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讀者日活動中，錢理群、陳平原、許子東、孫郁四位中文系教授，就錢理群老師的新著《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展開了一次討論。結合“孔乙己的長衫”在網絡上的熱議，我們為什么要“重讀”與“新編”中國現代文學這一議題，格外有現實意義。

錢理群老師的這本新著，有其突出的特點：既有文學史的脈絡框架，又有對作家作品的精妙研讀，顯示出錢老從文學史回歸文學讀本的自覺與決心，張愛玲之后的四十年代更占據半本篇幅。

錢老的寫作盡顯激情與赤子之心，他時刻關注著當下與年輕人的精神狀況?；顒蝇F場，他說：“危機時刻也是轉機。在這個無真相、無共識、不確定的時代，我們要觀察、等待、堅守、繼續做事。”

《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

錢理群 編著

01

第三代學人

錢理群：在我看來，這是我們這一代學人即所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第三代學人晚年難得的一次聚會。就我個人而言，這次新書的發布會也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理想國為我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也就意味著我公開出版的學術著作已經達到100本，如果以每本30萬字計，我已經寫了3000萬字，我編撰的書也有60多本，應該有2000萬字。這兩個數字讓我十分驚喜，也感慨萬分。我對自己說，我能夠把最想寫的都寫出來了，我這一生也就值了，沒什么遺憾了，可以隨時心安理得地去見上帝了。

我們這幾位都屬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三代學人。所謂第一代是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們這個學科的創辦者，像王瑤先生、李何林先生、錢谷融先生等等。第二代就是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而我們是屬于“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和研究生?？梢哉f我們這一代大多數都能夠這樣基本無憾地走完自己的學術之路、人生之路，也絕非偶然，盡管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曲折，但總體而言我們算是幸運的，我們不僅有機會得到第一代學人的直接教誨，而且也得到第二代學人的保護和照顧，我們自身更有很強的集體意識，自覺地相互合作與支持。

今天到會的就很有代表性，孫郁兄代表魯迅博物館、人民大學，與我、平原的北大同仁之間的密切交往，子東兄代表的是上海學人與北京學人之間的遙相呼應，背后都有很多動人的故事，而且一直堅持到現在。這背后是現代文學學科發展史上具有極強的理想主義色彩的一段歷史，今天想起來也是回味無窮。

今天發布會的主題是：中國現代文學，為何“重讀”與“新編”？我的這本《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明顯打上了疫情和后疫情時代的烙印，這次疫情的爆發和蔓延本身就是一場世界大戰，我們每個人都有著戰爭體驗，疫情期間我每天重讀早已熟透的現代文學作品，特別是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作品，居然有一種和上個世紀的經典作家進行對話、討論、爭辯的感覺，而且是從未有過的親近、自然、迫切，極富啟發性，這種遠行已久的現代作家作品生命的復活，這種歷史的當代化，簡直是一個奇跡。這本《中國現代文學新講》如果不是寫在疫情期間，大概就不是現在諸位看到的這個樣子。

這本《新講》還有一個特點，它是自覺的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這是基于對現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一個反思，我們的文學閱讀和教學越來越知識化，學生都忙于背誦文學性知識以應付考試，很少下功夫讀文學原著。我們的研究也越來越遠離文學語言和形式，沒有了文學味兒。這種文學的缺失就使我們的文學研究與教學面臨失根的危機，我的這本作家作品為中心的《新講》就有追尋文學之根的意義和價值。

這本《新講》還新在它是一部有聲音的文學史。不僅以文字的書寫為主體，還同時有我朗誦現代詩歌、現代散文和現代戲劇作品的錄音，兩者有機融為一體，這不僅顯示我個人喜歡并擅長朗讀的特點和優勢，更內含著我的一個文學理念：文學的情感美，語言美，是需要通過輕輕的或者高聲的朗讀來體味的，同時這也是一種高科技時代下的、適宜年輕人接受文學的方式的新嘗試。

最后還要說“錢理群現代文學課”這一系列三本書的出版，對于我個人的特殊意義。三本書都屬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新講》是我個人寫的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現代文學史，《大時代中的思想者》是我對現代文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思考，“北大小說講課實錄”（《現代小說十家新讀》）是我和我的學生吳曉東在北大講授四十年代小說史的一個記錄。

