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高考錄取工作已經結束，錄取通知書或許已到考生手中，或許還在路上。這個暑假，每個高考考生都會憧憬自己的大學生活。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陸續刊發一組南京大學教授的口述，這組口述選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書，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南大教授們講述了自己的高考經歷以及他們的大學生活。

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大學生的視野更開闊了，綜合素質更高了。但無論什么時候，一位青年強烈的求職欲望不會改變，對專業刻苦鉆研的勁頭不應減弱。

今天刊發的是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周同科口述。

采訪時間：2016年7月

采訪地點：南京大學和園小區

享受自然生長的教育

我的家鄉在江蘇連云港市，老家在農村，后來父輩從農村進入到城市，家庭成分是貧農。家里七口人，五個孩子，我處在中間，上面是哥哥姐姐，下面是弟弟妹妹。母親是普通的家庭婦女，沒有工作。父親在一個建筑公司做會計工作，算是坐辦公室的。五個孩子中只有我一個上了大學，姐姐讀的師范，哥哥讀到高中，弟弟因為身體的關系沒有上學，妹妹初中畢業。

當時連云港市那樣的地方，即使是在市區里住著，也還是比較落后。整個市區只有市中心有一條商業街，別的地方都是大一點的馬路。當地沒有什么特別的社會氛圍，也缺少向學的風氣。盡管真的很貧窮，但是由于沒有壓力，大家也都很快樂。我小時候在農村長大，每天跟孩子們一起在河里游泳，掏麻雀、捉泥鰍，真的是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物質方面非常艱苦，農村的孩子很自由，沒有人管，所以我的小伙伴經常就會有人不見了。每個學期開學的時候是最容易少人的，誰家少了一個孩子，往往是在暑假游泳的時候淹死了。那個時候沒有游泳池，都是幾個孩子結伴到河里去游泳，有的時候不注意就游到深水里淹死了。北方的家庭孩子一般是六七個，我們家里五個孩子是偏少的，我同學里名叫“小九”“小十”的很多。丟了一個孩子，家里也覺得無所謂，很快就忘記了。當時上學不要學費，孩子們享受免費的義務教育。八歲入小學，所有的孩子都入學讀書，只需要交五毛錢的學雜費，如果你家庭困難，憑父母工作單位或所住街道出具的家庭困難證明，學雜費是可以免掉的。我讀的小學叫“公園小學”，因為與公園隔一條馬路而得名。小學的條件比較差，實行的是“二部制”，上午一個班，下午一個班，因為孩子多，教室不夠用，所以一個教室兩個班用。上午班上學的時候，下午班的學生是不上課的，幾個孩子組成學習小組，搬著自家的小板凳，聚在一個條件好一點的同學家集體自修。

小學的課程有語文、數學、音樂、體育、勞動。體育課和勞動課也都有實際的教學內容。勞動課要打掃衛生，或者做手工，老師想起來什么就帶領大家一起做什么，算得上“因地制宜”。體育課就是滾鐵環，每人發一個鐵環，大家圍著操場滾。沒有球類，球類一直到初中都沒有。滾鐵環是最廉價的體育課，但是大家玩得還是挺開心。我上小學的時候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所以課程跟政治涉及不太多，語文課本有故事《烏鴉喝水》，印象很深。那時候的教學基本還是完整的，教學體系簡單、實用，都是按照大綱來，不是亂來的。小學的老師也都是正式的、從師范學校畢業的。我認為當時小學的教育水平還是正常的。但讀到二年級的時候，學校就“停課鬧革命”了，過了一段時間，學校通知“復課鬧革命”，一下子變成四年級了，再上一年，就畢業了，因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六年級就被取消了！

