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肯定以為我瘋了”

1958年夏天的一個清晨，亞歷山大·勒納德（Alexander Lenard）像往常一樣打開信箱收取報紙與信件，其中有一封英國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 & Co.,Ltd.）的來信。

“他們肯定以為我瘋了。”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勒納德不久前將自己的《小熊維尼》（Winnie Ille Pu）的拉丁文譯稿寄給該書的版權方梅休因，結果恰如預料中一般——“很抱歉。”信中寫道。

勒納德原名勒納德·桑多爾（Lénárd Sándor），1910年3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他的前半生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幼年舉家遷往奧地利，雖然在維也納度過了一段安穩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德奧合并，他被迫遠走意大利，避難于羅馬。

亞歷山大·勒納德（1910-1972）

淪為難民的勒納德為了謀生，從事過很多職業，包括教授英語。二戰后期他曾收過一名特殊的學生——一位不懂英語的威尼斯地下抵抗組織負責人，當時隨著戰爭局勢逐漸明朗，這位化名彼得羅的先生認為盟軍到來的日子不遠了，為了方便在工作上與盟軍聯系，他找到勒納德，并開門見山地表示，自己學英語的目的就是為了交流，所以他不想學枯燥的語法，也不想背單詞。

老師一般都不太愿意收這種學生，更何況，每節課的酬勞只夠買一份面包或一塊奶酪，可在當時的環境下，已有家室的勒納德需要這份工作來維持生計。就在此時，他想到身邊有本米爾恩（A.A Milne）的《小熊維尼》（Winnie-the-Pooh），這本書的單詞、語法相對簡單，且內容多涉及日常會話，很適合英語初學者，于是他用這本“教材”開始教學。教了四個月后，這位彼得羅先生在日常會話中已經可以較為熟練地使用英語與盟軍直接交流了。這為他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戰后他甚至還被駐意盟軍授予最高金質獎章。

隨著局勢逐漸穩定，意大利政府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陸續遣返難民，此時有兩個選擇擺在勒納德面前：接受美國政府邀請，前往駐韓美軍基地工作（當時他在駐意美軍工作），或者接受祖國的邀請——回國擔任匈牙利大學的講座教授。經歷了數十年的顛沛流離，勒納德早已心力交瘁，他既對戰爭感到厭倦，也不想回到鐵幕下的匈牙利，最終他向聯合國難民組織提出申請，前往巴西定居。

抵達里約熱內盧沒多久，勒納德便被潑了一頭冷水，由于巴西當局不認可他在奧地利大學醫學院獲得的學歷，他既不能去學校當老師，也進不了醫院行醫。迫于生計，勒納德只得在當地的一所鉛礦場找了一份護理員的工作，但光憑這份微薄的收入難以養家糊口，這時他聽說礦上的法國工程師們在給自家小孩找一名家庭教師，便毛遂自薦，教授英語與拉丁語。

在英語課上，《小熊維尼》又派上大用場了。這些法國工程師的子女自幼在南美長大，此前對這本書一無所知，他們很快便對《小熊維尼》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種寓教于樂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但勒納德在上拉丁文課時遇到了難題。他起初選用相對易學的《高盧戰記》做教材，但學生們對枯燥的語法學習感到非常厭煩，莫非要像《包法利夫人》里一樣，罰這些孩子抄寫來加深印象？這時一位學生的抱怨提醒了他：“難道就沒有一本像《小熊維尼》一樣的拉丁文書嗎？”

“對啊，我可以把小熊維尼翻譯成拉丁文嘛。”勒納德出身醫科，拉丁文是讀書時的必修課，他學得很不錯。而且這已經不是勒納德第一次翻譯拉丁文了，在羅馬的時候，他曾為一家瑞士醫藥公司翻譯拉丁文醫藥文本。除此之外，據布達佩斯大學的茹然瑙·沃伊多維奇（Zsuzsanna Vajdovics）持有的一封勒納德的信（寫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勒納德的一位朋友恩里科·馬法奇尼神父（Enrico Maffacini）曾將《匹諾曹》譯成拉丁文，這對他下定決心翻譯《小熊維尼》也有重要影響。