關于現代文學史我還寫了三部書，我和吳福輝、溫儒敏合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一本教科書級的文學史，它作為大學教科書長期使用，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和吳曉東還參加了冰心擔任榮譽顧問的《中國文學史（彩色插圖本）》，我們負責執筆其中的現當代文學部分，這又是一個有益的嘗試，將現當代文學置于文學史的整體結構中來書寫，不但篇幅有限，更有嚴格的篩選、評價標準，也更加突出現當代文學不同于古典文學的特點與貢獻。第三本是我主編、多位學者參與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這是一部所謂“大文學史”，更關注和凸顯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現代學術、現代教育的關系。

此外，我今年還出版了一本《有承擔的學術》，這是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可以看作是幾代文學史家的歷史。這樣我個人書寫和參與集體寫作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就有了七大部，從1987年《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到2023年《中國現代文學新講》等三本書的出版，我就這樣三十六年如一日地持續耕耘，始終堅守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學術領域。

除了我對這門學科的傾心熱愛之外，還有一個巨大的動力，就是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對我的囑托。我的耳邊一直響著王瑤先生臨終前對師母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以后有關研究現代文學史的研究你都找錢理群。我把這理解為王瑤先生對我的一個囑托和期待，就是要堅守他所參與開創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學術事業，今天84歲的我完成這七大本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專著，終于可以告慰王瑤先生的在天之靈。老師，我沒有辜負您對我的期望，完成了您交給我的學術使命。

陳平原：我想從一個小事情說起。二十年前老錢離開北大講壇，同學們都依依不舍。我們校長曾經問我一個事情說，你們文科的老師60歲以后還能干得動嗎？我說60歲正當時，因為雜務撇開以后更能專心地著述，最好的例子就是錢老師。老錢所說的100本書里面，差不多四分之三是退休以后寫的。因為在崗的時候我們要帶學生，要講課，各種各樣的任務，到退休以后心無旁鶩全力寫作，所以有了這么多的書。

剛才老錢又調整他的思路，說他不是四本文學史，是七本，是把一些在我看來學術史方面的書也都算在里面。他說我嘲笑他喜歡“三部曲”，老錢只要寫了一本像樣的書，他馬上就構思第二本、第三本，以便“湊”成一個“三部曲”。實際上也是這個樣子，他的魯迅研究、文學史研究都能搞三部曲，但是這次他突破了我的想法，不是三本，而是四本，四種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彩色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加上今天這一本《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

我說老錢，你還是說漏了。其實老錢有更重要的兩部，他自己不算文學史，但我把它當成文學史看。一個叫《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這是一個我本來覺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完成了，而且這本書在我看來，是老錢眾多著作里面思想含量和學術色彩相對來說最平衡的一本。他其實是從四十年的一句話說起，引申出來討論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這兩個形象如何經過俄國進入中國以后，形成中國知識分子的兩種氣質——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氣質和哈姆雷特的猶豫不決、彷徨的氣質如何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道路和寫作。這本書是九十年代初期寫的，寫得很好。

還有一本在我看來也是文學史，那就是《1948：天地玄黃》，借1948年這一年中國知識分子的走向以及他們的文學寫作來看整個大轉折時代的變動，那是一本寫得很有特點的文學史。

所以在我看來老錢的文學史有兩種，一種寫給專家的，那就是《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和《1948：天地玄黃》，還有那本《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這三種是給學者們看的，一般讀者也能看，但他的主要貢獻是在學術上的推進。

另外三種，《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彩色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是給大眾讀者看的。這兩個還是“三部曲”，只不過一個“三部曲”面對學者，一個“三部曲”面對一般的大眾或者說大學生來寫作。

02

從文學史回到文學讀本

陳平原：說到這個話題我必須拉開來談。因為老錢做文學史研究有他自己的整體構想，一邊寫文學史，一邊討論文學史的可能性，以及文學史這種著述體例進入中國以后如何影響我們整個教學的，這個話題是我九十年代以后不斷討論的。1903年，也就是120年前，中國的教育體制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們的文學學習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文學讀本轉為文學史。1903年的《奏定學堂章程》規定，以后我們的文學教學以文學史為中心，尤其是可以參考日本的《中國文學史》，在中文系（當初不叫中文系，叫“文學門”）開設文學史課程。

