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誕辰130周年，由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策劃組織編寫的“宋慶齡與國際友人系列叢書”第二本《宋慶齡與馬海德》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5月29日下午，上海宋慶齡研究會、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相關各方在淮海中路1843號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廣場聯合舉辦《宋慶齡與馬海德》新書首發式。

《宋慶齡與馬海德》新書首發式

馬海德（1910-1988）原名沙菲克·喬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年9月出生于美國一個鋼鐵工人的家庭。1933年畢業于瑞士日內瓦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后來到上海考察東方熱帶病。1936年，在宋慶齡的安排下，他和埃德加·斯諾一同前往陜北。1937年2月，他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第一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西方人。此后他扎根延安，成為深受歡迎的“馬大夫”。新中國成立后，他加入中國國籍，任衛生部顧問，致力于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與研究，獲得舉世矚目的成果。在半個世紀的交往中，宋慶齡與馬海德一家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宋慶齡與馬海德》一書由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負責編寫，充分利用該單位館藏，融匯多年來的文獻資料積累和學術研究、宣傳教育成果，史料翔實，圖文并茂。附錄中收錄了多篇歷史親歷者的回憶文章，使讀者能夠從中感受更為真實、深刻的人物精神品質。以下內容節選自該書第五章，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與馬海德的交往。他們的情誼在晚年的交往中更趨深厚，在困境中亦不動搖。

1980年，馬海德大夫在北京阜外醫院看X光片

彼此關懷的近鄰

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都是上海、北京兩地居住。用她的話說，去北京是上班，回上海是回家。在北京，她先后居住在方巾巷44號、前海西沿18號和后海北沿46號。馬海德自1950年至1988年去世一直住在后海北沿24號院，與1963年4月以后常住在后海北沿46號的宋慶齡成了近鄰。他們本來就是至交好友，比鄰而居，便于來往，彼此互相關懷，在困境中互相支持，不因任何情況的改變而受到影響。

1979年9月宋慶齡設宴為馬海德祝壽

宋慶齡在北京的第一處寓所，位于朝陽門內方巾巷一幢二層樓花園洋房。這是1949年夏中共中央為迎接宋慶齡北上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別為她尋覓選定的。這項工作在周恩來的指導下，由曾憲植、羅叔章二人負責具體落實，最終由周恩來親自選定。是8月3日，周恩來寫信告訴正在上海陪伴宋慶齡的夫人鄧穎超：“房子已準備好，我方去看過，較重慶、上海我常去的兩個地方都大，樓房，有上下兩層，在北平為稀有者。一切內部陳設責成阿曾（即曾憲植）、羅叔章負責指導。”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對宋慶齡到北平后工作與生活方面的周到考慮和安排。

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與馬海德見面的機會增多了。馬海德發現，盡管經歷了10多年的戰斗洗禮，宋慶齡仍然像關懷青年一樣無微不至地關懷著他和他的家人。

據馬海德夫人蘇菲的回憶，20世紀50年代初期宋慶齡曾數次邀請他們一家三口去方巾巷寓所做客聚餐，宋慶齡緩步從樓梯走下來迎客的優雅身影，給她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宋慶齡曾送給蘇菲一件手工編織的毛衣和一些衣料，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顯得特別親切實用。在馬海德兒子周幼馬關于童年的記憶里，20世紀50年代初宋慶齡在方巾巷寓所為他過生日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餐廳里布置得富麗堂皇，彩燈、彩帶、豐盛的菜肴，還有一個點著蠟燭的蛋糕。她送給我好多彩色蠟筆、整盒的彩色鉛筆、畫本、小人書等等，還有一支紫色的派克鋼筆。當時我在八一小學讀書，平時用的是小石板和滑石筆。這是我第一次得到這么多的貴重禮物，可把我美壞了。

