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下稱《決策的本質》）通過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案例分析，總結了政府決策本質的三種概念模式，即理性行為體模式、組織行為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在此基礎上，本書將三種模式進行簡化抽象，提煉每種模式的分析單位、概念體系、推倒樣式及示范性命題，從而使三種模式具有了更廣泛的一般意義，不僅可以分析外交政策，還可以對國內行為等問題進行解讀。因此，本書不僅是國際關系領域的杰出著作，而且是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的經典文獻。

代入：三種決策模式解讀俄羅斯外交

再讀本書，筆者不自覺地將自己研究的領域——俄羅斯問題——代入到全書的論述模式中。

筆者在分析俄羅斯的外交決策時，一直堅持俄羅斯的對外行為與國內政治是以一種雙向影響的方式相互聯系，這兩個領域的問題與組織行為體往往重合，是一種雙層博弈。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具有不同的規律，決策者必須做出選擇以應對復雜性并決定問題的優先次序。

全球大轉型和國內發展新階段的定位促使俄羅斯外交的戰略任務是對俄羅斯國際定位的重新定義和強化。伴隨著俄羅斯國際定位內涵的不斷清晰，俄羅斯內政與外交呈現完全的聯動性。

內在聯動性體現為身份認同的傳導機制。國家特性和國家治理的路徑依賴決定了俄羅斯主要面臨三組關系的挑戰：國家安全利益與社會發展利益關系；經濟現代化與權力結構自主性關系；政治現代化與政治控制關系。

外部聯動性體現為由此形成的國際觀及其外溢效應。如何解決國際格局的力量對比與俄羅斯對于自身認識之間的不匹配關系，這是俄羅斯對外政策中長期存在的問題。俄羅斯政治處于世界政治之中，世界政治的新特點會影響俄羅斯國家認同的變化。

以上的分析實際上是理性行為體模式。筆者將俄羅斯視為一個完全理性的統一行為體，通過分析俄羅斯的國家利益來研究和解釋俄羅斯的國際關系。這實際上把俄羅斯視為一個行為協調一致、有目的的個人，這也是大部分從事國別問題的學者最常用的分析范式，因為這是理解國家政策選擇和行動的特別有效的一個捷徑。

但是，這種簡化在揭示某些本質東西的同時也掩蓋了很多事實。比如，俄羅斯外交政策就始終存在大西洋主義、歐亞主義和新斯拉夫主義之爭。而且，對于俄羅斯外交決策的不同聲音也始終存在。這就需要用組織行為模式進行研究。也就是說，俄羅斯政府不是一個如個人一樣的單一行為體，而是一個由各種組織組合在一起的集合體，這些組織各自相對獨立，并且各自施加對決策的不同影響。

普京作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領導者，決策不受某一利益集團的左右，考慮的是外交長遠目標。政府政治模式就是解讀俄羅斯這一層面外交決策實質的利器。政府政治模式實際集中關注參與外交決策博弈的個人。盡管有各種行為體的代表人物，但是政府中心區域博弈的人是關注重點。對于俄羅斯而言，外交決策運用政府政治模式解讀時，主要應關注普京的理念與決策。

普京已開啟第四任期執政。未來六年俄羅斯外交的走向眾說紛紜。實際上，盡管不同時期俄羅斯面臨的對外形勢不盡相同，但是普京外交的基本理念一直穩定。筆者認為，概括起來一是俄羅斯要成為強國，二是要著眼周邊，三是要警惕外部威脅。

新時期的普京外交也不會脫離上述原則。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對外政策構想列出的基本原則集中體現了普京外交的基本理念。可以看到，強國、周邊和外部威脅這三個方面每次都在構想中強調，而且隨著形勢發展，個別措辭也有變化。