以前我們講的是文章源流，我們學文章是為了寫文章，學詩是為了寫詩，到了1903年以后，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造成的巨大變化是我們學唐詩不再是為了寫唐詩那樣的詩，習得那一種文化修養、文學知識、文學鑒賞能力。這里面包含了從古代文章向現代文章的轉變，包含了教學上的從讀本向教材、文學史的轉變。結果就是從1904年林傳甲第一部文學史開始，中文系的課程有了一個盤桓在頭頂一百多年的幽靈，那就是文學史。作家們看重是否進入文學史，學者們看重是不是寫出一部文學史，大學教程里面文學史成為最中心的課程。

這個思路，其實我是持批評態度的，但我承認它的影響很大很大。十年前，我們在北大，跟哈佛的斯蒂芬· 歐文（Stephen Owen）做了一個討論。后來我集結為一本書《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里面我說到今天有多少國家還是以文學史為中心展開教學的，他說哈佛只有東亞系還是以文學史為中心展開教學，其他的，英語語言文學系不會，法語語言文學系也不會。以文學史為中心展開教學的特點，是我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里，迅速掌握一個朝代、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的文學概貌，但它有一個缺點，就是我們忽略重點作家、重點作品以及學術評價、分析的能力。

我曾經二十年前再三反省一個話題，我們中文系的學生通過四年的本科，加上碩士、博士，畢業出來以后都是學識很豐富，告訴你哪個朝代有什么作家、它的特點是什么、《紅樓夢》是怎么回事、魯迅如何偉大，我們有一大堆的論述，但是我們缺乏面對孤立的文本時候的判斷能力。假定你不告訴我這是莎士比亞的著作，我沒有能力給一個準確判斷。換句話說，大部分文學系培養的學生，對作品的解讀能力遠遠不及我們的文學知識。

今天中文系本科畢業的學生掌握的中國文學史的知識，超越清代以前的中國文人。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清代以前，文人沒必要通讀小說、詩歌、戲劇、散文，沒必要從先秦一直讀到當下，他沒必要這么來讀，我喜歡什么就讀什么，從讀本進入，跟作品、跟作家直接對話，進而發現自己內心的深情以及我對古人的呼應，這是我想做的、學文學的人想做的。

120年來，大量豐富的文學史的知識不知不覺中壓垮了我們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的品鑒能力，這是我感到遺憾的。所以大概十年前我老說，我們應該重新回到文學讀本。我們當然需要一個文學史的框架，需要對作家作品的基本定位，但我們更需要可以直接面對讀本、文本進行閱讀、思考、判斷和闡釋的能力。越好的大學這個問題越嚴重，我們越喜歡或者越擅長進行宏觀的論述，而不太欣賞對具體作品的閱讀和分析。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寫出兼有120年的文學史積累的框架和理論高度，又有對具體作品的闡釋和分析的能力，這樣的著作可能對我們更加有意義一點。

老錢的《中國現代文學新講——以作家作品為中心》，其實是在做一個嘗試，表面上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它有一個大的理論框架，每一章每一節都有他的安排，畢竟做了四十年的文學史的研究。但整個的體例其實是以讀本為中心的，這本書這么厚，800頁，你要仔細看，有一半以上是文學選本，中國古代人讀文學、學文學的重要手段，就是以讀本為中心。不管是高雅的文選，還是比較通俗的《唐詩三百首》，或者《古文辭類纂》，都是以讀本為中心，然后略加闡發，在閱讀的時候自己跟它對話，而不是耳提面命地給你一大堆結論。《中國現代文學新講》這本書你會發現一點，每一章、每一節前面有一個題引，講這個作品的基本特點，后面就是這個作品，最后面再加上點評，其實是把傳統的點評和現代的文學史的寫作兩者結合在一起，這樣的閱讀對一般讀者來說會特別有用。

老錢大學畢業以后在安順當了十八年的中專語文老師，養成了對具體作品的教學、品鑒的能力。博士畢業就開始在大學教書的人很容易養成一個特點，就是更喜歡宏觀的論述，而不太擅長對具體作品的解讀，以及把這個解讀代入普通讀者的視野里。十八年的中專教學以及到北大教書以后，老錢還繼續主編中小學的語文教材，這些經歷使得他有能力在已有的宏觀論述的框架里面，加進去很多精妙的具體作品的評鑒和點析，對一般讀者來說是比較容易讀的。

