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伊沛霞教授是最早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之一。在西方中國史學者中，伊沛霞以其對中國史之融會貫通、開婦女史研究之先河以及將社會生活史引進美國大學教材而備受尊敬。其學術生涯不僅反映其個人學術成就，更多方面折射了美國中國史研究領域半個世紀以來由漢學（Sinology）轉向中國學（Chinese Studies）的過程。《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國史研究》一書包含論文十一篇，由伊沛霞教授親自選定，內容涵蓋其主要研究領域，以宋代為主，社會史和女性史是主要著眼點，時間跨度為1985年至2019年。本文摘編自該書《婦女、金錢與階級：司馬光及宋代理學的婦女觀》一文，澎湃新聞經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發布。

司馬光以嚴峻、正直聞名，在宋代名士中，大概是最不容易為女色所動搖的。所有他的事跡如果和女人有關，說的都是他對女人多么不感興趣。據說因為他沒有兒子，他的妻子和姊姊為他納了一門妾，但他對這個妾毫不理會。于是他的姊姊便刻意安排他的妻子外出，讓妾盛裝打扮，給他奉茶。司馬光卻生氣地責罵她說：“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么？”可見他并不把她視為自己的妾，而是他妻子的婢女。另一則傳聞說，這個妾為了和司馬光說上話，隨手拿了一本書，問司馬光這是什么書，司馬光“拱手莊色”說“此是《尚書》”，妾便知趣而退。

無論這些傳聞的真實性有多高，司馬光自己的作品中也充滿了對行為合宜的關注，認為應避免男女雜沓。嘉祐七年（1062），仁宗在上元節到宣德門前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其中有“婦人相撲者”，仁宗也一并賞賚。當時司馬光任職御史臺，上書諫言，認為仁宗此舉不當：“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臝戲于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他還要求仁宗下詔禁止婦人在街市聚眾為戲。

司馬光也反對鋪張的宴會，雖然他的同僚們似乎都習以為常。在他看來，當時的人辦宴會總要持續數日之久，準備各種珍饈，才不會被說是小氣。他沒有特別提到這些奢華宴會中的妓，但提到了寇準（961—1023）作為鏡誡。寇準的宴會以通宵達旦聞名，其中有妓跳舞奏樂，還有他的妾出場和賓客吟詩作對。到了司馬光的時代，寇準的后代陷入貧困，昔日光彩不再。司馬光認為這就是鋪張無度的結果。

無論他個人的經驗如何，司馬光都認識我們以上所提到的人物，也知道關于他們的那些事跡和傳聞。我想強調的是，司馬光對婦女的教育和財產的看法、對妻子和夫家之間永固的道德基礎的信念，都和當時人的遭遇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直接相關。當然司馬光會引經據典地說這些都是傳統價值：無私的兒子、明智的母親、恭敬的媳婦，還有其他類似的人格典范。但他呈現傳統的方式其實反映了他自己的價值觀和關注之事。表面上看來，他在《家范》中所陳述的那些模范士人婦女，和以上我們看到的那些遭遇各種難題的宋代士人婦女無一相似之處。但這正是他的用意，因為宋代的交易市場破壞了穩定的親屬關系，所以司馬光希望排除市場的影響。他不僅希望士人們不要讓自己陷入難堪的窘境，他也希望能保護士大夫的女兒不要成為市場的受害者。同時，他也要保護家庭本身，特別是擁有相當資產的妻子可能對家庭造成威脅。他想劃出一片市場無法入侵、金錢無法動搖的領域。

司馬光的家庭觀和他對更廣泛的社會政治體系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對階級關系的想法相當嚴謹：所有的社會群體都應有明確的分工和清楚的主從關系。規范和禮教是用來維系這樣的階級之分。在上位者應顧全大局、維護尊嚴、指示明確、公正不阿、不受情緒左右。在下位者應培養恭敬、忠貞、勤勉、剛毅的品格。即使在上位者蠻不講理，在下位者也應忍讓，耐心、虔敬、慧黠地使上位者回心轉意。以家庭而言，在上位者和在下位者需要共同經營的就是“家”這個整體。這樣的“家”并不只是某個時間點上共同生活的一群人，還包括了先祖和后代、房產和家產、傳統和榮譽——這些跨越時空、物質和非物質的元素。司馬光心中理想的家庭和多數儒者一樣，是一個累世不分家的大家庭，遠房叔侄和堂兄堂弟們仍然同居共財。因為財產和家族的興亡息息相關，司馬光特別在意家產的管理，反對揮霍無度。

