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故事經(jīng)《三國演義》的渲染而膾炙人口。他為劉備屢出奇計，輔佐劉禪盡心盡力，從這樣一個智勇兼?zhèn)涞妮o政大臣身上，我們能看到幕僚或智囊對領導者的重要性。實際上，中國歷代隨侍君主之側，協(xié)助庶務、出謀劃策的知名人物，著實不少，如蕭何之于劉邦、郭嘉之于曹操、劉伯溫之于朱元璋等。

民國建立，領導人周邊的幕僚人才，仍是不可或缺。如皖系領袖段祺瑞，短暫掌控北洋政府，風云一時，便十分仰賴徐樹錚為其起草通電、策劃謀略、奔走運作。那么，承繼北洋政府的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的重要幕僚是誰？其幕僚組織是什么？如何組成？這些在過去，關注似乎不夠。

張瑞德教授的著作《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zhàn)時中國》解答了上述問題。張教授是知名歷史學家，曾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并曾于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東京大學任訪問學者或客座研究員，現(xiàn)今擔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代表著作有《抗戰(zhàn)時期國軍人事》《山河動：抗戰(zhàn)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zhàn)力》等。

本書的副標題“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zhàn)時中國”，點出了書中探討重點，就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侍從室，而侍從室這一組織，即為蔣介石的核心幕僚組織。有別于一般學者撰寫之歷史著作，論證扎實但框架冰冷，本書嘗試將侍從室這一機構或制度的歷史，寫得通俗又不失學術性。

蔣介石的“耳目”、“特使”、“智囊”

書中分十章，首章“前身”交代侍從室之前身——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述其成立經(jīng)過與組織架構，以及實際運作、重要設計成果與績效評估。次章“鳳凰池”，章名意指古代禁苑中的池沼，為行政中樞中書省的所在地，侍從室以掌管機要，被時人視為鳳凰池。這些文字述論侍從室人員的來源、任用過程、專業(yè)能力與紀律、幾種幕僚的典型，并嘗試分析這些幕僚人員的心態(tài)。

前兩章主要交代侍從室整體組織演變及人員組成，接下來幾章，分別從情報、黨政、軍事、外交、宣傳等方面，專題式觀察侍從室在戰(zhàn)時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情報”述論負責情報業(yè)務的侍從室第六組的組成，情報的取得、分析與運用，情報機構的管理與考核，對各情報機構的聯(lián)系，以及對黨政官員的監(jiān)察工作。“黨政”述主管全國人事業(yè)務的侍從室第三處，為黨國考察及選拔人才之活動，并且述及侍從室在一些黨政重要事件中的角色，如五五憲草的審議、西安事變時的危機處理、1944年度政府總預算編制疏失案之調查、六全大會政綱的研擬、戰(zhàn)后受降與接收的規(guī)劃等。

談到戰(zhàn)時中國，不得不提及“軍事”，本書接著展開此一層面，依序述論侍從室與軍令系統(tǒng)、軍政系統(tǒng)之關系，并且舉五個侍從室參與的秘密軍事行動，突顯侍從室的角色，如聯(lián)系余漢謀化解兩廣事變、拏問韓復榘、策劃空軍出征日本的“人道飛行”行動、1938年花園口決堤、1943年突襲延安的軍事行動。抗戰(zhàn)末期，中美合作愈益緊密，本章之末，并述論中美聯(lián)合參謀會報與中美軍事交流。

即如“軍事”章之末談到中美軍事合作，“外交”始終是抗戰(zhàn)中的重要課題。中國是個弱國，以己之力抗拒日本現(xiàn)代化部隊，十分艱難，蔣介石因此投注相當心力于外交。本書遂專章處理這個問題，敘述侍從室的國際問題研究，和侍從室在蔣介石外交決策扮演的角色，并舉實例說明，如侍從室參與研究中日秘密外交、參與韓國獨立運動、出席重要國際會議等。

黨、政、軍諸層面談完之后，本書帶到“宣傳”的層面，討論侍從室最基本的重要工作――文稿撰擬，并由此接續(xù)探討由侍從秘書協(xié)助撰寫的《中國之命運》之出版與宣傳。指導官方媒體、創(chuàng)辦藝文研究會與聯(lián)絡扶持《大公報》，亦為侍從室的重要工作，本章賡續(xù)探討。

