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眾多弟子中，張仃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關于張、齊之緣，人們可以從各個角度展開論述，這里僅取張仃珍藏的齊白石畫作，窺一斑而知全貌。

齊白石眾多弟子中，張仃是一個特殊的存在。由于組織紀律，他未能按照規矩在師傅面前行傳統的叩拜禮，因而受到一些齊門子弟的質疑。然而在精神上，張仃對齊白石的藝術早已五體投地。他對齊白石的崇敬之意，在《大匠之門》一文中有充分的表露。

關于張、齊之緣，人們可以從各個角度展開論述，這里僅取張仃珍藏的齊白石畫作，窺一斑而知全貌。

已知張仃生前藏有齊白石繪畫五件：《櫻桃》《紅荷》《竹籬葫蘆》《葫蘆》《柳下牯牛》，件件皆精品，而且每一件背后，都有引人入勝的故事。

《櫻桃》人們較熟悉，它常年掛在張仃紅廟北里寓所的客廳里，與主人朝夕相處，相看不厭。畫僅兩平尺，題材也平常：一只灰色的民間青花大瓷碗，盛滿櫻桃。內行知道，櫻桃缺少形色變化，不容易畫好。到齊白石筆下，情形就不同了，隨意而巧妙的布局，加上靈動顧盼的焦墨短線——果柄，顆顆櫻桃頓時生動起來，散落碗外的櫻桃，與碗內的又形成微妙的呼應，在裝飾味十足的瓷碗襯托下，顯得光彩奪人。力透紙背、筆雄墨壯的題跋——“若叫點上佳人口，言事言情總斷魂”——占據畫面將半，使畫的意境更加開闊神奇，令人回味無窮。款識“張仃先生正舊句，庚寅九十老人白石”。

《櫻桃》

庚寅即1950年，那一年，齊白石的實際年齡為八十八歲。如此耄耋老人，筆力依然如此雄強，而且春心不泯，真是令人詫異。那么，張仃又是如何得到這幅畫的？

在后來的系列訪談中，張仃的學生、中央工藝美院的羅真如先生為筆者解開這個懸念。時過境遷，年逾古稀的羅真如依然清楚記得，那是1959年夏在頤和園北宮門附近的松林里，張仃給工藝美院裝潢系學生上國畫寫生課時，自然引出的故事。當時張仃身穿帶小破洞的白色汗背心，興致勃勃，侃侃而談。以下是筆者根據羅真如的講述做的“場景還原”——

1950年夏季的一天，張仃提一筐櫻桃去見白石老人，因為不久前，齊白石曾答應過為他作畫，一直沒動靜，張仃等不及了。到了西城跨車胡同的“鐵柵書屋”，老尹為他開門。見了張仃，老人也不客套，收下櫻桃，讓了座，就徑自往畫室走去，張仃緊隨其后，想親眼觀摩藝術大師怎樣運筆揮毫，卻被老人攔在畫室門外。張仃只好在客廳坐下，耐心等候。一小時過去了，不見老人出來，兩小時過去了，還不見出來，張仃覺得納悶，原以為齊白石作畫出手很快，看來并非如此。又過了一會兒，老人略顯疲憊地從畫室里出來，把剛畫完的《櫻桃》交給他。看了畫，張仃眼睛一亮，恍然大悟，心中涌起無限的敬意：“老人作畫竟是那樣認真，一絲不茍！難怪要花那么長時間，也許，他畫了不止一幅，不滿意的，全都扔進廢紙簍了。”轉而又想：“也許，因為我也是畫家，又是中央美院的教授，所以格外用心……”心里不無幾分得意。

眾所周知，齊白石喜歡畫荷花，擅長畫荷花，同類題材的作品不計其數，論筆墨之老辣、構圖之飽滿、視覺沖擊力之強烈，恐怕要數張仃珍藏的這幅《紅荷》為最。此畫的創作過程，張仃四十年后依然記憶猶新——

辛卯（1951）年元旦，可染約我同去給老人拜年。當時老人客居在一位將軍家中。我們到后老人早餐已畢，精神甚好。老人元旦試紙，可染幫助磨墨，我為理紙。我們想看齊老畫長線，提議畫殘荷。因老人晚年畫殘荷很多，筆墨生辣，構圖奇特，集老人平生藝術修養之大成。老人寧神片刻，提筆落墨如錐畫沙，數尺長線緩緩而出，互相參差。老人以一生制印經驗，計白當黑。不久，荷桿主要構架形成，又以赭石寫出大面殘葉，以胭脂畫花，一大一小。隨后又反復推敲，增添小荷桿，更加疏密有致，于是落款辛卯元旦九十一歲白石老人。（張仃：《李可染藝術的師承與創新》）

《紅荷》

這段文字，詳細記錄了白石老人從容不迫、收放自如的作畫過程，同時也記下了張仃對齊白石的虔誠與崇拜之心。文末一句中“落款”兩字的后面，張仃省略了“張仃先生法論”一句，表明他的謙虛。《紅荷》的獲贈，與半年前的《櫻桃》有所不同。那次張仃被婉拒于畫室之外，這次卻與齊白石的得意門生李可染一起，為老畫師理紙研墨，親眼觀摩運筆之道，宛如弟子。