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間比較奇怪。1978年以后改革開放，1978年以前是政治教育和最普通的義務教育，我享受了這個全過程。我覺得當時的教育也是正常的教育，因為對孩子沒有負面的影響。現在的教育對孩子的壓力太大了，而且不全面，僅僅是知識的傳授。一個孩子的身心需要非常愉悅的自由解放，學的東西有一個定量的問題。那個時候的教育是合適的，孩子正好可以學這么多東西，現在的孩子犧牲了許多屬于孩子應該有的自由時間，記那么多不需要記憶的東西。我覺得現在的教育不如那個時候的教育純粹，雖然那時內容太政治化，或者受政策的影響太多，但那時的教育比較合適。遺憾的是那時候閱讀量沒有現在大，想找一本書看看不容易，獲得圖書的途徑基本沒有，看《紅樓夢》這樣的書是不可能的事情。當時借書的途徑，一個是同學之間傳，這是主要途徑，中學的時候看《歐陽海之歌》，現在記憶猶新，傳到你這里大概要三天，然后讀手抄本，像《一雙繡花鞋》這樣的東西，閱讀量真的是不夠。第二個途徑是從哥哥姐姐、朋友那里得到信息。那個時候所謂的讀書就是把課本讀好就行了，此外還會有很多大批判的材料。因為那時候批判儒家崇尚法家，“批林批孔”，批這些，就要附上這個東西，表明為什么要批。批孔會把《論語》附上，古文的底子就是那個時候這樣打下來的。比如批《水滸》，《水滸》你看過沒有？你沒看過怎么批，宋江是怎么投降的？所以那個時候要把這些書印出來給大家看，就會得到一些這方面的材料。當時的閱讀量真的是不夠。

我的命運就這樣被改變了

我1976年高中畢業。高中畢業以后還有“上山下鄉”運動，因為沒有高考，高中生一定要上山下鄉，沒有直接上大學的。但是1976年我身體有一點問題，骶椎隱裂——本來小時候是幾塊骨頭，成年以后要合在一起，但是我合的時候里面有裂縫，導致負重的時候裂縫會散開來——所以不能參加重體力勞動。上山下鄉的時候，因為我姐姐已經去了農村，我哥哥也去了工廠工作，所以我必須到農村去。其實我的很多同學也都已經去了，但是醫生當時給我開出的證明說，你不必按照這個政策去上山下鄉，可以留在家里，但是沒有工作，叫“待業”。那時候我學習比較好，我所在的中學缺老師，高中畢業后就留在那個中學教初中，做初中教師。參加高考之前，我一直在教初中。

恢復高考的消息我是從教務處得知的。我在高中的時候，出黑板報是比較有名的，因為我寫字比較好，所以從小學到中學一直出黑板報。在那個印刷技術不發達的年代，把字寫得好是非常實用的。中學的時候我們就自己辦報紙，其實那個時候還是很活躍的，從中學的時候就自己辦“紅衛兵戰報”，就是“文革”時期的東西，是蠟紙油印，用鋼板、鐵筆直接刻畫，“文革”時期有很多這樣的材料。因為教務處印考卷的時候人手不夠，中學時老師對我比較熟悉，所以他們會讓我到教務處去刻考卷。這樣的話我跟教務處的老師都非常熟悉。高考的時候我的復習材料都是從教務處直接得來的，因為那也是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方便。當時中學就幫我復習、補習，因為我沒有學過地理和歷史，但是考試的時候有這個科目，我就從頭來學。我那些老師，其實也是我的同事，他們就給我補習，他們上課的時候我就跟著去聽。

所以我當時參加高考是比較占便宜的，因為所有的老師都認識我，他們把材料無償提供給我，考試對我而言就相對輕松些。最搞笑的是，我考試的教室就是我講課的教室，所以我進去以后就看到那個教室前面的大標語。我每次上課都走上講臺，這次上課我走到教室后面坐下來，所以我一點都不緊張，這個是比較奇特的經歷。

高考對我來說，就是可以有一個事情做。因為代課教師畢竟是一個臨時的工作，我需要通過高考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而且如果上大學的話，我就有一個正當的理由離開家，當然也有一點對知識、對大城市的向往，但是沒有現在看待高考的那種態度，最主要就是覺得知識不夠，有這樣一個機會肯定想學點更深的東西。那時候我就想學中文或者歷史，其實我最想學的是考古，最想報的是山東大學的考古專業，可后來我的老師提醒我，說你報南京大學比山東大學好，是我的政治老師決定把我的志愿給改了。那個時候我的歷史比中文要好，懵懵懂懂覺得學考古可能比較有意思，結果學了中文。

不過那時候很多人還沒有參加高考的意識，沒有覺得這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但現在回過頭來看，很多人的命運因此就完全不一樣了。當時很多人還不愿意考，比如你那時在工廠上班，是國營單位，待遇非常好，勞保、醫療都不錯，所以很多人沒有考試的積極性。我的同學中在工廠工作同時還參加考試的很少。那時候我的工作是臨時的，如果是正式的，我也未必有這個動力。很多人參加考試大概也就是來試一試，寫不下去了，就交個白卷。上午考的人很多，下午則比較少。后來成績出來，大學的錄取率也很低。

