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名中外的絲綢之路上，有一座默默無名的小城隴州，攤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必須借助放大鏡才能在陜甘交界地帶發現它。在中國歷史上，隴州充滿傳奇色彩，這里是大秦帝國的龍興之地，是西漢帝國進擊匈奴的前線要沖，千百年后，這個被稱為“秦都漢關”的地方早已淡出史學家視野。雖然歷史無暇關照普通人的故事，但并不意味普通人每天都在重復乏味日常。

2015年2月，央視《新聞調查》一則名為《隴東婚事》的節目，讓隴州（接近隴東）重新進入公眾視野，高彩禮、買賣婚姻、青年人的生存困境......一系列烙印著“落后”、“愚昧”等貶義的關鍵詞立刻把隴州推上風口浪尖。浪潮總會過去，輿論終會平息，普通人的生活依然在綿延繼續。

“趕最早的大巴，回家離婚”

農歷二月二俗稱“龍抬頭”，中國北方，這一天人們會走進理發店消費，寓意“除舊迎新，一年將有好的開始”，在隴州，因為西北地區一年一度最大的廟會也在這一天準時開幕，因而節日氣氛比周邊地區顯得更為濃厚。每年此時，外出務工的年輕人都會趁周末，從周邊城市短暫返回湊湊熱鬧。

年僅25歲的趙陽也是眾多務工青年中的一員，農歷二月初七早晨，他特意趕最早的大巴從西安返回隴縣，不過，他此行的目的與節日無關。一年前的冬天，趙陽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件大事，通過相親他終于結婚了，一年后的春天，他決定趕緊結束掉這段婚姻。

從西安發往隴縣的大巴每天六趟，車程近四個小時，火車則有兩趟，同樣四小時車程，但火車比大巴要便宜整整40塊錢。在西安打工的年輕人，大多選擇下午的火車回家，趙陽這次選擇了最早最貴的一趟大巴。早晨六點出門，他身上只帶了裝有身份證的錢包，頭發亂糟糟地，為趕時間，順手招呼來兩輛摩的。“師傅，聽我的，走小路，要趕第一趟車！”坐在摩托車后座，趙陽指著他熟悉的街巷，“前年臘月，這些小街道可沒少走！

趙陽嘴里的“前年”，正是他從蘇州回到隴縣的第一年。

“考不上高中，就去蘇州進廠”

對于隴縣的年輕人而言，蘇州可能是他們最熟悉的南方城市。每年春季，由政府牽頭，蘇州許多電子工廠專門到隴縣招工，通過簡單的走訪宣傳，最終幾乎都能“滿載而歸”，很多隴州青年由此邁出了從鄉村前往城市的第一步，趙陽同樣如此，“考不上高中就去蘇州打工，大家都是這樣！”

能給千里外的蘇州大小工廠每年輸送數量穩定的年輕勞動力，很大程度上，與隴縣地區當年的教育狀況存在直接關聯。2007年以前，隴縣只有一所高中，全縣境內初中卻多達七所。以2008年為例，全縣應屆初三畢業生多達六千余人，高中錄取名額卻不到800，這意味著6個初三畢業生，僅有1人能走進高中大門，所以長久以來，隴縣地區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考高中比考大學難！”轉折發生在2007年，這一年隴縣第二高級中學開始招生，查閱歷年中考錄取分數線，可以很明顯地發現，這一年分數線出現斷崖式下跌——居然比上一年降低了整整80分。

趙陽2006年參加中考，他仍然記得當年考了480分，很尷尬的一個數字。在他印象里，那一年蘇州電子廠的招工信息和夏天一起降臨到了山村小城，“中考6月底結束，考完第二天，就有人來村里發傳單。這些人先在村里擺攤宣傳，放著高音喇叭，還有人上門動員，像查戶口一樣，門清”。趙家在那年夏天，幾乎天天都能收到各種送上門的宣傳資料，“根本看不過來，太多了。最后也不怎么看，一個村子的同學大家聚一塊商量，只要有一個人挑好目標，其他人就跟著去，或者一聽這個廠子里有認識的人，那就這家了。” 

