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個奇跡》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越來越看不懂文字了？它們有時會以極其復雜的構成出現——夾雜著emoji圖標，諧音，還有如nsdd、yygq之類的中文縮寫字母。撞上這些句子時，理解起來簡直就像解謎。但與此同時，好像我們也確實不那么會使用文字了，我們能嫻熟的使用表情包，能明白一個看似友善的emoji符號背后表達的深層含義，也能快速適應當下最流行的新梗，但真正的文字呢？好像有點無從下手。

就好像，文字，在褪色一樣？

克羅地亞荷蘭籍作家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在一次主題演講中曾提到：“現在，不僅僅是兒童，成年人也開始依賴縮寫和表情符號。我們的情緒也改變了。同樣出現變化的，還有我們的感官、我們的規范、我們的交流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我們的時間感。”

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對文字褪色的敏感與重視，來源于她與文字相處過程中的獨特經歷。她于1949年3月29日生于前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后，流亡歐洲，一生反對戰爭及民族主義。她始終堅持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寫作，致力于推動母語的開放性，維護文化的連續性。

她一直不斷追問“語言”、“文字”與“內在記憶”之間的關系，試圖像保護野生動物一樣保護文字。2023年3月17日，杜布拉夫卡因病逝世，享年73歲，而她留給我們了一條可以深潛入文字和記憶的小徑。沿著這條小徑，不斷深入語言和敘事的內部，或許我們也能體會到曾經在她體內翻涌過的關于人類心靈幽微與群體命運的無常瞬間。

目前杜布拉夫卡的兩部小說《狐貍》與《疼痛部》已經來到中文世界，即將出版的還有《無條件投降博物館》《多謝不閱》《芭芭雅嘎下了個蛋》等。

下文為《衛報》的悼念文章，也是一幅鮮活的生平與創作肖像，作者是Marina Warner，理想國全文翻譯如下，與中文讀者一同懷念杜布拉夫卡。

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

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i?），1949年3月29日生于前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后流亡歐洲，一生反對戰爭及民族主義。她堅持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寫作，但拒絕承認自己是克羅地亞作家，而是將自己定義為“跨國界”或“后-國家”的寫作者，致力于推動母語的開放性，維護文化的連續性。

以自身經驗為源泉，杜布拉夫卡多年來一直在書寫“故國”“戰爭”“移民”“流亡”“同胞”，但她不甘于只做時代的記錄者和見證人，而是不斷深入語言與敘事內部，探索人類心靈的幽微角落與群體命運的無常瞬間，以復雜的結構、有力的意象、準確的修辭，將歷史與記憶妥帖地安放在文學的世界，呈現了一種極具反思能力的移民文學樣本，同時也是一部綿延無盡的命運組曲。

杜布拉夫卡長年盤踞諾獎賠率榜前列，同時也是歐洲極為重要的知識分子型作家，《衛報》贊稱杜布拉夫卡是“你從未聽說過的十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蘇珊·桑塔格對她也極為珍視：“一個值得被仿效的作家。一個應當被珍惜的作家。”約瑟夫·布羅茨基更是不吝贊美：“看清這個世界的黑暗需要一雙局外人的眼睛：杜布拉夫卡·烏格雷西奇就是那個局外人。

01

克羅地亞女巫決定抄起掃帚飛走

22歲時，杜布拉夫卡的處女作《小火苗》(Little Flame, 1971)在她（當時）的祖國南斯拉夫出版，這是一部情節活潑的實驗性兒童讀物，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跋涉意識之流》(Ford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1988)則描述了一場國際文學會議，書中角色及其作者紛紛登場，與那些（在他們看來）嚴重歪曲了他們的學者對峙；行文輕盈又博學多識，展示了杜布拉夫卡對文學領域與專業知識的精通、對戲仿的熱愛，以及在口技表演上的天賦。隨著生活境遇越發復雜，她那些機智、幽默、荒誕的小說也贏得了應有的尊重，以及諸多獎項。

在前南斯拉夫被90年代內戰吞噬前的輕快日子里，她同時棲身于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既是天馬行空的小說家，也是一位學者，在薩格勒布大學工作，1918年南斯拉夫成立前，這座城市曾隸屬于奧匈帝國。她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俄羅斯先鋒派，包括閱讀和編輯那些作家的作品。

