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本導演伊丹十三誕辰九十周年，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也將呈獻其作品展映，向這位“鬼才”導演致敬。

1984年，伊丹十三憑借導演處女作《葬禮》，獲得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影片。其后更是佳作迭出。伊丹十三善于把豐富的“日常感覺”融入影片中，直視日本現實社會的思與言。在摯友大江健三郎看來，伊丹十三的總體構思和細節把握以及導演技巧，能夠將現象背后最本質的東西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也是伊丹電影最危險的地方。

1992年公映的《民暴之女》是一部高質量的影片，講述被黑道迫害的證人的故事，電影上映正逢日本開始實施《暴力團對策法》，雖然獲得很大反響，但也讓暴徒惱羞成怒，伊丹導演因此遭到報復，臉部等多處被刺傷。

暴力事件發生后，大江健三郎在文章《異人》中講述了他對整件事情的看法，并剖析了伊丹電影的內在本質。他認為，電影中經過精工細作完成的情節構思充分達到了優秀的藝術作品所具備的理解關系，即影片具有不使接受者在接受作品過程中產生的情感泛溢到作品之外的某種保駕的東西。而最終導致暴力行為發生的原因，是媒體在影片放映前過于簡單化的炒作的結果。

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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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大江健三郎人生成長散文”系列之一

《康復的家庭》(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

伊丹十三??ITAMI Production

這是早在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候，伊丹十三還沒有獲得國際著名電影導演的聲譽，我和司馬遼太郎先生談話的時候，聽到他說了一些對伊丹充滿深刻理解和勉勵的話，感到格外高興。

司馬遼太郎(1923—1996)，原名福田定一，筆名司馬遼太郎，取“遠不及司馬遷”之意。以歷史小說著稱，作品眾多且頻獲大獎，被譽為“日本大眾文學巨匠”，是最受日本國民歡迎的作家之一。

司馬先生說：“他是個異人。”雖然司馬先生沒有具體解釋，但我覺得這句話和我對伊丹的感覺完全吻合。從十六七歲開始我就和伊丹十分親近了。

翻開手邊的辭典，上面是這樣解釋的：

異人：① 與眾不同的人，優秀的人。《椿說弓張月》后編云“我國每逢天皇治世，必有一異人降臨”。② 其他人，別人。③ 會奇術之人，仙人。④ 外國人。(《廣辭苑》第四版)

伊丹去司馬遼太郎先生府上拜訪，提出想要實況拍攝司馬先生的文學創作情況的建議，征求司馬先生意見。那時，伊丹首創了電視歷史紀錄片這種新形式，剛剛拍攝完大佛次郎的《天皇的世紀》系列片。

司馬先生沒有答應伊丹的要求，但在與伊丹的交談過程中，深深感覺“他是個異人”。

伊丹一定熟讀過司馬先生的全部著作。伊丹在讀書方法上具有與學者不同的集中讀書性。在此基礎上，他詳細地向司馬先生說明了自己拍攝紀錄片的構思。司馬先生聽完之后或許感覺到某種危險，即對于伊丹獨特風格的擔憂。如果用伊丹的手法把司馬先生創作的以幕末、明治時代為題材的著作拍成電視劇，那么它所表現出來的日本人的國民性、國家的特殊性等，勢必超越一般的保守觀念。

雖然我不具備對司馬先生的整個創作進行前瞻性評論的能力，但從很早以前開始，我就是先生著作的熱心讀者之一。我還曾經為他的早期小說《神機妙算之人》寫過腰封。我上過的高中（伊丹從該校中途退學，后來想復學，卻被原先的班主任，也是音樂老師拒之門外。我和他一起去見老師時，他也不為自己辯解，倒是我拼命地在為他爭辯，最后他對我說：“健三郎，算了吧，走吧。”伊丹的聲音至今還留在我的耳邊），其前身也是正岡子規上過初中的中學。司馬先生有關子規的創作給我留下了特殊的回憶。

司馬先生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敘述技巧，將虛無主義歷史觀的棱角柔和地包裹了起來。如果把有關明治、大正、昭和的天皇觀問題直接展現在屏幕上的話，難免會引發麻煩的具體問題，尤其是伊丹拍攝出的充滿鮮明想象力的畫面......

