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區將政策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的獎勵支持，一孩生育作為保持和提升總體生育水平的‘基本盤’，反而被忽視。這不僅會抑制廣大家庭的初育意愿，也將對再生育意愿造成不利影響，最終影響適度生育水平的實現。”

近日，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辦雜志《人口與健康》2023年第4期刊發了該中心主任賀丹撰寫的《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注重加強一孩生育支持》一文，指出一孩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性。

文章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當前一孩生育的情況及缺乏支持政策的背景。

第一，一孩生育的萎縮和推遲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我國總和生育率從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從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齡從26.4歲升高至27.4歲。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家庭數量明顯減少。一孩生育率下降將進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劇生育水平下降趨勢。

第二，一孩生育養育體驗較差是影響家庭再生育的主要因素。中國婚育狀況調查數據顯示，多數一孩母親對備孕、懷孕和生育的過程感到不安，孩子出生后生活質量下降、養育孩子壓力大、教育過程太累太操心等導致家庭不愿意再生育。2019年以來，我國二孩生育率從0.7跌至0.39，二孩出生比例從46.4%下降至38.6%。這既與家庭對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不足有關，也和家庭對初育過程的主觀體驗較差有關。

第三，一孩生育支持微弱凸顯地方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中央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被簡單理解為“三孩政策”，忽視了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構建這一根本目標。一些地方政策以二孩和三孩獎勵為重點，一孩生育的支持保障明顯缺位；一些地方政策僅覆蓋戶籍人口，造成新的福利二元分割。如，某市向有本市戶口的二孩和三孩家庭分別發放一次性補助5000、20000元，而新市民以及一孩家庭不享受該項政策。這些政策可能不僅難以提高生育意愿，反而帶來政策的碎片化、孩次間的不公平，不符合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總體目標。

在賀丹看來，要加強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構建，注重各項政策的配套銜接，減少生育支持的孩次差異，降低生育養育成本，提升生育養育體驗，引導適齡婚育。

她在文章中建議采取的措施包括：

1.加強婚姻家庭價值觀念引導，支持年輕人適齡婚育。通過多渠道宣傳引導社會公眾形成正確的婚育觀念，轉變僅用經濟理性來考慮生育問題的價值觀念。將支持年輕人實現婚育計劃作為國家的重要優先事項進行宣傳倡導，將宣傳范圍從育齡階段拓展至全年齡段，營造家庭友好的環境。鼓勵家庭內部的代際支持，向家庭內承擔嬰幼兒照護責任的祖輩提供育兒指導和育兒補貼，減輕育兒矛盾和理念沖突，改善一孩養育體驗。

2.將大學生納入生育保險范圍，促進教育制度與婚育政策相銜接。將倡導適齡婚育與教育學制改革調整相結合，為個體實現學業安排、生育安排和就業安排的有序銜接創造條件。支持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合理婚育安排，完善在校大學生婚育服務，對因婚姻、生育、養育問題而產生的學業變動提供時間、經濟和服務支持，為生育的大學生提供醫療保障和生活津貼。

3.取消孩次差異和戶籍限制，堅持公平、包容、友好的生育支持導向。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異，從全周期、全過程的視角設計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現一孩不補、二孩少補、三孩多補的差異化遞進式支持政策，著重改善家庭初次生育養育的過程體驗，提高一孩家庭生育的獲得感和再生育意愿。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戶籍限制，將生育支持政策與戶籍脫鉤，保障流動人口享有與戶籍人口同等的政策待遇。

4.加快基本制度建設，構建以促進青年職育平衡為核心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圍繞“沒人帶”“養不起”“生不出”等突出問題，建立和完善生育保險、嬰幼兒照護補貼、生殖健康服務等基本保障制度，擴大生育保險的覆蓋范圍，將嬰幼兒照護服務和學前教育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促進生育支持政策配套銜接，家庭育兒階段給予稅收減免，在家庭購房、購車方面，給予優先優惠。發揮社會保險的協同作用，經濟壓力較大的家庭可以提前支取住房公積金和養老金的個人賬戶部分。多方降低家庭生育養育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是國家衛健委直屬事業單位，前身是聯合國人口基金資助下于1980年成立的中國人口情報資料中心，2003年更為現名。

上述文章作者賀丹現任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等職，曾任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司副司長。她曾多次參與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承擔深改辦、中財辦、中宣部、國家衛生健康委、世界衛生組織等部委和機構委托的多項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