 在趙陽看來，雖然進村招工的都是南方廠子，上門動員的也大多是一口普通話的外地人，但他們明顯有備而來。“確定能考上高中和有能力復讀的家庭，他們絕不動員。專挑考高中基本沒戲，家庭情況又一般的死纏爛打”，趙陽說，每個村子全這樣，9月份都進廠開工了，還有工廠往家里打電話動員，“也不曉得這些人咋搞到我們聯系方式的？”

 “學校肯定和這些招工單位有聯系，說不定雙方暗地里還有合作！”這是趙陽的猜測。據他回憶，那年夏天村里和他一起離開隴縣前往蘇州的一共4人，村子當年參加中考的一共有7人。后來，中考上榜2人，一年后，這個數字就猛增到了5人。

“命不好，早投胎一年，要多等一年就是高中生了，有可能和你一樣還是大學生！”趙陽從摩的上跳下，漫不經心地講完這句話，和兩個摩的司機砍價，一番唇槍舌戰，最終從20元砍到15元。他撓撓頭發，“現在錢不值錢，幾腳油門的事，也要這么多。那年夏天臨走，光宣傳冊子賣廢紙就賣了幾十塊錢，頂了一半車費呢，現在不行了！”

“誰沒青春？我的青春叫狗吃了”

西安發往隴縣最早的一趟大巴在早晨7：00，適逢周末，候車室的旅客比往日看上去要多一些，熙熙攘攘的人流里，隴縣口音占了一多半，一街之隔的西安火車站廣場，民工零星散落，都東倒西歪地斜倒在城墻根下，像飄在地上的枯枝敗葉，哨鴿從廣場上空飛過，晨光從東方斜射過來貼在城墻垛頭，古城的一天此時才剛剛開始。趙陽在人群中穿梭，不時和一些相熟面孔打招呼，他要過我的身份證，連同自己的一起塞進窗口，取出車票，舒了口氣，“還有十分鐘發車，時間剛剛好！”

趙陽記得很清楚，2007年夏天，他也是從這個窗口買票坐車前往蘇州的，“售票員都沒換人，還是她！”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坐長途汽車，大巴從西安直接發往蘇州，到達終點后，工廠派來的中巴車再把他們轉到工作地。經過長達40個小時顛簸，當趙陽踏踏實實踩在異鄉的土地上時，面前呈現的是成片成片的廠房，“太多了，像大棚菜一樣，一家挨一家”。這樣的場景在他此前十八年的生活中不曾出現過，“當時心氣兒特足，看到這么多工廠，中考那些事早忘得一干二凈了，想著還上啥學呀，活兒肯定不會少，安營扎寨干幾年，也就徹底剝掉農民皮當城里人了！”

然而，沒過多久，現實便很快給予這批年輕人當頭一擊。

 “當初上門招工的人說他們屬于一家工廠，也沒細問，到蘇州后才明白，全是中介！”和趙陽同一批抵達蘇州的人不少，基本上都為鳳翔、千陽等寶雞周邊縣區的初中畢業生。“剛休息兩天就被分配到不同工廠，不過距離都不遠。我和渭南兩個小伙一起，進的是個電子廠，組裝電子手表零件，后來大家一打聽，那一片廠子都干這個，最開始生產電子手表的多，后來就生產機器配件，手機保護膜最受歡迎。反正沒啥技術含量，像噴漆這種活兒，剛開始去咱也干不了。大家穿一樣的衣服，戴雙手套，一坐八個小時。頭幾個月挺新鮮，不覺得累，好歹比種地輕松嘛，后來就開始厭煩，不是因為累，是心里頭煩。”他用手指指腦袋，形容起當時那種感覺，努努嘴角，說腦子里面像有一盆水在晃。

趙陽一行人進的廠子大多屬于蘇州地區鄉鎮企業，其實，幾乎所有通過招工進廠的隴縣青年最開始從事的都是低端制造業。流水線上重復的動作看似簡單，卻以另外一種快節奏束縛著他們的身心自由，對于在學校散漫已成習慣的年輕人，這種束縛讓他們頗感壓抑焦躁。不過，重復勞動帶來的疲憊感，很快就被到手的工資稀釋掉了。“所有人進廠第一個月只發伙食費，不發工資，第二個月才開始發工資。前倆月人生地不熟，下班后沒其他放松方式，月底心理上臨近崩潰了，都有點撂挑子的意思，就在這時，工資來了。錢一到手，整個人都精神了，像抽了大煙，看見錢，心里也不打鼓不胡思亂想了”，趙陽笑著，“后來也一樣，每個月上班最煩躁的時候，就該發工資咧，工資一發，又不煩了，等再煩的時候，工資又來了。錢這個東西日能（方言：厲害），把人在一個地方就套牢咧！” 