1950年12月，宋慶齡邀請劉少奇（左二）、周恩來（左一）、蔡暢（左三）等到北京方巾巷寓所做客。

馬海德之子、今日中國雜志社高級記者周幼馬（右）來滬參加《宋慶齡與馬海德》首發式，上海宋慶齡研究會會長薛潮（左）代表宋研會向周幼馬贈送新書。

1959年宋慶齡搬離方巾巷，遷居前海西沿18號，1963年又搬到后海北沿46號。1959年，為了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大慶，北京開始興建著名的十大建筑。新的北京火車站選址在建國門一帶，按規劃設計需要拓寬道路，拆除方巾巷的沿街房屋。宋慶齡因此搬離方巾巷寓所，遷往她在北京的第二處寓所——前海西沿18號，那是一座前后兩進帶游廊的北京傳統四合院建筑，曾一度作為蒙古國駐華大使館。后來蒙古大使館遷往東郊使館區，部分住宅劃撥給宋慶齡做寓所。由于寓所對面就是什剎海游泳場，每天高音喇叭長時間地播放，使得宋慶齡無法正常休息。同時，該處住宅較為潮濕，致使宋慶齡的關節炎頻頻發作。考慮到宋慶齡的身份和健康，中央決定為她調換一處住宅。周恩來親自為她物色了位于什剎海后海北沿46號的一座大型宅邸，該處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生父載灃的醇親王王府花園。在周恩來的親自籌劃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對王府花園進行了部分改建，在原有的兩進四合院西側新建一幢二層的中式風格小樓，一樓是大客廳、餐廳和工作人員的房間，二樓是宋慶齡的起居室、書房和小客廳。花園內有一條小河環繞，亭臺樓閣點綴其間，四周古樹成蔭，環境清雅怡人。1963年4月，在周恩來的親自陪同引導下，宋慶齡正式遷入后海北沿46號的寓所。

北京后海北沿46號宋慶齡寓所

1966年，宋慶齡的美國好友格雷斯·格蘭尼奇在致宋慶齡的信中問，聽說她現在住在一座宮殿里。宋慶齡解釋，因為她是國家副主席，所以政府撥了一所昔日的王府給她作為寓所。她在信中寫道：

我住在醇親王的王府里，溥儀就是在這里出生的。園子有小溪環繞，園里有許多美麗的樹木……草地幾乎一年到頭都是綠的。園里還有一所兩層小樓。過去住在這里的皇親國戚常來聽云雀和別的鳥兒歌唱。……我確實在享受“皇家的”待遇，盡管我并不快樂，因為有許多比我更有價值的人現在還住在簡陋的小屋里。

事有湊巧，馬海德在1949年后任職的衛生部機關、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以及馬家居住的四合院也都集中在什剎海的后海北沿一帶，彼此相距甚近。1963年宋慶齡搬來后海北沿46號的寓所后，與住在24號的馬海德就此成了近鄰。馬海德在打電話給宋慶齡時，常以“你的鄰居”來自報家門。

作為宋慶齡信任的好友和鄰居，馬海德常在休息日到宋慶齡寓所來陪她打康樂棋，或為宋慶齡矯正半導體音箱的音量。當宋慶齡寓所的工作人員從花園小河里打撈了鮮魚，或是有朋友送來了點心，宋慶齡總不忘分送給馬海德一家嘗嘗。他們一家也時常到宋慶齡寓所做客。

宋慶齡北京寓所內的康樂棋和半導體收音機。（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提供）

宋慶齡曾向秘書張玨坦言，馬海德擅長交際，因此有時她宴請外賓，會特意邀請馬海德作陪。馬海德總是西裝筆挺地系著紅領帶，興致勃勃地在席上談笑風生。他不止一次地對宋慶齡說：“這條紅領帶是您給我的，是您引我向左走的。”在一次宴會上，馬海德又系了紅領帶前來，心思細膩的宋慶齡察覺到這條紅領帶已經舊了，讓張玨上街去買一條新的紅領帶送給馬海德。可惜1980年的北京各大商品市場貨品尚不充裕。張玨跑遍北京的王府井、西單、友誼商店等，都尋覓不到一條合適的紅領帶，引為憾事。

每當馬海德從事的醫療衛生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北京向宋慶齡匯報的時候，她都認認真真地傾聽。宋慶齡曾對馬海德語重心長地說：“我一直關心著你，看你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好不好。如果走得不好，我是要批評你的。”馬海德認為這話雖簡短，寓意卻深刻，他常用這句話勉勵自己，要把今后的革命道路得走更好些。

對于宋慶齡交代的事情，馬海德也總是盡心盡力辦好，而且出于多年革命工作的習慣，對于宋慶齡囑咐為“confidential”（保密）的事項，馬海德絕對守口如瓶。據夫人蘇菲回憶，馬海德經常會收到宋慶齡派秘書送來的條子，看后就銷毀了，連她也不知道具體內容。

