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最早步入人口老齡化的國家之一，預計至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將增加約10%，占德國總人口的36.6%。2015年，德國選擇居家養老的老年人占老年人總數的比例高達69%。但同時大多數子女成年后選擇與父母分開居住，2013年老年人單代居住的比例高達93.4%。為此，德國提出新的養老住房形式以適應老年人生活重心從家庭向社區的轉變。

“多代屋”項目作為社區適老化改革的方式之一，近年來在德國發展迅速。其核心內容是構建無血緣關系的多代居民會面的公共場所。該項目希望促進兒童、青年人、老年人等多代人群在社區層面的交往，激發社區活力。住宅型多代屋（Mehrgenerationen-wohnen）是“多代屋”的一種形式，它不僅為社區居民提供公共活動中心，同時配套相應的住宅單元。住宅型多代屋自20世紀以來發展迅速，2009年全德登記的住宅型多代屋有500個，官方資助項目的年增長率保持在6.5%左右，還有部分民間自我組織的多代屋未被統計在內。

由于住宅型多代屋以促進代際交流、多方合作作為重要導向，導致其治理機制明顯不同于傳統住宅。具體而言，住宅型多代屋主要包括了哪些參與主體？多方主體之間如何協調進行建設與運營？這種多代社區的互動網絡又是如何維系的？本文將運用行動者網絡理論，對住宅型多代屋社區治理機制進行分析，立足中國的社會背景為老齡化社區建設提供有益建議。

科隆的住宅型多代屋

住宅型多代屋起源于20世紀的“合作居住”模式。合作居住模式包括單親家庭合居、老年人合居等多種形式。90年代末期，由于老年人的居家養老需求及養老政策對國家財政的負擔，合作居住開始強調代際合作，多代同居的新形式出現并迅速發展。

住宅型多代屋項目得到了德國各政府部門的支持，聯邦政府提出“多代居住”（Wohnen für (Mehr)Generationen）項目，各地方政府則基于城市發展社會經濟水平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德國的住宅型多代屋集中分布于西部及東部地區，其中漢堡、柏林與慕尼黑是多代屋高度發展的典型城市。

科隆市政府一直對老年住宅采取積極鼓勵措施，2005年開始主導住宅型多代屋的建設，至2011年間建成5個官方多代屋項目，是最早進行多代屋試點的城市之一。雖然科隆市已建成的多代屋基數較少，但發展態勢迅猛。2014年房屋市場調查顯示，該類住宅是科隆市少數需求上漲的房屋類別之一。科隆市的住宅型多代屋散布在市區外圍，不同住宅型多代屋有各自的社區理念，如環保無車、同性戀平等、無國界互助等。

科隆利多的住宅型多代屋建于2009年，是科隆市目前規模最大的住宅型多代屋。該社區位于科隆市北部Nippes區的Niehl街道，共有94名居民。社區居民構成復雜，涵蓋了各年齡段的多個社會群體，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約占34%。利多多代屋的社區目標是：不僅鼓勵不同年齡段的居民共同生活，同時鼓勵殘疾居民與健全居民共同生活。

行動者：社區網絡的主體

利多社區在社區網絡中的行動者包括多代屋居民群體、政府組織、企業組織以及社會組織。居民群體主要由“積極老齡化”組織與“關愛多發性硬化癥患者”組織成員構成，他們是利多社區建設與社區運營的實際參與者。“積極老齡化”組織的成員多為中老年退休者，該組織代表了50歲以上市民的利益，鼓勵老年人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關愛多發性硬化癥患者”是一個服務于多發性硬化癥患者的公益組織，重在幫助患有該種殘疾的年輕人。他們希望推動城市的無障礙建設，幫助患者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參與多代屋項目的主要政府組織為科隆市政府，多個地方部門參與到項目中，在提供政策與資金支持的同時，充分發揮了政府的綜合協調作用。除此之外，其他層級的政府部門也有不同程度的參與。北威州政府通過“創新老年居住組織”（Neues Wohnen im Alter e.V）提供信息技術支持，聯邦政府則對住房援助等問題予以法律保障。GAG地產公司是參與該多代屋項目的主要企業組織，自1993年以來致力于嘗試合居型住宅的建設實踐。社會組織以地方性公益組織為主，包括科隆社區基金會、尼厄勒家長組織以及漢姆博爾內街家庭中心等。它們面向當地居民需求，希望提高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

