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相對粗放的經營；另一方面，是不斷扎緊的“進口”口袋。2011年后，中國再未從境外引進過猴子種源，但實驗常用的食蟹猴原產地在東南亞，這就導致中國近幾年的實驗猴出現高齡化，高齡化又降低了生育率。同時，不能境外引種導致了國內實驗猴種群的基因單一性，進而導致整體種群退化。“今天我們看到的現象是猴價上漲，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多年以來各種弊病累積的結果。”

監視器里，一只似乎被麻醉的猴子被拎起來帶進實驗室，它看起來跟普通猴子無異，但價格堪比中國北上廣深市中心每平米的房價。

23萬元人民幣，這是一只實驗猴被炒到最高時的售價；8000元人民幣，這是飼養一只實驗猴三年大約的成本。實驗猴主要是指用作醫學實驗，或社會實驗的猴子。它們的特點是：數量繁多，自然界中沒有滅絕風險、易于馴化和養殖難度小。由于實驗猴需要在各方面達到較高條件，所以必須是人工養殖，野生猴需要通過人工干預，繁殖兩代后才能被作為實驗猴。

臨床前研究往往需要多種實驗動物研究相互驗證，一般采用一種嚙齒類動物和一種非嚙齒類動物（包括狗、兔、小型豬和猴）來完成候選藥物的療效、代謝和毒理等動物體內的評價實驗。而實驗猴是交叉反應最高、實驗效果相對更準確的非嚙齒類實驗動物。2019年一項針對39個單克隆抗體藥物在實驗動物中產生交叉反應的報道顯示：食蟹猴的交叉反應為82%，絨猴為67%，兔子17%，狗11%，小鼠7%，大鼠為0。此外，食蟹猴體重較小（雄性體重5~7kg、雌性體重3~4kg）、更易操作，因此，食蟹猴是臨床前研究中應用最廣的實驗猴種類。

食蟹猴因喜食螃蟹而得名，主要產于泰國、老撾等東南亞國家，喜歡棲息在熱帶雨林等熱帶區域，也因此，中國的猴場主要分布在氣候偏溫熱的東南沿海。

據中國政府采購網2023年4月公布的《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食蟹猴采購項目中標公告》，該批食蟹猴的預算采購價為2240萬元。最終，120只食蟹猴的中標價格為2040萬元人民幣，食蟹猴單價為17萬元/只。此前，根據中國政府采購網“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實驗用食蟹猴采購項目”2022年公布的結果，兩次采購食蟹猴的價格分別為18.4萬元/只和19.4萬元/只。而在2020年的項目公示中，采購400只實驗用食蟹猴的預算金額為1200萬元，即每只3萬元。

2023年4月公布的《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食蟹猴采購項目中標公告》中食蟹猴單價。圖片來源：中國政府采購網

猴價大漲背后的“因”

似乎很難梳理出一條簡單直觀的實驗猴漲價因果鏈。

海南宇靈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宇靈生物”）總經理金海榮之前一直在日本從事CRO行業（合同研究組織，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主要指通過合同形式，為制藥企業提供專業化外包服務的組織或機構），有多年的CRO、動物實驗技術、實驗動物繁育相關管理和實操經驗。他還記得約10年前，在國內購買一只實驗猴售價僅為1萬元人民幣左右。自從新冠大流行以來，國內實驗猴價格一路上漲，有記錄顯示，2022年，當時一只實驗猴最高被賣到23萬元。金海榮認為，這主要因為疫情暴發后，科研和藥物研究需求量增大、產業上下游供需關系失衡，市場缺口較大。

但除了供需關系變化，似乎還有更多原因。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一只實驗猴一年的飼養成本在2000-3000元左右，而一只實驗猴至少需要飼養3年以上才能出售，因此一只實驗猴從飼養到出售的成本約為8000元左右。據康龍化成（北京）新藥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龍化成”）實驗動物管理部總監劉偉介紹，長期飼養的實驗猴大多屬于一次性實驗室耗材。比如在檢測藥物的毒理試驗中，需要將猴子的器官切片進行研究，同時，食蟹猴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繁殖需要按規定申請辦理《馴養繁殖許可證》和《野生動物或其產品經營許可證》。

