻，都跟他有非常直接的關系。所以盡管他不是上海人，也沒有寓居上海，但是他是這次我們作為16卷本里面的第一卷。他1829年生，吳昌碩比他小15歲，所以是從趙之謙開始，然后吳昌碩這么一路下來選了16位篆刻家。

名單的選擇實際上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那些一等一流的篆刻家比較好辦，人數多了以后，選拔的時候就有困難。考慮到各方權衡，選了十六個人。我個人的看法，也有些很有成就的篆刻家沒有被選錄進去，比如王個簃，但是他留下來的篆刻作品比較少，也就百八十方，這樣單獨作為一卷好像太單薄了點。我認為十六卷之外，不是講不可以補充，所以我就提出來這十六卷出版以后，可以再出拾遺卷。因為作品少不能作為不宣傳的一個理由，我們還可以對那些沒收集整理過的再做些收集，花點功夫去做拾遺補缺的工作，那么將來這套書能夠更準，更全面的反映整個上海在20世紀的一個篆刻的全貌。

方介堪 “三分春色摹來易 一片傷心欲畫難”

方去疾 “知音者”

澎湃新聞：您認為這套書的出版對當下的意義是什么？

韓天衡：按照總數我們初定了十六個人，并不是沒有遺珠的情況存在，但是總的來講還是體現了19世紀末到整個20世紀的海上篆刻的基本面貌，體現了整個上海20世紀的篆刻成就，而且是多姿多彩、各具風貌的，不是一根藤上長出來的花。所以這套著作不管是對總結過去20世紀的篆刻成就，還是推動打造21世紀上海篆刻的文化品牌，我認為都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這十六卷本的分主編們都盡心盡力做了非常細致的收集，篩選，定稿的工作，如果有成績的話，都是他們眾分主編的努力，作為主編我無非就是發表一下我的看法，做一點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當然總有遺憾，總有不足的地方，從學術角度來講，今后大概還可以做一些補充。

遲志剛（《海派代表篆刻家作品集》總主編，上海文聯副主席）：

詮釋海派文化

澎湃新聞：談談這套大系的出版緣起

遲志剛：這套大系最早出版的是《海派代表書法家作品集》（10卷本，2006年出版）。當初是考慮要把上海的書法宣傳到北方，尤其是擴大在北京的影響力。于是策劃了海派書法進京展和海派代表書法家作品集這一個項目。這套書的出版取得很大成功，獲得國家出版獎。就考慮出繪畫，同時策劃海派繪畫進京展，出完繪畫這套書，實際上就已經在考慮篆刻的事情了，我們是考慮把這三套書連在一起形成一個系列。

《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的編撰比前面兩套書的難度相對要大，因為市面上出版的關于篆刻的書籍、印譜比書法和繪畫要少，這次收錄的印章很多是第一次出版，資料獲取上有一定難度，工作量相對比較大。《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出了16卷本，為什么比書法的更多，原因有幾個：一是篆刻一直是上海的強項，近現代以來我們國家著名的篆刻家，很多都寓居在上海，上海的篆刻力量非常強、影響力也大。二是從上海今后篆刻藝術的發展角度而言，也想弘揚上海的篆刻傳統，重振上海的篆刻雄風。

澎湃新聞：為什么給這套大系定名為“海派”？

遲志剛：“海派”是特定的歷史現象，我覺得“海派”不是一個藝術派別，它實際上是近代以后中西方文化交融過程中的特定產物，上海當時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很多藝術家聚集到上海來，一方面他們傳承了傳統文化，同時他們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就構成了所謂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從近代以來一直有它自身的一種特點，它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性，既保留了傳統文化，又能吸收西方文化要素。海派文化傳承到今天，上海目前還是對外開放的窗口，當下上海市委提出要打響海派文化，可見這個概念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澎湃新聞：三套書的編撰前后歷時十余年，顯著的變化有哪些？

遲志剛：三套書的編撰模式基本是一致的，要體現其作為一個系列的統一性，大格局沒什么變化。涉及內容因為藝術門類不一樣，所以它的具體內容是各具特點的，比如說書法和篆刻形式比較單一，繪畫的門類就比較多樣，繪畫中尤其是油畫，也是西方文化傳入到上海后發展起來，對一些作為開山鼻祖的中國油畫家的藝術評價這些和中國傳統藝術是很不一樣的，肯定要談到很多西方的文化要素。