20世紀70年代，國內物資匱乏，宋慶齡收到友人贈送的比較稀有的禮物和點心等，常會分贈給馬海德家。有些友人給宋慶齡的信件也是寄到馬海德家的地址，再由馬海德轉交，例如1972年4月，宋慶齡托友人幫忙買了一塊手表，特別囑咐將告知價格的信裝在一個信封里，裝到給馬海德的信封之中，寄到后海北河沿24號馬海德家。之所以如此轉彎抹角，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在那個年代，宋慶齡時常會遭遇到信件收不到、不能按時到達，甚至已經被拆開的事情，所以宋慶齡就采用了迂回的辦法，不僅用“林泰”等化名，還通過信任的人轉交。而馬海德，作為好友和鄰居，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不僅信件，甚至包裹也是如此。

宋慶齡贈予馬海德夫人蘇菲的綠寶石耳環。（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提供）

1971年5月，馬海德的弟弟約瑟夫·海德姆來華訪問。馬海德和蘇菲陪同他游覽了西安、延安、上海、杭州等地。此后，他幾乎隔幾年就要來一次中國，并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馬海友。宋慶齡信任馬海德，也信任他的弟弟馬海友。1974年，宋慶齡曾委托馬海友為遠在香港的朋友捎去了一臺自鳴鐘。1978年，馬海友再次訪華，他給宋慶齡帶來了美國老友楊孟東為她準備的藥品。遺憾的是，由于宋慶齡當時在上海，加之蕁麻疹引起渾身刺癢和失眠，她并未與馬海友見面。宋慶齡為此特地叮囑廖夢醒寫信給馬海友，她說：“在你寫信給他時，順便告訴他，我查了日記，他來訪時我正好在上海，但我確實收到了楊先生托他特地轉交的藥。”馬海友來往中美，時常為宋慶齡和友人轉送物品。宋慶齡對所有幫助過她的人都懷有感恩之情，為了表示感謝，宋慶齡曾送給馬海友一條熊貓香煙。馬海友十分珍惜這份禮物，一直妥善保存。直到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去美國看望他時，他將這份禮物交給他作為紀念。逢年過節，宋慶齡與馬海德一家會互致問候，表達祝福。在1970年致宋慶齡的新春賀卡中，馬海德用自己的昵稱“沙格（Shag）”，代表全家人致以祝福。他稱宋慶齡為“親愛的同志、最親愛的朋友”，他寫道：

親愛的同志和最親愛的朋友：

首先祝您永遠健康、幸福歡樂，以及革命成功。光陰荏苒，盡管時常遭遇困難，我們內心都銘記著共同所走過的道路，伴隨著溫暖、友誼、關心和敬慕。愿這70年代能見證我們共同的革命事業取得歷史性的成功。

非常感謝您贈予的毛澤東主席像章，蘇菲、幼馬和我都非常喜歡。我們所能回贈給您的只有最溫馨的祝福。

沙格及全家人

1970年于北京

宋慶齡送給馬海友的香煙。（周幼馬先生提供）

宋慶齡與馬海德一家的友誼和關心，還延續到馬海德之子周幼馬和孫輩兩代人。1971年，已從北京電影學院新聞攝影系畢業三年多的周幼馬，與許多大學畢業生一樣仍在外地勞動鍛煉，未被分配工作。宋慶齡知道了周幼馬的情況后，為了照顧上了年紀的馬海德，幫助周幼馬調回北京，并提出要看他的攝影作品。周幼馬選送了一些風光、人物等藝術攝影作品給她過目，宋慶齡看后覺得很滿意。從此，周幼馬成了宋慶齡非常認可的攝影師，宋慶齡在寓所宴請外賓時如有攝影任務，常請他前來拍攝。

馬海德全家1970年致宋慶齡賀卡

為適應這項工作，周幼馬先從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前任攝影師那里了解宋慶齡的愛好和脾氣。在征得宋慶齡的同意后，跟隨她拍攝一些日常的生活照，加以整理后印成樣片請宋慶齡評論。經過一段時間的熟悉，周幼馬已能按照宋慶齡要求的角度、光線、姿勢以及神態為她拍照了，也知曉應如何將照片和底片給宋慶齡過目的步驟。每當周幼馬送去樣片和底片，宋慶齡都會一個人關上門，在辦公桌上用放大鏡一張一張仔細地看上幾遍，然后選出滿意的樣片，親自寫信告知周幼馬要放大多少張，每張放多大尺寸，哪張要注意什么細節等，并且公私分明，從來沒有一次忘記附上錢款。

