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嚴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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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學”氛圍濃厚的晚明蘇州，有一位矛盾的名士。他位卑文高，官居六品而文傳海內，被譽為“一代文宗”；他思想兩極，雖宗奉“程朱理學”，卻踐行“陽明心學”；他褒貶不一，被奉為“明文第一”，又被貶為“徒詞費耳”。他就是歸有光（1507年－1571年），字熙甫，號震川，江蘇昆山人。

歸有光（1507年-1571年）

在中國古代的文學史上，文學可以分為“散文”與“韻文”，其中“散文”的地位又明顯高于“韻文”，因為古人認為“散文”乃是載道的工具。最為明顯的例子，古代的“四書五經”，除了《詩經》外幾乎都是“散文”，散文是實現政治理想較為重要的工具，所以一直為頂級政治家視作重要的載體。

文壇也因此出現一種現象：被譽為“文壇領袖”的人，不僅具有極高的文學成就，也同時在廟堂居于高位。比如寫《諫逐客書》的李斯是秦朝的丞相；江南華亭才子陸機是晉朝的關中侯、河北大都督；“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官至禮部尚書；創作《醉翁亭記》的歐陽修是宋朝的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是翰林學士承旨。

明 文徵明 醉翁亭記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種現象卻在歸有光身上打破。生于1507年的歸有光，嘉靖十九年中舉人；嘉靖四十四年中三甲進士，后任長興知縣；隆慶四年升任正六品南京太仆寺丞，最終死于太仆寺丞任上。縱觀他的一生，將近60歲才正式進入仕途，且最高的官位僅為正六品，并且在非政治中心的南京為官。其政治成就與政治影響力是歷代文豪中較低的。

但是按照歸有光的“應試學問”，卻不應該60歲才取得科舉的成功。因為他是同時代最優秀的八股文寫作者，自己的八股文被印成教材，周流天下，成為天下學子的典范。歸氏的八股時文在當時就名動天下，后世也一直被學習模仿。乾隆年間方苞奉敕編選八股文選本，編撰出《欽定四書文》。其中《欽定正嘉四書文》共6卷，選文112篇，選歸文最多，總計34篇。歸氏八股文的影響力，在他的《己未會試雜記》中有記載：

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為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

己未年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歸有光已經53歲。雖然他的文字中沒有記載當時幾位來自福建泉州學子的年紀，但是“少誦公文”，以為歸有光是已經去世的“異世人”，想來幾位學子年紀不是很大。面對這種青年后輩的仰慕與驚嘆，不知歸有光作何感想，與學生輩的孩子一起參加科舉考試，又是何等窘迫與尷尬。明代主要以八股取士，對歸有光這種八股文的專家，不是應該很容易考取進士嗎，為何會考了三十幾年才勉強中第？在舉業不順的同時，歸有光又經歷了長子夭亡、愛妻離世的悲劇。因此他在《與潘子實書》中痛罵道：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弊以極。

明 仇英 《獨樂園圖》局部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但是作為一名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他又必須通過考取功名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更要以此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死讀書的腐儒。就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下，歸氏的八股時文充滿著思想與深度，被人譽為“境界八股文”，橫絕當世并深深影響著后世。這也是歸氏以微末之身而登文壇之宗的原因。

造成歸有光科舉不順，宦途維艱的原因是他身上的第二對矛盾，亦即他一生為了迎合科舉，在筆下寫著程朱理學的思想，但是在做人讀書中又處處流露出對晚明心學理念的認可。明代以八股取士，明確規定必須按照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來解讀經典，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等著作更是成為天下學子的案頭書。而明代的蘇州商品經濟格外發達，講究解放人的天性，尊重個人利益的心學思想在蘇州占據主流。歸氏在散文集中許多描述親情的文章，正是他受到心學影響的表現。

南宋 朱熹 致彥修少府尺牘 臺北故宮博物院

在其代表作《項脊軒志》中，他以寥寥數百字，以一個項脊軒來回憶祖母、母親、妻子三代親人的故事。追憶母親時，因幼年喪母而缺少記憶，但是通過老嫗的“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一句，以一個“指叩門扉”的細節動作，表達了母親的細心與體貼，而且“指叩門扉”的動作可謂是所有做母親的人都曾做過的，讀來令人心領神會、感同身受。

