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華錄》劇照。

“接吻只是一件小事”，但這是情愛史、日常生活史、風俗史不應缺少的一環。

?記者/蕭奉

如果你對中國現代學術史感興趣，那一定要知道胡文輝，他的《現代學林點將錄》盤點一百多位學者的學術生涯，廣搜異聞，識見敏銳，被稱為現代學術的“夢華錄”、現代學人的“思痛錄”。

如果你對陳寅恪的生命和思想有過好奇，那么胡文輝的《陳寅恪詩箋釋》也是必讀的書。他不僅僅熟悉陳寅恪，在學林掌故與近現代史上也用力極深，能把學者的著述、遭際與時代變化相勾連，寫出了一部沉痛的詩史。

現在，他推出了一本新書叫《接吻的中國史》：從《易經》咸卦說起，廣泛搜集歷代詩詞曲歌小說、出土文獻、漢墓畫像石、明清春宮畫來說明古代中國人也接吻并且善接吻，其中還有接吻的語言學、游戲文學、東西方比較、口臭問題的解決等研究。

相比學術史上的大事和大人物，接吻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有什么好研究的？

胡文輝解釋說：“古代中國人之于接吻，雖不及西方人那么熱衷、那么高調，卻絕非不存在，也自有其‘吻的文化史’的。在日常生活中，在影像世界中，中國人今日已司空見慣者，在史學上卻無人問津，這是一個悖論。所以有此作也。”

鉤沉史料，發前人之所未發，是胡文輝的本事之一。《接吻的中國史》不是一本大書，卻可以一窺胡文輝的學術趣味和研究方法。

《接吻的中國史》

胡文輝 著

后浪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6

每個人普通人都做的事，就值得研究

新周刊：關于此書的緣起，你在后記中談到，這是2008-2009年間讀趙翼《甌北集》時發現“卻漸老去風情斷，方與佳人接舌來”一句，由此想到中外接吻文化之差異，開始隨時記錄相關史料。當時為何覺得接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胡文輝：研究歷史問題，或許可以說有兩種不同的入手方式：一種是你覺得某個問題重要，然后就圍繞這個問題來讀書，來搜集材料；一種是你發現了某些有意思的材料，然后就從這些材料開始繼續積累，并注意相關的領域或學科狀況。

我研究接吻史，應該算是后一種類型，就是材料優先。當然，就算是材料優先，材料本位，前提也是我覺得這些材料涉及的問題是有意思的，具體到接吻這個問題，當然我也是認為，從歷史上來說它不但有趣味，而且是值得研究的。

至于什么問題是重要的，這個值得多說幾句。我覺得歷史上重要的東西，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當然是事件史的，有關的人、事、物或制度，對天下大局影響巨大，這是我們熟悉的歷史研究對象；還有一種是生活史的，是日常生活離不開的，比如衣、食、住、行、性，這些我們過去往往不將它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但這是當時每個普通人都做的事，你說它不重要嗎？接吻問題就屬于這樣的研究對象。

新周刊：為何接吻在中國史學上長期無人問津？你也提到，曾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人過去是不接吻的，你在書中用很多史料及研究反駁了這一點，也提到了張競生、周作人、葉靈鳳對接吻的討論，但他們當時的討論還很粗淺或很偏頗。

周越然1937在《晶報》也譯介過西方與中東文獻中關于接吻的材料，對中外的接吻文化進行了初步的討論，他似乎是比較早的從生理和人倫上指出，在中國“接吻一事，實與開天辟地同時”。但在這之后，相關的歷史研究甚至討論似乎都很少。你如何理解接吻史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胡文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有關接吻的史料很少，所以很難展開歷史性的研究。相反，我現在之所以會寫成一本書，也正是基于史料的積累。傅斯年說“史學就是史料學”嘛，史學當然不只是史料，但史料是最根本的。

至于接吻史在學術上的意義，我倒不認為有多大，就像我在書里說的，“接吻只是一件小事”。不過，至少這是情愛史、日常生活史、風俗史不應缺少的一環。

《倩女幽魂》劇照。

新周刊：本書正式撰寫是在2020年，一個不鼓勵接吻的時期，讓這個研究別有意味，令人想到潘光旦在1930年代譯介《性心理學》，陳寅恪晚年寫《柳如是別傳》。當時寫這本書的過程是怎么樣的？