《竹籬葫蘆》

相比之下，《竹籬葫蘆》的收藏更具一波三折的傳奇性。1953年某一天，張仃忙里偷閑，來到和平門琉璃廠，走進一家畫店，感到氣場有點異樣。果然，琳瑯滿目的文物字畫叢中，一幅尺幅不大的水墨圖，在獨自熠熠生輝，令他血脈賁張：這不是白石老人的手筆嗎？畫的是竹籬與葫蘆，筆墨酣暢沉雄，舉重若輕，精妙無比，附紙還有題跋：“手妙紙佳方有此畫（三尺紙之竹籬葫蘆也），百年后若不值百金，白石作鬼也應痛哭。壬申五月書此，附畫自藏。”看到這里，張仃的心狂跳起來，原來是齊白石自藏的心愛之物，七十歲創作的精品佳作！不知何故竟流落到此地。張仃不假思索，當場按價買下這幅畫，直接送到齊宅。老人見了，驚喜交集，驚的是自藏的寶貝被盜流出市場而不知，喜的是完璧歸趙，感慨之下，老人抽紙提筆，寫下：“此葫蘆是張仃弟所寶藏，他人不得竊奪去。九十三歲白石重看加記。”鄭重將畫交于張仃。張仃將畫送到畫店重新裝裱，齊白石的兩段跋并列于詩堂，給畫增加了無限興味。這幅作品一直珍藏在張仃身邊，直到特殊時期被抄走。所幸十年之后發還，完好無損，真的應了白石老人“他人不得竊奪去”那句話。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補題的跋上，對張仃的稱呼是“弟”，而不是“先生”。這一改稱很重要，表明張仃與齊白石的關系發生了質的飛躍。

《柳下牯牛》

可與此互證，那一年，張仃獲贈《柳下牯牛》。畫面柳枝環繞，一頭健碩渾厚、寫意味十足的牯牛，屁股朝向觀眾，通體以淡墨染成，墨色變化微妙，唯獨尾巴以濃墨重筆寫出，生意盎然，頗有不可一世的勁頭，幽默之情，溢于畫表。題跋這樣寫道：“仃也吾弟也，此小幅記之其事，九十三白石。”齊白石再次稱張仃為“弟”，而且是“吾弟”，比之《竹籬葫蘆》，更具親昵味、游戲味，已是宛如家人。

最令人拍案叫絕的，還是齊白石的絕筆《葫蘆》，畫面上一大一小兩個葫蘆，藤蔓紛繁，互相纏繞，落款是“九十八歲白石”，其中繁體的“歲”字筆劃寫錯。這一年，老人自署年齡應為九十七歲（實際年齡為九十五歲）。可見，老人是在神志恍惚的狀態下作此畫的。關于這幅作品，評論家王魯湘有細致生動的描述——

《葫蘆》

這張絕筆《葫蘆》一直秘藏于張宅，從未發表，但它卻是京城美術界一個少數精英圈子里的赫赫明星。張仃先生對我說，當年隔一段時間，李可染、鄒佩珠夫婦，黃苗子、郁風夫婦，光宇、正宇昆仲及少數張仃密友，就要相約結伴來到張宅。張仃知道他們為何而來，總是沏上清茶后，恭恭敬敬從畫室取出這張《葫蘆》掛于墻上，于是大伙兒就開始唉聲嘆氣，嘖嘖連稱，繼而有大呼擊案的，也有拍腿拍到別人腿上的，如此這般，如醉酒似的瘋狂一陣，于是散去。過些日子，再如此這般來一遍。鄒佩珠先生回憶說，隔日子長了沒看這幅畫，就像得了病似的，看完這幅畫就像過足了鴉片癮似的，精神頭也足，人也興高采烈了。我問：這幅畫妙在哪里？她說她也問過李可染同樣的問題。李可染就回答兩個字：“絕了。”又問：為什么絕了？可染回答說：老人家畫到這個歲數，糊涂了，連字都不會寫了。當時寫這個“九”字，就問可染：這個九字是往這邊拐還是往那邊拐啊？等到寫“歲”字，怎么也記不起來，就寫成現在這個樣子。人糊涂了，只能畫自己最熟悉的物件，當然也就是最簡單的物件，那只能是葫蘆，而不可能是別的如牡丹之類。即使是畫了一輩子的東西，信手畫來，還是因為神志恍惚而出錯。點了黃顏色畫葫蘆，這沒有錯，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但用淡墨畫葉子時恍惚了，畫成了葫蘆樣子，而且居然從大葫蘆留白的地方冒出兩筆淡墨，好像這葫蘆穿了個洞。等到用濃墨畫藤時，又恍惚了，畫著畫著就勾成葫蘆的樣子了。但這都不要緊，老人完全是在糊涂狀態下用本能在作畫。這幅畫最絕的是藤蔓，用筆用墨已經是天籟，是神在走，而不是手在走，筆墨中包孕的精氣神完全超越了白石老人的身體健康的狀態，是一種修養在完全自由自在自為的狀態下釋放，一個中國畫家只有到了這個境界才談得上是“天爵”，與此相比，包括白石老人以前的作品，所有人的畫都只能算是“人爵”。

那么，張仃又是如何成為這幅《葫蘆》的收藏者的？這肯定是書畫愛好者關心的問題，其中必有曲折動人的故事。遺憾的是，包括王魯湘在內，已經沒人能夠解開這個謎。由于張仃的低調、沉默，加上當事人均已離世，此事將成為永遠的秘密。然而有一點是肯定的：作為齊白石的知音、真弟子，張仃成為絕筆之作《葫蘆》的收藏者，是順理成章的，也是令人欣慰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

癸卯年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