這還不包括引種費用，所謂“引種”，就是把外地或國外的新猴種引入當地，與當地猴群交配，以保持猴群的高質量發展。上海浦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張紅比喻道：“就好像人類一直近親結婚會加大子代患病的概率一樣。”而引種則是一個更復雜的過程。張紅介紹：“國家對相關行業的管理較為嚴格，指定檢疫場管理猴動物進口，檢疫時間在3-4個月，由海關派駐現場、全過程監督。在行政審批方面，進口動物必須先前置審批，并且需要考慮動物來源地及疫情等因素。在時間成本上，養殖場在引進種猴繁殖兩代之后，其后代才能作為實驗猴使用，因為從東南亞引進的野生猴身上可能存在細菌、病毒，要不斷通過人工干預弱化野生猴的野性，增強其可實驗性，這個時間需9年左右。”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有的人因此選擇鋌而走險，從東南亞走私猴子，早些年，部分猴場老板更重視邊境貿易，不重視猴場管理，為實驗猴的質量埋下“隱患”。此外，這也跟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息息相關，中國醫藥產業起步較晚， 且實驗猴養殖屬于基礎產業，加之早年存在飼養不科學、缺乏上層管理等現象。

一方面，是相對粗放的經營；另一方面，是不斷扎緊的“進口”口袋。

2020年1月末，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農業農村部，以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聯合發布《關于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的公告》。更早些的2011年，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下發了《關于下達2011-2012年度實驗用猴經營利用限額有關事項的通知》，表示：“暫停從境外引進食蟹猴種源。各養殖單位需要調劑食蟹猴種源的，可從國內繁育單位引種解決。”

2018年8月19日，北京，8月23日，中國科學院發布消息稱，該院動物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團隊通過聯合攻關，首次實現被認為是經典“長壽蛋白”的SIRT6在非人靈長類動物中的全身敲除，獲得世界上首例特定長壽基因敲除的食蟹猴模型，并進一步研究揭示出靈長類動物發育和壽命調控的關鍵通路。 視覺中國 資料圖

自此，中國再未從境外引進過猴子種源，但實驗常用的食蟹猴原產地在東南亞，金海榮表示，這就導致中國近幾年的實驗猴存在著高齡化問題，而高齡化又降低了生育率。同時，不能境外引種導致了國內實驗猴種群的基因單一性，進而導致整體種群退化。

由此，為了生存的CRO企業，開始通過參股、收購、簽訂長期協議等方式爭奪猴資源。2020年，醫藥界頭部CRO企業藥明康德收購廣東春盛猴場，成為國內食蟹猴飼養存欄量最大的企業之一；2021年，康龍化成分別以1.1億元人民幣和2.06億元人民幣，接連收購肇慶創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1%控股權、安凱毅博（湛江）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原康瑞泰（湛江）生物）100%股權。其中，肇慶創藥有18年實驗動物飼養歷史，經營馴養、繁殖獼猴和食蟹猴；2022年4月，北京昭衍新藥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收購核心資產為實驗猴的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廣西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權，收購總額超18億元人民幣。

大型CRO企業收購頭部猴場，鎖定大批的優質實驗猴，導致目前還在市面流通的實驗猴質量有所降低。同時，還有超賣問題。金海榮介紹，很多猴場和企業為了爭取更多利潤，都在抓緊賣猴，他舉例：比如根據某企業的猴子生產量，一年只適合售賣1000只猴子，但為了滿足客戶需求，很多猴養殖企業近幾年會擴大約50%的銷售比例，還會出售用來引種的種猴。

某中小型CRO企業負責人表示，雖然從整體數量上來看，CRO企業收購的猴場不是很多，但從數量和質量來看，各地方大型猴場以及相對優質的種源基本都被各CRO企業直接或間接控制，大多不進行對外銷售，這就使得目前在市場流通的猴子質量不是很好，同時很多中小型CRO或者“入局”較晚的相關企業和科研機構難以得到實驗猴供應上的保障。

某業內人士向澎湃科技表示：“大家都在說囤猴，但真正健康年輕，具有較好繁殖能力的實驗猴有多少呢？”缺猴引發競爭，過度競爭又導致缺猴。但資本的介入并不只帶來“強者恒強”的局面，還帶來了資金、規范的養殖方法和高端的人才。

“今天我們看到的現象是猴價上漲，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多年以來各種弊病累積的結果。”金海榮說道。

猴子成了戰略資源？

既然如此，能否不用猴子，用其他動物做實驗？

張紅表示，隨著后基因時代生物醫藥的發展，各類主要治療技術，如抗體、小分子核酸（一類低分子量的化合物，通常具有比傳統的核酸雜交工具更好的滲透性、穩定性和選擇性。）等，都需要類似人的實驗系統。特別是創新藥和創新的藥物靶標的開發，非人靈長類動物疾病模型已成為剛需。