年輕的時候我們都特別希望能夠出新意，或者說希望在學界得到認可，年紀大了以后突然發現學院的初心或者說不斷的突破本身有它的極限性，老錢在某種意義上回歸基本的閱讀、回歸常識、回歸一般讀者的閱讀趣味，我覺得是值得期待的。其實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有豐厚學養的文學史家面對一般讀者和非專業的學生們講授這一段文學史，而且我以為是不以出新見長、但以準確為特點，同樣一句話別人也說，但老錢說出來不一樣，是因為他有四十年的文學史的經驗打底，在博士論文寫作階段我們會不斷強調要求大家出新，到了一定階段的時候你會發現，其實沒有那么多的新，那么的新反而不太可靠，我們需要的是經過再三的推敲、錘煉，最后一錘定音，不管是平實還是新奇，他能夠準確道出，這就值得我們期待。

這是我對老錢這部書的判斷。結論是說，這是一部兼具文學史立場、眼光以及文學讀本的策略、體例的好書，對很多一般讀者來說特別值得期待，對老錢來說完成了重新回到老師、教師的立場的轉變。

03

在學院，卻不是學院派

孫郁：全中國講現代文學的老師特別特別多，每個綜合大學都有研究現代文學的，為什么錢老師這么受人們關注？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錢老師說做學者有三個境界，他這個“三境界說”值得提煉出來，這是他自身的畫像和追求。

第一個境界，是對對象的研究，趙園老師講的“在對象的世界里體驗自我的生命”。這個境界對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你倘若不能跟文本發生互感，你的生命沒有在其中燃燒，你就不可能激活那些已經遠去的精神元素。

第二個境界，就是要接著講。從對象世界所含有的精神因子中提煉出一個范式，加上自我的體驗，在這個層面上把話題延伸下來，變成一種伸展性的研究，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已經從學院派格式化的場域里面溢出來了，和我們象牙塔里不搭嘎的東西出來了。所以“接著講”是很有魅力的，你看他的《與魯迅相遇——北大講演錄之二》里面，講魯迅，講三十年代，他接著講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個話題延伸了。

第三個境界，研究它、接著講的基礎上加以自我的創造，變成自我的一種話語邏輯。這個話語邏輯是從前人那邊來的，也是和當下的經驗有關系的，他要在古今的互動中有創造，在里面產生一個新的巨變，這是他在民間產生廣泛影響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比如他對時風的批評，對當下流行語言的命名，對一部分內卷的青年狀態的描述，都是具有啟發性的，每每有一種發現都會被人們傳誦，這是不得了的。

他在學院，同時又不屬于學院派。他把知識生產和知識論的東西變成社會化的價值論的東西，他和社會大眾、民間進行交流，有了這樣一種交流。為什么大家喜歡他？我們很多人都淹沒在象牙塔的話語里面，寫著八股文，散發著文藝腔和學術腔，但錢先生是從這里掙脫出來，他試圖回到魯迅那樣一種精神語態里面，直面現實，直面歷史，直面自我，這是錢先生這些文章非常迷人的地方。

八十年代，通過他和王富仁，還有后來的汪暉等，魯迅這個話題的豐富性展現出來了，就是一個新的轉型。此前我們中國的魯迅研究基本是在一個泛道德化和泛意識形態化的語境里面展開的。到了錢先生這里，這種東西被終結掉，他回到“五四”的原態，平原兄寫的關于“五四”研究的專著《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進入“五四”那樣一種豐富的、復雜的、多樣化的精神語態、文化生態，就會發現魯迅是可以用不同方法來描述的，當你進入魯迅的世界的時候會發現，他有一點小乘佛教的元素，有莊子的元素，有尼采的元素，有克爾凱郭爾的精神傳統，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一種非邏輯化的超時空的審美，當然他也有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我們后來對魯迅的描述只在馬克思主義這一個語境里面講。但錢先生他們這一代人開始回到初始的語境里面，原來魯迅是這樣的，魯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加以闡釋。所以這是他對魯迅的研究，他們那代人的研究。剛才錢老師說我也屬于第三代，我覺得我不屬于第三代，我遠遠地看著你，我是更后一點的，是學習你們這些文章走向學界的。