這樣的家庭基本上是以父系親屬關系和共享財產的男性為主體，女性依附其中，作為他們的母親、姐妹、女兒、妻子。司馬光的《家范》清楚地說，這些女性可以是家族興旺的助力，也可以是阻力，端看她們自身的行為及其對家中男性的影響。同時，男女之分是家中上下倫理的基本要素：家庭的組成不只是長幼尊卑，而是男性的長幼尊卑加上女性的長幼尊卑。

根據司馬光提供的范例，似乎他最尊崇的婦女品德就是對夫家全然的奉獻。以下這個記載在《家范》中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一例：

韓覬妻于氏，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動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后，唯時或歸寧。至于親族之家，絕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嘆，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閭”。

這則故事充分道出了司馬光心中的要務：對一個女人來說，她的夫家必須成為她最終的皈依和重心。她必須將自己娘家的富貴優渥拋諸腦后，克勤克儉。要從父系的立場來看待子嗣，無論是不是她親生，都是她丈夫的孩子。她的儀容舉止必須和妓劃清界線：生活簡樸、無需妝飾，責任是持家，而非交際娛樂。丈夫的過世不能動搖她對夫家的委身。婦女應期勉自己成為這樣受世人尊崇的妻子。

以下我從男女之別、婦女財產、婦德、教育和婚姻的本質各方面切入，深入分析司馬光的觀點。

男女之別

司馬光和自漢代以來的儒者一樣，認為男女之別是一陰一陽的自然秩序，而不是人為的社會制度。《家范》這樣解釋男女的分別：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辯為美也。

陰和陽相輔相成，但并不平等。司馬光理所當然地認為主動地“唱而生物”比被動地“和而成物”更尊貴。和其他以陰陽來解釋男女關系的人一樣，司馬光認為社會秩序應當是男尊女卑、夫唱婦隨。

陰陽相輔相成的概念不代表陰和陽必須同時存在、一起現身。反之，陰陽思想通常和經書中的“男女之別”相提并論。所謂“男女之別”可以指空間上的分隔，也可以指角色上的區別。司馬光則既要空間分隔，也要角色區別。男屬外，女屬內。“外”不僅是家門之外，也是整個外部社會、仕宦職場。司馬光引述《禮記·內則》，強調男不論內事、女不言外務。但空間上的分隔對角色的區分是很有幫助的。《家范》直白地說：“女子十年不出。”其下小字夾注：“恒居內也。”他還說：女兒訂婚后，父親就不該再進她房間；姐妹出嫁歸寧，也不應與兄弟同坐。在《居家雜儀》中，司馬光根據《禮記·內則》敷衍出一套更為詳盡的男女分隔規矩：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子夜行以燭，男仆非有繕修及有大故（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無故不出中門（蓋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司馬光多次提到受人尊重的婦女見到無親屬關系的男性時必須蒙面。雖然相關史料不多，但婦女蒙面的習慣在這個時期似乎確有增長的趨勢。司馬光無論是否對此趨勢有所察覺，都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男女空間的分隔當然有助于其角色的區分，但司馬光同時也擔心男女雜沓導致混亂的性關系。見面就容易彼此吸引，彼此吸引就容易引來各種不當的行為。司馬光從未視女人為邪惡的誘惑者，他認為避免男女雜沓是男人的責任。司馬光對不受規范的性關系著墨不多，我們無從得知他內心的判斷，但我猜想他雖認為這種性關系輕率失當，卻不至于罪大惡極。

婦女的財產

司馬光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樣，認為一家之主當然應該為女兒們準備嫁妝。若親戚中有女孩失怙，也應為她們準備。不過及時地為女兒們安排婚事，比嫁妝的分量更重要。但司馬光堅決反對女兒有財產權，也對視婚姻為交易的想法極為反感。他舉了一個當時為爭奪家產而導致的悲劇為例：某人累積了相當的家產，卻忽略了子孫的家教，于是在他過世后，不僅他的兒子們彼此爭產，連女兒都加入：“其處女蒙首執牒，自訐于府庭，以爭嫁資。”全家成了笑柄。