因為與小鼠等其他動物模型相比，猴疾病模型更接近人類的生理和病理特征，其對藥物的反應和副作用更加貼近人類情況。此外，猴疾病模型的臨床終點、臨床檢驗、標志物等都與人臨床一致，因此產生的數據可靠性更高，可以為藥物的臨床開發提供更準確的預測和臨床試驗設計參考，提高臨床開發的成功率。

據張紅介紹，從促進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另一角度來看，猴模型實驗的階段結果可以成為臨床療效試驗的基石，增強藥企對后續臨床試驗的信心，更積極推動藥物進入后期臨床試驗。另一方面，新藥研發離不開資金接力，猴模型實驗階段的數據結果可以為“新藥技術產品”的交易提供最接近真實情況的評估，有助于形成開發為研發買單的良性持續發展，為創新板、科創板等投資提供有預測參考“科技價值”的評估。

此前，中國是實驗猴出口大國。張紅介紹，中國從東南亞進口野生猴，通過培育養成實驗猴，再將其出口美國等發達國家，中國市場幾乎占了世界實驗猴市場的60%。因此，中國市場波動也引發了世界市場震動。有業內人士表示，據說最近在美國市場，實驗猴一度被炒到6萬美元一只。

為了不在“原材料”這一環節被“卡脖子”，很多國家逐漸開始直接從東南亞進口野生猴。據金海榮觀察，以前去東南亞等國的人主要是中國人，現在韓國人、日本人等等，都在爭取猴資源，相對應的，柬埔寨、越南等國也明顯加強了出口實驗猴管理。

金海榮表示，東南亞等國對猴場牌照的發放進行了嚴格的管理，只有符合條件的機構才能開設猴場。此外，相關政府部門也開始采取行動，制定了更為嚴格的規章制度來限制本國猴場種群的無序增長，目的是加強本國產業整體競爭力。“大家都意識到猴子正在變成稀缺資源，目前全球生物醫藥產業都已經進入快車道發展，以大分子藥物和新的制藥技術如基因療法正在蓬勃發展，需要用和人類更接近的物種——猴，進行藥物安全性、藥效等評估。因此，大家都加強了對猴資源的搶奪。”

2020年1月5日，中國實驗靈長類養殖開發協會遞交了一則《2020年實驗猴普查請示》，遞交對象是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動植物司，文中寫道：“1.截至2018年底時，實驗用食蟹猴的存欄量為211171只（2018年銷量為34714只）；實驗用獼猴總存欄量為28806只（2018年銷量為2640只）。已經達到了穩定的規模化養殖種群。2.行業間的不穩定因素和問題愈發突出，主要表現為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中間商的惡性壓價、個別養殖企業上報虛假數據等。”

一年后，2021年中國實驗靈長類養殖開發協會統計顯示，全國食蟹猴和恒河猴存欄24萬余只，年生產量只有3萬只左右，而內需已高達4萬只。中國實驗靈長類養殖開發協會秘書長張玉超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除幼猴、種猴外，目前全國實際商品猴存欄約10萬只，如果再去除被海外預訂、包銷的，年齡太小的或“更年期”猴，國內存量僅有約3萬只。

一個國家一年的猴子數量要達到多少才能滿足市場正常運轉？金海榮稱：“這個問題我也想過，單純看實驗猴數量沒有意義，要看質量。如果就數量層面來看，首先，大概估計，我們國內每年使用的猴子數量約為3萬只，而美國則需要7萬只。加起來總共是10萬只，但市場需求正在上升，如果要滿足我國一年5萬只實驗猴的需求量，按照35%-40%的生育率來計算，我們至少需要15-20萬只種猴，而且是健康的種猴。”

此前，中國市場幾乎占了世界實驗猴市場的60%。

企業和政府承擔的角色

禁止從境外引種，國內能自行配種解決問題嗎？

中國實驗動物學會2020年發布2019年國家實驗動物種子中心（國家實驗動物資源庫）工作進展時表示，截至2010年，共建立了8個國家級實驗動物資源中心，主要職責是引進、收集和保存實驗動物品種品系，研究實驗動物保種新技術，培育實驗動物新品種品系，為國內外用戶提供標準的實驗動物種子。

但種子中心只能解決“有無”，不能解決“多少”。劉偉舉例，一個項目可能需要消耗100-200只小鼠，但種子中心一次只能提供三對小鼠，“當然他們也有難處，因為實驗動物不是短期內易耗品，也許一年才賣一次種，但如果要滿足這一次交易，可能需要保幾千只（小鼠）種，所以很難取得平衡。”