我是在芝加哥大學歷史悠久的卡德蘭古爾俱樂部的一間屋子里，回想起與司馬先生的這番談話的。今年是芝加哥大學成立一百周年，從六月中旬開始舉辦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我要在其中的日本研究所舉辦的百年慶典上演講。第二天，要和來自美國各地大學的理論家開一整天研討會，我對此很感興趣。聽眾不太多，主要是大學教師和研究生，不過個個都是以一當十的口才，滔滔不絕地向我發問。

我在上午的研討會上，沒能具體引述一位日本思想家的有關文獻，便利用午休時間，用大學發的臨時借書證，到開架圖書館去查找。這時，該校的電影研究俱樂部來人找我，告訴我說，伊丹導演在日本遭到三個黑社會暴徒的襲擊，臉部等多處被刺傷。

我從卡德蘭古爾俱樂部給東京打電話，向妻子了解情況，妻子是伊丹的妹妹，她似乎已經從驚恐中恢復了鎮靜。我回國以后，她把那幾天的日記（長期以來她每天都在寫）拿給我看，寫的是“丈夫在美國，我可以自由地支配時間，去探望哥哥”。

日本各個媒體都對此事做出了反應。我在美國，從《洛杉磯時報》上看到經過認真核查事實的嚴肅的評論。我發現這些報道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并不是把評論的重心放在地痞流氓對伊丹施行暴力這一行為上，而是提出下面這個問題：伊丹導演的電影被稱為“社會派”，但是，他真的是“社會派”嗎？是否是受到國稅廳和警察廳大力支持的“社會派”呢？

據我迄今為止的觀察，伊丹的腦子里恐怕根本沒有“社會派”這樣的自我意識吧。他倒是認為，一般被稱為“社會派”導演的電影，雖然不能說全部，但大多數沒什么意思。

伊丹想要創作出有意思的電影。他的總體構思和細節把握以及導演技巧，能夠將現象背后最本質的東西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就是伊丹電影最危險的地方，而司馬先生從電視紀錄片的構思中就已經看出了這一點。

幾年前，岳母查出患有肺結核，住院那天，伊丹親自開著他那輛豪華小汽車送母親去醫院。伊丹是個愛車如命的人。這次遭到暴徒襲擊，就是在他正從自己心愛的英國賓利車后座上拿東西的時候。如果車子也遭到破壞，一定會讓他更加痛心的。他這種“日常感覺”的有趣之處與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感覺有所不同，猶如《葬禮》里笠智眾扮演的和尚乘坐勞斯萊斯轎車出來那樣。我和他好久沒見了，那天我們在舒適的醫院病房里談了很長時間。

《葬禮》，1984年伊丹十三首次執導的電影，導演本人因此一鳴驚人。

和伊丹見面的那天，我因為岳母的病受盡責難，伊丹倒是悠然自得，一副與己無關的樣子。事情是這樣的，岳母的肺結核病已經相當嚴重了，我們卻一直聽之任之，沒帶她去醫院看病。我作為戶主，在辦完住院手續之后，被女咨詢師狠狠訓斥了一頓。她說這不僅是對岳母極端的不關心，也是對共同生活在一個家庭里的子女以及社會的犯罪。我無法使為岳母看病的醫生相信，雖然岳母表現出高雅的修養和社交性的舉止，其實她幾乎病態般地厭惡醫院。

此時，伊丹儀表堂堂地坐在離我不遠的地方，也不為我說一句好話。那位女咨詢師好像對電影演員兼導演的伊丹十分熟悉，甚至還是他的影迷，所以我想她大概是滿懷強烈的使命感，要替伊丹譴責我這個一直虐待岳母的女婿吧。伊丹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還以心理分析的口吻說：“和這種性格的母親住在一起的人都是受虐狂。”他的言論使我的那些美國朋友覺得很郁悶......

伊丹埋頭研究心理學的時期——他甚至和研究弗洛伊德、拉康的學者一起出過書，由于小時候受母親過分呵護，現在與曾經壓制他的母親在心理上已分道揚鑣。他說的是與這種特殊性格的母親共同生活的人，所以并沒有對我和妻子進行人身攻擊的意思。

岳母去有關科室接受各種必要的檢查時，在她的病房里，伊丹對我談起他的電影導演規則。美國的優秀電影肯定都要遵守這種規則，而日本電影幾乎沒有這種規則，他自己打算徹底遵守電影的規則。

他講得很有意思，我想這規則大概可以和如何思考小說創作里的情節等同起來。最近我正好陪休假的女兒看了一部WOWOW集中播放的美國花巨資拍攝的大片——我已有十幾年沒看美國大片了。

我們看的是《回到未來》三部曲。該片的顯著特點是對故事情節反復推敲，精益求精。第一部的構思已經具有很高水平了，第二部又在此基礎上，集思廣益，向更高的水準前進。第三部則更上一層樓......