司馬光也發現大家越來越覬覦未來媳婦可能帶來的嫁妝：

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于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視婚姻為金錢交易對新娘和她的娘家都是不利的。新娘并不會因為她的財產而受保護，反而會因此而陷入險境，就像杜衍的母親一樣：

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怒。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力哉！于是質其女，以責貨于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矣。

媳婦若恃其資產以求獨立，也是夫家的隱憂：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茍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茍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司馬光認為私產是對家族凝聚力最大的威脅，這個信念形塑了他對婦女財產的看法。在一個累世同居共財的大家庭中，如果媳婦可以保有自己的嫁妝，和整個家產分開，那么對此家庭的維系始終是一個威脅。司馬光引用《禮記》：為人婦應“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強調妻子不應持有私產。即使是別人送給她的東西，都應交給舅姑；她也不應私自送禮，拿別人送給她的東西轉送也不行。

雖然儒家基本上一直反對婦女持有私產，宋代的情況（特別是嫁妝的高漲）大概更是加劇這樣的態度。宋代法律文書中對婦女的財產權著墨甚多，也和嫁妝的高漲有關。嫁妝既來自娘家的財產，娘家自然希望這些嫁妝對女兒和女兒的子嗣有所幫助。但嫁妝的高漲也引來像司馬光這些人對婦女財產權的反感，他們認為婦女財產權對一家之主的權威構成威脅。

婦女的品德

一般來說，司馬光對婦女的期待比他對男性的期待保守。居處家內，婦女需要的品德是柔順、清潔、不妒、儉約、恭謹、勤勞。他曾說不妒是婦女最重要的品德。儒家經書認可納妾，因此與妾和睦共處便是妻子的責任。勤儉顯然和維護家產和防止分家有關。司馬光記敘了一個勤儉婦人的典范：這位寡婦即使在兒子得到官位和薪餉之后，仍每天紡織到深夜。司馬光也贊揚自己的妻子，說她從不動怒，不與人爭吵，也不積怨。她善待婢妾，從不妒忌。她自己日用簡樸，但從不反對司馬光周濟親戚。

司馬光在《家范》中記述了許多未拒絕再婚的寡婦，作為婦女的典范。他說：“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司馬光并不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應當犧牲自我，女性的犧牲并不比男性更令人感動或值得歌頌。他也沒有記述任何寡婦自殺的例子。他筆下的寡婦典范是為了照顧舅姑和孩子、拒絕父母安排再婚。其中有些寡婦會自毀容貌來嚇阻求婚者，但并不會自殺。道德崇高的男性和女性都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但并不是為了守寡，而是為了保全父母，或是陷入無法化解的道德兩難之時。有些女性會以生命保全自己的貞操，未嫁女、妻子、寡婦在面臨強暴時都可能以死抵抗。但再嫁和強暴是兩回事。

從某個層面來說，司馬光對男性和女性的道德要求標準是一致的：值得推崇的男性和女性都是無私而忠貞地為家庭奉獻，家庭就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崇高目標。一個通過重重考驗、從一而終的寡婦，一個克服萬難、保全家族延續六代、八代甚至十代不分家的男性，或是一個被繼母虐待，卻始終忍讓、終于感化繼母的孝子，都是道德典范。成為道德典范的人，總是將個人的利益放在對父母的孝行和對家庭的忠貞之后。

并且，女性一生所經歷的試煉不只是守寡而已。婚前她們就應對自己的父家盡孝。司馬光再次講述這些女性典范的故事：有一家三姐妹沒有兄弟，為了照顧祖父母，都不肯結婚，在為祖父母料理完喪事之后，她們就結廬在祖父母墳旁而居；還有一位女兒為了將父親從獄中贖回，自愿入宮為婢；還有另外三姐妹為報父仇，殺了兩個親戚。這些故事里的模范女性和模范孝子一樣地受尊崇。妻子也不需等到守寡才能展現對夫家的忠貞。司馬光記述了許多賢妻的故事：有的以慧黠應對嚴酷的婆婆，有的將自己的孩子放在一旁而去救助丈夫兄弟的孩子，有的用父親給的財產來幫助夫家，還有許許多多成功地相夫教子的例子。