居民群體、企業組織、政府組織和社會組織通過多代屋社區聯盟進行協商合作，各主體處于相對平等的地位（如下圖）。

居民群體是多代屋社區聯盟中的主要行動者，他們參與社區項目實施的每個環節，包括社區規劃建設、日常管理與活動組織等。政府在前期發揮了主導作用，通過政策鼓勵、資金支持多項措施推動項目開展，但并不對項目運營進行過多干預。企業組織主要負責房屋建設與管理，以實現市場資源的高效率分配。社會組織在社區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專業性與規模化能有效彌補居民組織的不足。行動者間的優勢互補能有效利用多方資源，但同時行動者間也存在價值取向的差異。

轉譯：社區網絡的構建

為解決行動者間的沖突問題，將“多代交往”由理念轉化為實踐，需要經歷一個共同學習與適應的過程，即轉譯過程。在轉譯過程中，利多多代屋通過征召動員與社區構建2個步驟，從物質、社會與管理等多個層面開展社區綜合性建設，形成社區集體共識。

1）征召動員環節呼吁多方廣泛參與

在項目的啟動環節，科隆市各政府部門分工合作，高效推動了項目的開展。科隆市委員會（Rat der Stadt K?ln）發布促進住宅型多代屋的實施法案，提出對部分新型社區予以資金支持；住房與建筑委員會進一步細化了住宅型多代屋的實施原則，包括社區贊助方案、低收入居民補助標準等；發展與統計辦公室劃定住宅型多代屋的大致用地范圍，向科隆市土地所有者、房屋投資者等宣傳募資。

在項目招標中，科隆市GAG地產公司負責5個多代屋項目的實際施工。同時，住宅型多代屋也受到了科隆市眾多社會組織的歡迎。“積極老齡化”組織期望建立一個老年宜居、相互支持的社區；“關愛多發性硬化癥患者”組織旨在營造一個無障礙的鄰里互助社區。這兩個組織秉承建設友好互助鄰里的組織理念，響應社會宣傳參與到多代屋項目中，獲得政府的資金支持開展合居型友好社區實踐。

科隆市政府、GAG地產公司與居民群體組成利多多代屋項目聯盟，共同協商社區建設問題。居民基于自身的需求對房屋設施與運作提出構想，GAG地產公司負責房屋建設的技術性問題，科隆市政府主要確保“住宅型多代屋”理念的貫徹實施，北威州“創新老年居住組織”則基于已有的老年人居住研究，提供相關建議。

2）社區構建環節強調多層面社區建設

在物質層面，GAG地產公司以居民需求為導向進行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積極響應科隆市政府及居民組織的建議與需求。科隆市政府針對物質設施提出了具體要求，包括：房屋必須包含至少10~20個配備完善的居住單元；房屋的設施為老年人友好型等。市民組織對社區的建議則包括大型公共空間設計、節能環保的房屋配備及特別針對多發性硬化癥患者的無障礙設施設計等。

在社會層面，利多多代屋項目聯盟重點關注居民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持續提供居民專業培訓服務，充分挖掘老年人社會資源。政府與專業機構合作引導居民開展社區治理實踐，通過舉辦住宅型多代屋建設經驗分享會等形式，推動多代社區間的交流。

在管理層面，構建利多社區治理組織。利多社區建立的居民自我管理委員會要求所有居民參與，共同擬定社區規章制度。一年一度的居民大會面向社區全體居民，會議決定了社區發展方向、社區文化、社區經濟等大小事務，并選舉出社區管理小組負責日常事務決策以及活動組織。

3）項目運營環節重視社區理念持續性

政府組織與居民組織從政策、資金以及準入多個方面采取措施預防社區治理中可能出現的分歧，保障利多多代屋“跨代交流”理念的可持續運作。

政策保障制度對利多社區的多代指向做出了詳盡的要求。在法案實施過程中，科隆市政府細化了住宅型多代屋的運營方針，并對其執行情況進行年度評估，從而決定是否繼續提供資金贊助。該方針從年齡比例、空間營造等多個方面對住宅型多代屋提出了要求，包括建立居民委員會負責組織社區日常事務，60歲以上居民與60歲以下居民比例為1：2，重點建設社區公共活動空間等。

在后期的社區治理中，政府不再參與多代屋的具體運營，僅通過每年的運營報告評估項目的實施情況。同時若未來利多多代屋項目出現居民委員會內部矛盾、各年齡段居民比例失調等問題，則市政府保留收回多代屋的投資金額的權力。這種政策保障制度是貫徹利多社區“多代同居”理念的有力保障。