接著，本書特別探討蔣介石時常運用的“手令”制度，述論該制度的運作重點、對該制度的各種批評，并究明蔣介石好發(fā)手令的原因，次則述及手令制度的影響。復以1943年國民政府派遣侍從室秘書沈宗濂擔任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說明侍從室人員到地方去，可以扮演“特使”或類似清代的“欽差”，于地方政務發(fā)揮一定的影響力。

作者于本書之末，闡述侍從室的“成敗”，指出侍從室的功能，為以極為精簡的人力，處理各方送呈的大量情報數(shù)據(jù)，使其成為有價值的情報，有利蔣介石及相關機構參考利用。其次，侍從室協(xié)助蔣介石做出決策，并執(zhí)行一些具有機密性質的任務。再者，侍從室強化對黨政軍機構及外界的聯(lián)系，有助于黨國機器的順利運轉。此外，侍從室尚有為國考察、選拔及考核人才之作用。

不過，作者指出，侍從室雖做出一定貢獻，在運作過程中，也產(chǎn)生一些負面的功能，如破壞正常體制運作、造成下屬的疏離感。與中共相較，蔣介石以侍從室為中心的決策模式同樣有決策權高度集中、缺乏糾錯機制的問題。另外，兩者皆為協(xié)商式?jīng)Q策，不過蔣介石弱化各重要決策機構的職權，使得職權有限的侍從室，在蔣介石信任之下，擁有極大的權威與影響力。中共則采取民主集中制的集體領導，重視集體協(xié)商和會議決定，中共中央書記處擁有制度上的決策權。至于執(zhí)行力的兩黨比較，中共黨政軍高度一元化，干部具有強烈政治信仰，因此決策執(zhí)行力強；國民政府則黨政軍未能一體化，干部每多缺乏中心思想，加上地方軍系勢力仍大，因此政令經(jīng)常無法貫徹執(zhí)行，不少甚至形同具文。侍從室由于缺乏指揮各部會的實質權力，欲推動黨國機器實非易事。

從侍從室看蔣介石的領導風格

讀完本書，可以對蔣介石的幕僚組織，獲一完整輪廓。不同于劉備之倚重諸葛亮，侍從室作為一個整體，其人員于各個層面為蔣介石擔任幕僚工作。初時區(qū)分的兩個處，第一處偏重軍事，第二處偏重黨政，主任各有不同，于不同面向協(xié)助蔣介石。陳布雷長期擔任侍從室第二處處長，是蔣介石文膽，參與黨政機要，在侍從室有很大的影響力，也可見蔣時常派陳布雷出面協(xié)調黨政事宜，但他很少置喙軍事層面，這方面主要由第一處主任協(xié)助，該處主任先后為錢大鈞、林蔚、張治中、賀耀組、商震。

侍從室以主任為首，其內諸多人才，分別就其專長，為蔣介石提供不同層面的建議，與諸葛亮特別突顯的角色不同。這樣的差別，可能呈現(xiàn)了現(xiàn)代國家專業(yè)化程度提高，分工更細，以致蔣介石難以仰賴一通才掌握國政。當然，這也與侍從室人員的心態(tài)有關。依本書分析，侍從室人員固然忠于領袖黨國，愿死心塌地為蔣服務，但普遍存在拘謹守成、開展不足的保守心態(tài)。侍從室的重要人物陳布雷，便曾嘆息：“我對不起領袖，這些事領袖多交給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這是一個錯誤，想改，可是改不過來，也許是身體的關系，也許是性格的關系！”（本書頁55）這種保守心態(tài)，在基層幕僚更為普遍。此外，侍從幕僚缺乏團隊精神，蔣介石嘗召集侍從室各組長，責備侍從室缺乏組織的訓練，僅能辦公事，而不能輔弼領袖，佐理政務。（頁56）

蔣介石雖然指責侍從室輔佐不利，但侍從室作為蔣的貼身組織，會形成這樣的文化，其實與蔣個人息息相關。1948年5月，蔣當選行憲后首任總統(tǒng)，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見國勢日非，寫了一篇《對當前國事之檢討與建議》，供蔣參考。文中對蔣的領導缺點，有深入的觀察。