在錢先生的魯迅研究里面，他不僅僅在文本上滲入自己的生命，研究得很深切，也常常在人們司空見慣的、不太注意的詞語里面發現魯迅內心的那些沒有被完全表達的隱秘，這是錢老師不得了的地方。在他最早的那本《心靈的探尋》里，到后來關于魯迅的講演錄里，這樣的發現特別多，我不一一列舉了。

最有意思的是，魯迅身上那種批判精神、不妥協的和與流行色保持距離的精神，在他身上保留得非常好，他有知識分子的風骨，“五四”那代人的風骨，不向庸俗的、非人道的東西低頭，他敢于批判，而且他進入到中國當下的現實里，比如對中小學教學、中學語文教學的介入，對一些文化建設的介入，包括北大紀念“五四”的時候他組織人演蔡元培的話劇。他燃燒在這里面，他將活的魯迅精神嫁接到當下，這也屬于他治學三個境界里面創造性的一面。

當然錢先生，剛才平原兄也講，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兒，他沒有說自己是圣人、別人是惡魔，我掌握了真理，他不是這樣。他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殘缺的、有欠缺的存在，而且我們聚會的時候，一般朋友們也經常批評錢老師，趙園老師就批評說你寫得太多了，說你要節制，要少寫，要精煉。這個批評也是很苛刻的，錢老師發自內心地接受。但是他不寫怎么辦？寫作就是一種生命狀態，睜開眼睛就要想問題，就要思考，“我思故我在”，這個寫作是生命狀態，他不追求“藏之名山傳之后人”，不追求不朽。這其實也就是來自于魯迅先生的啟發，魯迅對自己有限性的認識，海德格爾就講人的認知的有限性。所以他一方面堅持，一方面又警惕，警惕自己成為自己鐘愛的、喜歡的事物的奴隸。

他為什么寫這么多文學史？他寫完以后覺得這個不行，那個又不行，比如《現代文學三十年》，他不滿意，然后搞插圖本文學史，又搞廣告體的文學史。而且他特別提出關于書話的寫作，這個很有意思，書話是一個很好的傳統，“五四”以后能做這種書話的人只有魯迅兄弟，魯迅和周作人做得最好。唐弢先生也愿意用書話，七十年代的時候郁達夫不能多說，他就在書話寫作里面把郁達夫說了，用的是一種詩一般的散點透視的語言。后來錢老師提倡，他請陳子善等等很多人，每人都用書話體來寫，不要用學院派的八股。

所以錢先生不斷地變，不斷摸索各種文學史的可能，為什么要摸索？面對豐富的前人的文字遺產，這種審美的、帶有標本意義的文字，是有不同的描述方法的，你不能用一個邏輯、一種顏色來覆蓋所有的存在。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他雖然是魯迅的鐵桿粉絲，魯迅精神的捍衛者，但是當他進入到文學史這個寬闊的領域的時候，他對林林總總的存在，并不都是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他常常能夠從那些自由主義文人、海派作家的文本里發現人性的亮點，并且把它整理出來，告訴我們這是一種很有趣的審美。他不是獨斷主義的，他很寬容、很寬泛的，尊重每一個個體生命對生命的發現和對美的發現。

蔡元培先生說，學術，一個是學，一個是術。所謂“學”就是一種學理，一種深層的精神的思考?！靶g”就是把這種思考怎么轉化為一種具體的方式。錢先生是“學”和“術”兩方面都能兼顧的一個人，而且在學問和學人之間，錢先生更看重學人。學問是知識，學人是帶有生命溫度的思想者，是有情懷的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錢先生得到了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喜歡。

04

粗獷的理想主義者

許子東：這本書的好處，第一，它是二合一。我們讀現代文學都知道要讀兩種書，一種是文學史，通常也是錢理群他們編的文學史，另外一種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我的老師錢谷融先生就編過作品選。《中國現代文學新講》這本書是二合一的，它一方面是文學史的框架，另一方面那些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就放到這里面，你不用再去翻另外一本。而且還有聲，這個是技術上的好處。