資金保障制度中，GAG地產公司與市政府合作投資住宅建設，政府組織與居民組織共同負擔日常運營資金。此外，科隆市政府還為利多多代屋提供針對居民社區自治提供的初始基金以及面向單親家庭、低收入群體等弱勢人群的租金補貼。混合融資開發的模式能有效降低投資風險，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有助于多代屋項目的順利實施。利多多代屋在與社會組織合作舉辦公益活動時，也會接受地方銀行、科隆社區基金會等多個第三方組織的資金支持社區居民除負擔房租外，每年還需支付額外金額以支持居民委員會運作。

居民準入制度對新居民加入的流程與準入條件進行了規定，有效緩解了居民間利益沖突，維持鄰里關系和諧。當有新居民申請加入利多社區時，居民委員會預先了解其價值觀念以及活動參與積極性，并表決是否接納該居民。大部分新入住居民是社區原住民社會關系網絡的延伸，通過社區參觀、面對面會談等形式與原住民相互了解后，經居民會議進行表決。居民在入住后必須加入居民委員會，遵守社區規章制度。社區原住民在引導新居民參與、組織社區互動中也扮演了積極角色，協助新居民適應新的社區環境與鄰里關系。

網絡：社區網絡的維系

經由社區構建，利多多代屋形成了多元化、多層級的社區網絡結構，有效保證了多代屋社區的持續運作。居民互動作為社區網絡的核心，構成多代屋的內部結構；社區運營過程形成的規章共識則為多代屋網絡提供了外部支撐。不同層次的社區活動面向不同規模的主體，實現了多元的社區構建目標。

1）自發性互動推動代際交往

老年人與多發性硬化癥患者的活動范圍主要局限在社區內部，利多社區為這兩個群體提供了重要的日常交往平臺，滿足了居民社會交流的需求。利多社區的庭院、公共活動室等公共空間是居民自發性互動的主要場所。功能復合的公共空間囊括了花園綠地、兒童設施、老年設施等多樣化功能配套，同時服務于老年人、青年人及兒童等多代居民。次級開放空間是社區另一個重要交往場所，半開放式的花園與陽臺強化了鄰里間的可達性，提高了鄰居間交流的機會。居民在進行日常活動的同時，也能與其他居民展開對話交流。高包容度的社區公共空間創造了多代交流的機會，鄰里互動形成了關系密切的社會網絡，以此為基礎的社區互助行為在日常生活中隨機產生，居民之間彼此信任，形成了“友好鄰里”的共同社區價值。

2）自組織性互動滿足多代需求

利多社區內居民社會經濟狀況存在較大差距，基于此社區鼓勵居民小群體自發組織主題活動。這類主題活動以興趣小組為單位，每周開卡牌、氣功、攝影、電影、廚藝等興趣活動，英語學習、潛能互助、患者互助、記憶訓練等互助活動，以及早午餐、咖啡等聚會活動。居民委員會通過公共活動室功能的時空分異以協調居民不同需求。

社區的公共活動室劃分為會客室、廚房、閱覽室等多個功能區，在不同時間段向不同小組開放。興趣活動是多代居民互動的重要途徑，利多多代屋通過興趣登記簿等方式聯絡愛好相似的居民，通過活動組織進一步加深居民間聯系。互助活動是老年人、多發性硬化癥患者等弱勢居民群體開展互助的主要方式，聚會活動由社區管理小組舉辦，面向社區內部的聚會以聯絡社區感情為目的，對外開放的活動則起宣傳推廣的作用。

3）合作組織性互動呈現公益導向

利多居民群體與科隆地方公益組織合作舉辦的公益性活動主要有社區圖書角、兒童輪椅體驗、兒童詩歌教育等。GAG地產公司、地方銀行等企業機構也以資金贊助形式參與到部分活動中，科隆市政府則對效果顯著的公益項目予以資金支持。利多多代屋與科隆社區基金會合作舉辦“社區圖書角”活動，為社區居民提供共享書籍、藝術講座。多代屋與尼厄勒家長組織共同開展“兒童輪椅體驗”活動，利用利多多代屋內垃圾箱、開門按鈕等無障礙設施，讓尼厄勒街區的兒童體驗殘疾人的日常生活。同時利多社區也與漢姆博爾內街家庭中心合作，共同為學前班兒童提供詩歌教學的社區服務。利多多代屋與社會組織合作開展活動的形式，實現了社區情感紐帶與社會公益精神的結合，在培養社區積極活躍的文化氛圍的同時，也是實現居民共同價值的途徑之一。

4）住宅型多代屋的網絡結構

以上三種不同規模、不同主題的互動共同構成了利多社區的內部網絡，它們互為補充，差異化特征明顯。自組織性互動以共同利益的小型組織為活動主體，居民組織內部具有相似需求、面對共同挑戰或活動軌跡相似；大型組織主導的合作組織性互動既有助于居民的自我價值實現，也充分展現了社區的整體價值與社區文化；自發性互動之中，社區居民個體間的代際交流最為頻繁，更易于形成緊密的代際情感聯系。總而言之，非正式、小規模的交流更有利于產生代際聯系，而大規模的正式活動則更能體現社區價值觀。

