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學永雄樓 湘潭大學官微 圖

在距離湖南永雄資產集團長沙總部50多公里遠的湘潭大學校園里，有一棟紅色大樓，名為“永雄樓”。

湘潭大學是永雄集團創始人譚曼的大學母校。在大學畢業十多年后，帶著成功企業家的光環，譚曼重返湘大，捐資1億辦學、建樓，成為“母校的榮光”。

永雄集團從事的“催賬”，是一個古老而又難登大雅之堂的行業。作為金融業外包服務的中國催收行業興起于21世紀初，但至今沒有明確的市場地位和法律地位，游走于法律邊緣或灰色地帶。2014年，譚曼創辦永雄公司，一方面將催收事業做大做強，賺得盆滿缽滿；另一方面試圖通過籌建協會、豪捐辦學等方式呼吁立法，為催收“正名”。

隨著有關部門對暴力、軟暴力催收加大打擊，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力度不斷加強，踩著紅線的催收公司，被查辦甚至“一窩端”者不在少數。

5月25日，作為負有盛名的催收巨頭，永雄集團以一封《告全體員工書》宣布公司停業，稱百余名員工被抓，一時引起行業震動、社會廣泛關注。

草莽生長的催收行業，將何去何從？

位于長沙岳麓區的永雄資產管理集團

擦邊行為：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告全體員工書》中，永雄自稱“為金融行業挽回損失上百億元，向國家納稅上10億元，長期提供就業崗位上萬個，為行業培養專業人員數十萬，為教育和鄉村振興事業奉獻了大量愛心”，同時也在“‘老賴’與公權力夾縫中”、在“輿論的灰色地帶”艱難生存。

永雄集團聲明稱“個別員工的違規違法問題僅僅是個人的問題”。

然而，澎湃新聞此前刊發的報道《起底永雄催收（上）｜前員工講述：灰色地帶、高傭金和“擦邊球”》披露，永雄集團的商業模式是為金融機構催收長賬齡債務以獲得傭金，面對故意逃債的“老賴”或者無力償債者，通過買賣公民信息進行“失聯修復”，是不少催收員會使用的手段。多名永雄前員工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如果完全合規，是回不了款的。”

公開信事件后，澎湃新聞通過各種途徑聯系永雄集團創始人譚曼，未果。5月28日，澎湃新聞來到位于長沙麓谷的芯城科技園永雄公司總部，發現該公司確已停業，但貴賓通道仍有人出入。澎湃新聞撥打永雄集團執行總裁及多家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雄的電話，對方以“我不是周雄，我與永雄無關”拒絕了采訪。據知情人士透露，周雄的另一個身份為譚曼妻弟。

作為催收行業頭部企業，永雄集團其實很早就意識到，“失聯修復”等催收作業中的刑事風險，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近年，中央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針對金融信貸業務領域問題進行了持續深入的打擊，2021年11月1日，《個人信息保護法》實施，2022年，公安部等九部門將軟暴力催收、失聯修復盜用隱私信息列入常態化掃黑除惡行動，催收行業進入史上最全最嚴最強監管時期。

第五屆信用法治·韶山論壇   永雄資產管理集團微信公眾號 圖

“對于催收公司而言，常見的網絡搜索、社會渠道修復、外部大數據公司修復等失聯信息修復方式，相繼失效，傳統電話催收模式面臨合規性以及收益下滑的雙重挑戰。”在2022年12月10日，由永雄集團贊助的學術會議——在湘潭大學舉行的第五屆“信用法治·韶山論壇”上，有專家如此表示。

永雄集團在上述《告全體員工書》中披露，2023年4月3日、4月10日和5月19日，安徽警方相繼對集團衛成公司吉首分公司，集團懷化分公司、湘潭分公司和邵陽分公司進行調查。多個接近永雄員工的人士介紹，除永雄在告知書中提到的3名員工涉及尋釁滋事被批捕外，其他涉案的179人，多數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

據南方周末報道，永雄之外，同期被安徽警方跨省執法的，還有湖南眾誠不良資產處置有限公司、湖南華威金安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誠普法律咨詢有限公司等。

“我們現在卑微到了塵埃里了。永雄事件后，一些人把催收公司說得跟黑社會一樣。”一名不愿具名的催收行業人士表示，“催收行業的社會評價急劇下降，在一些人眼里，討債的人比賴賬的人好像還要更可惡。”