我想提醒大家它的一個特點：整本書是800頁，講到張愛玲的時候才只有400頁，換句話說，1943年以后、四十年代這一段，占了他這本文學史一半的篇幅，這是很少見的。在我和我很多同行看來，現代文學的高峰就是“五四”，是三十年代，“魯郭茅巴老曹”都是二三十年代。三十年代完了，四十年代數來數去就是張愛玲、錢鍾書——還是別人發現的。所以這本書大家仔細看，他對四十年代，不管是延安還是國統區的作家，錢理群教授做的研究，在學術界本身來說也是有突破意義的，沒有一個人像他這么重視四十年代文學，以及他認為四十年代是現代文學的一個高峰。我不一定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大家注意這一點。

這兩天緊急加班看這個書，腦子里不斷出現老錢的形象。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有一個同學，他研究巴金，在宿舍半夜三點鐘睡不著覺，我聽他在床上翻來覆去地唉聲嘆氣，后來他爬下來，我問他你怎么睡不著？然后他感慨了一聲：巴金為什么寫這么多啊！我看錢理群的書也有同樣的感受，哪位要是不畏艱險做錢理群研究，你們有的看了。

老錢這些書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充滿激情的研究者，這個是他可以跟很多同行區別開來的。雖然他在理論上繼承王瑤的傳統，強調歷史的本體、本真，作品有本來的價值，作家有他本來的地位，這是一種主體低于客觀的哲學觀，是他自己闡述的。但是在我看來，他的研究滲透了自己生命，關于魯迅，關于周作人，錢理群說的都是錢理群的，這樣一種研究的風格還能成為權威之一種，或者是權威之一個主流，這是一個奇觀。

他代表這個學科，他是教育部規定的教材的第一位編寫人，所以在很多學生眼里，他代表北京基本的觀點，但他說的又是真誠的個人的看法。他是王瑤先生的學生，但是非常欣賞我的老師錢谷融，我到現在沒有寫過一本關于錢谷融老師的書，他寫了。王瑤和錢谷融代表現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上的兩端：王瑤的寫法就是假定有這么一個歷史，我們一步步去詮釋它；錢谷融先生認為文學就是你看自己。

我讀研究生的時候讀了幾個月的郁達夫，讀完以后看了曾華鵬、范伯群的一篇文章，我覺得完蛋了，我找到錢先生說，我想講的他們二十年前就講了。錢先生跟我講一句話，我一輩子都不會忘。他說你這樣想，是因為你還沒在作品當中讀到你自己。他這簡單的一句話，背后有一整套哲學體系。可是在老錢身上，這兩個方法居然是融合的，這是我這兩天重新看他的很多文章得出來的感悟。

而且他還不單是一個充滿激情的研究者，激情也可以是悲哀、哀傷、苦情，他不是，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覺得錢理群就是我們當代中國的堂吉訶德。有時候我覺得他很不幸，他寫了幾十、上百本書人家不知道，只記住他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但是反過來，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你應該羨慕才是，你們這行有很多人寫了幾十本書，最后人家一句話也不記得。

錢理群是什么？他是一個“粗獷的理想主義者”，而且他是不停息的，到了養老院還能寫幾十本書。他對整個現代文學有規劃，有各種指導方針，他像做工作報告一樣寫整個現代學科應該怎么發展，但是他自己的感情是非常激昂的。老錢的書是我們這個學科非常重要的學術成果，而他永不停息的理想主義更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時代、社會都需要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們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們羨慕。

錢理群：剛才謝謝幾位老兄老朋友對我的評價，但是我最喜歡呈現在大家面前的，就是一個可愛的老頭，同時也是一個可笑的老頭。我覺得人生最后歸結到一個可愛的人，一個可笑的人，這正是我追求的一個價值。所以我說過，希望我在墓碑上寫上一句話，“這是一個可愛的人”，這就是對我一生最高的評價，是我所期待的。

05

有聲的文學史

陳平原：老錢早年在學校里面講課特別受歡迎，退休以后我們偶爾請他回來，照樣很多人排隊。然后他告訴我說，幸虧他退了，現在不退也沒有以前那個效果了，因為整個時代變了。教學標準化以后，我們會使用PPT，PPT的使用導致我們的講授缺乏激情，老師們都照著一頁一頁講下來，我自己也是這樣，雖然會比較嚴謹，資料也會比較豐富，但是再也沒有課堂上的那種魅力了。