伊丹對自己導演的電影也是千錘百煉，精益求精。這不僅體現在他的《馬爾薩的女人》等系列作品里，在他后來制作的影片中感覺更加鮮明。伊丹屬于具有豐富的創作實踐經驗和才華的導演類型——雖然他原本是個普通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那種專業理論家。因此，他講的那番話似乎被我簡單化地理解為“情節第一主義”了。

《民事暴力之女》

《民事暴力之女》是一部高質量的吸引人的電影，即使是我印象中與伊丹在感情上敵對的評論家也承認這一點。為了給這部投資巨大的電影進行必要的宣傳，伊丹親自在各種媒體上發表談話。例如參與《杜絕民事暴力的導向與對策》之類的節目。這樣的節目確實給我們市民提供了有用的知識，并且是經過周密細致的調查得出來的。當伊丹還是隨筆作家的時候，他的文章中最有意思、最有益于社會的還是各類采訪記錄。雖然在他成為電影導演之前，走過很長曲折的道路，卻積累了日后屬于他自己的知識與方法的資本。

伊丹為了宣傳電影而在電視上露面、演講有關民事暴力的問題，所以被人簡單化理解也在所難免吧。其實，伊丹為如何將自己的電影推薦給第三者的確下了一番功夫，可是，有時仍難免會使人簡單化地誤解導演拍這部電影只是為了圖解民事暴力。即使不是民事暴力，這類圖解式電影也很多，所以誤解多于正確理解是很正常的。然而，伊丹的電影具有多面性的特點，是不能如此簡單地理解的。評論家們難道不應該寫出有別于媒體炒作這種簡單化水平的、真正評價電影內在本質的文章，介紹給觀眾嗎？

有人認為，暴徒看過這部電影后大為惱怒，所以襲擊了伊丹。我對這個說法表示懷疑。實際上，導致暴徒犯罪的不正是媒體在《民事暴力之女》放映前過于簡單化的評論宣傳嗎？優秀的藝術作品只能引發接受者在接受作品過程中的情感，也就是說，具有不使這一情感泛溢到作品之外的某種保駕的東西。伊丹電影中經過精工細作完成的情節構思應該充分達到了這種理解關系。

“真的，對我來說，沒有貓的人生無法想象”《貓》一九七二年

我在美國的最后一站是到瓦胡島和夏威夷島的大學去演講。那邊比起美國本土來，更能及時得到日本方面的消息。好幾個人跟我說了伊丹的傷勢情況、會見記者的談話內容。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伊丹說到自己拍攝的電影主題是自由，今后還要繼續表現自由的題材。我從這句話中感受到與簡單化絲毫不沾邊的真實。

我和伊丹初次相識是在高中二年級，當時他對學生必須穿校服的規定非常反感。對他來說，日常著裝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后來，他發現有的校服紐扣不是金色，而是黑色的，才強忍了下來。我發現他最近在歐洲會見記者的照片里穿的是立領中國服，不禁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穿校服時的模樣。

與自由相對立的東西，是壓制、頑固、苛刻，等等，可見伊丹曾經受到過這些東西怎樣的折磨啊。倘若高中時那個教音樂的班主任能夠重新接納伊丹，他就能和我們一樣準備高考，就能考上大學，遇到他喜歡的好老師，使他天性好學的愿望得到滿足。可是，他高中畢業后就進入了社會，做過繪畫、插圖等各種辛苦工作。毫無疑問，這一切經歷都成了他日后做電影導演的養分，然而，他本來可以更順利更幸福地施展其才華的。

伊丹的所有隨筆都真實地體現了他的個性，因為當時能夠發表的地方大多是通俗讀物，所以想必他在文章的寫法上著實費了一番苦心，盡管不至于妥協，卻也徒增了許多辛苦。可想而知，伊丹在成為電影導演之前，和當時的許多苛刻制度進行了多么頑強的斗爭啊！他那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又是多么的深刻而又沉重啊！

伊丹很快出院了，沒有留下后遺癥，然后立刻投入到了下一部電影的素材搜集工作中。不光是親朋好友，許多不相識的人也都給他送來鮮花表示慰問。才華出眾的女演員信子把其中一部分花分贈給了我們。她和妻子談起有人背地里用卑鄙齷齪的語言攻擊我，但是攻擊者不是地痞流氓，而是藝術院會員。她說：“阿由，讓我們女人來保護男人吧。”性情穩重的妻子聽了，只是含蓄地微笑著。

伊丹的康復不僅給他的家庭，也給我的家庭帶來了活力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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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江健三郎 著｜竺家榮 譯

《康復的家庭》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隨筆集。以殘疾孩子“光”為中心的日常生活，如清澈溪水，自作者筆下緩緩流出。光的智力障礙常使作者感到苦惱，但光的天真又時時給家庭帶來微笑與感動。光會因為父親的不體諒而鬧別扭，又會在事后盡量找機會和解，加上其他家庭成員的微笑旁觀與適時調解，原本辛苦的生活因此活潑生動起來，充滿溫暖的亮色。而當光借助鳥鳴走進音樂世界，并終于寫出豆芽菜一樣的音符，開始音樂創作，那份純然的情感流露，讓人心靈震撼。書中還介紹了音樂大師小澤征爾、文學大師井上靖等人的軼事，并且旗幟鮮明地反對戰爭，充滿人性關懷。

“大江健三郎人生成長散文系列”叢書(全四卷)

原標題：《大江健三郎：伊丹十三電影中的某種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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