“永雄事件后，很多干催收的，看到公安介入就要轉行，還有一些家長，也不讓孩子做催收這個職業。”長沙一家催收公司負責人介紹。

2019年3月召開的中國信用清收協會（籌）發起人會議  永雄資產管理集團微信公眾號 圖

正名之困：從“催收協會”到“信用清收協會”，無一獲批

《告全體員工書》中，永雄集團宣稱“絕對不存在公司違法犯罪行為”，“發現有員工涉嫌違法犯罪，對相關分公司堅決關停”。澎湃新聞調查發現，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以“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檢索，共有39條企業信息，其中注銷的分公司信息有21條，如陜西、銀川、新疆等地的分公司被注銷，濟南的分公司則于2019年6月18日被撤銷營業執照。此外，永雄集團還以“湖南衛成信用風險管理有限公司”之名設立多家分公司，但又注銷多家。分公司的關停與新開，成為永雄集團的生存策略。

其實，入行伊始，永雄就看到了催收行業的“命門”——缺乏立法認可和規范。在亂象叢生的催收行業里，永雄公司一方面高歌猛進，做大做強，另一方面，也試圖走出灰色地帶，為催收“正名”。

2015年11月，永雄公司成立一年多后，就欲發起成立全國首個催收行業自律自治組織——湖南省催收協會。相關會議上，譚曼表示，國家應盡快明確不良資產管理行業主管部門，通過制定行業規則，建立行業準入標準，完善法律體系來支持合規的不良資產管理公司有序發展。

據新華網報道，截至2015年8月，湖南省從事不良資產管理業務的單位90家左右，包括私營資產管理公司、律師事務所等機構。據曾在永雄任職高層管理人員的崔總（化名）介紹，在永雄的帶動下，高峰時期，作為中部城市的長沙一度大大小小有近千家催收機構。

由譚曼指導，王銳、殷明201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的論文《以法治破解債務催收行業困境》指出，目前我國從事債務催收的法人單位數量已有2000-3000家，專門從事債務催收的工作人員有近30萬人，但債務催收機構的市場地位和法律地位不明、監管機構不明，不少催收公司只能以“咨詢公司”“資產管理公司”“金融科技公司”之名而“匿名”存在。我國無專門規范債務催收行業的法律法規，已有相關規定散見于刑法、民法等，以及《銀監會出臺關于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銀行業金融機構外包風險管理指引》等。這些規范主要以銀行為規范對象，并由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債務催收公司進行約束，這顯然無法直接有效規制債務催收行業的催收行為。“這就導致許多游離于法律邊緣或灰色空間的債務催收行為。”

然而，湖南催收協會的籌建，最終無果。6月4日，澎湃新聞查詢民政部官網發現，至今全國沒有一家以“催收”為名的行業協會組織。全國只有深圳、青島、浙江、柳州和山西等地成立有“不良資產處置協會”或“不良資產管理協會”。

一位與譚曼關系較為密切的人士告訴澎湃新聞，就協會的名稱，他曾與譚曼進行過交流，“協會不要用‘催收’，應該用‘債務清收’，畢竟中國講究‘和文化’，以和為貴，人們一聽到‘催’就感覺不好，誰喜歡老是被人催？但譚總覺得他們從事的就是‘債務催收’。”

隨著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規模不斷增長、達到數以十萬億計時，第三方催收機構也不斷壯大。2019年，永雄資產試圖赴美上市時，其在催債務達到400多億元。

2019年3月，永雄集團又聯合國內60余家催收公司，欲成立“中國信用清收協會”。他們在長沙發布了有關行業立法、市場規范、服務標準及協同發展等問題的《湘江共識》。永雄集團為協會籌備組組長單位，萬乘金融、致融征信、銀盛業、一諾銀華、和君縱達、華道數據為副組長單位，然而，“中國信用清收協會”也沒有下文。

“民政部門不批，認為催收行業沒有主管領導（部門），協會籌建搞了幾年都沒動靜。”曾任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副院長的王銳介紹。在他看來，作為頭部企業，永雄是真心擁抱監管，希望提高行業準入門檻和從業人員素質，明確催收行業的法律和市場地位，從而化解催收機構執業的風險。

