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聽高全喜教授說到“古今之變”，但并未理解其深義。在人類社會演化史上，最近300多年來是一個非常特殊時期，所謂“古今之變”從西歐開始向全世界其他地區擴散。“古今之變”是從傳統政治經濟向現代政治經濟的深刻制度變遷。高全喜教授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十講》不是傳統哲學意義上的以地域標識為特征的、作為一種道德哲學分支的道德哲學課，而是從“古今之變”的視角，也就是從社會演化和文明史的高度來審視蘇格蘭啟蒙運動和蘇格蘭啟蒙思想，這使得本書與同類著作具有相當大的不同和不可替代的原創性。

蘇格蘭道德哲學涉及一般道德哲學研究的心靈塑造、德行操守和倫理規范以及認識論、方法論和經驗論等內容，但不限于此，它形成了一套人性哲學，把現代社會的情感論、財富創造、法治與政府、文化傳統與文明的演進的“廣義道德哲學”包含其中。

晚清以降，中國在引進西學時，盛行歐陸啟蒙運動傳統，而對英美經驗主義尤其是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則較少關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憾事。高全喜教授認為，如果缺乏對蘇格蘭道德哲學的認知，不了解英國如何完成思想史上的古今之變，昧于現代文明社會（或者現在說得更多的“現代國家”）的情感論、財富論和法治論，這構成中國傳統思想現代性轉型的一個重大短板。本書的出版無疑將引起人們對蘇格蘭啟蒙哲學和“現代性”英美路徑的更多關注。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作者認為，這一路徑與中國傳統思想多有契合，無論英美路徑未來走向何處，無論中國的現代性轉型如何完成，蘇格蘭道德哲學都是我們繞不開的。

蘇格蘭道德哲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它開辟了一條從古典世界（包括中世紀封建社會）向現代國家的思想路徑。這一路徑與歐陸啟蒙運動（法國啟蒙運動、德國啟蒙運動）開辟的路徑雖存在一定程度的交疊和共識，但二者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顯著的。

追溯起來，全世界范圍內的“現代性”肇端于1500年左右。歐洲16世紀、17世紀通常被稱為“早期現代”，期間英格蘭、西班牙、荷蘭、法國紛紛進入向現代轉型的大潮中。1688年光榮革命標志著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國家的誕生。1707年蘇格蘭并入英格蘭，蘇格蘭經由合并“接受”了君主立憲政治制度，不列顛聯合王國版圖正式形成（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幾乎與此平行，在大西洋彼岸，前后四波英國移民遷移到北美（1620-1775），并最終在1776年脫離宗主國獨立出來，建立了另一個現代國家——美利堅合眾國。英美兩國這一條路徑，作者稱之為英美式現代化路徑或英美式“古今之變”。

現代英國的誕生為將來主導世界埋下了“先機”：一是以普通法為特征的法治傳統；二是從封建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變；三是英格蘭以及隨后合并蘇格蘭建立起來的包容君主立憲、又具有議會主權色彩的不列顛聯合王國這一現代政體。而美國的建立，看似沒有封建社會的舊制度“包袱”，也沒有君主的權力繼承與分權之憂，又具有成文憲法，看起來與英國道路迥異，但其實不然。作為現代國家的美國和英國，其文化基因連續性是主要方面，而差異是次要方面。美國的初始移民主要是盎格魯-薩克遜人，包括英格蘭清教徒、愛爾蘭新教徒、蘇格蘭長老會教徒，這些移民獲得英國國王的特許令建立起一塊塊自治區，最初十三州性質上實際是聯合王國的海外殖民地，主權上歸屬國王管轄。從文化傳統或“文化基因”上，移民與母國有割不斷的聯系，聯合王國與北美十三州實質上是分布在兩個不同空間上的同一個“人類文化群體”。“這些殖民地在同母國發生決定性沖突的前夕，其體制相當于母國體制的縮影”（馬克斯·貝洛夫，2018：469，載于《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1763-1793》）?；谶@一認知，作者將美國獨立建國故事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一個沒有封建社會舊制度和國王、各州原本自治的現實條件下，以“復合聯邦制共和國”建國，這是一項重大國家制度創新。復合聯邦制既繼承了英國的法治傳統、地方自治、自由精神、新教信仰和個人權利等傳統，又汲取了羅馬政體的兩院制議會和總統制、司法獨立和各州自治的理念，成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新型共和國。第二，基于人民主權和依據成文憲法建國。憲法包含了《獨立宣言》和費城制憲兩個層面的內容，這與聯合王國的光榮革命與合并蘇格蘭具有異曲同工之處，其中獨立宣言就是光榮革命的升級版，美國革命的“激進”實則為改良。依據成文憲法建國不能錯誤地將美國革命理解為激進革命，因為正如約翰·亞當斯所說，我們的憲法是只為有道德和宗教心靈的人們制定的，它用于治理任何別樣的人民是完全不適用的。第三，遵循英國保守主義傳統，通過寬容和妥協解決了政教分離，復合聯邦制最大限度地解決了聯邦權力與州權的共容，解放黑人奴隸擴展了人民主權。