試卷的難度平心而論不是很大。語文就是字詞解釋、填空，作文是縮寫，就是給你一篇文章，規定用四百個字把這篇文章的大意重新寫一下，我很快就做好了。政治題則跟時事聯系很緊，考了十次路線斗爭，從陳獨秀到瞿秋白。

考完試之后，我完全沒有忐忑的情緒，就只是休息。當時考試的氛圍不像現在這么壓抑。我屬于那種考試興奮型的人，喜歡考試，因為平時一考試就能出風頭，老師就會表揚，所以高考考完以后我還是覺得很好。后來到發榜的時候，所有的名字都貼在教育局那邊的墻上，我看到我排在第四名，看了以后我就回家了，誰都沒講，覺得考上了也沒有什么。考上之后就等錄取，當時南京大學負責招生的老師把我找去，問我想不想上南京大學，我一聽就知道上南京大學是沒有問題的。后來我想，讓我選擇的話，山東大學考古系，還有西南政法學院——雖然當時我真的不知道西南政法學院是干什么的，離家又特別遠。填報志愿的時候，就是讓你填一張表，有三個格。我那時候把山東大學放第一個，西南政法學院放第二個，南京大學放在第三個。我的政治課老師（也是學校的政工組組長，相當于現在分管人事的副校長吧）看了之后，把南京大學改成了第一個。我的命運就是這樣被改變的。

上大學是最好的生活

要去大學報到的時候，我不知道南京大學在哪里，恰好有位同事的父親到南京出差，就帶著我坐火車，從連云港市坐了八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到了南京。下車以后，我就看到有南京大學接待站的牌子了。我的同學以來自城市的為多，剛來的時候特別麻煩，農村的和城市的融合不到一起，大城市的和小城市的也有矛盾，大家的生活習慣差別比較大，比如農村來的同學普通話講不好，會遭人歧視。但是同學關系跟現在也差不多，甚至比現在要好一點。我們不是獨生子女，會互相忍讓一點，互相幫忙。也有各顧各的同學，但是通常會特別孤立。

那個時候一個教室兩百個人上課，這是尋常的事情。教室的條件非常差，經常是在臨時教室上課，里面是水泥臺子、水泥凳子，那個時候大家必備一個坐墊，不然冬天上課太冷。當時的北平房（就是北大樓后面高上去的那排房子，那是匡亞明校長造的）非常粗糙，跟現在的工棚差不多，全部是用磚頭壘起來的，上面是毛竹竿，毛竹竿上苫的是油毛氈，風一刮就呼呼作響，冬天的時候，老師和同學都會因在北平房上課而感冒。

大學期間，在學術上南京大學有兩件事情轟動全國：一個是許志英研究“五四”運動的新鮮觀點，認為“五四”運動和共產黨的關系并非傳統說法認定的那樣，他講課的時候一邊和學生討論，一邊讓學生通過查資料、寫作業的方式豐富和支撐自己的新觀點，后來他被批判得很厲害，壓力很大；還有一個是蔣廣學老師，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提出了不同的定義。這些當時受到了全國最高理論權威的批判，但他們沒有受到什么迫害式的處理或沖擊，只是被迫作了檢討，這一點我當時體會很深刻，覺得與“文革”時期把批判對象往死里整有很大的區別了。當時的南京大學真的很開放，有些新穎的觀點，即使在現在也并非主流，1980年代卻已經有了。那種氣氛對于那一代大學生的成長是非常有利的，因為我們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可以多角度地思考。這些老師可貴的地方在于，沒有因為高層的壓力而動搖自己的觀點，這點對文科作研究的學生非常重要，你可以批評，但他們不會屈服，在政治上可以作檢討，但是在學術上，是堅持通過自己的材料和邏輯分析得來的觀點，我們對于他們搞學術的勇氣非常佩服。

學生也經常和老師討論學術問題，和現在的學生不同，現在的學生可能都找不到老師。那時候老師上課會早到一點，與學生討論，下課之后也一樣。那個時候學習是為了興趣而不是考試，尤其是專業課，有些問題討論得很深，并不一定是考試的問題。現在回憶起來，雖然物質條件與現在沒法比，但是精神層面很豐富，我們沒有學分與工作的壓力，考試不會不及格，也不會像現在學分制那么嚴，老師的權力比較大。現在學生的變化也可以理解，老師也有科研壓力，有生存壓力，在管理上就越來越量化。