勒納德與他的寵物“小豬皮杰”

勒納德身邊僅有一本由十九世紀法國著名學者路易·馬里·基舍拉（Louis-Marie Quicherat，1799-1884) 編撰的《法語-拉丁語詞典》，是礦場的法國總工程師送給他的。憑著這本詞典，他開始將《小熊維尼》譯成拉丁文，一干就是好幾年。其間，由于為礦工仗義執言，他被礦場解雇了。幸好他運氣不錯，在圣保羅遇到一位愿意收留自己做助手的外科醫生，才不至于失業。

譯完之后，勒納德將譯稿寄給了梅休因。于是，本文開頭那一幕不幸出現了。

拉丁文版《小熊維尼》風靡歐美

雖然出版暫時無望，但勒納德不死心，隨后他去信詢問是否可以獲得自印本的授權。這次梅休因答應了。在支付了三基尼的版權費后，梅休因允許他自印一百冊，但不可以公開銷售。

然而，“天高皇帝遠”的勒納德并沒有遵守這個約定，他一共印了三百冊，一冊寄給一位在丹麥皇家圖書館工作的朋友，后者回信請勒納德再寄二十冊；一冊寄給英國著名詩人、翻譯家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后者不但回信對這本書大加贊賞，并且表示要讓自己的兩個孩子也讀一讀。他們倆也因這段緣分成為好友。勒納德1965年出版的自傳《拉丁熊之谷》（The Valley of the Latin Bear），便由羅伯特·格雷夫斯作序。

勒納德的自傳《拉丁熊之谷》，由羅伯特·格雷夫斯作序

除此之外，勒納德還寄了三十冊給英國劍橋地區的三家書店，兩周后這幾家書店回信補訂了一百零五冊，沒過多久，其中一家書店又來信要求再追訂兩百五十冊。然而，勒納德身邊已經沒有那么多存書，而且再也無力加印，他的積蓄已經在上次印刷中用完了。此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這本書很快成為牛津、劍橋等院校的熱門話題，并且這一熱潮迅速蔓延到其他國家，很快便一書難求，甚至有人愿出十五美元求購。緊接著瑞典著名出版社博尼爾（Albert Bonniers f?rlag）通過勒納德在丹麥皇家圖書館的朋友聯系上了他，表示對這本書非常感興趣，但由于版權原因，只能出節選本，勒納德私下和博尼爾簽訂了出版協議，1959年圣誕節前夕首印兩千冊，沒過多久又加印了兩千冊。

事態發展至此，當初拒絕過勒納德的梅休因出版社坐不住了，他們通過巴西的代理商聯系上勒納德，表示愿意出版他的譯作，但在版稅事宜上，雙方爭執不斷。梅休因最初開出的條件是根據凈銷售額的百分之十計算版稅，克里斯托弗·羅賓·米爾恩（《小熊維尼》作者之子）四分之三，勒納德四分之一，被后者拒絕了。隨后，梅休因想要一次性支付版稅五十英鎊，并且直接把支票寄到了勒納德家里。勒納德將支票原封不動地退回，并附上一句拉丁文“Cade sis mortuus”——“滾！”最終梅休因還是妥協了，答應版稅由勒納德與米爾恩五五開分成。

1958年的自印本

1959年博尼爾版，書名入鄉隨俗使用了Nalle（芬蘭語小熊）這個單詞

就這樣，英國版終于在1960年10月27日這一天正式發行，沒過幾天各大書店就銷售一空，緊接著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加印。同年12月美國版發行，銷量比英國市場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快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并持續長達二十周之久。據1961年4月21日發行的《生活》報道，當時美國版的銷量已突破七萬兩千五百冊，而英國版加上瑞典版銷量也達到兩萬兩千冊。

拉丁文版《小熊維尼》1960年英國初版

拉丁文版《阿噗角小屋》《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小王子》與《哈利波特》的書影

世間沒有完美的事，拉丁文版《小熊維尼》風靡歐美的同時，亦在評論界引起廣泛的關注，著名學者吉爾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于1961年7月號《地平線》（Horizon）撰文，批評勒譯“用詞過于沉重，嚴重缺失原汁原味”。然而這部作品暢銷依舊，并未受到沖擊，這背后的原因耐人尋味。