以上英美建立現代國家的“古今之變”路徑與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建立現代國家路徑具有顯著的差異。蘇格蘭啟蒙運動為英美“古今之變”貢獻了具有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的道德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文明演進理論。美國建國表面上沒有“古今之變”，但十三州移民作為一個文化群體，其文化基因來自其宗主國英國，因此美國“古今之變”的“古”仍然是英國的舊制度和文化傳統?！霸缙诂F代”以后相繼發生的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三場革命都有“革命”標簽，但英美革命是“小革命”即政體革命，而法國革命則屬于“大革命”即全方位、顛覆性的社會革命。

英美“古今之變”和通往現代國家之路中，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取代了“君權神授論”，為現代政府構成提供了理論基礎。洛克思想有一定的“激進”性質，但他畢竟不是法國大革命中高談闊論的文人，洛克的理論為光榮革命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辯護，而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柏克高度贊賞光榮革命，可見洛克的政府政體理論批評所指其實是霍布斯的《利維坦》，他追求的是一個與文化傳統保持連續性的君主立憲政體，因此洛克思想含有“大妥協”成分。洛克版政府論具有承前啟后的現代國家制度性證成之功。不過這只是英國現代國家故事的上半部，其下半部——經濟社會、道德文化乃至于一種“新型文明”正當性的證成，是由蘇格蘭啟蒙思想完成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對這個故事下半部的貢獻，作者總結為四個“新論”：與現代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相容的新道德哲學，即新情感論；不同于農耕文明而適用于“商業社會”的新政治經濟學，即新國民財富論；與新經濟形態相契合，界定政府權力和個人權利邊界的新法治和政府論；斯密所謂“商業社會”或如我們今天說的“市場經濟”乃是一種人類社會進化史上的新文明形態，即論證文明演進的新文明論。

啟蒙運動不等于法國啟蒙運動，除了法國還有德國啟蒙、英格蘭啟蒙、蘇格蘭啟蒙。雖然法國啟蒙運動名氣最大，但蘇格蘭啟蒙運動開啟了現代世界的真正大門。將蘇格蘭道德哲學作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一部分，并將其與其他啟蒙運動相區別（當然不是截然兩分，因為區別于世界其他地區文明，西歐具有相當的同質性），蘇格蘭道德哲學的特點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為“商業社會”新世界提供合法性。由于英國革命已經達成政治上的妥協并實現了君主立憲政體，蘇格蘭啟蒙運動不是指向政治革命，蘇格蘭啟蒙運動提供的不是政治哲學而是道德哲學，內容相對集中于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因此其性質是保守的而非激進的。為一種社會演化的新文明形態或斯密所謂“商業社會”提供合法性論證是蘇格蘭啟蒙思想的旨歸。姑且援引斯密的社會演化階段論，人類社會按照狩獵社會、游牧社會、農耕社會和商業社會順序演化。人類社會歷史演化中的重大轉變逃不出“柏克定律”：與財產權分布（財富）的調整接踵而至的是精英-權力分布的調整，財產權分布的調整與人類知識狀況和技術進步直接相關聯，而人類知識進化不能被任何人事先預告和控制。如果權力調整與財富調整不協調、不及時，一般來說革命就會爆發。由于“柏克定律”，“早期現代”以前任何一個社會（文明）從“古典社會”向“現代國家”轉變都要經歷一場“啟蒙”和“社會轉型”，或者說都要經歷一個“蘇格蘭時刻”，這是一個免不掉的陣痛過程。這一過程中因為理論準備、觀念轉變以及夾雜著的民族主體意識和文化認同問題等諸多因素，失敗者多、成功者少。

第二，情感主義。與情感主義相對照的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理性主義。誰會反對“人是理性的動物”呢？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顛覆性地挑戰了理性主義。新進一系列行為經濟學實驗（最后通牒博弈實驗、公共品實驗）證實人具有未經理性計算的公正行為，這是一種跨文化、跨種族存在的普遍人類行為偏好。蘇格蘭啟蒙哲學是經驗主義的（用今天的話就是“有限理性”、“批判理性主義”），反對理性獨斷，強調情感在人類道德和社會行為中的主導作用。魯濱遜世界幾乎沒有情感發生，說“人是情感的動物”近乎等同于“人是社會的動物”。就人的整個全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事情交給本能、其次交給情感、最后交給理性，此三種人的進化適應器以嵌套方式存在，服務于個體的生存繁衍和幸福。休謨因此說理性是情感的奴隸，哈奇森、斯密和弗格森都看到情感的重要性和優先性。蘇格蘭道德哲學的情感主義與歐陸理性主義相對照，后者過于強調理性建構之于社會秩序的作用。蘇格蘭道德哲學之所以采取情感主義創建其新道德觀，因為它注重現實內容、實事求是，有助于尋求在經驗中道德改良、移風易俗；修改和完善舊有道德規范，以適應新的“商業社會”。他們集中于情感世界，特別是自利與激情、同情、合宜，正義與仁慈、驕傲、羞恥等，利用基于同情共感的“共通利益感”或“客觀的旁觀者”的合宜性，挖掘和開拓道德情感新內涵，為現代工商業社會、市場經濟和現代法治提供道德合法性論證。

