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歲生日前，斯蒂芬·茨威格完成了《昨日的世界》的重寫，獲得了一段舒適平淡的時光。

此前的幾年里，他經歷了故國覆亡，并在漫長的流亡中發現自己已然喪失了母語和文化的參照。故土不可歸，英國——甚至作為他心中文化藝術殿堂的歐羅巴大陸亦然；美國不是歸處，巴西雖有時讓他仿若“身處家鄉”，也終歸不是他想要回去的昨日的世界。游歷了那么多國家和城市，肉體和靈魂雙重的流亡令他越發找不到棲息之地。

作家喬治·普羅尼克創作的《不知歸處》一書聚焦茨威格晚年的流亡歲月，通過茨威格與家人、友人的往來書信和關于他的諸多傳記、文章等一手資料，發掘他的生活日常、精神脈絡和行為邏輯，探究他喪失故土、母語、文化參照、朋友、書籍和希望之后，陌生的世界在他眼中呈現的景象和這景象對他的沖擊。

《不知歸處：茨威格的流亡人生》

作者：喬治·普羅尼克

譯者：劉芳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41年11月某天臨近中午時，斯蒂芬·茨威格在一張窄窄的鐵床上醒來，另一張鐵床上睡著他的妻子洛特。他從玻璃杯里取出假牙，穿上皺巴巴的長褲和襯衫。一群馬從他寓所旁的石路上橐橐地走過，棲在樹冠上的鳥兒們尖聲叫著，一些蟲子悄悄爬過他的皮膚。這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學名人、人道主義者，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托馬斯·曼、赫爾曼·黑塞及阿圖羅·托斯卡尼尼是好朋友，來自維也納，習慣用紫墨水寫作，總是穿燕尾服出游，即將迎來他的60歲生日。

點著今天的第一支雪茄，他從散發著霉味的小木屋走出，沿著繡球花雜生的陡峭臺階而下，穿過馬路，走進優雅咖啡館。在那里，他坐在一群黑皮膚的騾夫中間，花了半便士享用美味的咖啡，和同他合得來的老板練習了葡萄牙語。這并非易事，因為他的西班牙語總是跳出來礙事。之后，他又重新登上那些臺階，在兼作客廳的游廊里坐著工作好幾個小時，時不時抬起頭，越過棕櫚樹翠綠色的扇形葉子望向壯美的馬爾山脈。比他小27歲，曾做過他秘書的洛特，就在不遠處校正他那部關于國際象棋的短篇小說，女仆正在室內努力對付冒煙的爐子。在用過雞肉、米飯和豆子構成的“原始”的午餐后，茨威格和洛特按照一本國際象棋大師的棋譜下了一盤國際象棋。棋局結束后，他們進行了一次漫長的散步。此時他們居住在里約熱內盧山中的一個名叫彼得羅波利斯的小鎮。他們沿著小鎮主街走，又轉到一條古老的小徑，來到一處開滿野花和有些許流水的風景如畫的叢林。而后再回到小木屋，繼續工作，寫信回信。閱讀從地下室發現的一本蒙塵的蒙田著作并認真做了筆記，繼而入睡。如此這般，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以茨威格晚年的流亡生涯為藍本創作的

電影《黎明之前》劇照，下同

但在今天，這種令人絕難相信的處境擊敗了他。在寫給洛特家人的一封信里，他表達了自己的驚異：“我不敢相信，在60歲這年，我會身處巴西一個小山村，只有一個光腳的黑人女仆，同往日生活中的那些書籍、音樂會、朋友和交談相隔萬里。”他留在奧地利的所有財產，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家族紡織行業里的股份，在1934年第一次流亡時他設法帶到英國的部分家產，他都全數丟失了。他窮盡一生，費盡心血收集的大批名人手稿和音樂曲譜散落在世界各地。在寫給倫敦的嫂子的信中，他再次寫道：“我最迫切的愿望是，你能讓所有那些衣服、亞麻布、大衣等我們留在那里的所有東西物盡其用……這就算幫了我大忙。對那些今生無緣再見的東西，我也會少些遺憾。”