弗朗索瓦·瓦克的《拉丁文帝國》（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16年版）中提到，盡管進入二十世紀后拉丁文教育已逐漸走向衰落，但直到上世紀中葉，這門語言仍在學校頗具地位。然而，當時拉丁文課程大綱上的讀物大多是諸如凱撒的《高盧戰記》、西塞羅的《道德論著》與《演說詞》、維吉爾的《牧歌》與《埃涅阿斯記》等“以高度文法導向為主，基于語言學或道德教育考量選出的書籍”，對大多數學生來說，這些讀物的內容既冗長又枯燥。沒想到突然有一天，一本有趣的拉丁文童書插圖本出現在書店里，在這本書里，你看不到傳統讀物中常見的演講、戰爭、英雄、神祇等內容，它講述的是一只小熊與一位小男孩以及百畝森林中的伙伴們之間的故事，讓人眼前一亮。

由于大部分購書者是在學校修讀拉丁文的學生，出版方趁熱打鐵，于次年推出了小熊維尼拉丁文黑膠唱片，并于1962年發行附有注解與詞匯表的修訂版。拉丁文版《小熊維尼》直到今天仍在重印，該書的火熱讓出版商看到了商機，隨后《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彼得兔》《小王子》《哈利波特》以及小熊維尼系列的另一部《阿噗角小屋》（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等暢銷童書也陸續被譯成拉丁文出版。

“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

謝潑德的后人詹姆斯·坎貝爾(James Campbell）曾提到這樣一件事：

謝帕德為維尼的這些故事的新版本和譯本做了許多設計，但對他來說，也許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是為拉丁文版的《小熊維尼》畫插圖。（《小熊維尼的誕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頁）

為什么說這是“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書中沒有透露原因，我突然想起瓦克在《拉丁文帝國》中提到的一個人，他和畫小熊維尼插圖的謝潑德（E.H Shepard）生活在同一時代，七歲就開始學拉丁文了，這個人就是丘吉爾。上課第一天老師給他一本語法書，什么都不解釋就要他背出第一組詞尾變化：

小丘吉爾看了以后一臉茫然：“這東西究竟是什么意思？意義何在？在我看來，這純粹是冗長單調的敘述。不過，有件事我總能做：我可以把它背起來，于是，我就自己所能承受的愁苦極限內，開始默記老師給我的這份狀似藏頭詩的作業。”（《拉丁文帝國》第184頁）

最終，他花了半小時將這段內容硬背了下來，可是根本不明白為什么Mensa這個詞有時表示“一張桌子”（a table，主格），有時又表示“桌子啊”（o table，呼格）。他鼓起勇氣去詢問老師，得到的答復讓他感到云里霧里，再度追問后，卻受到老師不耐煩的警告：“倘若你再這樣無禮，小心我處罰你。聽著，這可是極其嚴厲的體罰。”

冗長、亙古不變的傳統讀物與填鴨式的野蠻教學，讓許多拉丁文初學者往往只能硬著頭皮去努力熟記繁復的文法規則，成效可想而知。丘吉爾心儀的學校——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的入學試中，拉丁文是必考項，結果這門科目他考了三次都不及格，而且成績一次比一次差。

家境殷實的謝潑德從小念的便是私立學校，即便后來家道中落，仍通過伯父的關系進入了著名的圣保羅公學（St Paul's School）。在古典學倍受推崇的十九世紀英國，拉丁文等古典語言課程在不少公學中占比很高，有些學校甚至達到了四分之三，拉丁文帶給他的回憶恐怕不會比丘吉爾好多少。

在這種情形下，要設計出具有新意的插圖對謝潑德來說確實是個艱巨的挑戰，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他最終設計出的兩幅插圖仍舊給人一種很傳統的古典形象。封面插圖中小熊維尼成了一名頭戴縱鬃戰盔、身披盔甲、手握短劍的禁衛軍，身邊是手持鷹旗的旗手小豬皮杰，另一幅用于扉頁的插圖則是頭戴月桂花冠的小熊維尼羅馬半身像。