老師對學生沒有什么要求，而學生對老師的要求很高，學生提問題如果老師回答不出來會很難堪。那時候學習完全是學生自己的事情，現在的大學有點中學化了，那時候的輔導員是虛的，就是管管入黨方面的事情，學習的事情根本管不上。

逃課是正常的，完全看興趣，比如政治課是必逃的，從頭到尾堅持下來聽課的往往只有班長、團支書等幾個人，其他學生就借筆記抄，各種各樣的理由，有的是課程時間沖突，有時候是沒興趣。龔放是我們班長，他從不逃課，筆記永遠又全又清楚，很多同學都抄他的筆記。那時候很多學生已經開始做學術研究，寫文章，對專業的東西研究得多，考試并不被看重，只有外語課是要點名的，考試也很嚴格，其他專業課人太多也不點名，講課有特色、研究做得好的老師的課會人滿為患，這種情況就不需要點名。當時上課全憑興趣，選與上是兩回事。當時也是學分制，沒有現在課程豐富，跨院系選課也比較少，課程是現在的比較豐富，專業的深度也是現在的高，但教學和學習的興趣都大不如前。現在學生選課往往就是為了學分，老師上課也是為了上滿工作量。

對于成績，有人在意，也有人不在意，女同學比較在意。但這個與未來是沒有掛鉤的，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不錯，進了學校就已經很好了，沒有出不去的，因為基本上沒有考試不過這一說，政治考得好也沒什么意義。工作單位只是在專業課方面有些要求，比如編輯，比較在意語言修辭方面是否扎實；國家機關在意是不是黨員身份。

當時的南京大學圖書館，條件很糟糕，找書不太方便，基本上就是站在柜臺翻卡片柜，翻到一本書，再把書號抄給柜員，柜員幫忙找，找半天才出來說沒有，要看的書很難借到。書籍管理很嚴，當時書被視為重要財產，需要妥善保管，沒有現在講究利用的概念，很難滿足同學們旺盛的讀書需求。雖然條件艱苦，但當時的學習氛圍很好，同學們也沒有什么別的事情，就是學習。大家特別熱愛圖書館，去圖書館還得搶座位，比如，先吃完飯的同學就得背十來個書包跑到圖書館去占位子，遲了就沒有了。晚上宿舍樓的廁所里面都有人看書，因為廁所的燈通宵亮著而宿舍是統一熄燈的。后來有人向匡亞明校長提意見，學校就特許考試期間在西南樓開一個不熄燈的教室，讓同學們復習。大家這么努力地學習，也都只是因為興趣。因為生活和工作都沒有壓力，那個時候最好的工作就是有一個可以安心看書的地方，所以，我畢業留校，大家都覺得不錯。很多人分配到政府部門，現在看起來很好，但是當時他們很快就通過關系跳出來了。葉兆言當時被分在政府機關，后來轉去了學校教書。大部分人對機關工作不是很感興趣，因為當時是按學歷給待遇，不管你在哪，有那個學歷在，待遇都差不多，所以在什么地方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支配的時間有多少。

大學期間印象最深的文娛活動就是跳舞。大二的時候，交際舞流行，男生女生一起跳。當時大家對跳舞很熱衷，但是很快就過去了。舞會都是團委、學校公開組織的，然后班里面都要動員，要黨員帶頭。外文系的人在這方面特別好，他們肯定是走在前面的。每個周末都有舞會，大學生俱樂部就在食堂，晚上吃完飯后把食堂空出來，就開始辦舞會。除了舞會，沒有什么其他的活動，平時主要就是聽收音機，報紙摘要和《新聞聯播》，港臺頻道還屬于“敵臺”，我們接觸不到。后來又興起打排球，因為中國女排第一次拿世界冠軍，我們特別興奮，天天傍晚都和外文系的同學約球。

我和冒榮、賀云翱都在學生會宣傳部負責黑板報的編輯和出版，冒榮是我們的頭兒。

學生中還有不少自發組織的詩社、興趣小組，大家定期交流。當時，北京有很多地下的新興詩社，南京也在辦，這個在全國基本上是同步的，是新時代的風尚。

那個時候，我們沒什么機會接觸港臺文化，但對港臺文化很感興趣，因為覺得這是一股新風。外文系的同學比較了解，但是我們沒有。大二的時候，老校區宿舍樓下的黑白電視機放《霍元甲》，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港臺的東西。后來就有了鄧麗君的歌，開始的時候被在報紙上批評、評論，說是靡靡之音，但我們私下里還是覺得蠻好聽的，不過，很難全面、客觀地了解他們。我們中文系唯一的優勢就是經常可以看一些內部電影，外國電影不能公映，但是可以內部觀摩，當時山西路的軍人俱樂部，經常有內部電影，中文系的學生，因為與所學專業有關，就可以被招待著看一看。那時候如果能搞一張內部電影票送人，面子是大得不得了的。