且實驗猴兼具“實驗屬性”和“動物屬性”，這就決定相關管理部門不止有一個。

依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由海關總署等部門管理進出口，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管理實驗動物的繁育、銷售和運輸，農業農村部負責動物接收備案和監管，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發放實驗動物設施和使用許可。

國家瀕危物種管理辦公室主要負責，針對進出口保護動物及樣本審核，發放國際貿易許可證。非人靈長類動物藥理藥效學試驗，還需進一步使用人藥、臨床器械及儀器設備等，因此還涉及藥品監督管理局和衛生健康委員會等部門的管理。

2011年，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發布《關于成立上海市實驗動物管理辦公室及變更上海市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名稱的通知》，宣布成立上海市實驗動物管理辦公室，內設于上海市科委條件財務處，承擔上海市實驗動物管理職責，日常工作依托上海實驗動物研究中心。同時，原“上海市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更名為“上海市實驗動物指導協調委員會”，保留“上海市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非常設機構，將其更名為“上海市實驗動物指導協調委員會”，指導和協調本市實驗動物管理、突發實驗動物應急事件處置等工作。

各個部門職權范圍和職責大小都各不相同，這與法律法規有關。野生動物相關事宜由《林業法》管理，進出口貿易方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管理，但實驗動物管理沒有相關法律，只有《實驗動物管理條例》，這也決定了相關部門無法發揮更大職權。

且不同部門管理標準也不同，比如，在運輸方面，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規定，養殖業中的動物只能在送達后選擇宰殺或不宰殺，不能隨意挪動，但實驗動物又需要在醫院、企業等不同地點反復運輸。因此，這是一個繁瑣的過程，牽涉到多個相關部門的審批和協調，不僅效率低下，且要滿足不同的管理條例往往會產生各種矛盾。

在這個產業里，企業和政府部門應該分別承擔什么角色？

金海榮認為，總體來看，這個產業屬于生物醫藥產業鏈里較為基礎的環節，國家可以作為上層建筑給予政策支持，具體執行由產業界和企業來做。因為如果讓國家部門，比如科學院系統進入到具體的養殖工作，這跟他們的職能不符，畢竟從性質、專業度等層面來看，猴子的科研利用和猴子的養殖是兩個有很大差異的概念，企業在此方面更有系統性的規劃、更加豐富的實操經驗。

張紅建議，要開拓創新生物醫藥的非人靈長類動物技術產業化發展，就需要進行頂層設計，優化相關法規和政策，由一個主導性部門牽頭，制定實驗猴相關規則，提高跨部門審批的合理性和效率。

劉偉認為，政府部門可以在資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其他就放權讓企業發展，“就跟績效考核一樣，你提出你的訴求，我負責合理合法地滿足。”

在他看來，政策支持是重點。“民間資本是有投資實力的，但囿于缺乏政策支持，有勁無處使。比如，引種涉及到跨國運輸，所以第一個問題是要協調兩國海關相關手續，并考慮合理的運輸方式，如果選擇空運，還需要與航空公司協調。”

即使打通了這些關卡，當回到當地的養殖業時，仍需要面臨一系列挑戰。農業用地需要再次批準，而目前正在推行退耕還林政策，林地數量有限，并且根據相關檢疫法，猴場還有距離等特定的場地限制，找到合適的林地較為困難，“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幫助解決，在良好的投資環境中，民間資本才能使勁發力。這需要簡化審批流程，減少行政許可，給企業‘松綁’，市場問題讓市場去解決。”劉偉說道。

張紅表示，可以由國家規劃有序擴大實驗猴養殖規模，同時，在南部、西南部氣候適宜的地方進行實驗猴繁育，合理引種配種，“說不定還能扶貧”。

劉偉不建議國家介入擴大猴場養殖，“就好像最初大家吃不飽肚子的時候提出‘填湖造田’，但后來證明不能粗暴地缺什么補什么，現在缺猴就大辦猴場，首先會擾亂市場秩序，其次猴場質量也難以得到保障。產業需要一個恢復和調整的過程。”

產業發展各有建言，但對猴價走勢大家看法相同：會降，但不會降到最初的價格。有人表示，可能會維持在5萬元左右。實驗猴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據悉，在新冠大流行前，全球每年消耗的實驗猴數量在8萬只上下，其中美國約占一半。

未來，“相較全球每年近2億只小鼠用于生物醫藥的臨床前研發以及數千萬人參與各類臨床試驗，10萬只實驗猴動物的應用還是非常局限的，其作為一種高端研究的戰略資源，可為生物醫藥產業的創新和縱深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張紅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