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的清晨，一位銀發老人總會早早出現在清華大學科學館310辦公室。透著眼鏡，一絲不茍地為新版《量子力學前沿問題》 敲下新修訂的章節。

他就是理論物理學家、清華大學93歲教授張禮。從教71年，他至今仍站在講臺傳道授業解惑。張禮教授長期從事物理學教學和科研，退休后依然堅持工作，成為清華年齡最大的授課講師。

清華大學教授張禮  澎湃新聞 鄧依云 攝

71年從教之路：還沒打算給這份“有意思”的事業設期限

“我喜歡啊！”當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近日問及堅持71年教學的原因時，張禮脫口而出，神情愉快，目光炯炯，“我就覺得干這件事有意思。”

他對澎湃新聞說，過去的春季學期，他剛給研究生上完《量子力學前沿選題》。

大二的韓同航雖然還沒到選修該課程的年級，但他也在上學期“蹭課旁聽”。“張先生為這門課花了很多心血，而且講課深入淺出，思維開闊，很有激情，是一位充滿個人魅力的老師。” 韓同航說， 雖然先生已經90多歲，但無論從心態、精力、體力上都還很年輕，每次上課前早早地就到教室準備，課后也耐心仔細答疑，“有一次，我跟張先生從早上8點交流到10點，從人生經歷聊到他對物理的理解”。

跟學生們相處總是愉悅，老人還沒打算給這份“有意思”的事業設期限，張禮說，“只要腦子不糊涂，就會一直教下去。”

回顧從教之路，他告訴澎湃新聞，自己的第一站從1946年開始，在剛剛復校的山東大學落地。“當時那是很自然的事。那時候，學物理除了教書，幾乎沒有別的出路，而我本來就喜歡物理，所以自然而然跟著教授去了山東大學。”那年，張禮21歲。

但戰后的山東大學，百廢待新，艱難任教一年后，張禮又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次年前往美國進修。

秋天到達，伴隨著解放戰爭勝利的消息，張禮和朋友第二年年初就決定回國。“當時一位中共黨員朋友說‘咱們回國參加建設，參加革命，別在美國待著’。”張禮回憶，那時一腔熱血，便在1949年初和這位朋友一起回國。他們先到當時還未解放的上海、青島，在短暫停火的間歇穿越封鎖線，一路北上奔到了天津。隨后，張禮在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擔任物理系助教、講師，由天津大學推薦、國家公派去蘇聯讀研究生，在1957年調入清華，先后任副教授、教授至今。

偶像：“了不起”的費曼

輔仁大學教授讓張禮和教育事業結緣，而讓他對物理著迷，愿意一門心思撲在物理研究和教學上面的則是美籍猶太裔物理學家理查德·菲利普斯·費曼，一位張禮口中“了不起”的人。

“我以前在美國聽過他講課，他特別會講，神到跟變戲法一樣的地步。我本來就喜歡物理，一聽就愛得更深了。雖然沒時間搞物理科研，但我搞教學也是可以的。”張禮指了指辦公室墻上的四幅照片，一幅愛因斯坦，另外三幅是各個年齡段的費曼。“在物理理論上，我最崇拜的人之一就是費曼。”張禮說，他是真正的大師。

如何像費曼一樣把課講得讓人癡醉？70余年里，張禮的教學方法也在不斷改進，從“教懂學生”轉變為“啟發學生”。

“剛開始是我懂了，我會表達，表達給學生就完了。后來我覺得單表達不夠，我要把講的問題，在學術上是怎么發展過來的，中間有哪些有經驗教訓也講給學生，讓他們獲得啟發。”張禮認為教出 “聽話學生”的時代已經過去，當前的中國，特別是基礎研究薄弱的今天，需要培養的是有能力主動思考的學生。

以身示教，韓同航從張禮本身看到了他永不停歇的質疑和求問求學的精神。“我剛開始接觸到張先生是在系里的講座，當時就注意到講座第一排經常會有一位老先生，他基本上每個講座都會去聽，并且常常提問演講者。”韓同航說。

但張禮也并非從小就是愛問愛思考的學生，相反，他極其聽話。“過去多年來我們的教育強調讓學生聽話，不強調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思維，而我就是這種教育最大的受害者。”張禮坦言，從中學開始自己就是班里最乖的學生，老師教的很快就懂，懂了之后考得也挺不錯，但他知道自己不曾主動發散思維思考問題，“這對于做科研來講，是很壞的習慣”。

要做會獨立思考的學生

張禮教授稱，有一件事一直是他心中遺憾。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讀研期間，學位論文的題目是福克院士出的，張禮克服困難把福克的方法推廣到多電子—正電子系統。之后，學校物理研究所為他安排了一個類似博士后的位置，希望他能夠有更大的突破。

但可惜的是，張禮說，他不僅沒有自己深入思考，也沒有去請教專家。只是在一個簡單情況算出數值結果就交了差。事實證明，此后一位美國教授用他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凝聚態的多電子系統，發展了“正電子湮滅譜學”。