胡文輝：那段時間正在隔離，我正好一個人住在放書的地方，有時間寫較長一些的東西。而正常的時候，我需要兩頭跑，有近一半時間住在父母家，需要幫忙帶小孩。

最適合接吻的地方，是遠方

新周刊：很多人第一次看見接吻是在電影里。帕慕克在《純真博物館》中說：“和世界上大多數人一樣，我也是第一次在電影里看見接吻的，我被震撼了。這是我和一個漂亮姑娘一生想做的，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除了在美國的一兩次偶遇，其實三十年來我不曾在銀幕以外的地方看見過一對接吻的人。影院，不僅僅是在童年，在那些年對我來說也仿佛是為了看別人接吻而去的一個地方。”

在你的觀影史中，你記得第一部看到吻戲的作品是什么嗎？當時是什么感受？

胡文輝：帕慕克的話很有意思，也提醒我們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看見的接吻，絕大多數其實都來自影視或圖像。確實是這樣的。比如我，大約只見過路邊的陌生人接吻，但沒見過熟人在我面前接吻。我肯定看過《廬山戀》，但完全沒印象了，包括接吻鏡頭。印象最深的吻戲，當然是《天堂電影院》那段“吻戲片斷合集”，這幾乎是我最喜歡的電影。

《羅馬假日》劇照。

新周刊：你在書中提到，接吻變成一種全球性的愛情象征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就是在流行文化和大眾電影的推動下才形成的。在西方，親嘴、親臉也并不是所有地區、所有時期都流行的社交風俗，羅馬皇帝提比略曾經下令禁止接吻，認為接吻有害道德和衛生。為什么是親嘴式的接吻成為了全球性的、愛情的象征，而不是吻手、吻臉或者更單純的親密動作？

胡文輝：首先當然是因為西方的強勢，它的技術、文化乃至軍事力量，使它成為近幾百年世界的中心。我們當然更容易接受“中心”的影響，古往今來都是如此。

古代的中國是東亞的絕對“中心”，所以朝鮮、日本也更容易接受中國的東西，正如我們今天接受西方的東西一樣。所以，西方的風俗和文化往往成了世界的樣板，接吻只是這些樣板之一而已。

相對來說，形而下的東西，比形而上的東西更容易被接受，尤其是物質文明，也包括接吻這種大眾性的習慣。

《勝利之吻》，歷史上最著名的接吻照之一，為攝影師阿爾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拍攝于美國時間1945年8月14日的紐約時代廣場。

新周刊：中國從中古以后，愛情觀和性愛觀為什么趨向開放？

胡文輝：外來文化的影響也許是一個因素，即陳寅恪所說的“胡化”。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也討論了這種風俗文化的“胡化”。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貴族階級的消解，貴族階級所講求的禮儀也隨之消解，整個社會變得更為世俗化了。

但所謂“走向開放”這一點，恐怕也不能夸大，在中古以前，是不是就一定很保守呢？也許只是性愛方面的史料很少保存下來而已。

新周刊：雖然接吻是開天辟地就存在的親密行為，但在現代以前，中國的接吻行為一般都是私密狀態的。留洋學生應該是中國第一批學會公開接吻的人，除了書中提到的張競生，還有哪些人是“飲頭啖湯”者？

胡文輝：我研究接吻史，重點是古代，價值也主要在古代，越到后邊，材料越多，我就無力涉獵太多了。所以，這個問題我不好回答。

我的書印出來之后，我才搜到一個帖子，是幾年前發表的論文，《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國的受容與變遷》。由這篇論文，我才知道，二十年前已經有了一本叫《不吻你可不可以——中國親吻亞文化》的書，我的書已不算是第一本接吻史了。

那本書在古代方面比較薄弱，主要是綜合前人的東西，但明清小說和民國作品的例子都很多，比我掌握得豐富。至于那篇《西方接吻文化》的論文，因為寫得比較晚，已經有了新的搜索條件，所以民國的材料更加豐富。所以，關于近代以來這個時間段，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這兩種論著。

