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張桐和達昕撰寫的《波蘭·華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學教席主持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劉成教授主編的《國際和平城市叢書》其中的一本。該書既不是一般的華沙城市歷史的描述，也不是服務于游客的華沙城市概覽。該書是關于華沙的和平之書，貫穿該書的主線為和平建構。作者將和平建構的過程比作樹木從一粒種子到最終開花結果的生長發育的過程。華沙獨特的歷史埋下了和平之種。和平之樹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和開花結果離不開精心的培育和養護，而記憶的傳承與敘事的建構則發揮了這樣的作用。記憶的傳承和敘事的建構在戰后波蘭復雜的環境中延展，最終達成共識，通過和解結出和平之果。該書圖文并茂，夾敘夾議，為我們展示了和平之城華沙獨特的和平構建歷程，進一步詮釋了和平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這一顛撲不滅的真理。

《波蘭·華沙》，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英雄城市的和平之種

華沙作為波蘭首都，見證了波蘭的興盛與衰落、輝煌與黯淡、光榮與恥辱、亡國與復國、和平與戰爭、忠誠與背叛、動蕩與安寧、幸福與苦難、附庸與獨立。華沙的歷史可謂波蘭跌宕起伏的歷史的縮影。在近代波蘭的重大事件中，華沙從未缺席。

966年皮雅斯特王朝大公梅什科一世受洗，皈依基督教，波蘭舉國因此皈依基督教。966年不僅是波蘭民族身份之源，而且是波蘭國家的開端。波蘭皈依基督教加強了波蘭的國際地位，使波蘭成為拉丁文明世界的組成部分。1385年立陶宛大公雅蓋隆與波蘭女王雅德維加聯姻，并皈依基督教，波蘭立陶宛聯盟形成。1569年7月1日，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簽署《盧布林聯盟》條約，波蘭立陶宛聯邦（亦稱第一共和國）應運而生，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國家之一。1596年國王齊格蒙特三世將宮廷從克拉科夫遷往華沙，華沙成為波蘭首都。16世紀是波蘭的“黃金時代”。文藝復興的潮流推動了國家繁榮，波蘭在文化、藝術和科學上取得不俗的成就。波蘭獨特的貴族選王民主制與西歐盛行的絕對君主制形成鮮明對照。

自17世紀中葉起，由于內亂和戰爭，第一共和國開始走向衰落。被稱為“瑞典洪流”的瑞典入侵使國家成為一片廢墟，波蘭損失了約1/3的人口，失去了大國地位。瑞典人摧毀了華沙，戰前華沙有人口2萬人，戰后只剩2000人。18世紀下半葉，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支持的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國王在推行改革和維持與俄國的附庸關系上左右為難。1768年，沙俄迫使瑟姆（立法機構）放棄內部改革，給予新教和東正教信仰者以充分的政治權利，使波蘭成為沙俄的保護國。為捍衛羅馬天主教的特權，反對沙俄干涉波蘭內部事務，一些貴族組建巴爾同盟。巴爾同盟發動武裝起義，反對斯坦尼斯瓦夫國王和沙俄，并獲得奧斯曼土耳其和法國的支持。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內戰進一步削弱了波蘭。1772年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第一次瓜分波蘭，波蘭失去近1/3的領土和約一半的人口。此后，斯坦尼斯瓦夫國王試圖推動改革，抵制俄國影響。1791年5月3日，波蘭大瑟姆通過具有進步色彩的新憲法。這是歐洲第一部成文憲法和世界第二部成文憲法。改革觸怒了沙俄，也觸動了守舊貴族的利益。守舊的貴族成立塔爾戈維察聯盟，起兵反叛。在俄軍和叛軍的進攻下，斯坦尼斯瓦夫國王被迫投降。1793年沙俄與普魯士第二次瓜分波蘭。1794年美國獨立戰爭的英雄科什秋什科發動起義，反對俄普第二次瓜分，起義遭到血腥鎮壓。第二次瓜分使波蘭失去3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和300萬人口。1795年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第三次瓜分波蘭，波蘭領土被瓜分殆盡，一度的歐洲大國從世界地圖消失達123年之久。波蘭人曾寄希望于法國拿破侖幫助恢復獨立，拿破侖法國支持的華沙大公國曇花一現，其土地被普魯士和俄國瓜分。1797年，東布羅夫斯基元帥在法國組建波蘭軍團。波蘭軍團幫助法國征服意大利，東布羅夫斯基馬祖卡觸動了波蘭人的心弦，“波蘭不會死亡，只要我們一息尚存”成為波蘭不屈精神的象征。亡國后波蘭人民沒有放棄恢復獨立的愿望，多次舉行起義，其中最為著名的有1830年11月起義和1863年1月起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波蘭得以復國，結束了漫長的亡國厄運。新生的波蘭處在德俄之間，成為大國覬覦的對象。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二戰爆發，同年9月17日，蘇聯攻打波蘭，波蘭再次被瓜分。厄運再次降臨，波蘭在二戰中遭受了巨大的民族創傷。