1980年鐵托去世后，南斯拉夫最終解體為幾個獨立的民族國家。1991年，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宣布獨立，杜布拉夫卡也被卷入風波：作為保加利亞母親的女兒，她在種族上算不得完全“純潔”；她的學術研究領域也給她帶來麻煩。1992年的一篇檄文將她與其他四位女作家蔑稱為“克羅地亞五女巫”，十字架也開始出現在大學寢室和私人辦公室，她在表達對新民族主義者選擇性記憶的恐懼時，同事們紛紛背過身。于是在1993 年，她離開了這個新的國家，幾乎是毫不猶豫，正如她后來所說，這是一場沖動的行動：“我決定抄起我的掃帚飛走。”

杜布拉夫卡，1992

02

活在別人的地方，但那不是“流亡”

從此，她以流浪者、移民、跨國界者的身份行走于世——她拒絕使用“流亡”這個詞，因其自帶的某種光環。她的寫作越發尖刻、憂郁，充滿毫不留情、斯威夫特式的犀利，又處處閃耀著機智的頑笑，以及對被她診斷為“不斷擴大的空洞的受害者“的同情。以其難以復刻的文化背景為參照，在新的、別人的地方，她收集了諸多素材，從心理治療到購物中心，從迪士尼到整容手術，再炮制成尖銳的文章。

對杜布拉夫卡來說，曲意逢迎就像赤道的雪一樣陌生。她喜歡援引伯林的“狐貍-刺猬”說，盡管她對狐貍這種“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一件大事”的生靈懷有極高的認同，但她自己其實更像豪豬，或是海膽，生著危險的倒刺。

在她的作品《美好的一天》（Have a Nice Day，1994）深層剖析了美國的偽善，《文化謊言》(The Culture of Lies,1996)強烈譴責了意識形態對歷史的抹殺，《無人在家》(Nobody's Home，2005）談及歐洲的問題、歸屬的意義，以及對幻想中過去的眷戀，《多謝不閱》（Thank You for Not Reading，2016）則無畏地向出版業的過度商業化發起進攻。她還喜歡援引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位小男孩作為例子：他指出了其他人都看不到，至少是裝作看不到的的東西。

杜布拉夫卡

進行散文創作的同時，她還發展出一種活潑的文體，并將其戲稱為“拼湊小說”（patchwork fiction），包含自傳、漫游主義、政治諷刺、文學評論和嘉年華般的情節設計等諸多形式。在這些作品中，她從一開始就鐘愛的那些作家，如布爾加科夫、果戈理和赫列勃尼科夫等，一直縈回不去。

和散文一樣，她的小說中也洋溢著廣泛的興趣——怪誕喜劇、兒童文學（愛麗絲夢游仙境、彼得潘、綠野仙蹤）、斯拉夫民間故事、動物寓言，以及來自全世界各種文化的童話。在這些“拼湊小說”，比如說《無條件投降博物館》（The Museum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1999）中，她記錄下的“不是難民逃亡時血淋淋的截肢，而是抵達后灰色的組織排異過程”（《紐約時報》評論語）。

在《疼痛部》（The Ministry of Pain，2004）中，她充分挖掘了這一蘊藏豐富的復合礦層，以展現西方所謂“自由”及其扭曲變形，并在1989年后的新政治秩序中索回“被沒收的記憶”。在《芭芭雅嘎下了個蛋》（Baba Yaga Laid an Egg，2007）和《狐貍》（Fox，2017）中，她愉快地重塑了那些被丑化的女性形象，糊涂的老太婆、潑婦，當然，還有女巫。

03

用一種被自己祖國禁止的母語寫作

杜布拉夫卡出生于薩格勒布東南部的庫蒂納，母親是來自布爾加斯的醫療行政管理人員，父親則在“二戰”期間作為游擊隊員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之后擔任市里一家石化廠的廠長。杜布拉夫卡在薩格勒布大學和莫斯科學習期間主修比較文學于俄語文學，1973年至1993年間，任教于薩格勒布文學理論研究所。

被迫離開南斯拉夫后，工資和獎金只能勉強糊口，杜布拉夫卡靠著咖啡、香煙，以及各種訪學基金維持生計，先是在美國的拉德克利夫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哥倫比亞大學、衛斯理大學，然后是德國、荷蘭，最終定居阿姆斯特丹，并于2004年取得荷蘭公民身份，這一結果更多是出于偶然，而非刻意安排。

