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晚間在哥倫比亞大學北京中心舉辦的講座“萬隆會議之前的南南翻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與埃及”中，美國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ry）韓嵩文（Michael Gibbs Hill）教授分享了他最新的關于新中國成立前中阿文化的翻譯史。在那一特定時期，中國回族穆斯林前往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學習及生活，并在前后互譯了大量阿拉伯與中國文學著作。

作為威廉瑪麗歷史學系副教授、中國研究項目主任，韓嵩文是近年來嶄露頭角的美國中青年歷史學家、漢學家，他早年的研究從中國近代文學史入手，現逐漸延伸至中國-阿拉伯文化交往史。他的著作包括了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林紓的文字制造廠： 翻譯與現代中國文化的生成》，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譯作包括了清華大學汪暉教授的China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導論，哈佛大學2014年出版)、葛兆光What is China （《何為中國？》貝爾納普/哈佛大學出版社）。

韓嵩文的研究從中國近代文學史入手，在清末民初的著名翻譯家林紓和他的事業中，他思考著翻譯作為一種知識勞動在思想和意識形態變遷中的角色。如他所說，當中國人開始大量通過翻譯來認識世界時，渠道大多是通過歐美日等已經走向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那么在同在列強的對立面的中國與其他正苦尋出路的古老文明之間又該是什么的文化交流狀況？韓嵩文表示，這一研究在西方乃至中國都長期被忽視。一方面由于人文社科的學術體制，導致研究者在對研究對象尤其是文本的分類上長期處于分裂狀態，比如該研究在文本分類上可能會被歸于宗教學、伊斯蘭教研究；另一方面，又可以被歸為以特定區域研究的范式中。這些研究的桎梏亟待打破。

近年來，劉禾等學者正努力以1958年開始運作的亞非作家大會為線索，探尋緊接著萬隆會議后“冷戰壁壘中的一場亞非文學翻譯運動”。而韓嵩文則希望從更早的源頭開始，搜索這些故事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的伏筆。他想指出，這一部分支持新中國早年外交格局的語言和文化大家恰恰應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這批交往與翻譯運動。三四十年代殖民體系尚未瓦解，這一翻譯不僅是在中文和阿拉伯文兩種語言之間直接的往來——如我們今天的做法，而是在近代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入侵并試圖通過自我改革來獲得新生的兩種文明間的翻譯活動。譯者的兩端都處于劇烈的變動和更新之際，譯者如何理解新的自己和新的對方便成了問題所在，而他們的筆下則是透露文化政治的信號。從19世紀中晚期開始，阿拉伯世界開始了自己的內部“啟蒙”或“復興”運動（Nahdah），伊斯蘭世界開啟了為應對西方現代性崛起而通過回溯自身文化傳統并進行策略性地再闡釋，以便實現自身現代化的重要努力。一些伊斯蘭學者一方面不得不以西方為鏡像來認識自己，檢討自身的“弊病”，另一方面，也主動地希望為傳統經學教育注入新的活力，而非通過愈加保守來回應西方侵略。這大致也是中國在19世紀到20世紀間的需要解答的諸多根本問題之一。中國人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多種痛苦嘗試后，終于匯聚成了有著多個面向卻相守這同一內核的五四運動及其人群。五四一方面是對巴黎和會憤怒抗議，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延伸至中國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是新生共和政體（如袁、張之復辟）的危機的回應。五四不僅只發生在1919年那一天，也不僅關乎民主與科學，它更大的意義在于其作為關鍵的事件開啟的漫長歷史。從那以后，思想與文化普遍地邁向平民化、大眾化，而群眾也作為主體走上歷史的舞臺。在伊斯蘭世界里《月華》和《清真鐸報》等雜志都受到它的影響，分享了它關于破舊立新的精神。在這一較寬泛的年代，當這批學生前往埃及時，三十年代的中國，在漢語言語言文字都在經歷著重大變遷，那時巴金已在嘗試用世界語寫作，而關于漢語拉丁化的聲音也是此起彼伏，激進的思想者和革命者早已認為廢除漢字到了勢在必行的境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部分杰出的回族知識分子背負革新中國文化與伊斯蘭的雙重使命踏上西行的道路。埃及方面并非對中國不熟悉，1911年，埃及主要報紙都在關注辛亥革命，他們討論了清朝的覆亡到底對東方的整體命運意味著什么。在這個意義上，如韓嵩文說，萬隆之前，東方之間的相互了解已經開始了。

部分留?；刈鍖W生合影 （1934年）

在1931到1937年期間，這部分杰出的回族知識分子肩負雙重的責任，在埃及國王和中國政府及伊斯蘭團體的資助下，分五批來到埃及著名的愛資哈爾大學，時為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化重鎮。馬堅應該是這撥學生最為中國穆斯林所熟知的，他是《古蘭經》的第一個全本中譯者，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漢語的《古蘭經》都是他的心血。馬堅留埃期間，總是不斷被人問起中國的孔夫子，他便將《論語》譯成阿文。納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中國家喻戶曉的阿拉伯民間文學《一千零一夜》的譯者，最初出版時叫《天方夜譚》（四卷本，1949）。另一位叫做海維諒，此人天賦甚好，寫作穿插著阿拉伯文、波斯文、烏爾都文和英文，后來去了臺灣，成為臺灣伊斯蘭教的棟梁；而馬俊武則是韓嵩文在講座上主要提到的人物。1934年前往愛資哈爾大學，1946年調任回部（新疆），后調任民國政府駐馬來西亞大使館。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成立后，馬俊武沒有前往大陸，也沒有去臺灣，而是留在馬來西亞，從事教育，并參與了馬華文壇。