雖然波蘭在歷史上屢遭戰火劫難，但和平的思想綿延不絕。兩位通過教會成長起來的波蘭學者——斯坦尼斯瓦夫在其1400年和1413年的布道《論正義戰爭》中，以及帕維烏·弗沃德科維奇（Pawe? W?odkowic）在其著作和康斯坦茨會議（1414-1418）上的講話中，均倡導尊重其他國家（包括異教徒）自由權利的和平理念，同時拒絕戰爭的非正義性。1434年，波蘭外交官米科瓦伊·拉索茨基（Miko?aj Lasocki）作為天主教巴塞爾會議的代表出席了在阿拉斯舉行的和平大會，在百年戰爭中的交戰方法國、英國和勃艮第之間進行調解。他在講話中呼吁“摒棄戰爭精神，解除心靈武裝”。學者安杰伊·弗雷奇·莫杰夫斯基（Andrzej Frycz Modrzewski）在其1551年的論著《論共和國的修復》第三冊《論戰爭》中寫道：“為了不被迫發動戰爭，必須極其小心地維持與鄰國的和平。……相鄰的人民和王子通常會在他們之間達成協議，以解決此類問題。”1573年瑟姆通過的《華沙聯盟》保證不同信仰的人享有無條件的持久和平，并使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獲得國家保護的保障。波蘭因此成為歐洲大陸宗教寬容的樂園。2003年《華沙聯盟》文本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亡國之后，波蘭的精英仍在思慮波蘭的前途和歐洲的命運。波蘭貴族、巴黎波僑領袖阿達姆·耶日·恰爾托雷斯基（Adam Jerzy Czartoryski）在其《外交論文集》中建議在歐洲建立一個民族國家聯盟的政治體系。恰爾托雷斯基非常重視在國家間關系中建立基于道德的機制。他還主張建立超國家機構來維護和平并監督沖突的公正解決。他堅持波蘭的座右銘“為了我們的自由和你們的自由”，將波蘭的獨立努力與歐洲其他被征服國家和東方的類似運動聯系起來。學者沃伊切赫·博古米烏·亞斯琴博夫斯基（Wojciech Bogumi? Jastrz?bowski）發表《文明國家持久聯盟條約——歐洲憲法》，主張建立一個代表所有國家的泛歐組織，這些國家的代表將被派往常設會議。該機構的作用是制定法律以防止武裝沖突，保障和平。斯特凡·布什琴斯基（Stefan Buszczyński）1867年發表的《歐洲的衰落》描述了未來歐洲統一的愿景。他建議“所有歐洲國家結盟”，開放所有邊界，自由交流思想。自由從事工業和貿易。泰奧多爾·科爾文·希馬諾夫斯基（Teodor Korwin Szymanowski）1885年在巴黎出版《歐洲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未來》，提出了歐洲統一的愿景：改革后的議會制度、關稅同盟、集中收集的統計數據、所有參與的歐洲國家的財政捐款以及歐洲中央銀行。他相信，這一愿景的實施將鞏固國際合作，以實現普遍和平。