她始終拒絕以克羅地亞作家自居，并堅持使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寫作，雖然在克羅地亞，該地區的其他通用語言，包括塞爾維亞語在內，均已遭到排斥。2021年，被英國皇家文學學會選為國際作家之一時，她表達了自己的喜悅，因為除了文學，她已別無他鄉。——不錯，她的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但主要是為了陪伴母親度過生命最后的日子，她們一起回到保加利亞的索非亞，但就像她在《芭芭雅嘎下了個蛋》中不無傷感地提到的那樣，她們沒有找到任何可以認出的東西；也去過幾次達爾馬提亞海岸，與哥哥一家在海邊消夏。

童年時期的杜布拉夫卡

她的寫作融合了沉郁的筆調和機敏的幽默，她意識到自己身具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力脫思特”（litost）：一種普遍的、頗具諷刺意味的悲哀，出于“對人類缺陷的深刻理解”。奧威爾式的嚴謹與荒誕化的輕逸，這一不同尋常的組合為她贏得了三十多種語言的讀者、2016年的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以及屢屢攀上諾獎賠率榜前列的”殊榮“。

杜布拉夫卡能夠嫻熟地使用英文，但她堅持用她所謂的”一種小的語言“，一種在她自己的國家都已被有意無視的語言（她的書一度被移出圖書館）來寫作，再依靠譯者翻譯成英文。

她的誠實、坦率，她的諷刺、嘲弄，并不能讓生活容易半分。但她以立身于一種驕傲的、瀕危的作家行列中為榮。與此同時，她也是一位深情、幽默、體貼，并總能給人以鼓舞的朋友。

許多英譯者與杜布拉夫卡交往多年，是彼此一生的朋友，Literary Hub發布了他們對杜布拉夫卡的追憶，感人至深。也一并整理在此：

眾人眼中的文學煉金術師

Celia Hawkesworth：

（第一位把杜布拉夫卡翻譯到英文世界的譯者，譯有中篇小說In the Jaws of Life，以及Have a Nice Day、Life Is a Fairy Tale、Culture of Lies、Museum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Baba Yaga Laid an Egg、Thank You for Not Reading）

第一次見到杜布拉夫卡是在上世紀的80年代，薩格勒布的一場作家會議上，她對周圍人和世界那種敏銳、幽默的觀察立即征服了我。在她看來，我定是一個戴著眼鏡、矮矮胖胖的小女人，就像她筆下曾寫到過的，在達爾馬提亞享受完狂歡假日，正泡在各種聚會上，靠做翻譯來打發記憶。

我們合作的第一個項目是?tefica Cvek，英文名是In the Jaws of Life，1992年出版。那時，已經能感覺到暗流涌動的跡象，但對于職業生涯剛剛開始的年輕作家們來說，或許也充滿希望。后來一起工作時，杜布拉夫卡經常要來英國，當時她不無憧憬地提議，她是不是可以在我們家在牛津郡的消夏房子住下。

當我們為戰爭中被迫離開家園的學生設立索羅斯出資的補充助學金計劃時，杜布拉夫卡也同意加入了。那些以年輕人為中心的卓有成效的會面，對我們雙方都是一種激勵。在我看來，翻譯她那些杰出作品是我最大的榮幸，我永遠感恩能有機會如此近距離地與它們那卓越的、無人可替代的創造者一同工作。

Mark Thompson：

（他與Ellen Elias-Bursa?、Celia Hawkesworth合譯了Baba Yaga Laid an Egg）

1991年3月，倫敦：和杜布拉夫卡碰面，討論她的英文處女作 Ford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但時間都被耗在了當時正處于解體邊緣的南斯拉夫上。“當然，所有的墻都已經推倒了，”她聲音尖銳，滿是不安，“但（與歐洲之間的）界線依然存在。我覺得，問題主要出在我們這邊，而不是你們那邊。”

1992年12月，薩格勒布：翻譯她退出（前）克羅地亞作家協會的辭呈。我坐著，她不停踱步。她是想通過談話、通信和郵件來燃燒多余的憤怒，以保護她的創作嗎？當我表示對某人突然的民族主義轉向感到迷惑時，她的回復讓我的郵箱一陣灼痛：“我很抱歉。你人很好，體貼，又有禮貌。然而，你不了解你正在談論的東西。我也一樣。我花了很多年才學會周圍人的’語言’。直到今天，我也沒能變得更聰明。我只能避免去接觸……”

牛津，2022年6月：閱讀丹尼洛·契斯的信。一位朋友得知他還活著，“在某處，隨便什么地方，呼吸著”，感到很安慰。我把這句話摘給杜布拉夫卡，她說她很高興見到我們（“你知道倫敦有一輛火車直達嗎？”）。我沒聽懂，不過給她寄了一本Gillian Rose的Love’s Work。