考進南京大學以后，像我這種普通家庭的，就覺得食堂特別好，可以吃飽了。吃飯的時候，七八個人一個小組，圍著一張方桌，大家都是站在那里吃。開始的時候，因為是集體打飯用餐，所以大家特別搶女生，因為所有人的飯票都是一樣的，而女生食量比男生小，所以一張飯桌上如果有兩三個女生的話，男生就可以多吃一點。

食堂的蔬菜多，偶爾有肉、有魚。每天的伙食大概是一毛錢到一毛五分錢，能夠吃飽。一份炒青菜大概兩分錢，有肉的話稍微貴一點，但是很難吃到肉。到了秋天的時候，食堂里的螃蟹隨便買，一塊錢一串，雖然量很足，但夠貴的，因為一塊錢是一個星期的伙食費。早餐一般是一分錢饅頭，一分錢咸菜，一碗稀飯，沒有雞蛋，更沒有牛奶。

牛奶是特供品，我從小沒有喝過牛奶。南京大學副教授以上的老師才可以每天訂一瓶牛奶，這是照顧知識分子的，拿牛奶的人，在南京大學都是最有學問的。當時，戴安邦先生就住在鼓樓校區南園門口的小樓里，在他們家經常可以看到有牛奶瓶。大三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國經濟跟國際經濟有了關系：學生生病，校醫院的醫生除了處方之外還可以開牛奶，憑病假條一次可以開三瓶，不久之后，突然聽說在南京牛奶可以隨便訂，大家都不敢相信，后來才知道這是聯合國的定點援助，在中國幾個大城市免費援助我們牛奶，南京在援助范圍之內，所以能夠敞開供應。這個變化令人振奮。

大學畢業的時候，糧票取消了，米飯、饅頭、油條都可以隨便買了，校門口小吃店的餛飩也可以用錢就能買，不要糧票了。也有農民來學校賣雞蛋，雞蛋原本是要副食品券才可以在固定的供應點才能買的，但是在大學畢業前后，農民就開始到學校門口用雞蛋換取學生們手里不太用得著的糧票。他們熱衷于到大學門口換雞蛋的原因是大學生用的是“全國糧票”。糧票分“南京市”的、“江蘇省”的，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農民們很喜歡換全國通用的糧票，起初，十斤糧票換十二個雞蛋，后來，只能換到八個。那個時候，有男同學開始用糧票換雞蛋追求女同學，中國經濟已經有些寬松了。

那個時候社會比較尊重知識，上大學是最好的生活，好多人都對大學好奇，因為大學有門衛，戴校徽才能自由出入，所以家鄉的熟人來了，把他們帶到校園里來他們就覺得很新奇，他們一般都想跟我在學校食堂吃頓飯，體驗一下大學生活，但是飯票緊張，只有關系非常好的人才會請他們吃飯。

我們為什么要讀大學？

大學畢業，我留校工作。當時沒有自己找工作一說，國家包分配，典型的計劃經濟，所有的一切都是組織來安排。計劃經濟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是何其深刻！直到現在，我們也不能接受“簽約”這種形式。簽約怎么能叫做工作呢？工作就是終生從事某種職業。當然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現在不可能有什么分配工作的事兒了。

大學畢業分配工作的方式是用人單位來挑，先看檔案，再見面談話、考察，有些保密單位要求比較高，會看出身，有的單位是看你的業務，而且那時候還真有要看長相的，比如法院。工作是肯定有的，因為是分配的，當然你也可以拒絕，選擇改派。我當時留校在南京大學宣傳部，因為我一直與宣傳部門有關系。畢業那年，參加了北京舉辦的全國大學生書法比賽，得了獎。每年五六月份會在北京召開畢業分配工作會議，布置當年大學生分配事宜。當時與會的南京大學負責人開完會去國家美術館看展覽，發現有南京大學的人得獎，報告學校領導，領導要求把這個畢業生留下來，但并沒有告知我本人。畢業的時候，系里有一個老先生（陳中凡）去世，指派我去寫挽聯什么的，我當時心里就踏實了：既然他們讓我去參加系里的工作，那工作肯定有著落了。也有的學生被分配得離家太遠，不愿意，或是抵觸被分到外地而想要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大學畢業，分配工作對一部分人不利，對大部分人還是比較適合的，因為還是有調換的機會。不排除有個別的特別不喜歡，最后鬧得很僵的情況。當時政府和用人單位的權力很大，分配工作就是把你的檔案拿走，你也沒有辦法。