但這里也有一些特別的事情，盡管迄今為止他們遠離了構成往昔生活的所有要素，茨威格聲稱，“在這里我們感到非常快樂”。這里風景異常優美，當地人民淳樸可愛，物價很低，而且生活多姿多彩。他和洛特在積攢必要的力量去面對艱難的世道——“唉，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力量。”只要想到被無法言說的苦難吞沒的家園，他們的快樂就會被破壞。關于納粹占領區日常生活的新聞，甚至比軍事情況的報道更讓人沮喪。“我們希望能給你寄一些當地非常便宜的巧克力或咖啡和糖，但一直找不到任何機會。”隱居在郁郁蔥蔥的彼得羅波利斯的茨威格寫道，歐洲如今的困境是遠超巴西當地人想象的，就像中國之前的掙扎對他這樣的歐洲人來說無法理解一樣，既認為不可能，又一直放不下。為什么這個享譽世界文壇的作家，這個為自己的文學成就了驕傲，更為能夠團結起歐洲文學界和藝術界而自豪的人會蟄居在貢薩爾維斯·迪亞斯街34號，過著他自稱為修士般的生活？但也正是這種距離，這種茨威格向他的出版商描述為“完全與世隔絕”的巴西避難時光，使他保持了自由。在這段時間里，他完成了自傳《昨日的世界》，并“從頭到尾修訂”了之前的創作。彼得羅波利斯的鄉村生活“似乎將奧地利翻譯為一種熱帶的語言”，他對一位流亡同胞如是說。對茨威格而言，維也納在黑暗中愈行愈遠，但這座城市作為一個藝術烏托邦的虛構角色卻愈來愈清晰。在這個意義上，他和他的老朋友約瑟夫·羅斯有些相似，有人曾這樣描述羅斯：“隨著奧地利版圖的不斷縮小，他的奧地利愛國主義愈加強烈，這一情緒在其家鄉淪陷后達到頂峰。”

驢隊馱著香蕉從下面的道路經過，女仆在隔壁廚房里輕聲唱歌，茨威格忍不住開始回顧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時光。他最珍視的是1888年老城堡劇院被拆毀之前，維也納人最后一次齊聚這座宏偉建筑時的場景，因為這證明了他生活的社會環境對審美的熱忱。最后一場演出的帷幕剛剛落下，悲傷的觀眾紛紛涌上舞臺，只為能撿到一塊舞臺地板的碎片——“他們喜愛的藝術家們曾在這塊地板上演出過”。多年之后，在維也納環城大道附近許多資產階級裝飾華麗的家里，那些碎片“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盒子里”。茨威格總結道，這完全是維也納各階層參與的“對戲劇藝術的狂熱”。此外，這種強烈的癡迷——不只欣賞，還有吹捧——也促使藝術家在創造性方面達到新的高度，他宣稱，“當藝術總是在其成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師的地方達到它的頂峰。”他從紙張上抬起頭，滿目皆是墨綠和金黃色的棕櫚，是翠綠中掩映的山巒，是廣袤的空蕩蕩的天空，他生命中的那些人都去了哪里？茨威格是個精于世故的人，他原以為他已聽過世間所有的聲音，卻從未聽到過如他的新家這般的寂靜。

世上有一種天才，他們的獨樹一幟吸引著人們去探究在這些天賦異稟或邪惡之后的秘密。同時，世上還有另一種備受矚目的人，他們雖然不是天才，卻像是強效的透視鏡，折射出歷史上的重大時刻。

斯蒂芬·茨威格，這個富有的奧地利公民，焦慮的流亡猶太人，了不起的多產作家，不知疲倦的全歐人道主義倡導者，社交達人，無懈可擊的東道主，高貴的和平主義者，平民主義的捍衛者，神經質的感覺論者，愛狗厭貓人士，書籍收藏家，總是穿鱷魚皮皮鞋的人、衣著華麗、神情抑郁的咖啡狂熱分子，世上孤獨的心靈同情者，被定罪的謊言家，權貴的阿諛者，弱勢群體的捍衛者，隨著衰老開始變得怯懦，在死亡面前又成了一個堅定的禁欲主義者——斯蒂芬·茨威格身上兼具了人類社會中誘人和墮落的魅力。

時至今日，茨威格的作品在歐洲依舊擁有生命力。他的中篇小說在法國經常再版，而且總是登上暢銷書榜單，他的作品遍及商店的櫥窗和機場的傳送帶。茨威格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樣受歡迎，在德國和奧地利也有大批的崇拜者。但是在英語國家里，尤其是美國，茨威格的作品在幾年前卻幾乎絕跡。在我長大并開始接觸文學的歲月中，我從沒見過任何一部茨威格的著作，而我的朋友之中幾乎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當我了解到20世紀40年代北美的學者是如何狂熱地對茨威格進行研讀之后，他的作品如今這種大面積的絕跡令我非常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茨威格如此迅速地淡出了公眾的視野呢？