距離15歲生日還有兩個月，趙陽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此后的青春徹底和廠房車間捆綁到了一起，他一年到頭基本呆在蘇州，每隔兩年抽空回老家一次。“不想回去，攢點錢就愛胡思亂想，后來就想能不能在蘇州買房，有了這個念頭就更不想回家。人一有小目標，眼睛能看見的東西就少了，我只盯著錢，抓緊時間上班攢首付。現在一想，那陣兒自己能耐還挺大，敢想也敢干！”回憶往事，趙陽感慨。

從最初流水線上的操作工到生產班長、從生產班長到車間主管，完成職位的三級跳，趙陽只用了四年，在此期間，他的工資也由最初的底薪足足翻了兩倍多。但是，北京奧運會后，蘇州房價的三級跳成績顯然優于趙陽的職位晉升成績。2008年，蘇州房價維持在6750元左右，2009年7549元左右，2012年，這個數字就猛漲到了11939。

 “越來越絕望！”趙陽用這句話形容在蘇州攢首付的幾年，“根本沒辦法，瘋漲，一個月不吃不喝也買不起。2009年談過一個對象，南方人，不要彩禮，只要一套婚房，要求不過分。后來還是吹了，給人連一塊頭頂遮風擋雨的瓦片都給不了，也沒臉和人家繼續談，就是自己沒信心了吧。說不愛吧，咋可能？但愛情不能光靠嘴說呀。說實在話，腰包不鼓，處對象都下不了決心！”

買房無望，愛情破產，2012年，趙陽果斷終止了自己經營多年的“攢首付錢”計劃，他把幾年來的所有積蓄全部寄往老家，并決定把每個月工資的一半也按時寄回，“寄回家給爸媽攢起來養老，再把家里老房子翻修翻修。電視上老喊青春，誰還沒有點兒青春？我的青春全叫狗給吃了！”

“相親就是給姑娘過稱，一斤一千”

西安到隴縣全程250公里，大巴出城后先上連霍高速，再轉入寶漢高速，最快只需3個半小時。“前幾年高速通不到隴縣，還沒這么快。2015年我從蘇州回家，火車直達西安，坐大巴上高速到寶雞，再轉車隴縣。一路折騰壞了，回家躺炕上，房頂在眼前轉了足足一個禮拜。”趙陽和我坐在返回隴縣的汽車上，看著窗外林立的千河高架橋，喃喃自語。

談起兩年前的返鄉，他耿耿于懷。趙陽堅持認為，今天之所以不得不親手“成就”自己的婚姻悲劇，歸根結底，都和那次被“威逼利誘”的返鄉脫不了干系。“根本沒打算回來，在蘇州一個人挺好，掙的錢除了寄回家，剩下的把自己能勉強混住。但那回不一樣，老爺子以死相逼，不回來行么？”他的語氣充滿埋怨。

趙陽1992年出生，兄弟兩人，弟弟小他兩歲，這樣的家庭結構，按隴縣地區的傳統觀念衡量，無疑完美無缺。可是在2010年以后，這種“完美的家庭結構”普遍成為“最讓人頭疼的例子”。隴縣這個23.8萬人口的山區小城，在國務院歷次公布的國家級貧困縣名單中，多年榜上有名。過去，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上的劣勢一直是阻礙縣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可隴縣人沒有想到，最終讓他們大多數家庭徹底陷入經濟絕境的，居然是后輩子孫的婚姻，確切的說，是年年瘋長的彩禮錢。