第三，現代政治經濟學。為現代社會中市民的財富追求提供理論辯護和道德證明，將有關財富的學說發展為現代經濟學體系，提供了一套不同于官家理財學、不同于農耕文明時代的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原理，為“自由市場經濟”正名。斯密的《國富論》是以個人利益（自愛，self-love）為基石的一座輝煌的宮殿。它證明了，追求個人利益的強大動力將使資源配置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促使勞動者們辛勤工作，促使發明者開辟新的分工領域，……的確，只要能夠寬厚地對待（啟蒙了的）個人利益，它就會創造奇跡（斯蒂格勒，2018：148，《經濟學家和說教者》）。斯蒂格勒認為，斯密取得的至關重要的勝利就是——他把競爭條件下個人追求私利行為的系統性分析置于經濟學的中心地位。斯密的分析出發點是，一國的福祉有賴于它的生產，但生產的數量又依靠勞動分工。因此，分工是財富的根源。熊彼特說，在亞當·斯密前后，從來沒有人想過要賦予勞動分工如此重任。斯密的經濟學對重商主義構成毀滅性打擊，讓人們真正認識到金銀不等于財富；斯密堅信天賦自由權制度的效率，為自由市場經濟提供了決定性的證明?！八姑芊顒竦闹匦脑谟冢洕聞盏奶幚碜詈昧艚o私人去做，而國家如果能在贏得戰爭、維護正義和維護各種商業渠道等無法回避的任務上獲得成功，那它就干得相當不錯了”（同上，130）。與斯密同時代的休謨、埃德蒙·柏克的經濟思想與斯密基本是一致的。斯密還有一個偉大洞見經常被人們所忽視——“大自然的深謀遠慮”。斯密說，人性的每一部分都同樣證實了大自然的深謀遠慮；即使在人們的弱點和愚行方面，我們也會欽佩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斯密發現，人性中看似應當受到譴責的方面，如驕傲、虛榮心和貪婪，實際上卻符合社會之目標。因為“眼睛大于肚子”，即使是虛榮心和野心（企業家精神）也會被引向生產性用途，造福于社會的福祉。

第四，強調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文明演進論。歷史進入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從四階段論來說就是進入到“商業社會”這個最先進的文明階段。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尊重歷史和文化傳統，對自己民族文化傳統一往情深，甚至感傷和惋惜；與此同時，他們認識到現代社會是蘇格蘭和后來整合起來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不可回避的社會演變的必然結果。蘇格蘭傍上英格蘭進入現代社會，通過兩個文化群體合并完成現代轉型，而不是通過殖民、入侵、征服、移民途徑實現，應當說是代價最低的和平轉型。在正視和維護商業社會這個現實與尊重歷史文化傳統之間，蘇格蘭道德哲學發展出一套關于人類歷史的文明演進論。特別是弗格森將古蘇格蘭部落政治與古希臘斯巴達的貴族共和政體（作者認為弗格森有點牽強，是他的民族主義過了頭以及盧梭式的浪漫主義崇古情結使然）聯系起來，開發出一條基于蘇格蘭文化傳統的現代國家之路，證成蘇格蘭的政治主體性。他們從文化演化高度審視文化差異和文化認同，既沒有因為蘇格蘭并入大不列顛感到“屈辱”，也沒有拋棄自身文化傳統，其中特別是維護了蘇格蘭長老會基督教的獨立地位（區別于英國國教）。弗格森是最早的“文化演化”理論家，他是在現代生物學誕生之前就想要搞清人類進化之路的人；他認識到文化演化中“互動者”（當下活著的個體和文化群體）的臨時性、工具性特征，而“復制者”——文化基因則具有持久性和永恒性特征（借用道金斯說法，“文化基因之河”）；他隱約感知到累積文化演化造就的適應性（特別是制度）。蘇格蘭啟蒙哲學的文明演進論也不是完全沉浸在單線條的進步主義樂觀聲音中，它是一個多聲部合奏，其中不乏悲觀主義警示，而這種悲觀主義在今天為陷入“文明沖突和文化認同困境”的英美思想借以反思的源頭。

此外，受經驗主義和科學革命的影響，蘇格蘭啟蒙運動還支持經驗、實驗、觀察、驗證等科學技術相聯系的方法和事物，為此蘇格蘭各大學中增設了數學和實驗科學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