司馬光為許多同時代人的妻子和母親寫了墓志銘，歌頌這些女性的美德，和他在《家范》中所強調的美德是一致的。例如蘇軾的母親嫁入了比自己娘家寒微的蘇家，卻能將娘家的富貴拋諸腦后，全心全意地侍奉夫家的長輩；司馬光也贊美她能讀書教子。韓鐸的母親對丈夫的六個兒子一視同仁，連親戚都無法分辨哪個兒子是同父異母所生。司馬光予以最崇高的贊美的是一名出身較寒微的女子，她展現了最高的自我犧牲精神：七歲時被繼母偷偷賣掉，二十一年后偶然與生父重聚，她不但勸父親原諒繼母，甚至在父親死后，為了照顧繼母而延后出嫁，當繼母年邁不良于行時，她甚至親自背著繼母行走。

婦女的教育

已婚婦女平時在家，連自己的父兄都避免接觸，她們需要的教育自然和她們的丈夫不同。但司馬光還是認為女兒應讀書識字。《家范》以班昭為例，強調能讀書識字的婦女會是更好的妻子。他下了這樣的結論：

凡人，不學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也……然則為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

在《居家雜儀》中，司馬光為男子和女子的教育各擬了一份時程表，大體依據《禮記 · 內則》，但在女子的部分加入了讀書。即使男女教育的時程不同，女子們一方面學習做妻子，一方面也要學讀書。

司馬光不鼓勵女子學習音樂歌詩，大概因為那些才能是妓的專門。相反的，他認為女子應學“女工”。

司馬光知道他同儕的妻子們多半都有婢女，可以幫忙烹飪、打掃、縫紉等家務。但他還是認為學會這些工作會讓婦女更有責任感。除家務外，司馬光還希望婦女們參與家內禮儀。這些禮儀教導并延續家內的尊卑關系。他在《居家雜儀》中力勸讀者效法他自家的榜樣：

吾家同居宗族眾多，冬正朔望宗族聚于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為一列，各以長幼為序（婦以夫之長幼為序，不以身之長幼），共拜家長。畢，長兄立于門之左，長姊立于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后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前輩之儀。

這些每月兩次的拜禮能強化家庭中的長幼尊卑之分：男左女右，男先女后；婦女之間又分長幼尊卑，但妻子的長幼尊卑根據她們的丈夫長幼地位來決定。

《司馬氏書儀》中提到更多婦女參與家內的其他禮儀。她們會參加所有重要的祭祖儀式，依據年齡和輩分排成一列。家長的妻子會站在家長對面，負責女性先祖的牌位，親手呈上祭品。在棺槨兩旁，男性和女性分別排成兩列，一同為喪者而哭。

婚姻的本質

司馬光尊崇為丈夫和孩子犧牲自我的女性，但對他來說，婚姻的約束力并不完全是單方面的。男性也能以拒絕再婚展現對家庭的忠誠。對男性來說，問題在于繼母對兒子的前途不利。司馬光舉后漢朱暉為例：朱暉五十歲喪妻，兄弟們想為他續弦，但朱暉有所保留，因為“時俗希不以后妻敗家者”。司馬光評論說：“今之人年長而子孫具者，得不以先賢為鑒乎！”

司馬光也推崇那些對妻子的過世表達哀戚的男性：

昔莊周妻死，鼓盆而歌。漢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為夭，夫何恨！”太尉王龔妻亡，與諸子并杖行服，時人兩譏之。晉太尉劉實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笑之，實不以為意。彼莊、薛棄義，而王、劉循禮，其得失豈不殊哉？何譏笑焉！