《時空戀旅人》劇照。

新周刊：接吻可以說是一種現代化、城市化的產物和標志？在中國，接吻的流行和城市化是同步的。

作家夏天敏在《接吻長安街》中寫過一個農民工，他的愿望是與自己的戀人在長安街接吻：“盡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變什么，我依然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無定所，拿著很少的工錢，過著困頓而又沉重的生活，但我認定至少在精神上我與城市人是一致的了。”

在某種意義上，當初的留洋學生就是中國最早的進城者。有意思的是，城市可能提供了一個適合公開接吻的環境，即時在今天，鄉村地區的接吻仍然是私人狀態下的。

胡文輝：《接吻長安街》這個文本，也許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覺得它的重點，不在“接吻”，而在“長安街”。在長安街接吻，只是代表了他能跟戀人相聚在北京，相聚在大都市。我覺得城市人接吻，也大多數是在私人狀態下的。最適合接吻的地方，恐怕不是城市，而是另一座城市，是遠方。

《去有風的地方》劇照

跟著興趣走，跟著問題走

新周刊：本書講完接吻史之后，還有一個外編《中國人的口臭問題及其解決——接吻的關聯性研究》，也很有意思。接吻從私密行為變成公開行為，個人衛生問題的解決似乎是決定性因素。

不只中國人如此，西方人似乎也是這樣，周作人曾引用羅馬詩人Martialis的一段記錄：“外出十五年后，回到羅馬來，它給我這許多接吻，比勒思比亞（Lesbia）給加都路思（Catullus）的還要多。各個鄰人，各個毛臉的農夫，都來親你一個氣味不佳的嘴。織布匠來逼你，還有洗染店和剛才親過牛皮的皮匠；胡子，獨眼的紳士；爛眼邊的，和有稀臭的嘴的朋友。這真不值得回來。” 談談你對口臭問題的研究是如何開始的？

胡文輝：接吻與口臭問題，是一個最基本的常識了，每個想接近異性的人都知道的。研究這個問題我覺得是順理成章的，難只難在怎么去研究它。

以我所知，確實沒有太多現成的研究可以依賴。研究最多的，似乎是刷牙和牙刷的起源問題，還有關于口腔衛生問題的研究，因為這些是屬于醫療史范圍的；還有的人專門研究《金瓶梅》，因而研究了里面的“香茶”，也就是當時的口香糖。但“正經”的醫療史研究，大約不會從“口臭”這個很世俗很日常的角度入手，所以這個“外編”，對于口臭和相關的口腔衛生問題，可能是做了一個前人沒有做過的綜合。

新周刊：在中國，接吻的去性化，似乎和體育運動有關系。蔣子龍在一篇《談“吻”》的文章中說道：“自悉尼奧運會開始，中國運動員獲勝后有一個非常搶眼的動作，那就是吻。或吻運動衣胸前的國徽圖案，或蹦著高地雙手向觀眾拋飛吻，或一次又一次地吻自己的金牌，或擁吻教練員……大吻特吻，吻得比西方運動員還溜乎，這個中國人以前喜歡在私下里進行的動作，開始公開張揚。”

胡文輝：這個我覺得不是因，而是果。

新周刊：有的心理學和性別研究認為，“相較于女人，接吻似乎對男人來說并沒有非凡的意義，他們只是將接吻看作親密關系的一種日常行為，甚至只是當作親密行為的前奏”。你認為是這樣嗎？

胡文輝：我一直沒有認真看過《老友記》，可能是因為里面基本都是對話，廣州人說的，“口水多過茶”，不是很對我的胃口。前幾天我試著從頭看了幾集，第二集開頭恰好講到男人女人對接吻態度的不同，里面有個男生就說：“接吻就像一個出場秀，你得忍著看完這段出場秀，然后才能看到真正的表演。”這大約可以印證心理學家的看法吧。

