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科學家愛國、奉獻、治學、修身，永遠值得我去學習。

我先談談彭桓武先生：曾經有人問他當年為什么回國。大家知道彭先生在回國之前已經是愛爾蘭科學院的院士，彭先生回答是“回國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們現在知道他回國就是為了中華物理生根。

彭先生曾講過一個故事。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從高爐里鑄出的鋼錠是裂的。彭先生建立一個理論模型，通過這個理論模型推出一種工藝方案，使鋼錠不裂。后來，現場的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采取的辦法和他的是一致的，也表明這個模型是成立的。彭先生說他的這個模型后來也用在原子彈研究中。

彭先生是理論物理學家，他急國家之所急，發揮自己專業特長，為國家需求服務，同時又發展了理論。

彭先生說過“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就是“幾代師生耕造”，來實現中華物理生根。

在我們讀書期間最多的是討論“紅專”問題，現在有的年輕人問我什么叫“紅專”，“紅”就是思想好，“專”就是業務水平高。當時我們討論來討論去不是很清楚。

錢三強先生在一次報告中講，他自己是先“專”后“紅”，他說他的一位大學同學先參加革命，后來做了某一方面的專家，所以他的同學是先“紅”后“專”。一個是老革命，一個是大科學家，我們都覺得高不可攀。

后來陳毅元帥有一個講話，他說一個飛行員飛行水平特別高，飛機開上去跑了，這不行。另外一個飛行員，他的思想特別好，水平差，上去被人打下來，這也不行。必須要能把飛機開上去，把敵機打下來，這就是“又紅又專”，我們覺得這種說法是大家可以努力去爭取做到的。

“紅”不在于參加了多少政治活動，而在于內心深處的信念。“專”要全身心地投入，不斷提高業務水平，努力把組織上交給的任務完成好。

在讀書和工作中，我聆聽過很多有名老前輩的授課和報告。

我有幸參加了聶榮臻元帥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聽到了老院長周光召的發言，非常令人感動。

他說，第一，他的社會關系一塌糊涂，但是組織上還是信任他，讓他去搞原子彈。第二，在第一次見到聶榮臻元帥的時候，聶榮臻元帥問他，哮喘的毛病怎么樣了，這讓他非常感動。他當時還不到30歲，一位元帥這么關心他，組織上對他信任，就更要全身心地投入，把工作做好。

大家知道周光召院長參加原子彈的工作之前在粒子物理方面發表了重要的文章，國際上的同行都奇怪這么好的文章，這個人怎么不見了，沒有文章出來了。在改革開放以后才知道為了國家的需求他調去搞原子彈了。

下面我談談在物理所工作多年的洪朝生先生。

就是他帶領團隊研制了中國第一臺氫液化器，中國第一臺氦液化器。這些技術也轉移到了其他部門，如航天等。有了低溫條件才有后來的超導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包括現在我們進行的玻色-愛因斯坦凝聚，以及一部分量子計算方面的研究。

實際上，洪先生回國之前在半導體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與另外一位合作者第一次提出半導體雜質導電的概念，這個工作是半導體研究的經典之作。也是后來安德森解決局域化問題研究的第一個實驗結果。

回國前，錢三強先生通知他先搞低溫。另外給了他10萬塊錢買一些設備。洪先生服從國家的安排，義無反顧地把低溫條件建立起來。上世紀90年代他在低溫中心（現在理化所前身）建立了一個低溫物理實驗室。

楊振寧先生曾問我：物理所有沒有搞極低溫和玻色-愛因斯坦凝聚的？洪先生同樣想到這個問題。他對國家科學發展上未來需求的敏銳判斷是很有前瞻性的。他雖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初衷不改，為國家奠定了低溫物理與技術的基礎。

冷板凳并不總是冷的，盡管遇到很多困難，在研究過程中，越做也越有興趣。興趣很重要，你有癮了，會非常愿意做它。

另外，就是堅持做某一事情有一個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產生的認識上的升華。這個升華可以意會不能言傳。有這種認識以后，你突然對你從事的工作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往往說不清楚，有時你作這個決定，最后這個決定就是對的。

以前的例子不說了。最近的例子，我們團隊做出了五個1結構的鐵硒基超導薄膜，臨界參數都很高，也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物理工作。這個新超導體是中國科技大學陳仙輝院士發明的。我們是用水熱法做出薄膜，到目前為止，還是第一家，也是國際上唯一的一家。

但如果你問當初是怎么想出來用這種方法的，還真說不太清楚。可能是上面說的長期積累之后產生的直覺吧。

特別要指出，這40年大環境是安定的，非常重要。盡管遇到一些困難和挫折，你還有別的選擇，還可以翻身，打破瓶瓶罐罐重新來，仍然可以堅持。

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老紅軍的精神和老一輩科學家愛國奉獻精神感召下成長的。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我拿什么獎，我在大學也沒有想到自己最后當一個科學家。

中國科技發展是舉世矚目的。我自己覺得作為我這一代人，最安慰的是“我奉獻了”。

（文章根據中國科學院“講愛國奉獻，當時代先鋒”主題活動時趙忠賢院士的報告整理，有刪節 原標題：老一輩科學家的精神帶給我們什么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