司馬光推崇忠誠的丈夫并不代表他認為婚姻對男性來說也是終生的承諾。他數次表示男性對父母和家庭有責任，必須逐出破壞家庭和諧的妻子。若妻子對母親不敬，出妻是對家庭忠誠的表現。司馬光確實認為將沒扮演好妻子角色的妻子逐出家門是丈夫的責任。對于那些失職的妻子，司馬光不僅敦促丈夫們離婚的必要性，也力勸妻家的父母正視女兒的過失、好好管教。他以一位母親為例，這位母親將女兒出嫁三次，卻三次都被遣返娘家。母親問女兒何故，女兒語帶輕蔑地數落自己的丈夫。母親將她杖責于地，教訓她妻子應當順服、不應乖僻。母親將女兒留在家里三年，第四次出嫁后，女兒終于成為理想的妻子。而司馬光對當時社會的觀察和這個例子完全相反：多數的父母不會責怪自己的女兒，反倒會和女兒的夫家對簿公堂。

對現代讀者來說，這些道學家的言論充滿了對女性的歧視和敵意。但我認為這主要是來自對婚姻制度認知的根本差異。在西方脈絡中，婚姻是關于得到一個配偶，而男性和女性都會“結婚”。若離婚或其中一方死亡，婚姻關系就中止了。只要求妻子為亡夫守寡，丈夫卻無需為亡妻守節，似乎是非常不公平的。對司馬光和同時代的人來說，婚姻并不只是兩個人的結合，更是兩個家族借由收納新成員而開展延續。男性在出生時，或被收養時，就已經成為家族成員，他對家族的忠誠會經過各種考驗：容忍惡劣的繼母、尊重仗勢凌人的異母兄，或是對付一個離間兄弟、破壞家族和睦的妻子。家族的延續有賴于克服這些困難。女性要借由婚姻才能成為一個家族的正式成員，她對家族的忠誠也有重重考驗：刁惡的婆婆、納妾的丈夫、能生兒子的妾（特別是如果她自己沒有兒子）、丈夫在孩子還未長成時就過世、丈夫過世后，丈夫的兄弟或繼子讓她在家里難以自處、或拿走她孩子的財產。通過這些測試的妻子們對家族的貢獻一點也不亞于男性。因此改嫁對男性和女性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一位失去妻子的男性如果沒有孩子，或孩子尚小，為了家族的關系他應該再婚。但如果他的孩子已經不小，甚或長成，再婚就是一種對家庭有害的沉迷之舉。對女性而言，再婚意味著離棄自己先前加入的家庭，這和養子拋棄自己的養父母是一樣的，卻和男性再娶不同。

司馬光的著作中并沒有直接討論妾所衍生的各種灰色地帶。但他很清楚妾所造成的問題。他在《家范》中說：

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后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異黨。

但對于妾所生的兒子，或是由正妻所生、但有異母兄弟是由妾母所生的人該如何自處，司馬光卻沒有多說。當妾受主夫或正妻虧待時，她們的兒子可能站在自己的母親這一邊；但司馬光筆下的模范孝子并不包括這樣對妾母盡忠的人。對于妾所衍生的問題，司馬光唯一的辦法就是更多的禮節和尊卑秩序。他認為正妻統管內闈，正如一家之主統管全家；正妻的管轄范圍包括妾、妾子的妻妾和所有的婢女。司馬光曾提到一位值得作為典范的妾：這位妾有兒子，而正妻沒有，她卻在主夫死后多年仍然敬重正妻。

簡言之，司馬光對婦女和婚姻的看法充滿了對模糊不清、可討價還價的人際關系的極度厭惡，而這無疑印證了這樣的人際關系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雖然婚姻在實際運作上充滿了暫時便利的考量，卻不能被視為商業交易。當女性嫁入一個家庭，她和這個家庭的關系就如同在這個家庭出生的兒子一般。當然若能全盤改革整個社會是最好，但當買賣婦女的市場猖獗時，士人們必須保護自己的姐妹和女兒，將她們留在家里，受良好的教育，和妓女藝人之流分開，準備嫁妝好讓她們受夫家尊重，在最壞的情況還有嫁妝可以幫她們渡過難關。同時，他們必須保護父系家族免于各種財務危機，包括有財產權的妻子和來爭產的親戚。面對妾所帶來的模糊關系，他們必須堅持正妻在妾之上的絕對優勢，強調妻妾之子地位平等，以及對嫡母和庶母恰如其分的尊敬。

《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國史研究》，[美]伊沛霞著，姚平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