你們要是讀過老錢的學生們寫的關于老錢的課堂就會知道，老錢在北大講課是一景。因為他進了課堂以后，很早就坐下來講，有老教授的派頭。講著講著帽子就脫下來，再講著講著外衣就脫下來，再講著講著毛衣也脫下來，最后差不多穿上毛衣又講，再穿大衣，最后下課的時候又回到原來的打扮，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效果很好。

他說這本書是有聲的文學史，你們拿到書會注意到。老錢在北大課堂上做過一個實驗，我認為是不可復制的，他自己也說過，有一節課講魯迅，他說我們今天不講了，我們就讀，聽他讀。他抑揚頓挫地讀，讀到大家很感動，讀完以后說下課。

錢理群：我后面還說“全體同學站起來跟著我一起讀”。

陳平原：對。其實中國古人讀書，比如桐城派讀書，是這么讀的，靠抑揚頓挫、靠聲音直接的穿透，直接地讓你感悟，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外人聽多了聲音也會被感染，但這前提是閱讀者、朗讀者對文本本身的深刻體驗以及聲音本身的特色。你要仔細聽就明白，老錢的聲音有磁力，所以他敢這么做，我就不敢。我的學生有一段時間建議我到中央音樂學院去學一個學期，他說我講兩節課就會聲嘶力竭，因為發聲的方法不對，當然共鳴腔也比較小。

老錢的聲音本身會有一定的感染力，雖然不是專業的演員，但請大家記得，老錢小時候演過《三毛流浪記》的電影，中學也是指揮演話劇的，到北京以后我們還經常去看話劇，包括他編的蔡元培的那個劇本也是話劇，他對舞臺有興趣。我的寫作比我的表演強，老錢的表演比他寫作還強，所以今天老錢再三說，你們可能沒有特別在意，但是你們回去聽就知道，他強調這本書是有聲的文學史，因為他讀了好多其中的文章，掃描書里的二維碼就可以聽，最好在燈光幽暗或者干脆關燈的環境里，聽老錢讀他心儀的文學作品，跟著他進入那個文學世界。

Q&A

脫不下的長衫？

Q:錢教授以及各位老師你好，我是一名大二的學生，步入大學兩年以來越發感覺自己似乎讀的不是一個大學，反倒是2.0版的高中。課程的落伍,學校理念的落后，以及老師們對周圍事物變化的不敏感，讓我感到環境逼仄。我想請問當我們面對這樣一個個無力的環境和局面，面對脫不下來的長衫又穿不上去的短衫，除了獨善其身靠自己以外，還有沒有辦法尋找到其他的道路？

錢理群：這個問題很大。我這一生，和幾代青年都有密切聯系。我是30后的，和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都有比較密切的來往。最近幾年，特別是我在B站上課以后，跟90后、00后也有接觸了。所以我自己非常自豪，我這一輩子，一個很大的價值，就是我和七代青年保持密切的聯系，再加上我自己這一代，就是八代人。用今天時髦的話說：八代人的生命共同體。這是非常有意義和非常有價值的。

最近因為網上的青年關心孔乙己，所以我又重讀我在B站上講《孔乙己》的那篇文章，我建議朋友們有興趣也重讀一下。我當時解釋，我讀《孔乙己》最大的體會就是，我在孔乙己的身上看見了自己。他很重視自己是穿長衫的人，所以他始終不肯脫掉長衫，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自信，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應該有一定地位，應該有一定影響，這是他的自我認識。但周圍的人對他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你不過是一個可笑的人。后來我想到，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存在這個矛盾，你的自我評價和社會實際上對你的評價之間，有巨大的差距。你自己覺得你很了不起，包括今天我們搞什么研究，有什么意思？有多少人重視你知識分子的聲音？有多少人認真聽你知識分子的聲音？所以我現在能理解當代青年跟孔乙己有共鳴，在孔乙己身上看見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所處的非常尷尬的地位。

所以我理解，根據我和90后、00后有限的接觸，我覺得當代青年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原來所相信的、所寄以希望的東西好像都不行了，我們現在需要重新尋路，年輕一代需要進行價值重建、理想重建和生活重建。當然這是很漫長的過程，也是很艱難的過程，但是我覺得有追求的青年必須面對這個問題，這當然需要自己進行探索，自己去努力，但同時也可以多少借鑒我們這一代的經驗教訓。

如何面對人生的困境？

Q：錢老師您好，在疫情以及防疫政策有巨大變動的三年當中，我們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使我由衷感到個體在社會整體面前的脆弱與無助。您是如何處理作為個體的自我與整體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的？