周幼馬為宋慶齡拍攝的照片。（周幼馬先生提供）

不久，宋慶齡又推薦周幼馬到《中國建設》雜志社擔任攝影記者。1972年4月，宋慶齡在寫給《中國建設》雜志的創刊人之一、老朋友陳翰笙的信中特意提及：“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現在是《中國建設》的正式攝影師。他是在他母親工作的長春電影制片廠培訓的。”此后，《中國建設》雜志上出現的許多優秀照片，都是周幼馬的攝影作品。

宋慶齡給周幼馬的部分書信信封。（周幼馬先生提供）

周幼馬受邀到宋慶齡寓所做客時留影。

1972年周幼馬在上海受到宋慶齡的接見和熱情款待，非常感動，稱這是“一生最幸福的時刻”，宋慶齡的幫助和關懷他永遠不會忘記，決心更好地為黨和國家工作。每當逢年過節，宋慶齡常送給周幼馬一些小禮品，如鋼筆、看底片用的放大鏡以及給孩子的玩具等。宋慶齡對馬海德的第三代也非常關心，按期把《兒童時代》寄給他的孫子、外孫，并親自寫好信封。晚年的宋慶齡深受皮膚病、胃病、關節炎的困擾，這些慢性病的發作頻率逐年加劇。特別是家族遺傳的神經性皮炎蕁麻疹發作頻繁，發病時皮膚奇癢難忍，身上有大塊紅斑，給她的身心帶來很多煩惱和痛苦。她的眼睛和關節也都有些問題，這些疾病使她行走不便。因使用激素類藥物的副作用，她的體重在增加，造成她較普通人更容易摔倒，有時甚至嚴重摔傷。

面對這些病痛折磨，宋慶齡在給友人信里透露的尤其多，常常自嘲寬慰。在1958年的一封信里她說：

過去三個月，我被神經性皮炎弄得動彈不了，全身都有，白天黑夜都癢得難受，所以我的時間都用來在身上涂……那些不管用的藥。

稍后寫的兩封信里又提道：

現在覺得好些了，雖然冠狀動脈有點問題、關節炎也總好不了——年齡所賜，我的老天爺！

因為關節炎和胃病在上海躺了八個月……我剛能走……就在浴室里又出了事。摔倒了，頭撞在浴缸上。

誠如1960年宋慶齡對美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所坦言的，“近幾年來，疾病一直困擾著我，這是在我們的革命處于極端艱苦的情況下，我生活長期高度緊張的后遺癥”。長期以來，宋慶齡一直是帶著新老疾病在堅持工作，排除困難，奮力拼搏。

作為醫生，馬海德時常給予宋慶齡一些醫療健康方面的建議。1961年4月26日，馬海德途經上海時得知宋慶齡身體不適，特別致信表示問候。為了治療皮膚的問題，宋慶齡嘗試過各種藥物、各種方法。由于北京氣候干燥，對皮膚不利，宋慶齡不得不于1972年11月回上海接受比較激烈的注射療法，將藥物直接輸入靜脈，療程長，過程也非常疲勞和痛苦。

1972年12月9日，馬海德致信宋慶齡，關心她的健康情況并建議“最好避免過多的藥物和過多的醫生”，馬海德引用了毛主席說過的話“醫生的話必須聽，但不必全聽”，必要時可提出反對意見。

1961年4月26日馬海德致宋慶齡信。

作為宋慶齡的鄰居兼摯友，馬海德有了什么關于朋友們的情況，也總是會第一時間告訴宋慶齡。宋慶齡生病臥床期間，馬海德時常寫信告訴她外面有什么新聞。1972年12月22日，馬海德致信宋慶齡，告以在北京的路易·艾黎、海倫·斯諾等老朋友的近況。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區發生里氏7.8級大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宋慶齡非常擔心在京的艾黎、馬海德的情況，得知他們安全無事，方才放心。8月9日，馬海德致信宋慶齡，對她的關懷表示感謝，并希望她保重身體。馬海德在信中寫道：