盡管官方一直提倡并引導科學理性的嫁娶習俗，但私下里，相親市場上的彩禮錢照舊節節攀升。2008年，隴縣的彩禮均價50000元，2009年漲到60000元,2011年升至75000，從2012年開始，每年固定漲兩萬，這僅僅是縣城周邊川地，若放眼偏遠山區，數字則更為驚人。反觀隴縣2015年的人均GDP，僅僅只有7581元，距離過萬尚有將近3000元的缺口，“這還不包括置辦酒席、購買三金的花銷，要再加上翻修房子，沒有二十多萬，一個媳婦根本娶不進門。”

 2014年，趙陽22歲，照他的說法，那一年他連刮胡刀都沒考慮過買，結婚這件人生大事便“砸”到了頭上。“我記得是年底，老爸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回家一趟，說要給我看媳婦，當時還挺震驚，覺得這種事情和自己根本不搭邊，也沒在意，當個耳旁風就聽了。第二年開春，回了一趟家，呆了半個月，基本上天天有媒人往家跑，揣著各種姑娘的一寸照片讓我看。后來才知道，都是我媽花錢安排的，他答應媒人，甭管能不能成，看一次20塊錢。其實村里那種氛圍我也感受得來，寒暄問候基本上離不開相親、彩禮。那回才意識到，結婚這種事真的和我有關系了，有大關系！”

不過，家里的籌劃沒有讓趙陽在21歲這年步入婚姻殿堂，他隨即返回蘇州，自以為逃離了一片戰場，事實上，這場觸及人生現實的戰爭才剛剛拉開序幕。

2014年冬天，隴縣地區的彩禮一度創下歷年新高，即使平原川地也飆升至14萬。同一年，在隴縣政府主導的“農轉非”政策鼓勵下，大批山區農民攜帶嶄新的居民戶口本，拿著政府的購房補貼，開始大規模涌入縣城。從此，彩禮之外，樓房（新房）又成了加在相親上的另一個籌碼。趙家原本有三間磚房，靠著趙陽持續寄回的工資，家里一年前已花大價錢將房子翻修一新，期許在兒子的相親中獲得更多優勢。可是，2014年冬天，趙家的磚房在相親的天平上瞬間輕如鴻毛，這意味著，趙陽若想繼續相親，家里就必須重新蓋一座房，或者在縣城購買一套。

“臘月里，我爸每隔三四天就打一次電話。起初還問問我的情況，到最后就直接質問啥時候回來。他心里著急呀，一個人一年能掙幾個錢？彩禮一漲就是2萬，擱誰誰不急？重點還有弟弟。一個家要有倆兒子，彩禮錢比一個兒子的家庭要多出不少。女孩子咋說？嫁到兩個兒子的家庭受苦，將來還分不到財產。你看，這還沒干啥呢，就惦記男方家的財產了。沒辦法，誰讓女孩子稀缺呢？你不要總有人要。媒人咋說？相親就是給姑娘過稱，一斤一千！”

這種“販賣式坐地起價”的婚姻形式，近五年在隴山地區怨聲載道，其中原因，隴縣人各執一詞。“全是計劃生育給害的！”趙陽堅信自己的判斷。

根據隴縣政府門戶網站公布的數據，全國第三次（1982年）人口普查，隴縣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3.9，第四次（1990年）人口普查115.8，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查125.7，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110.7，變化是顯而易見的。“咱們這代人出生正趕上計劃生育政策最緊的時候，罰款、結扎，生出來一看是女娃就直接送人，或者壓糞坑，我還記得小時候在河灘游泳，常常碰見死娃娃，不用看，都是女孩。等咱這批人長大，該娶媳婦了，女娃娃少，彩禮不高才怪？別看是婚姻，和市場一個樣！”趙陽分析。

 “彩禮高，姑娘少，結婚年齡都暗地里提前。19歲結婚嫁娶大有人在，不領結婚證，幾年后等有了孩子，結婚證和準生證一塊領。都是被逼的，姑娘家也不想這么賣女兒，沒辦法。咱這代人，家里有女兒的一般都會有一個小兒子，嫁出女兒，用彩禮錢再給兒子娶進媳婦，誰也留不住這錢。從這一家背到那一家，一進一出、來來回回，錢比人還忙！”

“媳婦娶進門，家被掏空了”

中午11點半，我和趙陽乘坐的大巴抵達隴縣縣城。農歷二月的黃土高原，空氣清新，日光明媚，海藍色的天空看上去有些失真，遠處連綿起伏的關山之巔，隱約覆蓋一層積雪，暗示眼下晴好的天氣才剛開始不久。出了汽車站，趙陽并沒有回家，徑直沿北關路朝縣城腹地走去。