“這位教授訪問清華，在作學術報告時感謝了我，這是多么深刻的教訓！”張禮對這件事記憶猶新。

另外，在做旋量演算方法研究時，張禮更加明明白白地看到，聽話的習慣讓自己局限于完成合作而不能“挑頭”取得突破性進展。“我在學術上做出來一些東西，比如獲得周培源物理獎的旋量演算方法，是徐湛教授、我和張達華三個人合作完成，但把研究打開局面、有了突破的是徐湛教授。”張禮說。

70余年滄海桑田，張禮感受到中國教育正在掙脫舊殼，育人的方式在深層次地變革。

“70多年的教育，過去是一個框子，不容易改動。”如今的清華園，張禮格外欣喜，“學術活動多得一塌糊涂”。

他熱切地等待著，當代有才華的年輕教授中間能夠快一點，再快一點，走出一批大師。

張禮 清華校友總會 資料圖

［對話］

澎湃新聞：您從教71年，如今已經93歲高齡還在堅持上課，為什么？

張禮：我喜歡啊。我物理理論上最崇拜的人之一就是費曼，這個人是個了不起的人。有一次聽他講課，我覺得這個人，特別會講，跟變戲法一樣，神到這種地步。我本來就喜歡，然后再一聽他這么一講，對物理的愛好就很深了。我肯定要搞物理。雖然此后多年由于擔任行政工作沒有時間搞科研，但一直講多門課程。

澎湃新聞：當初是什么樣的契機開始從教的呢？

張禮： 當初在輔仁念書的時候有位教授，他本來是山東大學的，后來抗戰勝利了， 山東大學復校，他就把我帶去。

當時很自然，學物理不教書干嘛呢？當時沒有別的出路。我本來喜歡物理，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學校。戰后百廢待新，山東大學的條件實在太差了，我待了一年。

后來，1948年秋天去了美國，冬天就跟朋友回來了。當時解放戰爭發展很快，朋友說，咱們回國參加建設，參加革命，建議我就別在美國待著。那年，趁著有一段停戰穿過了封鎖線到了解放區。回來以后我就在天津北洋大學工作，擔任物理系助教、講師。

澎湃新聞：70多年的教學過程中，您發現教書育人，培養人才的環境有哪些變化呢？

張禮：70余年的教育，過去是一個框子，不容易改動。到清華后，當時的校長蔣南翔同志有一個看法，叫做“三階段兩點論”，三階段就是學蘇聯是一個階段，兩點論就是它好的東西學，不好的東西我們就不學。 所以清華已經有一些修改，不過基本上還是蘇聯的路子，框子。

現在整個的環境跟原來不一樣，學術氛圍在這里，學術活動多得一塌糊涂。

但整個的學術氣氛，氣氛要由大師帶出來，所以希望當代有機會有能力，有才華的年輕教授，能夠快一點走出來一批大師。

澎湃新聞：您在70余年的教學經歷中，教學方式和理念上有哪些改變呢？

張禮：我作為教師的起初的那個階段，我就想著我得把學生教懂。后來覺得單表達不夠了，那我要把講的問題，在學術上它是怎么發展過來的，是怎么一個階段，中間有哪些有經驗教訓的地方，把這些東西講給學生，讓他獲得啟發，就不只是給你知識，告訴你1+1是2。

澎湃新聞：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曾說，中國創建(培養)一流科學家不太成功。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也談到過中國學生水平很高，但中國的科學技術還沒有領先于世界，中國的基礎研究還沒有領先于世界。中國的基礎研究是否還很薄弱？在人才培養上有什么改進空間？

張禮： 在人才培養上，跟我們基礎教育有關系，讓學生聽話，學生就是學，不去強調他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思維。這從中學就這么過來，我就是這種教育的最大的受害者。我是最乖的學生，老師都喜歡我，因為我很快就懂了，懂了就考的也挺好，我不去思考問題，深入思維。可對于做科研來講，我的這種習慣是很壞的習慣。

本來我在蘇聯學習，學位論文在發展福克方法上有了進展。學校為我安排了工作職位期望我能取得更大進展。但我沒有自己深入鉆研、也沒有請教專家，把大好時機錯過了。我在學術上做出來一些東西，比如后來得周培源獎的項目，是徐湛教授，我和我的一個博士生張達華三個人合作。但后來打開局面、有所突破的是徐湛教授，不是我。

澎湃新聞：您現在在課堂上會怎么培養學生思考的能力呢？

張禮：因為我自己現在不再做科研了，所以我只能在學生的基礎上來幫助他，這是我現在能起的作用。比如說我講課，這個課本身就是屬于把基礎用到前沿，怎么用。我現在就希望能在學生的基礎方面的思維上，還能對他們有一些幫助。往前闖，我幫助不了。只能給一些精神上的鼓勵。

澎湃新聞：您跟學生如何相處呢？學生會因為您德高望重而心生怯意嗎？

張禮： 沒有，我也沒有那個架子，我也不想做那樣的人。我是把學生看成自己人。

這個教學過程中，有的時候我就發現有的學生對某個問題有很好的認識，我讓他把稿子給我，我存在計算機，這些就是學生對我的反饋。我和學生是平等的，不是說我對他要高高在上，我始終把學生和我當成平等的。

澎湃新聞：接下來您打算還要教多少年呢？

張禮：只要腦子不糊涂，我就繼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