我一直想寫信告訴您，當您的信使來到北京將您的關懷和慰問帶給我們時，我們是多么地歡欣鼓舞啊！

……

希望這場國家的大災難中您承擔的職責不至過重。您必須保重身體。要做的事情很多，在您用一貫堅定地表現出的奉獻和犧牲的杰出精神來承擔這些職責時，您需要有一個好的體魄。

由于常年在艱苦地區奔波巡診，晚年馬海德的身體也時常出現問題，一度被懷疑患有癌癥。宋慶齡對馬海德的健康非常關注，晚年給友人的信件中，幾乎都會提及馬海德的情況，親切地叫他“沙格”，除了談及他近期做了什么以外，有很多談及健康狀況，如：“沙格最近也因為胃部的一些問題住院了。”“聽說沙格會在下個禮拜出院，做手術時他的胃上被插了三根管子，又得用尿布了！”

1972年12月22日馬海德致宋慶齡信。

1972年12月9日馬海德致信宋慶齡。

1977年10月，得知馬海德因患“胰腺癌”住院手術，宋慶齡非常難過，但是她自己年紀也大了，又因摔跤臥床很久，加上腰背疼，左右無人攙扶不能走路，因此不能去看望他，只能靠電話和書信了解他的情況。

1976年8月9日馬海德致宋慶齡信。

1978年4月，住院半年之久的馬海德出院了，宋慶齡在16日給友人的信中透露：

沙格已經回家了，計劃著25號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巴黎和紐約——他們將和賽繆爾·羅森醫生及夫人一起在那里。沙格要離開2個月。我希望在這長途旅行期間會有一個稱職的醫生照看他。沙格非常愛吃烤羊肉，可我不敢給他送去。作為他的鄰居，我想給他吃些對他沒有任何壞處的檸檬和蘋果餡餅。毫無疑問，吃了6個月醫院的飯菜，他需要換換口味。今天是星期天，我要給他做芥末醬沙丁魚雞蛋。幸運的是，我昨天得到了一些檸檬，正好和雞蛋配著吃。艾黎21號回來，到時候沙格就可以聽到只有艾黎才會講的有趣的故事了。

1978年5月，宋慶齡在寓所接見來華訪問的“二戰”時期駐延安的部分美軍觀察組（又稱“迪克西使團”）老兵代表團，團中的卡斯伯格（Casberg）醫生給宋慶齡帶來一個關于馬海德的好消息，他認為馬海德患的可能不是癌癥，而是某種可以治愈的類似癌癥的病。因為卡斯伯格醫生來中國前在美國華盛頓機場遇到了去美國參觀演講的馬海德，并給他做了全面的檢查。宋慶齡非常希望真能如卡斯伯格醫生說的那樣，馬海德的病不是癌癥。她在1978年6月23日給友人的信中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真是太好的消息了！等他回來，我希望你過來和我們慶祝一下！”

1979年3月，馬海德因胃部劇痛，吐血、便血再次接受手術，摘除了靠近胰腺附近的十二指腸潰瘍以及部分胃腸，醫生觀察到原來腫起的胰頭有所縮小，判斷為胰腺只是發炎，不是惡性癌癥引起的腫大。宋慶齡得知后感到非常欣慰。此后，馬海德依然繼續為著他所熱愛的事業四處奔波。

雖然晚年的宋慶齡和馬海德對自身病痛不免有所困擾，但他們依然精神樂觀，盡量讓自己保持樂觀的心態，不失拼搏的事業心。在宋慶齡80歲時，她豁達而開朗地表示：“我對于老之將至毫不擔心。我努力使我的頭腦保持年輕和健全。因為有許多年紀較長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減少對人民作出值得稱道的貢獻……只要我能離開醫生的治療，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崗位上去。”

困境中的摯友情

1966年夏，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宋慶齡和馬海德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這場運動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兩人也都受到了一些無端指責和誹謗攻擊。

是年8月，宋慶齡寫信給老朋友愛潑斯坦訴說：“多謝你給我的信和中肯的勸告。我想，對那些無端污蔑，我只有閉上眼睛——外面那種敲鑼打鼓的喧鬧聲已經夠叫人心煩意亂的了。希望你離得遠，聽不到。”

1966年9月1日，針對紅衛兵要搗毀孫中山銅像和沖擊宋慶齡寓所的過激言論，周恩來總理在對首都紅衛兵講話時，特別強調應當尊重宋慶齡：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寫的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贊成……他的夫人自從與我們合作以后，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后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里貼大字報不合適。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個革命的，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住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