“約好一點在民政局門口碰頭，請你吃碗羊肉泡饃，時間就差不多了！”趙陽帶我走進醫院對面的羊肉館，一共要了兩份。他打量了一遍羊肉館的角角落落，收回目光，壓低嗓音，“看見了沒？這個點兒來羊肉館吃飯的男娃和女娃，基本都是相親的，旁邊坐的就是媒人！”

按照隴縣地區舊時的婚嫁習俗，男方和女方在結婚前有一系列復雜的禮儀程序，頗有古代“六禮”遺風。然而，自2008年以后，伴隨彩禮錢的水漲船高，隴縣地區的婚嫁習俗如一趟拖拉機忽然邁上了“高速”軌道，與之對應的，相親也進入“速配”模式。趙陽就是在2015年冬天正式離開蘇州返鄉，開始了他持續近兩年的相親征途。

 “不到臘月就回來了。臘月是相親旺季，外出的女孩陸續返鄉，加上一直呆在本地的，女孩相對多些。媒人往往在十一月就把臘月的相親日程安排妥當，耗到臘月回來，就等著吃剩飯吧”。趙陽把負責“牽線搭橋”的媒人稱作“土中介”，“說是媒人，其實就是中介，和當年把我們弄到蘇州工廠的那些人一個樣。過去說親，說成一個，主家要給媒人謝禮，一個豬頭肉、一瓶酒、一條被面、一雙鞋。現在不行了，得付錢，還不能少給。甭管成不成，媒人給介紹一個姑娘，男方家給媒人200元，如果婚事說成，不僅過去該給的一樣不能少，還得再給媒人3000元。媒人現在職業化了，我們村原來一個人是牛販子，現在牛也不販了，專門給人說媒，一個冬天最少收入2萬！”趙陽伸出兩根手指，在桌子上點點。

返鄉后的第一個臘月，趙陽在媒人帶領下總共相了13個女孩，均告失敗。“一沒學歷，二沒正式工作。家里兩個兒子，卻只有一套房，這才是關鍵。一聽我這條件，都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心里憋了一肚子火，開出來的條件簡直就是羞辱人。正月初三一過，我就到西安打工了！”憑借過去的履歷，趙陽順利進入一家位于市郊的工廠車間，他謀得一個主管身份，即使如此，到手的工資也只是他在蘇州的三分之二。趙陽對先前的“返鄉”決定，第一次產生懷疑，漸生悔意，可不久便發現，“自己再也回不去蘇州了”。

就在相親失敗后二個月，為了讓兒子盡快結婚，趙家以趙陽的名義貸款，在縣城買下一套私人樓盤，沒有房產證，不帶小區，價錢比國家商品房便宜近一半，趙陽突然意識到，自己變成了房奴。這年國慶節，趙家正式入住新居，11月，趙陽相親成功。

“當時我們就在這個羊肉館見的面。媒人把女孩帶到這，一頓泡饃，能不能行，就定了，現在也這樣。她個子不高，和我一樣原來也在蘇州打工，眉眼有點像前女友。可能有相似經歷吧，我在心里接受了她，一看到她我就想起過去在蘇州的日子，她對我的第一印象也不錯！”趙陽對兩年前的場景記憶清晰。于是，從那頓泡饃開始，趙家全力投入到兒子的婚事籌備當中，趙陽幾乎是被一路裹挾走進婚姻殿堂，一切就像開弓的箭，他根本沒有機會停下。

農歷十一月二十三，婚禮如期舉行，相親到結婚，一共用時49天。那一日，趙陽所在的村子總共舉辦了四場婚禮，關于自己那場，他一直諱莫如深，只是對我講：“加上房子，一共花去小30萬。媳婦娶進門了，家底被掏空了！”

隴縣羊肉泡饃遠近馳名，堪稱地方美食翹楚，可趙陽顯得沒有胃口，只顧悶頭抽煙。他從上衣兜摸出一張紙，展開，遞給我，“看！《離婚協議書》，我照家里人意思寫的，她簽的字！”我放下手里筷子，得到了他的眼神許可，隨即開始瀏覽起這張紙上的內容。一分鐘后，終于明白趙陽急于離婚的緣由。

