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澎湃新聞的英文產品——第六聲（Sixth Tone）與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第六聲學者計劃”，資助八位青年學者在中國八個省進行為期六周的田野調查。此次田野調查的主題是“科技如何改變鄉村”，其中包括四個具體議題：農村電商、大數據、農業無人機和荒漠化治理。本系列為青年學者的田野調查成果。

我們在甘肅省雅丹地質公園，眼前是大片被大風吹起的沙塵，與我們同行的研究人員正在幾步開外、半沒在沙土里的沙塵監測站上讀取數據。過去兩年中，我同中國各地的環保組織有了相當時間的接觸，這一刻，我不禁開始思考自己這段時間來所經歷的環境、文化和經濟萬象。

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已為大家熟知。工業排廢對水源造成污染、汽車尾氣排放讓城市深受霧霾之苦、快速城市化導致國家部分地區遭受水災、對耕地的過度開墾加速了荒漠化。不同的挑戰意味著我們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案。過去的兩年時間讓我看到了中國的環保主義者為這個廣大多樣又脆弱的生態體系作出的無數努力。

要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僅僅依靠金錢投資是不夠的，還需要時間、人力和技術，地方上的配置必須建設起來。環境保護組織很容易走上那些經濟發展組織的老路：擁有金錢和技術的外來人員提供一種通用支援模式，卻因為不能匹配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屢告失敗。如果中國想要避免重蹈覆轍，那就必須在做未來環境保護和監測計劃時考慮到地區區情和傳統做法。

環保組織“綠駝鈴”創始人及主任趙中認為，這正是民間組織能夠起到作用的領域——他們在當地居民和外來科學家中架構起了一座橋梁。“當然，在沒有民間組織的情況下，這種工作也能完成，但可能性非常小。”全球環境研究所（GEI）項目經理彭奎說。他也同樣認為，民間組織對本地經驗和高級科學技術之間形成鏈接有著很大作用。

彭奎說，絕大多數環境保護工作都以兩種方式完成。“第一種是科學家去到某個地方，告訴當地居民該怎么做，他們相信現代科學是能夠找到解決方案的最好方式。但是當地老百姓卻常常不愿意聽取這些建議，因為覺得不可行，或是與傳統做法相去甚遠。”他說，“第二種方式是當地人按照自己的經驗行事，但是當他們解釋這背后的邏輯時，外來的科學家在沒有足夠數據和證據的情況下不愿意相信他們，認為這些并不科學。”

民間組織此時就起到了作用，他們能夠縮小當地人和科學家之間的鴻溝。一方擁有傳統經驗和對當地情形的了解，另一方則擁有必需的資金、設備和科學知識，兩者結合才是最有效的方式。甘肅植樹造林的經驗正是這樣一個案例，當地老百姓對植被的經驗與科學方式相結合，實現了環保目標。

要為雙方架構橋梁，環保組織現在采取頻率越來越高的一種做法是“公眾科學”（Citizen Science）——讓當地居民科學參與環保檢測和保護行動，比如采集數據。

隨著大數據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公眾科學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做法，這可以是當地百姓用智能手機App監測或匯報野生動物蹤跡、拍下水污染的照片，也可以是牧羊人關注草原荒漠化的程度。在中國，傳統經驗和做法被證明依然有著相當價值，是不可缺少的智慧。彭奎解釋說，傳統和科學“都是有用的，但是彼此之間存在著鴻溝。我們開始意識到，公眾科學能夠填補這條鴻溝。通過這樣的方法，科學家能夠完成他們的研究，當地居民也可以用上他們的傳統經驗。”

中國的非營利機構很重視傳統和地區經驗。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擁有一個“黑臭河”項目，他們同全國各地的小型地方性環保組織合作，從這些最熟悉當地情況的組織中獲得非常具體的一線信息。如“綠駝鈴”和“全球環境研究所”這樣的環保組織則在保護耕地和抗荒漠化問題上同甘肅和內蒙古的牧羊人合作。“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沈蘇南解釋說：“我們必須依靠當地人去解決當地的問題。”

除了同地方團體合作之外，中國的環保組織也同科學家合作，確保采集的數據有用有效。科學家們不但能夠提供必需的數據收集表格、手機應用和設備，還能協助數據分析和核實。“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項目協調員馮晨說，他們的組織與北京大學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合作審核數據，確保其達到科學標準。“磐石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和“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也以相似的程序處理數據。與此同時，公眾收集的數據也增加了數據的透明性，尤其是那些“有空白或是對公眾不開放的數據”，馮晨說。

公眾科學不僅僅只是讓當地人參與到數據收集的過程中，還為城市和農村居民提供了學習自己身邊環境和積極投身保護環境行動的機會。在中國面對的多種環境問題挑戰面前，一刀切的做法絕不可行。我們必須在科學中納入公眾參與，尊重他們的傳統和對當地情況的了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提高環保意識，并且形成更為個性化的解決方案。        

（本文由李鳴燕編譯自Sixth Tone: How ‘Citizen Science’ is Helping Save China’s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