David Williams：

（譯有Europe in Sepia與Karaoke Culture，并與Ellen Elias-Bursa?合譯了Fox）

3月17日，星期五，那天晚上，我發現家門口有一只青蛙。差點嚇尿。

——這樣講不太禮貌，但確實是對此次經歷非常忠實的寫照。在我居住的新西蘭，還沒聽說過誰家有青蛙來過。直到周六中午，我才得知杜布拉夫卡去世了。算上時差，這只青蛙應該就是在她過世的時候來的。我查了一下，在許多古老文化中，青蛙都是溝通精神國度與物質世界的信使。這聽起來就像是杜布拉夫卡為了逗我們編的那種無聊動物故事。但它真的發生了。

有年冬天，我和杜布拉夫卡都待在阿姆斯特丹。她住在一座野獸派風格的混凝土結構公寓里，長達幾百米的陽臺形成了一道道孤獨的室外廊橋。在寫作中，她戰勝了民族主義與晚期資本主義的平庸，然其代價不可謂之不高。我最后一次見到她是在蘇黎世。她住在一家可愛的小旅館里，旁邊是一座鵝卵石廣場。這里不是日內瓦，但它就像是”藍白紅三部曲”之《紅》或《布拉格之戀》熒幕中的某個地方。我更愿意想象她在那里。

Ellen Elias-Bursa?：

（譯有Nobody‘s Home、The Age of Skin和A Muzzle for Witches，并與David Williams合譯了Fox，與Mark Thompson和Celia Hawkesworthand合譯了Baba Yaga Laid an Egg）

今年2月份的時候，我已經有幾個禮拜沒聯系過杜布拉夫卡了，所以3月8號國際婦女節那天，我給她打了個電話，祝她一切順利。她告訴我她病了，已經三年多了。這是她去世前的第九天。這些年來，我們在翻譯上的合作如此密切，我對此卻毫不知情。克羅地亞有句諺語：把某物藏起來，就像蛇藏起它的腿。這很杜布拉夫卡。

最先涌向我的畫面之一是，今年1月份我們在Zoom聊天時，她是多么開心啊。在我們正在進行的翻譯中，我把一部美劇的標題錯寫成了Buffy the Vampire Killer。Slayer，她大聲叫道，是Slayer!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還沒成為一生的好友，甚至還沒見過面，她正住在我在伊斯特拉半島的消夏房子里，而我恰好不在，她偶然間在書架上看到了她的?tefica，便在書上留下了一幅迷人的涂鴉，上面畫了一只戴眼鏡的小胖老鼠，甚至還有一個腳注！這本書現在還在我的書架上。

大意如下:一只作家-小老鼠在屋子里亂晃，尋找/救贖/和平/和奶酪/當她看到她的* 不禁贊道——就是它了！/Dubravka Ugre?i? *指她的書！

Vlad Beronja：

（譯有The Red School）

對于我們這些在上世紀90年代離開正在解體的南斯拉夫，”像老鼠離開沉船”，很多手里連個提包或行李箱都沒有的人們來說，杜布拉夫卡是我們新發現的這個苦悶世界的詩人，是我們脆弱記憶的文學煉金術士。

后來，許多人獲得了新的生活，新的語言，新的護照，其中有些甚至根本不再自認為是難民，他們在同化的壓力之下選擇了屈服，以確保在另一片天空下也能賺到每天的面包。然而，在每本新書中，杜布拉夫卡都會再次提醒我們，移民經驗對性格形成期的影響、持久異化所造成的折射，沒有哪一本新護照能夠完全糾正。這種從邊緣看向世界的陌生化觀看方式，像一條鮮紅的、開天辟地的線索，貫穿她所有氣度不凡的文學作品。

姑且不提數不勝數的獎項和一年一度的諾獎“提名”，在她對社會顛覆性的想象中，杜布拉夫卡看到了她自己的文學作品與阿姆斯特丹一位波蘭家政女工的馬戲表演、柏林一名吉卜賽婦女悲慘的街頭藝術，以及紐約一位越南美甲師精益求精的勞作之間的深刻聯系——都是不穩定的角色，都是移民，長年暴露在資本主義市場的殘酷無情、變換無常之中。

在此，我把杜布拉夫卡最后的兩幅拼貼作品一并附上，她寄過來還沒有一個月，其中一幅叫作“Lenin and Lolitesa”。

杜布拉夫卡的拼貼畫作品

原標題：《她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但你可能從未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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