錢理群：現在有不少人問我這個問題，就引起我的一個回憶。我大學讀的是新聞系，將來想當作家，但是大學畢業的時候把我分到貴州安順一個衛生學校教語文。我一進課堂，就看見課堂上的骷髏頭，把我嚇了一大跳，我跟學校提出來我想考研究生，校領導白白眼睛對我說，你想走？你給我老老實實待著吧。我就陷入了生活的困境，想走走不了，現實的環境距離我想象的實在是太遠了，而且未來不確定。

剛才提到現在很多年輕人的苦惱跟我當年的苦惱也有類似的地方，就是人生總會遇到一些無法自己去對付的東西，那時候你就感覺困頓，甚至感到絕望，不知道該怎么辦好。但是，也許我這個人非常聰明，在危急關頭我突然想到一個成語，狡兔三窟。我得給自己定一個“狡兔兩窟”，定兩個生活的目標。

一個是，目標是什么？現實條件已經具備，只要你努力就能夠達到的現實生存目標。你得活下來、生存下來。我一分析，雖然這個不準我做，那個不準我做，但是課堂還是我的，我還是一個教師。我就給自己定目標，我要成為學校里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我當機立斷，馬上搬到學校宿舍里，和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你想學生怎么看待我這個老師？我很快就成為這個學校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在跟學生一起玩兒、一起辦報紙、一起踢足球的過程中，我感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但是我又想，你老滿足現狀不行，還得追求一個新的更高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可能需要長時間的準備和等待。我當時就想，我要研究魯迅，遲早有一天要到北大去講魯迅，這是我的第二個目標。我住在學生寢室里，等學生睡著了，我又回到辦公室繼續讀魯迅、研究魯迅、寫魯迅的研究筆記，寫了幾十萬字。我整整準備了八年，等待了八年，堅持了八年，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允許考研究生，我已經39歲了，我去報考了，還考了第一名。

我這個“狡兔兩窟”的經驗，是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的，我們人生要不斷地給自己定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現實條件允許的、可以努力做到的目標，一個是現實條件不具備、我要去努力和準備、甚至長期準備的一個目標，我一生就是不斷提目標，一路就這么走過來的，我這個體驗供諸位參考。

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Q：您現在怎么看待“精致的利己主義”？

錢理群：很多人知道我都是因為“精致的利己主義”這句話，所以有好多人都跟我說，錢先生你這句話的價值遠遠高于你的幾十萬、幾百萬字甚至上千萬字的論述。我覺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新科技的時代，知識分子發揮作用常常是通過網絡、自媒體的方式，來表達這個時代大家都很關注的問題。很多問題，大家很關注，但是一時又看不清楚，知識分子能夠提供有說服力的見解，并用高度精煉的語言來表達，這樣的觀點很快就會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有一個研究者很明確提出來，他說這樣的網絡發言，實際上是新科技的時代，知識分子要發揮自己作用的一個很有效的途徑。坦白地說，我自己也是高度自覺地利用了這個時機。我知道我現在影響最大的就是我這幾句話，我也為此很自豪。譬如我說的一句話——“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無真相、無共識、不確定的時代”。如何應對，我也講了四點，就是觀察、等待、堅守和繼續做事。

這些表明，雖然我現在住在養老院，但實際上我和廣大的群體、各個階層都生活在同一個環境里，和大家一起思考，不過我有我的經驗、我的學養，使得我的思考多少能夠提出大家都感興趣的問題，并做出我自己的解答，我覺得這確實是像我這樣的已經脫離原單位的知識分子找到大眾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魯迅雜文的形式在當下可能有它新的意義和價值，魯迅雜文某種程度上是媒體寫作，他就是對當代最敏感的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而且他的回答既擊中要害，又能以特殊的精煉的語言表達出來。所以我現在在倡導一種寫作，叫作現場觀察與歷史書寫，既觀察現實，你就寫你周圍的事情，觀察，然后思考；但是你又是用一種歷史的眼光去看，而且是采用類似魯迅雜文這樣的文體，我覺得這可能是以后的寫作以及尋找自己出路的一個方式。

原標題：《錢理群×陳平原×許子東×孫郁：為什么要重讀中國現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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