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中國經濟運行與去年相比明顯好轉，不過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民企的發展動能仍顯不足。如何促進民營企業健康發展，激發動能？澎湃新聞記者就上述問題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

張文魁在2022年出版的最新專著《穩增長》一書中強調，要通過新一輪市場化改革來穩住民企預期、提振民企信心，并爭取促進一些民企成長為您定義的“增長之梯踏板企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

經濟增速回升與民企民資表現疲軟的反差

澎湃新聞：如您一直所強調的，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之一來自于民營企業。現在，各級政府也在以各種措施為民企紓困。您如何看待民企困境對國家發展產生的影響？

張文魁：從當前來看，民企民資信心不足，對經濟恢復造成了一些影響。今年4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6%，但國有企業增長了6.6%，私營企業只增長了1.6%，國企增速是私企增速的4倍以上。今年前4個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6%，國有企業增長了4.1%，而私營企業只增長了1.9%，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增長0.6%，即前4個月國企增速大約是私企增速的2倍、外企增速的7倍。在投資方面，今年前4個月，全國固投增長4.7%，其中國有投資增長9.4%，民間投資增長0.4%，國有投資增速是民間投資增速的20多倍，完全不成比例。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增速的嚴重失衡，也不是今年才有，實際上過去幾年都存在，但疫情基本過去了，國家今年以來又再三給民企打氣鼓勁，這種失衡還沒有消除，就會對當前和長遠經濟發展形成掣肘。民企表現疲軟與經濟增速回升之間的反差，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我在《穩增長》這本書中，也分析了深化國企改革、讓民企更多享有公平競爭環境對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意義。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發布了研究報告，認為進一步促進公平競爭可以提振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否則中國經濟增速在未來幾年可能滑到5%甚至4%以下。中共二十大已經提出，要在2035年使中國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果經濟增長受到嚴重掣肘，就不利于這個目標的實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提振民企信心、增強民企動能，關乎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 

澎湃新聞：今年初開始，各地努力打造良好營商環境，鉚足勁拼經濟，您認為營商環境的核心是什么？

張文魁：營商環境好不好，很大程度上應由民企來打分，特別是由小微民企來打分。過去幾年，中國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排名有了大幅度躍升，許多企業也能實際感受到這個變化，但也出現了一些營商環境新問題，譬如對國企，特別是對央企，更加信任和放心，不但項目和資源都趨向于給國企，而且貸款和資金也趨向于給國企。任由國企民企間的這種“趨避效應”繼續下去，就會使營商環境在國企和民企之間出現分化，這不是好事。此外，由于疫情給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帶來很大壓力，政府對民企的應收賬款拖欠也比疫情前更加嚴重。當然一些政府部門沒完沒了地檢查和整頓也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和強制性，甚至會損害企業和個人的基本權益。

營商環境的核心是什么？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核心還是權力應受到限制，就是說有權不能任性。現在，世界銀行改變了有關指標，要用宜商環境（business-enabling environment, BEE）來衡量一個地方的商務環境，其中一些指標就涉及爭端解決，包括對法律規則和法庭訴訟的評估，以及對執法的評估，也就是說，還是需要法治。不過，光是靠這些顯性指標，也很難完整準確地反映宜商環境，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就是市場化改革還在進行中。堅定不移地深入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應該是中國建設宜商環境核心中的核心。 

建世界一流企業民企如何把握機會

澎湃新聞：您多次提到，我們要鼓勵更多企業發展成為主導型企業，將一些主導型企業鍛造為世界一流企業。為什么中央這么重視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民企如何把握其中的機會？

張文魁：我的一些研究表明，不同階段的宏觀經濟增長，很可能需要由不同特質的微觀經營群體來成就。具體而言，一個經濟體在人均GDP從幾十、幾百美元向幾千美元邁進的階段，我稱之為邁入增長之門的階段，即使缺乏有全球競爭力的大企業群體，大量中小微企業仍然可以成就這個階段的經濟增長；但進入上中等收入之后，特別是人均GDP從１萬美元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水平前進，并向人均GDP2萬、3萬以及更高水平攀登，我稱之為攀登增長之梯，除了仍然需要大量中小微企業之外，還需要一批外向競爭大企業來成就持續的經濟增長，這就是我講的踏板大企業。踏板大企業不但能夠在創新和升級轉型中實現自身發展壯大，而且還能帶動其他企業，包括大量的中小微企業，不斷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經營質量，所以它們是企業群體中的“關鍵少數”，發揮著主導性企業的作用。