塔哈·侯賽因是一位盲人作家，他的“閱讀”和“寫作”主要靠聽說功能完成，聲音成為關鍵元素，因此其作品的言辭間有高度的音韻美

馬俊武的主要譯作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文豪塔哈·侯賽因（時譯“太浩虛生”）的自傳體小說《童年的回憶》（前兩部）并于1947年由商務印書館“阿剌（拉）伯文學叢書”系列正式出版。這一著名文學作品通過塔哈自己的青少年生活，描寫了二十世紀前期革新意識的伊斯蘭知識分子和傳統經院思想之間的斗爭。小說抨擊了埃及固有的社會及文化形態，甚至包括對愛資哈爾大學的各種問題的剖析，應屬反映阿拉伯知識分子認識并了解世界的偉大小說。實際上，馬俊武分別于1940年和1947年寫過兩個譯序或跋。韓嵩文發現這兩個版本之間的極大差別。

1940年的跋中，馬俊武寫道：

譯文的大部分，全是嚴格的直譯，因想保持本來的一點精神，是故詞句稍較生澀，含義的領會，難免不無毫厘千里之差，亦聽其自然而已。

而在1947年出版的書中，他在跋里寫道：

這次奉調回部供職，過印度洋時，把譯稿取出，重新對照原文校閱一遍，修潤了許多缺點，“譯著較創作難”，幾乎成為評定，尤其翻譯一種文學名著，一方面要顧及譯文的結構，使它成為“引車賣漿者流”的話語，同時還要不失原文的精神，自信功夫是下夠的...

在新的跋中，馬俊武已經有意識地希望譯文能盡量地通俗，其對“引車賣漿者流”的引用也說明他關注到了魯迅等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論戰。

在新書序中，馬俊武寫道：

《童年的回憶》，作者把他的身世與社會打成一片，用小說題材寫出，是一種典型的人物供狀! 要是能把魯迅先生《阿Q正傳》、《故鄉》、《鴨的喜劇》一相對照，就可以知道他趣味的濃厚了。

他明確地將塔哈·侯賽因的作品與魯迅對其童年及家鄉故事的回憶放在一起比較，這是韓嵩文留意到的“平行的文化和文學現象”（parallel development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實際上，《月華》雜志是穆斯林知識分子中受到五四影響較大的，這部分開明的文化群體熱切地追求啟蒙、革新，直面世界潮流。這樣就不難理解，馬俊武對塔哈·侯賽因的小說的認同，阿拉伯語也體現著文言與白話，古典與現代的分別甚至爭斗。他實際上也是在通過翻譯來表達對發生在漢語里的文化運動的認同：

他碰到這樣的環境，難免不遭受這樣的厄運，那是必然的趨勢，他所攻擊的對象是舊時的教育制度，以及鄉間塾師的誤人子弟和異端邪說的盛行，把新舊的思想形成了一個劃時代的轉變，舉一反三，使人讀了非常感興趣。

書的正文反映了馬俊武在序和跋中的說法，韓嵩文通過兩段譯文舉例:

這天雖然新年的征兆已顯，但孩子卻變成一個疲乏潦倒的人了。他遭遇這樣危急的征候，簡直沒一人注意而加以療治。鄉村的婦人，有一種卑賤的哲學和域外的知識，她們依靠這種信心，所以孩子初病時，雖這樣嚴重，母親卻漠然置之，誰個孩子吃了五谷不生毛病，只須一日一夜就全愈。（譯者序，《月華》 1940年第12期）

而在1947年，商務印書館的譯本中，我們能發現這段話被明顯地簡略和口語化了：

這一天雖然是過新年，但是孩子卻疲倦不堪，他遭遇這種眼痛的急癥，卻沒有人注意他，鄉村的婦人有一種淺薄的知識，認為誰個孩子喫了五谷不生毛病，只須一日一夜就能全愈。

馬俊武在塔哈的作品中看到了魯迅影子，那是因為他自己心中對魯迅作品的認可，也是譯者對同為受欺壓民族的投射及期許：對“舊文化”的批判和改良是他們無論從國家認同還是文化歸屬上來說都必須面對的共同事業，他們作為生活在東亞的中國人和以中東為重心的穆斯林同胞在近代危機中重疊在一起，迫使他們呼喚新的知識分子，茅盾時任《小說月報》主編時所重視的“弱小民族的文學傳統”在這里清晰可見。

可以說當時這批回族知識分子用他們的譯筆串聯起的是兩個遠在亞非兩端，卻都在力求自我革新、實現文化平民化和大眾化過程中的兩大文明體。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在中國穆斯林身體和思想的長途跋涉中最終互相映射、互相理解，并成全彼此對自身在二十世紀激烈變動的世界格局中所處位置的理解。而這些翻譯的便是日后打破冷戰壁壘的一種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