澎湃新聞：在近現代活躍于上海的藝術家為數眾多，遴選標準是什么？

遲志剛：這個很復雜，但是有一點確定的是，這是由每一門類在當今上海學術方面最強的藝術家、學者一起充分討論后確定的，還是比較客觀的。

澎湃新聞：這個系列出版后有什么重要意義？

遲志剛：這套書出全以后，對于書畫這一領域詮釋海派文化起到很大作用，同時作為上海的海派文化品牌來說，也應該能夠作出一定的貢獻。我原來考慮說這套書出齊后，作為代表上海宣傳海派文化的一套禮品書也是很有價值的。

王立翔（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

打造海派藝術的出版高地

澎湃新聞：你提到“16卷本呈現海派篆刻藝術是前所未有的規模”，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立翔：上述16位篆刻大家，有多位在歷史上出版過形式多樣的篆刻印譜，但都是分散的，以16卷的這樣宏大規模和嚴謹統一的體例，對海派篆刻藝術進行專題性系統性出版，尚屬首次。大系體量巨大，每卷收錄的作品都達200件甚至更多，這在以前的印譜出版物中是比較少見的，有的藝術家可能終其一生創作的印章最終留下的也就百方左右。其中還有幾位藝術家其篆刻作品本身比較分散，沒有很好的輯集過，我們通過這次機會把它們收集、匯編，等于也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梳理。

澎湃新聞：該書在出版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有哪些？

王立翔：第一是資源的獲取。有些篆刻家作品相對分散，生前或許就沒有很好的匯總過，需要我們去勘察尋找。第二是研究，許多篆刻大家可資研究的材料非常少，這對編集印譜、編制篆刻創作年表等等工作，都帶來了困難。以往的出版，通常以印蛻、邊款影印為主，印石圖像，往往因原作藏于博物館庫房或藏家書房之中難以窺見，本書的亮點之一，就在于各卷都收錄了代表作高清的印石印面照片，印蛻與邊款則通過原打印譜的掃描，因此還原逼真、精美異常。這其中相當多的代表作印石來自上海博物館、浙江博物館、西泠印社等公藏單位的收藏，也有來自篆刻家后人及其弟子珍藏，可謂來源清晰、流傳有緒。

澎湃新聞：這套書作為你們整個大系的最后一個系列，跟第一本《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10卷）跨度也有十余年，在印制方面有沒有一些變化？

王立翔：我們最早是在2006年出版《海派代表書法家》，在當時條件下已經算是做的很好了。但現在印制的技術條件比以前更好了，我們對印制的要求也是隨著印制技術條件的提升而提升。針對印譜制作的特殊性，我們在印刷上運用了六色技術，以確保色彩的高保真，尤其要保證我們的印蛻顏色要等同印泥顏色。開本是8開，這么大的開本做印譜，也是從來沒有。其裝幀也是用了當下最好的呈現方式，它可以平展，極便于閱讀和對照臨摹，制作費用也是昂貴的。總的來說，我們做到了傳統印譜的升級換代。

澎湃新聞：接下來有什么新計劃，你們還會繼續打造海派藝術出版么？

王立翔：打造海派藝術的出版高地，是我們上海書畫出版社連續幾代人努力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鍛煉了隊伍，積累了選題，形成了品牌，為推動近現代中國美術文獻的積聚、整理和研究，做出了努力。尤其十余年來，我們連續出版了 《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10卷）、《海派百年代表畫家系列作品集》（18卷）、《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16卷）、《海派繪畫大系》（9卷24冊）、《吳昌碩全集》（12卷）、《董其昌全集》（8卷）等一系列重大項目，為上海文化建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江南文化、海派藝術資源豐富，內涵博大精深，今后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已經列為國家項目就有多項，如《董其昌書畫全集》《長三角美術資源研究》《近現代美術期刊集成》等等項目，我們將作為重中之重繼續推進。

葉潞淵“大石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