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增長進程來看，踏板大企業的意義不可低估。日本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攀登了人均GDP2萬、3萬美元的高位，盡管從產業結構角度來看，也有鋼鐵、汽車、電子等主導性產業的強大帶動作用，但從微觀層面來看，那些迅速做強做優做大的企業，可以認為發揮了主導性企業的作用。韓國更是如此。中國臺灣在較長時間里主要靠大量中小企業推動經濟增長，而進入本世紀以來則冒出了一些主導性企業，譬如臺積電、聯發科、緯創等企業，它們與大量中小企業形成了協作和競爭兼而有之、帶動與顛覆兼相作用的關系，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企業方陣和發展生態，從而在人均GDP從2萬美元向3萬、4萬美元攀登的進程中，由于有了這些發揮主導性作用的踏板大企業，中國臺灣比韓國所花時間更少一些。

韓國人均GDP在1977年突破1千美元，到1994年突破1萬美元，即變成10倍所花的時間是17年；然后于2006年突破2萬美元，于2017年突破3萬美元，即每增加1萬美元的時間分別為12年、11年。中國臺灣人均GDP在1976年突破1千美元，而16年之后的1992年則突破1萬美元；再過19年，到2011年突破2萬美元；10年之后的2021年則突破3萬美元，達到3.3萬美元。

中國正處于攀登增長之梯的階段，無疑需要有一批發揮主導作用的踏板大企業，與大量中小微企業一道，來成就未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其中一些應該會發展為世界一流企業。中共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而且從中共二十大報告前后文來看，所指的世界一流企業涵蓋了國企和民企。因此毫無疑問，民企也有機會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當然這需要更加公平的宜商環境。 

澎湃新聞：不管是民企還是國企，要成為世界一流企業，企業家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張文魁：很難設想，沒有世界一流企業家，會有世界一流企業。中國要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我想首先問一個很多人都在問、都會問的問題：中國有沒有或者能不能出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以及特斯拉這樣的企業？大陸有沒有或者能不能出像臺灣張忠謀那樣的企業家，以及臺積電那樣的企業？事實上，這些出色的企業都是與出色的企業家精神聯系在一起的。特斯拉、臺積電都不是國有或政府擁有的企業，馬斯克、張忠謀也不是政府指定或培養出的企業家，但一定會有不少人將這兩個企業視為世界一流企業，將這兩個人視為很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從實際情況看，到底目前中國是有更多的國企稱得上世界一流企業，還是有一些民企稱得上世界一流企業呢？這可能是個問題。如果從美國《財富》雜志列出的世界五百強大榜單看，絕大部分都是國企，民企很少。但是不能光看五百強大榜單，因為這是一個規模榜。一些企業集團是幾個國企合在一起，規模馬上就很大了。盡管現在也有一些國企做得不錯，但國企中如何能出現、能接納優秀企業家，能讓企業家精神得到發揮和弘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民企在這方面更容易一些。

當然，也不能把企業家精神同成功企業和世界一流企業畫等號，很多沒有成為世界一流的企業背后也有企業家精神，甚至很多從來都沒有成功做大的企業背后也有企業家精神。所以，那些成功了并被視為世界一流企業的創立者，不要忘記，“憑君莫說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他們背后有很多并未做強做優做大的企業。而且，許多企業家精神很強的人都爭議頗多、是非不斷，馬斯克就是。很多企業家都桀驁不馴，但如果他在公司內部不違背公司治理，在公司外部不觸犯國家法律，就應該容納他。所以簡單地總結，就兩個字：寬松。弘揚企業家精神不需要很多文件，只要有一個寬松的環境就行，而底線就是國家法律和公司治理，只要我們守好這個底線，給一個寬松環境，企業家精神就會得到釋放和弘揚，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否則就會是相反的結果。 