對于周邊的地區和國家，從“促進”周邊安全到“協助”解決問題，顯然與2008年俄格戰爭和2013底以來的烏克蘭危機緊密相關。總的來看，俄羅斯外交在新的政治周期內很大程度上會管控與西方矛盾，穩定俄美關系在一種可控的對立狀態中。這主要是因為，對于任何國家而言，為國內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都是重要的外交原則。從根本上說，曠日持久的經濟落后將對國家主權形成日益嚴峻的威脅，壓縮俄羅斯在外交領域合縱連橫的空間。

如果把外交決策的三種模式結合起來看，俄羅斯外交決策可以說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處理好認識、定位與原則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俄羅斯的內政外交也因此而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方面，它要服從于國內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國內事務與之配合。因此，從戰略的層面聯結內政外交成為俄羅斯國家治理的常態化特點。

俄羅斯外交背后的歷史和戰略文化

除了實際運用決策本質的三種模式具體分析俄羅斯外交之外，筆者還想對本書可能存在的一個疏漏提出自己的看法。筆者認為，三種分析模式過于關注理性及行為體面臨的具體情景，實際上，對于國別研究而言，或者說對于區域學研究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理解研究對象國的文化。對于俄羅斯問題研究而言，就像要用俄國思維理解俄國，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歷史與現實研究的統一。

筆者認為，外交決策有動態性和靜態性決策過程之分，分析范式有經典地緣政治和官僚政治模式。外交決策可以從政府機構、社會現實等方面入手進行研究，但是最重要的是從文化視角的解讀。

俄羅斯地處世界幾大文明社會的交匯處，歷史上還是草原帝國的戰爭通道。按照俄羅斯政治基金會主席尼科諾夫的看法：“俄羅斯從東方手里解救了西方國家，又從西方手里解救了東方國家。近千年來，俄羅斯只有一半的和平時期。俄羅斯一直有同樣的地緣政治利益，必須捍衛這種利益，如果放棄，俄羅斯就無法存在。這就是問題之所在。”安全利益高于發展利益，這就俄羅斯國家特性和歷史文化的一個鮮明特點。

從戰略文化上講，俄羅斯不是依靠金融或經濟來維持國內安全和政治穩定，事實上，俄羅斯國家治理依靠的是自己一以貫之的手段，這些手段被概括為六大支柱：地緣政治位置、政治控制、國民心態、自然資源、用兵和強力部門。

地緣政治位置指俄羅斯與自己想要投放力量的大部分地區都接壤，而且沒有地理屏障將它與自己的目標隔開。俄羅斯能夠以低廉的成本在當地施加各種影響和威懾。政治控制就是指權力結構的集權化。國民心態指俄羅斯的榮譽觀念。自然資源既指俄羅斯不依賴外界的自給自足能力，又指俄羅斯把資源視為政治武器的能力。用兵指俄羅斯倚重軍事戰略力量如核武器來協調力量對比和確保領土完整。強力部門指俄羅斯強大的情報機構等，一直是俄羅斯最牢固的支柱。

無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困難時期、2009年金融危機的調整時期，以及2014年烏克蘭危機后面臨西方制裁的艱難時期，俄羅斯的經濟都遭遇巨大壓力和挑戰，金融保障能力減弱。按照西方國家的政治邏輯，這意味著國家實力的衰退，進而會對俄羅斯的國際運籌產生消極影響。

然而，至少在普京新時期內，經濟實力的下降并沒有對俄羅斯對外投放能力產生明顯影響。從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間斷性周期特點看，在從衰敗到崛起的上升周期內，經濟發展問題并不是俄羅斯政治穩定和對外實力的基礎。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當前這種體制即便是運用軍事的手段也只能實現短期的經濟目標，從長遠來看，在一個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的時代，“用兵”只能達到一時的目的，而長期的戰略目標是難以實現的。

總之，只有更好地理解研究對象國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決策的本質。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本文是作者在政治心理學涼風書會舉行的第67期讀書活動暨“外交決策心理學”主題書評會上的發言稿，經作者審定，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內容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