復國后的波蘭參加國聯，并提出和平倡議。1927年9月，波蘭代表弗蘭齊謝克·索卡爾（Franciszek Sokal）提出的“譴責和禁止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和仲裁義務的宣言”草案被國際聯盟大會正式接受。1931年9月，波蘭在國際聯盟提出實現道德裁軍備忘錄，鼓勵國際合作和諒解，以確保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再發生。1939年12月，流亡法國的外交部副部長齊格蒙·格拉林斯基呼吁各國應該采取行動來回答以下問題：人類的發展是基于法律還是基于暴力，基于正義還是基于強暴，基于人民和個人的自由，還是基于對他們的征服，基于道德虛無主義還是基于基督教道德，文明還是野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組織法》序言指出，“戰爭源于人的思想，因此必須在人的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的屏障”。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崇高而艱難的使命。不喜戰爭的民族常與戰爭相伴。和平思想在波蘭綿延不絕，但無力避免戰爭。這是波蘭的悲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遭受了巨大的民族創傷。不屈的波蘭人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1943年4月19日，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猶太人發動起義，起義遭到殘酷鎮壓。1944年8月1日，國家軍在華沙起義。起義者試圖將德國軍隊趕出華沙，在蘇聯軍隊抵達前控制華沙。起義持續63天，最終陷于失敗。國家軍的英勇起義驚天地泣鬼神，體現了不畏強敵的英雄主義。二戰期間，波蘭600萬人被殺，六分之一居民被殺。納粹德國計劃將波蘭首都轉變為德國精英的小城：德國華沙新城。在華沙起義爆發后，納粹罪犯海因里希·希姆萊下達了屠城和將華沙夷為平地的命令。華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損失最大的城市之一，華沙72%的住宅樓、90%的工業建筑和90%的古跡在戰爭中被摧毀。2004年時任華沙市長的萊赫·卡欽斯基初步估計二戰時華沙的損失為315億美元。

二戰中的華沙

記憶傳承與敘事建構

華沙是波蘭的記憶之都。徜徉在華沙的大街小巷，紀念碑和紀念銘牌隨處可見。通向老城的主街上經常可見不同主題的歷史圖片展覽。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和臨時展覽展示華沙歷史的各個方面。

二戰后，人民波蘭加入蘇聯集團。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甚至對波蘭1952年憲法進行了修改。德國分裂，西德和東德分屬不同的陣營。1955年蘇聯和東歐七國在華沙成立華沙條約軍事同盟組織。官方的記憶建構無不受到上述約束條件的制約。

重建華沙成為治愈戰爭創傷和重建和平生活的開端。波蘭集舉國之力重建首都，重建華沙成為親歷者的永恒記憶。作為蘇聯送給波蘭的禮物，文化科學宮1955年建成，成為華沙的地標建筑。196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信使》描述了二戰結束15年華沙的新生，“這是一個始于1945年的故事，當時這座城市幾乎只剩下一片廢墟，然而今天它已經從灰燼和瓦礫中崛起，并令人驚訝地恢復了戰前100多萬居民的人口。華沙給我們上了一堂關于城市社會運作的令人驚訝的課。這似乎證明，無論是一個民族的徹底毀滅，還是他們的財產的徹底破壞，都不能結束一個偉大城市的生命”。蓋萊克上臺后，波蘭決定重建皇家城堡。重建城堡規劃委員會稱該城堡將“成為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幾代波蘭人的橋梁，成為我們民族歷史連續性的見證”。重建工作的負責人丹尼爾·特沃雷克（Daniel Tworek）致力于原汁原味重建城堡，稱“這座城堡是我們國家、我們民族、我們整個歷史的象征”。波蘭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歷時14年完成城堡重建。

皇家城堡的重建

華沙歷史記憶的建構無不受到政治的影響。如對人民軍和國家軍的厚此薄彼，官方記憶與民間記憶的沖突，“華沙英雄”的模糊表述。對華沙起義歷史記憶的建構并非一成不變，1964年的華沙英雄紀念碑、1979年的華沙起義者紀念碑以及1989年落成的華沙起義紀念碑反映了不同時期對華沙起義的敘事變化，體現波蘭關于華沙起義的敘事建構越來越趨于客觀。1968年波蘭官方發動的反猶運動導致1.3萬-2萬猶太人離開波蘭，成為猶太人在華沙城市記憶中的又一個插曲。在人民波蘭時期，波蘭通過各種方式保存華沙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的歷史記憶。1988年4月18日，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起義爆發45周年之際，一座類似敞篷貨車的石碑揭幕，以紀念納粹德國的猶太人轉運點。四塊紀念牌上用波蘭語、意第緒語、英語和希伯來語鐫刻著如下文字：“1942-1943年間，30多萬猶太人沿著苦難和死亡之路從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被驅趕到納粹滅絕營的毒氣室。”在劇變之前，一條猶太人殉難和戰斗紀念路線，其起點是猶太人隔離區英雄紀念碑，終點是轉運點紀念碑。

雖然關于華沙歷史記憶的建構指向和平，但是華沙在1956年和1981年兩度面臨蘇聯的軍事威脅。這在某種程度反映了波蘭在冷戰時期對無力掌握自身命運的無奈。在冷戰時期，蘇聯北方集團軍常駐波蘭，蘇軍在波蘭設有79個軍事基地。蘇聯主導的“和平和民主”陣營對波蘭的和平敘事產生了深刻影響。