回想當年，我覺得在南京大學讀書的益處在于：眼界完全拓寬了，我的價值觀、我接觸到的信息，都不一樣了。那個時代的信息，大城市、小城市與農村差別還非常大。上了大學之后，思考問題的角度、方式、背景都不一樣了，處理問題的能力也不一樣了。

跟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學在一起，是一種看不見的學習，互相之間關系的處理很重要。大學四年接觸到的外界新信息是讀書也沒有辦法替代的。每天晚上熄燈前后，大家在宿舍吹牛，可以獲取各種信息，互相之間對某些問題的看法、觀點有所交流、碰撞、修正。那時候的觀點差異很大，不管是對生活還是對政治。專業學習是大學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處理問題的能力，判斷信息的能力，我的價值觀主要是在大學里形成的。物質對我們這一代人的誘惑力不是很大，我們的精神追求多一點，比較安于現狀，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奮斗。

在大學里工作這么長的時間，可能對大學有些地方也有不滿，但大學是在不斷進步、不斷開放的，幸福指數也在上升。南京大學教師住房到了1990年代的時候才相對比較寬松，之前我一直都是住在集體宿舍。所以我們這代人，對生活的要求比較簡單。我一直覺得我們比我們的老師的那一輩生活要好得多，他們到了退休的時候，過的日子是比較艱苦的，他們享受到的物質的東西比我們要少。我們還算是幸運的，我的同代人基本早都已經下崗、退休，我也不覺得當年比他們有多優秀，我只是抓住了機會，上了大學，也得益于當時我不在農村里勞動，有時間復習，獲得信息比較快罷了。

在大學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學習的能力，還有一個是獲取信息的渠道，你的眼界、處理問題的能力都因此而提高。再有改革的時候你會不會去做生意？我是不會去做生意的，再怎么也不會走到那一步。你的價值取向、價值觀就是在大學形成的。社會上的各種分層，當然跟年齡也有關系，我們始終有個縱向的比較，以前我們是什么樣的生活條件，現在是怎樣的生活條件，我們對一個事情的批判相對比較理性的，比如對教育的批判，很多人認為現在的教育總比過去的好。但從我的親身經歷來看的話，現在的教育是不正常的。現在大學生都是這樣過來的人，花了那么多的精力，父母親完全被綁架。從小花太多的時間用來背書，玩的時間呢，這是應有的權利，應當要自由發展，很多東西你不去關注的話就永遠失去了發展的機會。但如果讓你自由發展的話，你可能會有很多的愛好。

以前父母完全不擔心孩子的學習，教育孩子是社會的責任，我說的這個責任是技術上的、經濟上的，父母沒有壓力，或者基本上沒有壓力。但是現在的教育，父母要為孩子付出多大的代價，幾乎是傾其所有。我們這代人考慮問題通常都是放在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面，不會完全從個人的利益出發，不能說我現在過得好就說現在好，我以前窮就說以前不好。放在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面，比如以前一個家庭有五個孩子，五個孩子都有可能上大學，父母基本都不用擔心，現在哪個家庭敢讓五個孩子都上大學？還有是不是學的知識越多越好？

上大學的時候，我的知識肯定不如你們（注：目前的大學生）豐富，但我覺得夠用了，沒有一個絕對數。如今的中小學教育是惡性競爭，沒有一個度。如果把那個精力放在愛好上，發展興趣或潛能的話，可能對人生有更大的幫助。高考一年比一年難，現在讓我考的話很難過關。學生的精力都放在考試上，而且做題是規定的套路，把套路玩得很好就能獲得比較高的分數。考試是考試，能力是能力，我自己的孩子也是這樣，老師花太多的精力教他們應試的技巧，這肯定是得不償失的，可是，現在如果誰提出不許上課外班補課的話，家長都不饒你——這是進步還是異化？

周同科簡介

周同科，江蘇連云港人，1958年生。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我們為什么要讀大學”。本文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