他幾乎所有的故事都在揭示戰前歐洲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生涯讓人了解到，在這種文化被翻譯成新世界的風格時，是具有煽動性的。茨威格的人生闡釋了在危機四伏之時藝術家的責任感這一永恒不變的命題：忠于靈感還是忠于人文關懷，政治在藝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藝術所發揮的教育作用。他的生平引出了人類的歸屬這一問題——是我們對家庭和民族的責任，還是最終理想的世界主義。他在寫作中描繪過的形形色色的生命，他在薩爾斯堡家中“露臺避難所”斑駁的樹蔭下，曾與許多歐洲的人道主義者和藝術家交談，這一切都使茨威格成為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里不可或缺的催化劑和重要的橋梁。在自傳《昨日的世界》的題辭中，他寫道：“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這句引自莎士比亞的話，在茨威格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著不同的詮釋。

茨威格意識到，他自己從榮耀到困窘的陷落只是歐洲所處的巨大困境的一斑。他在《昨日的世界》的序言中曾這樣宣稱：“從未有過像我們這樣一代人的道德會從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墮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但即使是這種共通的悲劇也無法緩解此般墮落對他造成的沖擊。自他被從歐洲文藝界的“奧林匹斯”驅逐至后來凄慘流浪的幾年中，他從未停止過詫異和震驚。“由于我脫離了所有的根系，甚至脫離了滋養這些根系的土地——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都真的非常少見。”他這種時不時源自“莊嚴不復”的想象的呼號，總帶有些殉難者的意味。

1941年夏，在由美國奔赴巴西的前幾天，茨威格寫下了這些序言。當時他住在紐約州的奧西寧并在這里完成了自傳的初稿。如果說他在彼得羅波利斯的家是偏僻、荒涼的，那么這所位于哈德遜河鎮，距新新監獄一英里之遙的住宅則是窘迫和孤獨的。洛特在給遠在英國的家人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奧西寧根本沒有什么事情可做，也沒有什么美麗的風光可以去欣賞。”茨威格的朋友朱爾·羅曼，歐洲筆會的主席，曾對這個他稱之為“陰森的郊區”的住宅提出過質疑，他擔心這樣的住宅可能會令茨威格的精神更加消沉。

在七月的一個下午，茨威格第一任妻子與前夫的女兒蘇斯·溫特尼茨在拉馬波路7號住宅的草坪上為他拍了一系列照片。他坐在一張藤椅上，同平時一樣，衣著整潔，一絲不茍：柔軟的淺色長褲，白色的襯衫和波爾卡圓點的領結。雖然已經59歲，但他修剪整潔的胡須和從額頭向后梳的頭發依舊漆黑，雙眼深邃。只有眼角的魚尾紋和嚴重的眼袋顯露出他的實際年齡。他身子前傾，翹著右腿，可能正傾向對話者。在那天拍攝的照片之中，有一張他姿態緊繃，表明他剛剛聽到什么感興趣的事情。另一張里面，氣氛放松下來，但他看起來卻仿佛是世界上最悲傷的人。在這兩張照片中，他的目光都透露出一種凝重。人們經常評論茨威格像鳥一般優雅的社交禮儀，但在這些照片之中，鳥兒卻一頭撞到它誤以為是天空的玻璃上。

在自傳中，他察覺到“在我的昨日和今天之間，在我的青云直上和式微衰落之間是如此不同，以致我有時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過的生活并不僅僅是一種，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幾種”。他被迫逃離了維也納，他在那里他長大成人，備受青睞，汲取文化養料并且成為咖啡館聚會的貴賓。茨威格在流亡美國期間經歷的戲劇般的絕境，對每個見過他的人來說，都是明顯能夠察覺到的。“我們都只是幽靈——或記憶而已”，茨威格總結道。

他向一個朋友概括自己當時的處境：“前任作家，現為簽證專家。”他們從1940年3月到1941年8月底離開奧西寧為止，帶有日期、印章、簽字和手寫號碼的領事圖章，還有入境信息極其詳細的登記和有效期，都被記錄在茨威格的英國護照上。滿滿19頁既稠密又神秘的記錄，仿佛是《天方夜譚》里刻著玄妙咒語的護身符。

原標題：《離開“昨日的世界”，遍歷世界的茨威格為何不知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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