1989年波蘭的圓桌會議引發的變革開啟了波蘭的全面轉型，柏林墻倒塌、德國統一和蘇聯解體導致了兩極格局的結束。國際環境的巨變和國內政治環境的改變使得關于華沙的記憶傳承和敘事建構的環境有了根本的改變。關于華沙歷史的傳承和敘事建構既體現出連續性，又具有轉折性。華沙歷史記憶和敘事建構的羈絆不復存在，所有的禁忌煙消云散，波蘭人在新的環境下傳承記憶和建構敘事。1990年后華沙重新命名了許多街道，以紀念二戰時的英雄和事件。2002年萊赫·卡欽斯基當選華沙市長，決定為紀念華沙起義60周年建設華沙起義博物館。2004年華沙起義60周年之際博物館正式開放。在華沙起義博物館開館儀式上，萊赫·卡欽斯基稱華沙起義博物館是“向所有起義者、領導人、士兵和支持起義的平民致敬。這是對戰斗決定的致敬，也是對他們戰斗方式的致敬”。他強調，“華沙起義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波蘭獨立行動的高潮，也是開端。這是一場戰斗的開始，這場戰斗在1940年代后半期、1956年、1966年、1968年、1970年和1976年導致了團結工會的產生。”這表明記憶政治賦予了華沙起義以新的含義。2009年，時任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倡議設立華沙起義紀念日，該倡議得到了波蘭議會支持。2010年華沙起義紀念日8月1日成為國家節日。波蘭猶太人歷史研究所協會推動的建立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獲得了卡欽斯基市長和文化和民族遺產部的支持。2013年4月，在原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落成開館，博物館展示了猶太人與波蘭的千年情緣和二戰時期大屠殺的悲劇。

波蘭人以不同的方式傳承歷史記憶。馬爾欽·杰齊茨（Marcin Dziedzic） 的“當下44”（Teraz 44）和“當下43”（Teraz 43）攝影項目。兩個項目將歷史照片與照片拍攝地當下的場景進行無縫拼接，形成歷史與現實獨特的連接。“Teraz 44”項目關注華沙起義，“Teraz 43”項目關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華沙起義博物館成為塑造記憶和傳承歷史的重要載體。2010年華沙起義博物館推出名為《廢墟之城》的3D影片，影片展示了二戰華沙淪為廢墟的場景。在起義七十周年之際，華沙起義博物館制作了獲奧斯卡提名的電影《華沙起義》。2021年華沙起義博物館啟動的“記憶之根”項目旨在創建一個華沙起義者后裔社區，使之承擔“世代接力”功能，成為起義者傳承的記憶、夢想和價值的守護者。博物館邀請起義者的孩子、孫子、曾孫和親戚緬懷起義者，并分享他們與起義者的故事和回憶。華沙起義博物館的使命是防止華沙起義的幸存者離世后他們的生活、成就和夢想的記憶也隨之消失。新建的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博物館成為傳播和研究華沙猶太隔離區歷史的重要基地。2023年4月，波蘭隆重紀念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80周年，波蘭副總理兼文化部長格林斯基撰文，強調“我們銘記過去，汲取歷史經驗，共創美好未來。但我們不會忘記那些死去或被謀殺的人。代代相傳的記憶必須永存。今天，我們是這段記憶的守護人”。

未竟的和解

二戰之后，波蘭領土發生重大變化。奧德河-尼斯河成為戰敗德國的東部邊界，波蘭從德國獲得“收復領土”。伴隨著領土的變動，約800萬德意志人遭到波蘭驅逐。寇松線成為其東部邊界，波蘭失去了第二共和國時期17.9萬平方公里土地和1200萬人口（其中430萬人講波蘭語）。在冷戰時期美蘇對峙和德國分裂的背景下，波蘭西部邊界曾是東西方長期爭議的問題。1950年東德與波蘭簽署條約，承認奧得河-尼斯河為其永久的東部邊界。而西德堅稱，奧得河-尼斯河只是臨時的行政邊界，需要根據最終的和平條約進行修改。

華沙是波德和解的見證者。二戰后波蘭與德國的和解是從教會開始的。從1960年德國主教多普夫納的和解演講到1961年的新教知識分子的《圖賓根備忘錄》，再到1965年波蘭主教為邀請德國主教參加波蘭皈依基督教千禧年慶典致信德國主教，德波和解進程得以啟動。波蘭主教發出“我們給予寬恕并請求寬恕”的聲明頗具道德勇氣，但是主教的聲明令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震怒，認為主教背叛了波蘭的國家利益，甚至考慮逮捕他們或將他們驅逐到梵蒂岡。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局對主教的批評逐漸降溫。事實上，“我們給予寬恕和請求寬恕”的表述成為德波和解的基礎。