8月30日，就在講話的前一天，周總理借毛澤東主席就紅衛兵抄章士釗家的批示時機，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其中將宋慶齡名列第一。與此同時，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立即傳達了周總理關于保護宋慶齡的指示，衛戍區一師、公安部八局、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服務處各單位派人進駐宋慶齡寓所，制止了紅衛兵的沖擊。1967年1月，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被造反派奪權。為了確保宋慶齡的安全，周總理曾派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到宋宅，向工作人員傳達他的指示：“不出去參加運動；不參加群眾造反派；安心工作，為宋副主席服務好。”

雖然有警衛局的勸阻在前，但北京宋宅仍有部分工作人員參加了國管局的造反派，并在一個警衛秘書的領頭下造反。造反派要宋慶齡跟大家吃大伙房的飯菜，要年過七旬的她自己排隊拿飯菜；有人還提出來要剪宋慶齡的發髻，說梳巴巴頭是封建思想。這些人稱宋慶齡是資產階級，宋慶齡聽到后氣得胃痛。宋慶齡身邊的兩位秘書黎沛華和劉一庸因出身不好，也受到造反派的斥責，不敢再陪宋慶齡共用午餐，不久便都回了上海。身處困境中的宋慶齡，在報經周恩來總理同意后，急電從浙江大學調張玨來京任她的英文秘書。周總理還指示調走了這個造反的警衛秘書，另派專人負責宋慶齡的安全，并每晚配兩名武裝警衛值班，直到1968年5月新警衛秘書杜述周到任，宋宅的造反派也被陸續換去，這樣宋慶齡家中才安定下來。

1970年1月，宋慶齡自上海致函格雷斯·格蘭尼奇，談及已回到上海，“離開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現已回家休息”。因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局勢，宋慶齡每年年底回上海過年的習慣，被整整中斷了4年。其間，她多次向中央要求回上海，但周恩來總理鑒于當時上海造反派的奪權當政和安全形勢，勸慰她暫時先寓居北京。

當時，全國上下“破四舊”之風盛行，宋慶齡的寓所曾是清代醇親王府的花園，園中有多處亭臺樓閣。一些工作人員要求將園里的“四舊”除掉，原先掛在古建筑上的楹聯、匾額都不得不被摘下。由于宋慶齡喜歡收集藝術品，家中藏有一些朋友贈予的名家書畫、雕塑和陶瓷器，她很擔心這些東西也被當做“四舊”被人砸爛。宋慶齡思前想后，決定把一部分藝術品送給老朋友馬海德，請他把東西轉存到“比爾大叔”那里去。“比爾”“比爾大叔”都是指他們共同的至交好友路易·艾黎，在上海地下工作時期就已如此稱呼，宋慶齡極其信賴他，曾經為他寫過證明信。當時大家覺得路易·艾黎是外國人，他的寓所可能比馬海德家安全些。

1976年1月9日馬海德致宋慶齡信及信封。（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提供）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對馬海德也有沖擊。雖然馬海德在1950年已經加入中國籍，又是衛生部所屬的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的干部，但在那時在單位已經受到尖銳的口頭攻擊，妻子蘇菲也被北京電影制片廠的造反派關起來，馬海德家中的個人文書資料都被造反派抄走。馬海德擔著風險，親自把宋慶齡囑托的這些東西轉送到艾黎位于臺基廠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家中。

1976年1月8日，宋慶齡與馬海德失去了共同的同志和戰友——他們深深尊敬和信賴的周恩來總理。噩耗傳來，宋慶齡悲痛不已，連連嘆息國家少了一個好幫手。周恩來去世后，宋慶齡擔任周恩來治喪委員會委員，抱病參加追悼會，并親切慰問鄧穎超，請她節哀。馬海德于1月9日致信宋慶齡，對周恩來的逝世表示沉重哀悼。

1976年1月15日宋慶齡參加周恩來追悼會并慰問鄧穎超。

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馬海德也始終沒有動搖過，他始終堅信黨能夠正確看待問題并最終糾正錯誤。“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馬海德過去的經歷全部調查清楚，他再次受到尊重和禮遇。1977年馬海德任衛生部高級顧問，專注于防治和根除麻風病，兼任中國醫學院所屬首都醫院高級皮膚病專家。7月1日，宋慶齡致函馬海德，向他表示祝賀：

親愛的沙格：

首先要祝賀你被任命為衛生部顧問。我必須說，很早以前就應該有這樣的任命了，但你終于獲得了應有的承認。

宋慶齡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

上文節選自《宋慶齡與馬海德》，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