“要成立協會，首先得有個婆家。這些年來，催收行業最大的問題是，一直沒有婆婆，沒有部門愿意來當這個婆婆。”一位曾參加當年“中國信用清收協會”籌建大會的催收界人士說。

捐資與名分：永雄樓、特聘教授與“母校的榮光”

組建協會的同時，譚曼還試圖從學術上探尋催收的“名分”之路。

2017年，譚曼豪捐1億元給大學母校，創辦全國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信用風險管理學院”。

據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官微信息，2017年5月，永雄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譚曼與湘潭大學簽署協議共建“信用風險管理學院”。2018年，教育部批準“信用風險管理與法律防控”作為法學類新增特設專業，本科生培養采取“主修法學+輔修金融學”的培養模式。

譚曼1995年入讀湘潭大學，他在成立永雄公司后又回到湘大攻讀博士，通過捐資建院，成為該校信用風險管理學院的首任院長。

王銳告訴澎湃新聞，該院設立的契機是2014年6月國務院印發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催收行業一方面屬于金融服務業中的外包服務業，另一方面也是涉及信用評估、失信黑名單建立等領域的信用服務業。永雄集團的廣告語正是“讓世界沒有挽不回的誠信”。

王銳介紹，永雄承諾5年之內對學院捐款不低于1億元，捐資主要用于教學樓修建、教學硬件設備、資助學生出國留學、聘請教授院長等投入。比如，信用風險管理學院將每年選派25名在讀本科生，在其大四時前往美國杜蘭大學專修信用法方向的法律碩士（LLM）課程，永雄為這些學生提供全額資助。

“據我所知，目前永雄至少到位了8000萬，但因為疫情和中美關系等原因，部分項目的錢沒有花出去。”王銳介紹，催收在西方發達市場是成熟的行業，有主管機關，有完善的法律，其進行催收作業時不光打電話催告、談判等，還幫債務人找工作，想辦法讓其有能力償還債務，使其個人信用評級不下降。

據湘潭大學官方信息，2018年7月1日，香港太平紳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原院長顧敏康教授受聘信用風險管理學院院長，2年后，被任命為湘潭大學法學學部部長。6月2日，澎湃新聞記者表明希望采訪有關永雄集團的相關問題時，顧敏康以采訪需要經過學校宣傳部為由婉拒。

據湘潭大學官網，2018年，湘大法學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增設“信用法務”方向。2020年，湘大一級學科碩士和博士學位授權點分別增設“信用法學”學位點。2018年，謝勇教授“中國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機制立法研究”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

謝勇是譚曼在湘潭大學讀書時期的湘潭大學法學院院長，后任湖南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在謝勇主持的這個項目中，譚曼是課題組成員。該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包括譚曼出版的著作《中國債務催收行業立法研究》。

在2019年4月上海召開的第五屆貸后風險管理與資產處置論壇上，周雄以《催收行業的根本出路：成立行業協會，推動催收立法》為題演講，并提到，捐資共建湘大信用風險管理學院，是希望能以學術力量推動催收立法。

譚曼為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湘潭大學官微 圖

湘潭大學官網顯示，譚曼為信用風險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周雄為該院的實務導師。同時，譚曼還是湘潭大學信用立法研究中心主任。不過，上述網頁信息已于近日被從湘大及永雄官網刪除。

2021年9月4日，永雄集團給湘潭大學捐建的“永雄樓”舉行交接儀式，譚曼將鑰匙交給湘潭大學校長李伯超，法學院院長歐愛民給譚曼頒發“杰出貢獻院友獎”。

“永雄樓”是一棟紅墻大樓，分為主體和東西兩個附樓，于2018年5月動工，2020年11月完工，專供湘大法學學部所屬的法學、知識產權、信用風險管理三個學院使用。

據湘潭大學官方微信，永雄樓設置有學術報告廳、模擬法庭、知識產權大數據實驗室、法律圖書館、電子閱覽室等教輔單元，以及刑事偵查技術實驗室、談判調解實驗室等。在湘潭大學學生會的一篇探訪“永雄樓”的文章中，同學們將永雄樓內網速超快的數字自習室稱為“永雄網吧”。

這篇文章最后介紹，譚曼獲得過“中國經濟十大金融人物”（2015）、“2017發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貧人物（2018）等榮譽，文章呼吁全體湘大學子以譚曼學長為榜樣，“畢業后成為母校的榮光”。