在美蘇緩和的背景下，1969年勃蘭特出任西德總理，“通過和解改變”被奉為圭臬，東方政策得以出臺，東西方緩和出現新局。1970年8月，西德與蘇聯簽署《莫斯科條約》，規定邊界具有“不可侵犯性”，涉及波蘭奧得河-尼斯河線邊界以及西德和東德之間的邊界。1970年12月，西德與波蘭簽署《華沙條約》，承認奧得河-尼斯河線邊界，宣布相互沒有領土要求。勃蘭特令人動容的華沙之跪開辟了德波和解之路，成為德波和解的里程碑事件。1989年11月12日，德國總理科爾與波蘭總理馬佐維耶斯基在克什舍瓦一道參加“和解彌撒”。科爾與馬佐維耶斯基的歷史性擁抱成為歐洲巨變背景下德波和解的象征。德國統一后，1991年波德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根據波德兩國政府協議，1991年波德和解基金會成立。該基金會獲得了5億德國馬克的資金，用于向納粹德國的受害者提供資助和救助，開展人道主義和教育活動。

西德總理勃蘭特下跪紀念碑

波德和解尚未結束。2015年法律與公正黨主政波蘭后，法律與公正黨的政治家不時抨擊德國，稱德國威脅波蘭的民族身份和國家主權。法律與公正黨主席卡欽斯基稱德國主導是危機和不幸之路。在2020年勃蘭特“華沙之跪”50周年之際，法律與公正黨議員阿爾卡迪烏什·穆拉爾奇克稱勃蘭特之跪為一種“空洞的姿態”。他認為“這毫無意義。在沒有對波蘭進行賠償的情況下，為所犯下的罪行道歉算什么？”2022年9月1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3周年紀念日。同日，波蘭舉行向德索賠報告發布會。根據穆拉爾奇克領導的波蘭議會德國二戰對波損害賠償評估小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評估師30人組成的團隊在五年內編撰的三卷本《關于波蘭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德國侵略和占領而遭受損失的報告》，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波蘭造成的損失總計6.2萬億茲羅提（合1.3萬億歐元）。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出席活動，稱該報告可以幫助實現真正和解，修復波德關系。卡欽斯基強調“德國從未對針對波蘭的罪行負責。德國的歷史政策沒有對波蘭民族犯下的罪行。我們必須努力重建德國人民的意識”。9月14日，波蘭議會眾議院通過決議，呼吁德國政府為二戰承擔政治、歷史、法律和財政責任。德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回應“德國政府立場沒有改變，賠償問題已經了結。因為“波蘭很久以前，即1953年就放棄了進一步賠償要求，并多次確認這一放棄。這是當今歐洲秩序的基礎”。德國總理朔爾茨拒絕波蘭的索賠，稱賠償問題根據國際法已得到最終解決。波蘭試圖將索賠問題國際化，戰爭賠償問題成為波德關系的新問題。

即使兩國出現新的問題，德國尋求和解的意愿沒有弱化。2023年4月19日，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參加紀念猶太人隔離區起義80周年：“我今天站在你們面前，請求你們原諒。德國人在這里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讓我感到深深的羞恥。但與此同時，我能夠作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德國國家元首參加這一紀念活動，也讓我充滿了感激和謙卑。”

從波德和解的歷程看，通往和解的道路絕非坦途。波德和解對于當下的歐洲具有特別的意義。波德只有擺脫歷史重負，才能重建信任，重振魏瑪三角，進一步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深化。

2022年2月俄烏戰事的爆發預示著冷戰結束后歐洲和平紅利的結束。波蘭東部的戰事震動了波蘭，強烈的不安全感驅使波蘭致力于強軍，打造一支歐洲最強大的軍隊。基于歷史經驗，波蘭對俄羅斯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對烏克蘭的境遇深感同情。面對安全環境的變化，波蘭成為應對危機的前線國家，華沙成為歐洲應對危機的外交中心以及挺烏抗俄的大本營。華沙試圖成為未來歐洲安全架構不可或缺的力量。烏克蘭危機使得波俄敵意進一步增強。無論俄烏戰事的結局如何，未來歐洲都將面臨波俄和解的難題。如同波德和解一樣，波俄和解也將成為歐洲和平的基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