或者可以這么說：對于接吻，相對來說，女性更容易受文化想象的影響，而男性更容易服從本能。

《老友記》劇照。

新周刊：你在書中專門有一章介紹接吻的用語，考證出了“接吻”乃漢語原有的詞，這一詞先傳入日本，日本人用來翻譯kiss，然后再傳回中國。這個過程中，中國學者似乎曾經用過別的詞來翻譯kiss，比如周越然曾提到“開始”，即kiss的音譯。這個翻譯倒也頗有趣味，恰好表示kiss是性愛或戀愛的開始。方言中有一些別的說法，比如粵語有時稱之為“打茄輪”。關于接吻的語言學，還有看到其他說法和材料嗎？

胡文輝：形容接吻的方言，各地都有，我也見到有一篇專門的論文，但這個問題超出了我的范圍，也超出了我的能力。

最近知道成都人將接吻叫做“打啵兒”，但寫成書面時，往往寫作“打吅兒”。這個“吅”字，本來并不讀“啵”，所以我認為成都人是有意借了“吅”的字形，以表示口口相接，這跟明清小說里的“做個呂字”是差不多的手法。

據喬納森在直播里介紹的，西方有著作專門搜集了關于接吻的詞匯，洋洋大觀。還有日本也有關于接吻的辭典，但這些我更加沒有能力討論了。

《花束般的戀愛》劇照。

新周刊：你的研究興趣很廣泛，早期做過中國方術史，后來研究現代學術史和陳寅恪，再后來廣泛涉獵各類文史考證，還做過金庸小說研究，最近幾年對詩詞似乎也花了不少功夫，寫了很多古典詩。看起來相當駁雜，但感覺又很胡文輝，比如有一篇小稿子分析老外為什么喜歡長得“丑”的中國女人。

能否說說，你的研究趣味是如何形成的？在選擇研究題目、決定什么值得搜集史料時，你有沒有一個偏好和標準？

胡文輝：或者有人覺得我很“博”，或者有人覺得這其實是“雜”，但對我來說，只是本當如此，我只是跟著興趣走，跟著問題走。只要覺得發現了新的問題，或者對某些問題有了新的看法或新的材料，那就圍繞著這個問題來繼續研讀，繼續跟進，這樣往往就會介入不同的領域或學科里。

領域和學科本來就是一種“路徑依賴”，它是有用的路徑，但絕不是唯一的路徑，問題本身是不分領域和學科的。

當然，問題是多種多樣的，肯定有些更重要，有些不太重要，有些更有趣味，有些更有關懷 。肯定有人會覺得，研究接吻問題是無聊的。比如傳聞康生說過：“我用腳趾頭夾著筆來寫字，都比郭沫若寫得好。”

我以前為此寫過一篇考證文章，追溯這一修辭的來歷。然后，就有個歷史學家覺得我這樣很無聊。

就像陳寅恪考證楊貴妃入宮時是不是處女，錢鍾書就覺得很無聊。還有人覺得，伯希和研究了很多不重要的問題。我以為，伯希和、陳寅恪并不需要我們來為他們辯護。我也不用為自己辯護。

不過需要承認的是，我有很多的題目可以寫，先寫一本接吻史，確實是考慮到這個題目更加應俗。

新周刊：現在除了一些小題目，你還有在進行一些比較大的研究嗎？什么研究在你看來應當寫成札記、論文和專著？

胡文輝：大的題目不容易有集中的時間去做，而且我興趣太多，所以近期基本都是寫一些小題目。寫成多大的篇幅，是札記、論文還是專著，自然應該以內容的新意來決定。只有一點新材料、一點新意見，就不必大費周章地綜合成一篇論文，如此類推。

胡文輝的書房。/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早年曾有媒體到你的書房進行拍攝和采訪，很多讀者對你的藏書量感到震驚。現在十幾年過去了，你的藏書量還在增加嗎？

胡文輝：買書是一件騎虎難下的事……

新周刊：你現在每天的閱讀習慣、寫作規律是什么樣的？

胡文輝：跟孩子在父母家，就多翻書；在自己放書的地方，就多寫東西。

新周刊：最近有沒有讀到一些有意思的新書？

胡文輝：我很少讀剛出版的書。新書往往等到5折時才入手，入手了也往往放了很久才看，看的話也往往看得很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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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蕭奉

校對丨楊潮

原標題：《接吻的中國史，比你想象中更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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