“兒寒乎？欲食乎？”是最平凡的問候，是每個母親經常對孩子經常問的問題。歸有光通過最平凡的動作與問候，展現出母親的偉大。緬懷祖母時，以“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一句，表現了祖母看到孫子刻苦讀書，沒時間玩耍而感到心疼又以嗔怪的語氣調侃孫子，暗含著對孫子努力讀書來振興家業的認可。該問句內容平淡，卻在平淡中包含著心疼、嗔怪以及對孫子的期許。

明 周之冕 枇杷珍禽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

悼念亡妻時，以“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一句以樹喻人，睹樹思人，通過樹的“亭亭如蓋”表現了妻子逝世已久。該處不寫情卻處處皆是情，三十一歲的歸震川寫出了散文史上最抒情的一句話，通過最平淡的文字表達最深沉的愛情。

《項脊軒志》分成兩部分，前三段寫于歸氏18歲，后兩端寫于31歲，然而該文在結構上卻渾然天成沒有因為寫作時間的不一致而出現問題，文風也前后保持一致，用最平淡細微的情節，展現最真摯感人的親情。歸氏在該文中對女性的謳歌與頌揚是文學史上的一大亮點，突破了理學教條的束縛，展現著心學的光輝。

宋 佚名《浴嬰仕女圖》局部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歸有光在其文集中，反對將儒學分成理學與心學，認為理學與心學只是繼承了部分的孔孟儒學思想，它們是在割裂儒學。在對理學與心學進行否定的同時，歸氏卻又認同著朱王二人對儒學的貢獻。比如他一再肯定朱熹對于四書句讀的規劃與注解做出的貢獻，也接受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觀念。然而正是由于這種兼容并蓄的態度，使得當時與后世的人對他的評價呈現兩級化。

因為歸有光影響力較大，此處列舉四位態度比較典型的人物，作為對歸有光評價變化的參照物。

明中期文壇領袖 王世貞（1526年-1590年）

首先是歸有光同時代的文壇領袖王世貞，他和歸有光都是蘇州人，尊奉著“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口號，講求“句摹字擬，佶屈聱牙”。歸氏在《項思堯文集序》中憤怒地說：

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茍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

直接痛罵王世貞是“妄庸人”。王世貞也回擊道：“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把歸氏的文章比喻為秋天的陣雨，看起來下的很大好像一片汪洋大海，但是等到天晴后，就頂多留下一窩小水洼。然而在歸氏逝世后，王世貞卻作《歸太仆像贊》：

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其中“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一句極為貼切的展現了震川文風的樸實自然，也暗示自己的文章太過粉飾不夠自然，不及歸氏。“余豈異趨，久而始傷”一句更是為自己曾經貶低歸氏的行為而感到后悔與傷感。

明 王世貞行書詩卷（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王世貞所推舉的秦漢文風，注重探討重要的道德問題、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很少像歸有光這樣探討個人細膩的情感、家庭瑣事。這是二人沖突的根源。但是對其作品的優秀程度，王氏始終都保持很高的認可度。王氏點評歸有光，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無論是前期的批評，還是贊詞中的褒揚，全部都是以“水”這個形象開始展開比方。這就抓住了歸有光散文最大的特點，也是明代文學的一個新的方向，在晚明心學的影響下開始注重探索個人天性，解放自我。

明 王世貞行書七律扇面 故宮博物院藏

同屬明中葉的王世貞對歸氏的評論較為平和，而晚明的文壇領袖錢謙益卻化身震川先生的頭號粉絲，將歸氏推上“明文第一”的寶座。在《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中錢謙益極力鼓吹：“啟、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他收集整理了歸氏所有的文章，最終印行了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全祖望對此評價道：“古人文集……亦有多歷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傳，如虞山之于震川者。”錢謙益并非一開始就心向歸氏，在少年時學的是后七子，后來受到“練川諸宿”的影響開始接觸歸氏，在《讀宋玉叔文集題》中就詳細記載該段經歷：