除此之外，在轉譯過程中形成了對社區內部網絡的經濟、管理與技術支撐。穩定性經濟來源、規律性居民會議以及專業性技術支持為社區居民互動構建了基礎平臺，是實現多代屋社區網絡的先決條件。相應地，社區內部網絡進一步加深了轉譯過程形成的初級聯系，將其從居民行為及認知上的淺層關系轉變為情感上的相互理解與支持。這種內外互補的多層次的動態網絡結構，是確保利多社區持續運作的關鍵因素。

結論與啟示

利多社區作為一項成功維系至今的住宅型多代屋實踐，各代居民的比例一直保持穩定，多樣的社區活動獲得了社會好評。盡管利多多代屋已取得顯著的成功，但在其實際運營中仍然存在一些棘手的難題。在持續性方面，建設多代屋社區所需資金與政府的養老財政金相比存在較大缺口，大規模推廣多代屋的計劃將給政府帶來較大的財政負擔。在適用性方面，科隆市對老齡化住宅的需求呈持續增長的趨勢，住宅型多代屋小規模的試點運營模式難以滿足老齡化市場的需求。在公平性方面，政府雖然對享受多代屋福利補貼的家庭提出了詳細要求，但在補貼家庭退出機制方面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隨著中國老齡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未來中國養老服務的總體趨勢也從家庭化向社會化、社區化轉型。借鑒住宅型多代屋的培育多代交流文化氛圍、打破代際隔閡的治理經驗，有助于完善老齡化社區建設。就社區適老化改革而言，具體建議包括以下幾點：

（1）社區空間規劃提出適老化改革

目前我國城市內部面向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設施與空間明顯不足，針對老齡化社區中高比例的老年人，關注該群體的生存現狀是提高多代屋社區的環境品質的重要途徑。因此有必要針對老年人進行社區設施服務的特別設計，配備無障礙設施等硬件以滿足社區特殊居民的需求。面向老年人的社會交往需求，以代際交流為核心進行公共空間規劃，兼顧私人隱私與社區互動的不同功能，打造復合型的公共空間。

（2）社區組織鼓勵代際交流

我國老齡化社區的開發方式更多為市場導向的房地產開發，以物質空間層面的改革為主導，對老年人的社會、心理狀況關注較少。然而老齡化社區解決的老年人口問題不應僅限于設施層面，更需要聚焦代際隔離等社會問題。具體而言，社區的公共空間與公共活動應以復合式功能為指向，在服務于跨代居民的同時創造代際會面與代際交流的機會。在老齡化社區的規劃建設中引入自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機制，協調多代居民的意見，從物質性規劃向社會性規劃轉向。合理利用老年人資源，借助其活躍的社區治理與社區紐帶作用帶動多代文化的融合。增進社區居民內部的情感聯系，增強社區認同感，創造有吸引力的鄰里社區。

（3）社區構建引入多主體模式

我國當下的養老服務仍以政府推動為主，成熟的市場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為構建切實符合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的社區，同時控制社區建設成本，政府應逐漸從主導的角色向引導協調的角色轉變。在該轉型時期，可參考住宅型多代屋多方行動者的合作經驗，根據我國各城市的實際情況提出不同的社區合作治理模式。在養老服務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企業組織已通過養老地產等形式參與到社區建設中，因此可發掘社會組織的專業領域優勢，充分利用社會組織與市場企業的互補關系。同時提高市民在社區規劃管理中的參與度，自下而上進行老齡化社區建設。在養老地產迅速發展的地區，則應注重強化政府與企業的監管與溝通機制，明確各主體間的權力界限，并嘗試進行初步的公眾參與。對于養老服務處于初步市場化階段的地區，則應對地產企業予以充分的政策資金保障，鼓勵新式的住宅開發。

老齡化社會與老齡化城市建設是當前城市規劃領域的熱點話題，如何進行老年社區規劃與運營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住宅型多代屋作為無血緣互助養老的社區新模式，開辟了解決社會養老居住問題一個新方向，有助于我們立足國情，借鑒經驗，探索新的社區養老實施途徑。

（作者周素紅系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彭伊儂系中山大學碩士研究生。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國際城市規劃》2018年第2期，原題為《行動者網絡視角下的住宅型多代屋社區治理機制分析——以德國科隆市利多多代屋為例》，有編輯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