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劇照，趙又廷飾狄仁杰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末尾，大白猿載著法師從天而降，并肩趙又廷與封魔族鏖戰正酣，本是生死一線，我卻樂出了聲，因為無法克制地想起高羅佩與其愛猿的經典合照：它伏在他的肩頭，他拽著它的小手。畢竟某次和好友喝了點小酒，高羅佩喃喃自語過“狄公就是我”，《長臂猿考》又恰好是他最后一本漢學著作。若天堂有知，徐老怪安排了這場戲，他大概會直呼過癮，撫琴一曲又黯然神傷：“但恨衰朽之質，所不見爾！”

高羅佩與其愛猿

1942年，高羅佩于荷蘭駐日本大使館供職，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荷交戰，他被迫撤離，于是挑選了一些中國小說打發路途時光，其中就有石印本的《武則天四大奇案》。

這是一部六十四回的清代公案小說，作者不可考，現存最早的版本來自19世紀晚期，前三十回是昌平縣令狄仁杰破獲三起同時發生卻毫無瓜葛的命案故事，后半部分則著重武后是如何在狄仁杰壓力之下還政李唐的，大致以狄仁杰的政治仕途為主線。

彼時的中國通俗小說，已走過了西方偵探文學的譯介浪潮，試圖擺脫傳統公案的樊籬，呈現出與西方一致的審美特性：神秘、驚恐與懸疑。日本文人卻多做我們現在做的事，致力于收集他國，特別是中國的傳統戲劇和通俗小說，并將它們根據日本讀者的口味加以改變、出版。

為了向中日讀者表明，“古代中國的犯罪文學”比當時上海和東京書攤上的偵探譯作高明許多，在華盛頓安頓下來的高羅佩，著手將《武則天四大奇案》前三十回譯成英語。1949年，譯本《狄公案：三起狄公解決的殺人事件》(Dee Goong An: Three Murder Cases Solved by Judge Dee)由他于日本自費出版，6個月內搶銷一空。

高羅佩得到了鼓舞，于是建議本土偵探小說家們嘗試此類作品，傳統公案小說也不致于遺忘。期待一次又一次落空，他決心用英語自己寫下去。通常情況是，他在休息時間醞釀好故事情節和人物，畫出腦海浮現的城市地圖，構思初步的地理輪廓。一旦動筆，六周左右就可以完成一部書。

除卻第一部作品（中文版是《狄仁杰奇案》，英文版是《銅鐘案》）的三個案件直接取材于中國小說，狄公系列故事中，絕大部分主題和情節都來自高羅佩的原創。1951年，《迷宮案》日文版刊印，可惜日方認為小說內容污名化僧侶，危及戰后敏感的社會關系，即便有松本清張作序，反響卻很寥落。女孩在學生時代，一般迷戀兩類男生，要么腦子足夠好，要么體育足夠好。獅子座的高羅佩，有著近乎處女座的極致，是那種即便休閑娛樂，也能扯張證出來的優質學霸。出使國外，可以掌握15門外語；彈一彈古琴，出了本《琴道》；小說寫到腦洞大開，便順手研究一下中國古代性生活。外交官是職業，寫小說是業余愛好，漢學才是終身事業。高羅佩不折不扣，是個“斜杠青年”。“高羅佩學術著作集”

所以才能共生出狄仁杰這般“寶藏男孩”吧：“執法如山卻不拘泥古板，睿智機敏卻不矯飾，敢冒風險卻不蠻干，嫉惡如仇而又心懷惻隱，喜歡女人而不失風度，詼諧幽默而不失威嚴，精通文墨又諳武功?！?/p>

何況，高羅佩還有一種能力，永遠熱情開放，從不同的物事上攢獲養分，編織想象力的羅網，靈感就不會困頓?！逗I案》中內藏玄機的圍棋殘局，來自他的學術研究對象；書房里的明代屏風為《四漆屏》提供了母題；《迷宮案》的迷宮本質上，是《香印圖考》的一幅插圖。“狄公”在這些枝蔓里蓄力生長，大唐便溶在詩里，月里，也在殘忍，和高深莫測里。

其實，史料中的狄仁杰不見得無趣。早年明經及第，文采一定是有的；曾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追討突厥，武功大約也是有的；值大理寺時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且無冤訴，任刺史不奪農時，為生民立命，業績與情懷他統統不缺。耿直是面子也是里子，但同時，他也有不爭氣的兒子，看不順眼的同事，和自以為是的上級。

《朝野僉載》就錄過一則逸聞，說某天刑部侍郎狄仁杰和刑部侍郎盧獻嘴仗，狄仁杰先開炮：“足下配馬乃作驢?！北R獻哪能示弱：“中辟明公，乃成二犬?！钡胰式苄韵玻骸暗易秩鹨病！北R獻折枝為劍：“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闭f不定還附贈了一個白眼。

這很像后世紀曉嵐、和珅間“尚書是狗”的段子了?！冻皟L載》確實多為坊間笑談，也許不足為信。而同為筆記小說，《大唐新語》的一條記載倒是得到了司馬光的蓋章認可，收錄進了《資治通鑒》。

武則天發現狄仁杰總愛排擠同班宰相婁師德，于是問他：“師德賢明嗎？”答：“他做將領時恪盡職守，賢明不賢明臣不知道?！庇謫枺骸皫煹轮松朴脝?？”答：“臣和他同朝為官，并未聽聞他知人善用。”武則天停了很久，慢幽幽地說：“其實當初是婁師德薦你入相，愛卿你說他是知人還是不知呢？”