浮湛里居又數年，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剽賊雇賃之病。

清 錢謙益楷書題滄桑仙奕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
錢謙益（1582年-1664年）

散文到了明代，因為歷代所定下來的需要討論道德、政治的傳統，題材已經難以為繼，需要撰寫文章塑造自身文名的人，都是需要從老題材中“剽賊雇賃”。而歸有光直指本心，從自身的經歷中撰寫文章，內容獨特，情感細膩，且不會與存世的道德文章相重復，受到錢謙益的喜愛。之后錢謙益終身都推崇歸有光，通過校刊發行歸氏文集的方式擴展震川先生的影響力，以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是頭號粉絲。

清 錢謙益等手札卷 故宮博物院藏

除了明代文人外，清初桐城派始祖方苞也極為推崇歸有光。當時的人對歸氏的評價充滿著片面與偏頗，因此他就言道：“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其道無由。其發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而有物者，則寡。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于繁者。”將歸氏的散文分成“鄉曲應酬”與“發于親舊”兩類，并評論應酬之作瑣碎無由不能代表歸氏的水準，而親舊之作卻“情辭并得”是其散文中的最高水準，也是歸氏名揚于世的原因。方苞還從歸氏散文的“物寡”、“近俚”中進一步推斷出，歸有光長期受困于舉業，導致他的文學水準被耽擱，未能沖擊向更高的水準。對此方苞深深為之感到遺憾與可惜。

清 方苞行書錄朱子語軸（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方苞（1668年—1749年）

有趣的是桐城始祖方苞極力推崇頌揚震川先生的散文，但是桐城殿軍晚清文壇領袖曾國藩卻對歸有光的散文評價頗低。當時的文人常常將歸氏與唐宋八大家中的曾鞏、王安石相提并論。曾國藩對此非常反感，痛斥道：“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為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為之。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并且直接說歸有光一生蹉跎于舉業，視野狹小，因此文章境界不高，也就寫親情的散文值得人稱道。對于歸氏的大量壽序文章，他不屑地道：“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徒詞費耳”。

曾國藩本人舉業順遂，年紀輕輕就身居高位，又平定太平天國，統帥湘淮軍政集團，自身閱歷眼界心性都是絕頂，自是可以將歸氏的文章評為“徒詞費耳”。但對于歸有光反對后七子，改變文壇浮躁剽竊風氣的事跡，他還是予以肯定，并評價道：“熙甫一切棄去，不事涂飾，而選言有序……不可謂不智已。”

上述四位從歸氏的文風、內容以及影響等方面進行了評價。造成他們分歧的根本性原因就是他們對理學與心學的看法。其中王世貞、錢謙益以及方苞都受到明代中期興起的晚明心學的影響，因此看歸氏極富心學內涵的散文時就會不自覺的認同與贊賞。而自清代中期理學復振，曾國藩本人更是一代理學大儒，自不會太認同歸氏的散文。

簡要來看，程朱強調“理”是一切的根本，要求“存天理，滅人欲”，將“理”捧上神位，而陽明則強調“心”是萬物的主宰，要求“人孰無心，道不外索”，一切都應該發自內心。不管是“理”也好、“心”也好，都是儒學融入佛教思想的產物，只是一個靠外在的“理”來規范自己，一個靠內在的“心”進行自我約束。

佚名 宋朱熹尺牘冊 墨畫朱子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由于程朱一派的學者大力宣揚“君臣大義”，因此被元明統治者確立為官方思想，并且科考內容也是程朱理學。但是隨著明中期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宣揚“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在民間越來越不受認可，而宣揚“心外無物，心即理”的晚明心學在民間大范圍的傳播。蘇州作為一個高度經濟化的商業城市，晚明心學更是存在于它的各個角落，而歸有光更是不知不覺中被浸染上了晚明心學的底色，最終造就了這一位矛盾的江南名士。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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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持：蘇州多棱鏡網絡科技

原標題：《江南名士｜歸有光與晚明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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