《永雄夢》宣傳片

夾縫中生存：催收行業如何破局？

2023年4月13日，當譚曼在永雄樓參加“中國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機制立法研究”結題籌備會時，其下面兩家分公司剛遭遇了安徽警方的執法。

在邵陽、湘潭的分公司于5月19日被查，以及長沙總部資金被凍結之后，一直尋求立法保護的永雄，以一封《告全體員工書》將公司的“生與死”直接擺在了公眾面前。

5月26日，在永雄宣布停業次日，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不良資產清收專業委員會發布倡議書：一是倡議各催收企業嚴格遵守《個人信息保護法》，合規作業不踩紅線；二是呼吁執法部門理性、客觀看待催收行業，既要打擊暴力催收、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害群之馬，也要保護合法合規經營的催收公司；三是呼吁有關部門進行催收行業立法，讓催收企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該倡議書最后強調：中國的催收行業誕生于2003年，經過20年的發展，已成為一個有著數千家公司、數十萬從業人員的行業，每年為金融機構收回逾期及不良貸款逾千億。催收行業是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處置的外延機構，是金融機構訴前壓降不良資產的重要一環，也為社會節約了大量司法資源，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社會。

澎湃新聞從一位業內知情人士處獲悉，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不良資產清收專業委員會是中國中小企業協會的二級分會，成立于2021年12月，是國內唯一一家合法注冊、成立的催收行業的自律組織。永雄集團并非其會員單位，而永雄集團2019年籌建“中國信用清收協會”時結盟的萬乘金融等催收公司，已加入該組織。

“永雄并不能代表催收行業的全部。”上述知情人士介紹。

在與其他行業巨頭有所疏離之時，永雄的學術推動催收立法之路，步履愈加匆忙。

2022年12月10日，在前述“信用法治·韶山論壇”上，有專家表示：信息修復難已成為制約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問題。

專家介紹，行業內頻現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亂象，“部分催收機構和催收人員迫于生存經營壓力或為了提高催收效率，不惜悖離幫助債務人挽回誠信的服務初衷采取過度方式或強硬措施進行施壓，甚至有部分催收人員鋌而走險采取逾越法律底線的方式進行違規違法犯罪催收，如通過非法或不正當方式獲取債務人的個人信息、冒充公檢法等公職人員催收、黑社會性質軟暴力催收、用‘呼死你’軟件進行電話轟炸等。”

專家表示，這“不僅造成社會大眾對催收行業的質疑和信心缺失，甚至因個別催收機構及人員實施違法犯罪催收行為而否定整個行業，乃至否定行業在幫助金融機構挽回經濟損失、幫助失信債務人挽回誠信等方面所做的巨大貢獻，導致催收行業在監管和輿論的夾縫中艱難求生”。

澎湃新聞注意到，“失聯修復”一度也曾困擾法院等司法機關。2019年，長沙兩級法院聯合移動、電信、聯通三大通信運營商，首先對涉訟人員進行失聯修復，然后向其強制彈屏“閃送”相關法律文書，以解決該問題。

在上述論壇中，與會專家學者表示，“中國當下催收行業的根本出路是：三網修復、失聯連通”。他們認為，可以建立一種“由運營商根據債權人提供的相關信息關聯出債務人的最新聯系方式，再提供加密觸達渠道協助催收機構使用虛擬號/網頁外呼/確認債務人身份后發送短信等方式精準觸達失聯債務人”。

然而，在個人信息保護呼聲漸漲的當下，在灰色地帶生存的催收公司，何以獲得個人信息綠色通道？與會專家“強烈呼吁國家立法賦予催收機構批量修復債務人聯系方式的權利”。

不過，在辦理過催債相關刑事案件的劉長紅律師看來，作為債權人的銀行等金融機構目前都尚未賦予失聯修復的權利。“金融機構的合法債務追討方式是訴諸法院，但如果法院接收這些數以億計、案值幾萬元的小額貸款（案件），那全國法院都不可能開展其他正常工作。而如果嚴格執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政策，催收行業的擦邊經營就是死局。”

對于催收立法，崔總并不看好，“我國金融業不夠市場化，銀行是相對壟斷行業，各方面和發達國家比差得遠。催收行業的體系沒有理順，五年內立法的可能性不大。當然，我們的愿景是這個行業能夠被認可和規范——如果看重它對金融機構的貢獻、希望它健康、陽光發展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