我們再來看《小熊維尼的誕生》第131頁這幅“很不協調的”小熊維尼羅馬半身像，畫面下方印有一句拉丁文 “VENI,VIDI,VICI”。這句凱撒征戰高盧時說過的名言“我來、我見、我征服”，在正式發行版的插圖中被刪去了。這一改動很明顯是出于審美的考慮——學生們在課堂上已經讀了幾百年的拉丁文古典名著，恐怕并不樂意在這本書里再見到一位“準備征服百畝森林的君王”。

“標價已裁”

我最初是在安·思韋特女士（Ann Thwaite）撰寫的《米爾恩傳》（A.A. Milne: His Life）中留意到這本書的。勒納德當年的自印本我托英美幾位熟識的書商找了很久都沒找到，后來我決定去巴西古書市場碰碰運氣，于是我在國際古書商聯盟（ILAB）的官網查找巴西古書商的聯系方式，一一寫信詢問，可惜一無所獲，其中一位書商在回復我的郵件里表示，這本書非常罕見（extreamly rare），近十年他僅在一次拍賣會上見到過一本，文中那張書影就是在他的幫助下找到的。博尼爾的初版倒是沒費多大勁就尋獲了，這得感謝斯德哥爾摩的書商老朋友格羅塞爾的幫助。至于梅休因的英國初版，我先后在美國書商卡明斯和英國書商盧卡斯處購得一本。也許您會問，為什么我要買兩本？難道我有特殊的藏書癖，喜歡收藏兩本一模一樣的？

這里，我想先介紹一個在獵書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的現象：“Price Clipped”，我將其翻譯為“標價已裁”。著名書志學家約翰·卡特（John Carter）在《ABC藏書指南》（ABC For Book Collectors）第九版中說：“標價已裁是指一本書的書衣前勒口的價格標記被以斜角的方式裁剪，標價的位置通常在前勒口的右上角，有時也會出現在右下角。”

“標價已裁”的形成原因通常分為以下幾種：

一、用于禮物饋贈，出于尊重將標價裁剪。

二、許多特價書籍在處理時，為避免價格對顧客產生誤導，也會將標價裁剪掉。

三、同時在兩個以上國家發行，故需要標注兩個不同的貨幣金額。

從收藏角度來說，前兩種情況會導致一本書的價值大打折扣，如果你有心在Abebooks、Biblio這些大型二手書籍交易網站留意一下，你會發現同樣一本書，書衣完好無缺與“標價已裁”之間的價格相差懸殊。

而第三種則屬于正常情形，不會對書籍的收藏價值造成影響。我在卡明斯購買的那本英國初版，書衣前勒口右下角就被裁剪掉了，當時收到書以后我就在想，會不會是上述第三種情況。卡明斯老先生是從業四十年的老書商了，又是格羅利埃俱樂部的老會員，如果是上述前兩種情況的話，應該會在書目信息里特別注明，相信他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是正確的，我后來在網上看到一篇刊發于1984年11月18日《紐約時報》的文章，里面提到拉丁文版《小熊維尼》的英國初版是由英國梅休因出版社與美國達頓出版社（E.P. Dutton & Co.）聯合發行，梅休因給達頓一共調撥了一千五百冊。好了，兩個國家同時發行，使用不同的貨幣標價，幾個條件都滿足了。沒過多久，肯特郡的盧卡斯幫我找到一本在英國本土銷售的初版，有倫敦老店福伊爾（Foyles）的標簽，與卡明斯那本情況一樣，只不過這次變成了前勒口右上角的標價被裁剪掉了。

英國初版的版權頁

書衣前勒口右上角被裁剪，右下角標價 “十二先令六便士”說明這本書是在英國本土市場發售的初版

想必您應該明白我說的意思了吧，如果您打算購買的那本英國初版《小熊維尼》的書衣很不巧像上圖中那樣，前勒口上下角都被剪去了，那可真的要謹慎考慮一下再做出決定了。

戊戌季夏寫于滬上退思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