狄仁杰瞬間石化吧，反正他的尷尬都快溢出書頁了。而在《唐語林》記載的另一版本里，武則天問他是否清楚自己為何得以重用，狄仁杰顯得更加自負：“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嗯，摔得很慘沒錯了。

大致宋話本《梁公九諫》以后，狄仁杰便在民間記憶中穩扎穩打下來。先是反武周復李唐的功績深入人心，明清白話小說時，演變為懲惡揚善的“青天”形象。而狄公與包公的成名之路有區別，一是因為，他先前在大理寺多主持案頭工作，復審地方司法案件，實判的機會并不多；二是士人對官員的道德訴求往往高于業務要求，可以有脾氣，使手段，但政治立場一定不能站錯。

《舊唐書》里說，武衛將軍誤傷了皇陵的一棵柏樹，唐高宗堅持將其問斬，狄仁杰便上奏：“人們都說犯言直諫很難，我卻不以為然。桀紂時是很難，但堯舜時就很容易了。”又，武后時政治高壓，狄仁杰遭誣下獄，他一面以頭觸柱，拒絕同流合污，一面撕下小塊被面書冤，假意替換棉衣請家人帶走。后來，狄仁杰出獄，他自己和他舉薦的一批臣子，繼續重用，繼續在匡扶李唐的道路上濃墨重彩。

“功成身退”是中國士人心里的一抹白月光。因為他們實際像風箏，能走多遠，在人主的一念之間。于是，他們偏愛輾轉騰挪的機智，以及君臣良性互動的秩序感。

隨著狄仁杰脫模為“青天大老爺”，同時出爐的，還有民間的集體寄托。懲惡揚善，意味著秩序即使被打亂也可以恢復，生活或許是簡單的，是千頭萬緒的，但最后一定要是安寧的。

所以，狄仁杰的存在既合乎道德，又合乎實際，君愛臣、臣忠君、官愛民，是士人和民間在其形象上可以截獲的能量。只是，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向來密切，歷史書寫到底是種評價體系，加上中國史傳文學傳統，文人不自覺地傾向春秋筆法，追求近似實錄的寫作效果。卻往往忽視了，形象歷經層累，卻仍是當下的產物，即便有個人道德之長，仍無法補救制度建設之短。

再看當年高羅佩只翻譯《武則天四大奇案》前三十回的決定，倒不難覺察背后觀念的差異。東方語境下，人倫道德秩序最高，政治法律秩序最低，調轉到西方正好相反。高羅佩對狄公的忠君形象并不感冒，所以刪去了原書中政治斗爭的內容。

無論在新德里、海牙還是吉隆坡，高羅佩描摹他的狄公孜孜不倦，至少寫了十七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相信善能夠戰勝惡，公平能夠戰勝黑暗。他似乎是個老派的人，身居廟堂，也有顆江湖兒女心。

實際，高羅佩只有1950年至1958年間的五部作品，比較接近中國公案小說的原貌。其余大多符合西方偵探小說的標準，除了那條“不準有中國人出現在故事里”。案件常為一些神秘氛圍籠罩，但出場人物有限，不相干的細枝末節很少，以狄仁杰的分析推理和實際調查發現真相，罪犯身份最后才會揭曉。

誠然，中國公案小說和西方偵探文學有很多脈搏互通的地方，《狄公案》中典獄、刑律大多有歷史依據，不少司法問題都符合《唐律疏議》，小說內容和插圖也在后記中盡可能做了考證，雖然不少物質文化是仿照明代設定的。

但西方偵探重個性，中國判官自帶官方背景，對人物內心的掙扎展現得極少。準確說，狄仁杰不能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頂多算“雷垂斯特·狄”吧。古代中國，口供比推理重要，判官更依賴五聽和刑訊：先要判斷嫌疑人說話是否語無倫次、面紅耳赤、理虧氣喘，是否緊張到聽覺失靈、眼神躲閃，口供驗證“猶不首實者，然后拷掠”。

所以，清官同時也可能是酷吏。往往歷史真相，就是不會那么好看。而《太平廣記》中，湖州別駕蘇無名單憑“哭而不哀者，所葬非人也；巡冢而笑者，喜墓無傷也”就破獲太平公主的珠寶失竊案，大概是最接近推理斷案的一次了。

無論如何，從新舊《唐書》到《武則天四大奇案》，狄公形象完成了由歷史敘事到文學敘事的嬗變，而洋溢著中國情調的《狄公案》，則暗示了小說旨趣由說教偏向娛樂。

西方對這套書有多愛不釋手呢？據說當時荷蘭外交官人手一本，美國國務院也曾規定，到中國任職的美方工作人員，都要閱讀高羅佩的小說，加深對中國人的了解。

好在八十年代初，還是研究生的趙毅衡偶然讀到了狄公案系列，便委托同學胡明和其友人陳來元翻譯出來。2006年，《大唐狄公案》由海南出版社刊印發行，收錄了全部故事，并按狄公的任職時間排列。在尊重高羅佩原文的基礎上，盡力模仿宋元白話風格，采用古典小說中的習語；為了將所有故事串聯成完整，刪去了原先敘述者由明朝穿越到唐朝的入話內容，和部分章節的對仗標題；省略了一些政治敏感話題，過于殘忍和色情的描摹；增添了一些人物的道德評價?！白g作雖來源于原作，但與其說它來自于原作的生命，倒不如說來自于其來世的生命?！?/p>

萬歲通天元年（696），狄仁杰為魏州刺史，百姓為感謝他勤政愛民，特設生祠，也是祈禱他百年之后，依然能夠庇護地方。時過境遷，大概狄仁杰自己也不曾料到，他會始終以英雄的姿態，留在民間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