澎湃新聞：世界一流企業到底應該有什么樣的標準？應該如何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

張文魁：我個人提出了“一個前提、四個維度”來看待是不是世界一流企業。 一個前提，就是外向競爭和跨國存在。為什么要有這個前提？主導型企業的崛起，以及世界一流企業的形成，有效機制是市場競爭，而不是政府保護、政府指定。只有在大致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中發展壯大起來的企業，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世界一流企業，也才能發揮增長之梯的踏板作用。當然，世界五百強大榜單也有國外的一些資源型企業，但它們還是外向競爭的，同時有跨國存在。在中國國內競爭獲得市場份額和經營規模，不算特別厲害，因為中國本來有一個超大規模市場。比如鋼鐵行業，中國本土的年表觀消費量有10億噸規模，美國大概1.3億噸規模，所以中國鋼鐵企業在國內獲得5%的市場份額，就足以上世界五百強大榜單了。而外向競爭，特別是跨國存在，為什么很重要？因為跨國存在要應對不同國家的勞動法、環保法、稅法，這才是真本事，而且要管理不同國家的員工，適應不同國家的公司治理要求。

第一個維度是世界一流產品。一流產品其實也包含創新在里面，只有不斷創新，把創新成果內化到產品中去，產品才會成為世界一流。所以，我不單獨講創新能力。

第二個維度就是世界一流的經濟效益。企業可以通過大規模投融資來打造高質量產品，但可能導致負債累累，甚至是虧損。因此一流企業必然注重經營效益。這里講的經濟效益是廣義的，可以是利潤等財務指標，也可以是企業在資本市場的估值或分紅，因為一些歷史較短的企業，特別是處于迅速成長期的高科技和互聯網企業，它們很可能幾年甚至十幾年都是虧損的，需要不斷“燒錢”，但它們必須要以很高的業務成長速度和不斷提升的資本市場估值來加倍彌補一時的利潤指標的不足。

第三個維度是生產率。經濟效益不等于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高，資本生產率是不是高，為國家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是做了貢獻還是拖了后腿？所以世界一流企業要有高生產率。

第四個維度就是世界一流公司治理。世界一流公司治理就是讓企業不但是做強做優做大，還要做久。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夠保證一方面發揮企業家精神，另一方面又保證公司作為相對獨立的法人跟企業家自然人是分開的。當然，世界一流企業最好還應該有良好的文化氣質，以及必要的社會責任感。

總的來看，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最應該做的就是加快營造公平競爭的宜商環境，特別是要加快構建外向競爭的國際環境，從而讓市場來選擇、來評判，盡管政府也可以發揮適當的引導作用；最應該避免的就是搞成一個政府評優扶優的政績項目。 

鼓勵創新需改善資本和數據方面的政策

澎湃新聞：2022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今年４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指出，要推動平臺企業規范健康發展，鼓勵頭部平臺企業探索創新。互聯網平臺企業基本上都是民企，下一步該如何促進平臺民企的發展？

張文魁：中國數字經濟體量較大、發展迅速，而且主要由民企民資所推動。不過，近兩年一些互聯網平臺企業發展速度放緩。在全球數字技術日新月異、數字業態不斷創新的大潮流中，跟不上步伐就會落伍。中國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與美國還存在差距，這種差距有拉大的趨勢，十分值得注意。譬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一個ChatGPT就把差距凸顯出來。此外，還應該注意，中國數字技術、平臺經濟不能與國際體系斷鏈脫鉤。

怎樣才能防止差距繼續拉大，并防止斷鏈脫鉤？根據我個人的一些調研，覺得除了要加大數字技術的基礎研發之外，有兩方面的政策可以改善。一方面，應該改善對資本進入數字經濟領域的有關政策。我把數字經濟諸多產業視為創迭型產業，即嚴重依賴創新，而且迭代又非常快，所以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特別是風險資本投入。通俗地講，就是需要大量“燒錢”，而且不知道“燒錢”會有什么結果。如果有成功的結果，就會有爆炸性成長的經營規模和豐厚的投資回報。同時，投資者也會在多行業“押寶”，形成橫向和縱向廣泛投資現象。這些風險資本，大部分都是民營資本。必要的、適當的規制政策是需要的，但有關部門不能把那么活躍、頻繁的投資活動都納入模棱兩可的前置審查程序，更沒有必要把資本投入與資本泛濫畫等號。另一方面，應該改善數據跨國訪問與流動的有關政策。如果這方面的政策滑入不必要的僵硬化邏輯，就會導致數據孤島化問題，這并不利于中國數字經濟的長遠發展。如果這兩方面的政策得到改善，頭部平臺企業就可以在科技創新和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一些平臺民企也可以成為世界一流企業。

總之，不管是傳統領域還是數字經濟領域，民企民資信心不足問題要得到化解，與其出一個又一個文件，還不如干一些具體和得體的行動，而基礎性工作就是要繼續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全球化方面的制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