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7年下半年在上海出生的，時值解放戰爭的后期。很快，政權鼎革，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但不幸的是，朝鮮戰爭接踵而至，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本應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進程又被迫中斷了。當年里巷中，小民的生活是很清苦的，那時家中有個華生牌的電風扇，就是值得炫耀的納涼奢侈品。至于在家中看電視，則非普通家庭能夠想象的高檔享受了。記得50年代我上小學時，只有市、區兩級的少年宮、少年之家才配備了電視機，看電視須有輔導員老師率領，預約時間，整隊前往。1958年十一前夕，我得到一次去市少年宮看電視的機會，興奮激動了好幾天。那天看的是什么節目已經不記得了，但有段新聞短片，介紹北京城內尚健在的老太監的晚年生活，印象倒頗深。只見一群老者在陽光下喝茶聊天。他們的穿著和普通人沒什么不同，就是下巴光溜溜的，均沒有胡子。那時我還年幼，不懂這就是殘酷的宮刑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印記。

過了幾年，我已是初中學生了，電視機開始在社會普及。1962年，京劇青年演員李玉芙自中國戲校畢業，她是拜師梅蘭芳的，前景被內行普遍看好的青衣、花旦“兩門抱”的好苗子。她以實驗京劇團的名義來滬巡回演出。聽說上海電視臺將直播她的一場演出，便去黃浦區文化館購了電視票觀看。文化館的電視機安置在可容納百人的大廳里，每位收費一毛錢，像電影院一般，對號入座，秩序井然。李玉芙那天上演的是新編抗遼名將楊排風的故事《雛鳳凌空》，集閨門旦、刀馬旦于一身，盡現宋朝巾幗女豪不讓須眉的英雄氣概。雖然電視機顯現的僅僅是黑白兩色的圖像，觀眾卻如在劇場里一樣地看得出神，為宋軍的勝利而高興，也為李玉芙的成功表演而鼓掌喝彩。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舞臺的戲曲演出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停止了。而電視則被利用為現場斗爭走資派的轉播工具。60年代的后期，我去了農場，遠離了電視機，直到1976年的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終斷一線望，永成千載痛”，趙樸初的悼詩說出了億萬民眾的心聲。第二天即1月9日的晚上，室外氣溫很低，但街道、里委所有的公家電視機都搬到了戶外空地上，以便更多的民眾觀看向總理遺體告別的儀式。在凜冽的寒風中，大家默默地觀看著，有的還不時抹一下眼淚。我已不記得電視解說員的名字，只覺得那天的現場解說是念得最好的，他深深地撥動了全國民眾哀痛的心弦。擎天之柱已折，今后誰來為國解困，為民分憂呢？沉重的問題壓在每個人的心頭啊！

70年代的后期，久病的老母終于棄養歸去。但老父猶健，一人獨居，寂寞而感慨良多。父親業余喜歡評彈與京戲，尤是梅派青衣，也愛看足球比賽。于是我們子女便決定用他在“文革”中被扣后發還的保留工資，為他買一臺電視機，助他解悶。但那時電視機是緊俏商品，光有足額的人民幣還不行，必須有工商業局特制的僅向本市戶口的居民發放的計劃購貨券，方能完成“銀貨兩訖”的交易。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特有現象，是今天的年輕一代所不能理解的，但這就是當年活生生的現實！我們弟兄均一介布衣，一時無所措手足。恰逢一位友朋，要將一臺剛購置的14寸電子管上海牌電視機轉讓，我們當機立斷，決定買下，價格不菲，記得是1000元人民幣，70年代的千元之數可算是巨資了。不是“文革”的“強制儲蓄”，我們家是拿不出這筆錢的。

當這臺上海牌電視機進入我們家門時，全家都很興奮，只見它毫不客氣地進入室內，大馬金刀地居中而坐，似執帥旗而號令四方，不言自威。電子管的電視機啟動較慢，需要一段預熱的時間，但它的圖像穩定，層次分明，音質醇厚，有磁性，連續工作多個小時仍然毫不懈怠，可謂忠于職守，當然耗電量也遠大于同類的晶體管電視機，因而有“電老虎”的謔稱。它給我們家庭帶來的歡樂是無與倫比的。1978年，日本故事影片《望鄉》與《追捕》上映而轟動一時，一票難求，我就邀請了大學同學來家看電視轉播。直到1982年第12屆世界杯足球賽階段，我們都熬夜看球，欣賞意大利球星“金童”羅西連續進球，淘汰巴西、法國、德國，而捧起大力神杯的激動人心的場面。

然而，電子管電視機畢竟已過了黃金時代，走到了自己的盡頭。永遠不停止追求新的技術進步，永遠懷揣理想去征服新的高度，是人類的永恒的目標。無論哪一個族群乃至個人，都無法拒絕科技進步的文明共享，科學無國界，以電視機領域而言，耗電高又只有黑白兩色的產品怎及多色又環保節能的彩電呢？這是文明進步的必然選擇。改開以降的上海大街小巷，彩電以西方發達國家都驚嘆的速度迅速進入千家萬戶，普及開來。它見證了上海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與能力。

如今，上海廣播電視博物館成立并向市民開放，我謹以捐贈70年代上海出品黑白電子管電視機的市民身份而表示祝賀！我相信，有全體市民的支持，這座體現城市特色的博物館，一定會辦得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