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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領導與女子牽手逛街”事件持續引發討論。

6月8日，澎湃新聞《法治課｜“牽手逛街門”背后：街拍“反腐”的肖像權保護邊界在哪？》一文呈現了華東政法大學民商法副教授孫維飛的觀點，即若涉事二人未明確同意街拍攝影師將其肖像公開在抖音等平臺，則攝影師的上傳行為和網友的傳播行為，構成對二人肖像權的侵犯。

湖南省刑法學研究會原副會長、湖南省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原主任賀小電律師認為，“牽手逛街門”中，國企領導和女子在公開場合牽手，若網傳兩人存在不當關系屬實，系其對自身失德行為的自愿公開。基于維護社會良好風氣和不特定多數人的正常情感、審美等公共利益的需求，對這種官員偏離道德行為的監督，拍攝者和傳播者都不構成肖像權侵權。

北京德潤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家輝也持同樣觀點，她還認為，“即便目前尚未查實二人之間存在權色交易等涉及公域的腐敗行為，人們對其道德和操守的質疑也是正常的、合理的。因為惡猜公權力，是實現社會監督權的方式。”

此事源于一段發布在網上的“街拍”視頻，視頻中，中石油旗下寰球工程項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黨委書記、總經理胡繼勇與一女子在成都太古里商業街牽手逛街。有網傳消息稱，胡繼勇系有婦之夫，涉事女子董某槿為同公司職員，二人的牽手行為有失倫理規范和道德要求，這刺激到了網友的神經。事發后，中石油集團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項目管理分公司回應稱，胡繼勇已被免職并接受公司紀委核查。有媒體報道稱，涉事女子董某槿目前也被停職。

“若官員自愿公開失德行為，傳播不侵犯其肖像權”

當街拍攝影師將“牽手逛街門”視頻上傳至抖音平臺時，他或許沒有想到數日后會引發一番輿論風暴。一些觀點認為，即使是與情人牽手逛街，也屬于官員的個人隱私，此事件中兩人被“曝光”到網絡，屬于對二人隱私和肖像權的侵犯。

賀小電律師認為，該事件中不涉及到隱私權的侵犯，因二人的行為是在成都太古里這一繁華商業街、一個完全開放的公共場所。“如果是在私人場所，其隱私權應當得到絕對的保護，哪怕官員在賓館里與情人摟睡，也不能通過安裝攝像頭偷拍，因為那樣的話，所有的人都會人人自危，會引起整個社會的不安。但在進入房間前，均屬于公共領域，其應該意識到他們在向公眾公開自己的行為。”

那么，街拍攝影師對二人肖像進行拍攝并在網絡公開，是否侵犯肖像權？

《民法典》1018條規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權，有權依法制作、使用、公開或者許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在賀小電看來，“牽手逛街門”中，肖像權與隱私權很多情況是結合在一起的，二者相輔相成。隱私包括自然人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這些隱私很多時候可能與肖像無法分開，公開其隱私就會涉及制作、公開、使用其肖像的問題。若網傳信息屬實，公開某兩人的不正當行為，不公開其肖像，這種公開就沒有意義。“只要其言行是在公共場合，即使是其并不愿意讓他人知曉的隱私，仍然可以拍攝公開。在這種拍攝中，肖像是隱私的一部分。如果以肖像權保護為由而限制其并不屬于隱私的東西傳播，輿論監督就根本無法實現。”

《民法典》999條明確規定，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個人信息等。

賀小電認為，作為公眾人物，應當犧牲在公開場合中的一些精神上的人格權為代價，來換取引導社會朝著廣大公眾所希冀的理性、文明、健康的方式發展。比如，在“牽手逛街門”中，若網傳信息屬實，對于他們這種在公眾場合發生、已經進入公眾眼里、公然違反社會道德的行為，仍以肖像權加以保護，則不利于通過輿論監督揭露違紀違法行為、倡導良好的社會風氣。

“揭露公眾人物的不道德行為符合公共利益”

若網傳胡繼勇系有婦之夫情況屬實，其與董某槿逛街牽手行為顯然違反社會道德風尚。由于尚未有涉事者本人發聲或權威調查結論，二人當時是否“同意”拍攝并公開牽手視頻，仍不清晰。

對此，很多人提到《民法典》1020條第五款的規定，即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權人合法權益，制作、使用、公開肖像權人的肖像的其他行為，可以不經肖像權人同意。

那么，若當時確實未經其同意，街拍攝影師及“吃瓜群眾”傳播其肖像視頻的行為，是否可以獲得“公共利益”抗辯？

在劉家輝律師看來，對于公職人員而言，他們的行為和形象往往受到更嚴格的審視和監督，因為他們代表著公眾利益。“即便目前尚未查實二人之間存在權色交易等涉及公域的腐敗行為，人們對其道德和職業操守的質疑，也是正常的、合理的。因為惡猜公權力，是實現社會監督權的方式。”

賀小電律師認為，包括一定職位的干部在內的公眾人物從社會獲得的高收入、高名聲、高地位，有些并非完全基于其自身能力或付出而得到，因此，其應當犧牲另一些東西為代價。比如，他們應當有高于他人的道德和法律意識，在言行舉止方面遵守更多規范。

“對社會風氣能產生影響甚至引領作用的公職人員的公開言行，與主流且有助于社會正氣形成的觀念、審美、價值等出現偏差時，這顯然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情。尤其當他們在公共場所已經直接表現出失德行為時，若不進行揭露，無疑會給普通民眾造成跟風的惡果，正所謂上行下效。”

賀小電還介紹，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人格權編理解與適用》對于人格權侵權責任權衡中，還考慮到行為人、受害人的職業、影響范圍等因素。“在侵害精神性人格權的責任認定中，考慮職業因素有其必要性。從立法的目的來說，考慮職業因素并不在于對某些不同職業的人提供有區別的特殊保護，而是旨在平衡職業背后的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例如，出于對于公眾人物、公職人員的監督等，適度披露其收入、財產狀況等，或對其行為進行適度的評論或批評，其目的在于實現更為廣泛的社會利益，因而不應構成侵權。因此，基于這一立法目的，有必要保留職業作為精神性人格權侵害的判斷因素。”

“這說明，為實現更廣泛的不特定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在某些時候，屬于公眾人物的公職人員的姓名權、肖像權、隱私權等人格權，應當讓位于社會的監督權。”賀小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