張治中指出，蔣之思想，自底定全國以后，似漸有保守傾向，以致若干亟應改革之要政，受蔣憚于改革之態(tài)度影響，往往因循不決；蔣之態(tài)度，為儒家態(tài)度，而非法家態(tài)度，身為國家元首、革命黨魁，僅持儒家態(tài)度以謀治理，似不足以適應今日之時代。其次，蔣心思過于細致、過于深刻，顧慮愈多、求治之心過切，未免流于急躁，動以盛氣斥責干部，此不但不能使工作推動有效，徒使干部養(yǎng)成掩飾蒙蔽之風氣，對蔣之領導作用，只有極壞影響。一般干部，均不敢以逆耳之言相進，唯恐激怒于蔣，甚至國際間有流言稱蔣為世界各國領袖之中，脾氣最壞的一人。（國史館《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典藏號：002-080114-00012-008）

從曾任侍從室主任、長期近身觀察蔣的張治中之語，可以看到蔣個人的領導風格，的確可能造成侍從室謹慎而不敢開創(chuàng)的風氣。蔣中正責備侍從室的不足，問題根源其實就在他自己。或也因此，他的侍從室內難有類似諸葛亮這樣掌控全局、出謀劃策的人物，因為蔣個人便是這樣的人物，他是參謀出身，顧慮多且細密（頁424）。有另一個強而有力的幕僚在身邊，難免互斥。

打破“無聲”的“首席智囊”

當然，蔣身邊不是沒有影響很大的幕僚。這個人必須有相當官場經(jīng)驗，了解政治操作手法，嫻熟幕僚業(yè)務。這個人便是侍從室前身行營設計委員會的催生者：楊永泰。他的重要性之大，使他甚至被視作蔣中正的諸葛亮。

楊永泰，字暢卿，廣東茂名人，比蔣中正大七歲，先后畢業(yè)于廣東高等學堂與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早年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之后離開孫加入民國初年的重要政治團體“政學會”，該會后來形成民國重要派系“政學系”。楊曾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廣東省省長。1928年初，透過政學系要角黃郛與熊式輝的引薦，楊結識了蔣介石。

當時地方軍系坐大，據(jù)說楊向蔣提出了“削藩”之策：以經(jīng)濟方法瓦解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的東北軍。蔣聽聞楊的計策，肅然起敬，依楊的計策，于蔣桂戰(zhàn)爭、中原大戰(zhàn)獲得勝利，楊也漸漸成為蔣的“首席智囊”。

中原大戰(zhàn)之后，蔣介石將注意力置于剿共，前三次圍剿都遭到失敗。楊永泰向蔣分析失敗原因，認為中共與北洋軍閥不同，純以軍事對抗無法獲得成效，遂獻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1933年，蔣介石在南昌建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以楊永泰為秘書長，最終逼使中共軍隊退出贛南。之后，楊永泰又獻策讓中央軍入川、建立峨嵋軍官訓練團，使中央勢力得以掌控四川。

楊深獲蔣的信任，權勢日漲，令國民黨內其他派系不滿，蔣為平息不平之聲，將楊調為湖北省政府主席，暫時避開風頭。1936年10月25日，楊在漢口準備乘渡輪返回武昌時，突遭槍擊刺殺。這位屢出奇計、為蔣出謀劃策的當代臥龍，就此離開人世。（以上參閱左玉河，〈楊永泰：蔣介石身邊的“諸葛亮”〉，《同舟共進》，2009年第4期，頁46-50）

楊永泰被刺次日，蔣介石聞楊永泰之此訊，于日記記下：“得楊暢卿被刺殞命驚耗，不勝驚駭悲痛，嗚呼哀哉！”（《蔣介石日記》，1936年10月26日）月底，又記：“暢卿被狙殞命，實為左右之損失，此實本月最不幸之事也。”（《蔣介石日記》，1936年10月31日“本月反省錄”）

楊去世之后，蔣的左右，的確少了如此深謀遠慮的人物。侍從室的陳布雷等人兢兢業(yè)業(yè)，就是少了點開創(chuàng)性或政治謀略，與聲名大噪的楊永泰相比，近乎無聲。惟或也因此，這批無聲的要角不致像楊永泰遭到非議，甚至遭到暗殺之結局。楊去世之后，蔣介石的侍從室，也不再有類似楊的人物，蔣當政愈久，自信心與使命感愈強，似也不是那么需要“有聲”的幕僚。如是說起來，對蔣來說，實在是無聲勝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