妻子姓王，今年21歲，婚后一個月便和趙陽一起前往西安打工。在隴縣地區，所有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婚禮甫一結束，便開始了另一條還債之路。這對年輕夫妻在西安一個月當時可以掙到7000元，而趙陽婚禮壘起的債務一共高達19萬。為早日還清債務，新婚后的倆人開啟瘋狂的工作、賺錢、攢錢模式，壓力隨即接踵而來。生活的重擔以及心理上所要承受的種種負擔，不斷擠壓兩人的感情空間，當新婚燕爾的激情褪去，潮涌而至的是無盡的牢騷與抱怨。終于，毀滅婚姻的沖突在新婚后第11個月爆發。

 “她原來有腎結石，從沒說過。那回突然肚子痛，到醫院一檢查，不僅腎結石，還有尿結實，身體上的小毛病多的很。當時我就有點不高興，為啥瞞我呢？在西安住院花銷不少，我想轉回縣上，好歹有醫療保險，她也同意了。可她爸說不行，必須得在西安，那就治吧。我去找丈人借錢，結果被直接罵了回來。長這么大，從沒跟人借過錢，這是頭一次，心里很憋屈！”趙陽談到這里，眼圈看起來有些泛紅，刻意躲閃我的眼神。不過，這還不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半個月后，趙陽妻子身體痊愈，出院前兩人做了一次全身體檢。“是我媽建議的，她著急抱孫子，我倆一直沒響動，體檢體檢，看營養啥的是不是沒跟上。其實剛住院她就查過，我沒查，這次查完，我就順口問了問醫生懷孕的事，想得些建議。誰知，醫生看了體檢單，懷疑她沒有生育能力。當時就懵了，沒敢跟家里講，保險起見，就安排她再做一次婦科檢查。大夫告訴我，她受孕幾率非常小，那陣兒感覺天都塌了，沒主意了，她哭了整整一夜。其實，這些情況她都知道，她家里人也知道！”

兒媳婦沒有懷孕能力的消息傳到趙家是在這年臘月十五。第二天，兩家人坐在一起交換雙方看法，女方父親蠻橫的說辭，給這段締結不久的婚姻直接扯開了一個缺口。“我媽問他嫁閨女前曉不曉得女兒這些情況，他說知道，怪俺家當初沒問，我媽當場氣昏了！前前后后折騰一個禮拜，她累了，我也徹底累了，精力全耗光了”，臘月二十八，趙陽將姑娘送回了娘家。去時，姑娘嚎啕大哭一路；回來時，他自己哭了一路。

按照隴縣地區近幾年形成的“規矩”，像趙陽這種情況，離婚后，女方應向男方返還部分彩禮錢，至于數額，不存在固定標準。趙陽這次離婚，經媒人從中斡旋，女方家長只答應返還給趙家5萬，“這個啞巴虧只能自己吃。到頭來，人沒了，錢也沒了，再娶媳婦，就成二婚了，可我才25歲呀！”

尾記

趙陽最終沒有吃完自己的那份泡饃。臨近一點，我們來到民政局門口，許多人在排隊等候，有著急離婚的，也有著急登記結婚的。姑娘和媒人準時到達，她穿一身妮子大衣，單肩包，戴著口罩，我無法看清她的表情，只有眼神在日光下躲躲閃閃。姑娘、媒人、趙陽三人一起走進民政局大門，媒人站在他們中間，把兩人的身影聯在一起。大約不到一個小時，趙陽一個人走出來了。

“她呢？”我問。

“走了！”趙陽掏出一根煙點燃，蹲在馬路邊上問我：“知道她干啥去了？”我在旁邊蹲下，沒說話。過了十幾秒，他吐出一口新煙，把打火機扔在地上，平靜地說：“大概相親去了！”

本文2017年首發于《網易·人間》

作者簡介：馬鵬波，男，1993年出生，陜西寶雞人。中文系畢業，致力于“非虛構”寫作，作品散見于《中國青年》、《作品》、《時代報告》等，著有非虛構散文集《麥子黃了，麥客不會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