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高考錄取工作已結束，錄取通知書或許已到考生手中，或許還在路上。這個暑假，每個高考考生都會憧憬自己的大學生活。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陸續刊發一組南京大學教授的口述，這組口述選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書，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南大教授們講述了自己的高考經歷以及他們的大學生活。

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大學生的視野更開闊了，綜合素質更高了。但無論什么時候，一位青年強烈的求職欲望不會改變，對專業刻苦鉆研的勁頭不應減弱。

今天刊發的是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高級工程師張立新口述。

采訪時間：2017年3月10日

采訪地點：南京大學和園小區

錄取了，我還不知道生物系是做什么的

我家在蘇北響水縣的城區。父母都是小學教師，我是老大，家里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當時我們是十年制，我六歲上小學一年級，小學念了六年，初中念了兩年半，高中念了兩年，十六歲高中畢業，這十年也剛好是“文革”十年——1966年到1976年。

我于1976年高中畢業，畢業以后就下放到老家的鄉村，運河公社新豐大隊周莊生產隊。我們干農活的那個小組叫棉花專業隊，是種棉花的。

當時我們有七分多自留地，還蠻大的，種完棉花就可以耕種自留地。我們也不會種蔬菜，自留地就種花生。播了花生種子以后，我們也不怎么管，松土、除草之類的也不會，結果大花生都種成了小花生。我們把花生收了，就一人一個麻袋帶回縣城。我們回家要走五十里路，坐公交太貴，就跟人借自行車回去。就在收花生回家的路上，我們聽到廣播，得到恢復高考的消息。路上碰到幾個中學同學，問我是否打算考試，我說我一點準備都沒有，肯定來不及，得到消息早的人都準備很長時間了。回家以后，我父母是教師，他們也知道這件事情，就不讓我回去了，讓我向生產隊請假，在家里復習。

當時有幾個“文革”前的中學老教師，知道要恢復高考了，就組織起來辦了補習班，政治、語文、數理化都有。我當時也不知道怎么復習，就跟著參加了。輔導是短期的，主要還是看個人基礎，有的學生基礎比較好，題目拿起來就做，復習起來就比較容易，一聽就聽進去；要是基礎差的就不行，復習起來就比較困難。當時就有一個理科生報名報錯了，報成了文科，這樣就得參加文科的考試，文科要考試史地，他沒辦法，就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準備，每天就背書，背完就做題，非常辛苦，不過最后也考上了哈爾濱商學院。

那年我們分初考和統考。從10月10日開始復習，大概到11月22日初考，一個月的時間。初考是鹽城市組織的，我是去我們公社的運河中學參加考試。那年11月很冷，那時候也沒有羊毛衫，我就套件小棉襖去考試。考完之后定下來分數線——一百二十分可以參加江蘇省統考。我父母做教師，剛好找到市里面的人問我的分數，是一百二十四分。過了以后我就留下來參加統考，我有幾個同學不到一百二十分的，就又去勞動了。鹽城市超過一百二十分的沒多少人，為了各個市人數平衡，后來就降到一百分。

初考再過一個月，我記得是12月22日，到原來我上高中的縣城中學去參加統考，我們班里只有兩個人參加統考。那時候我們考語文，有很多笑話：有個考生，自己知道考不上，父母逼著來的，就在卷子寫了一首打油詩，“小子本無才，父母逼著來。白卷交上去，鴨蛋滾下來”；那時還有道題要求解釋“糞土當年萬戶侯”是什么意思，有的學生想了半天，就寫一萬個猴子在糞土上面跳舞；我記得有個成語，叫“萬馬齊喑”，我之前沒有接觸過，我看有個“口”字旁還有個“聲音”的“音”，應該就說是聲音很大的意思，回來以后，我跟我父親講，我父親是老師，他就說全反了，鬧了個大洋相。

其實當時參加高考學生之間差別也不很大，就算畢業的時候有的人基礎好，兩年以后也忘了，所以分數線劃得也不高——四門課，一本劃二百六十分，二本劃二百四十分，二百分也有學校上的。我們那時候考多少分都不知道。那年“老三屆”考得好一點，一開始規定結了婚的“老三屆”女同志不能考，往屆生結過婚的也不能考，后來部分政策放開了，又補錄了一部分，到第二年就都放開了。

我當時考完就下去勞動了，種完棉花要去撿棉花、送棉花。棉花撿了以后，堆在公社的倉庫里。我們去看棉花的人，租了不少被子，就睡在那里，怕冬天感冒。勞動了一段時間后，就被通知去體檢了，我那天感冒，不過沒有什么大的影響。體檢結束后就等通知了，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大學。那年我十八歲，過了年虛歲十九，到了當兵的年齡，我就跑到鄉里去報名參加當兵體檢。當時公社武裝干事跟我講，你參加過高考體檢了，能不能今年你把機會讓給別人，萬一你被錄取了，就浪費了一個名額。我說行，他就給我講，如果高校沒有錄取你，明年當兵沒問題的。

后來錄取通知就來了。當時我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學數學系，第二志愿是蘇州師范學院，第三志愿是蘇州醫學院，然后第四志愿要求填大專，我填的鹽城師范?？茖W校，然后還加上一句“如果以上志愿不能錄取，愿意錄取到鹽城師范”，鹽城師范是培養小學老師的，肯定是能被錄取。那個時候關于專業我們基本什么都不懂，在中學我一直覺得自己數學還可以，也沒做過干部，就從小學四年級當數學課代表一直當到大學。我那年數學考了八十二分，是我們班第二。后來到南京大學一了解，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報了數學系，能上南京大學的、數理化還不錯的，都報的數學，所以當時就把我分到了生物系。通知書沒到的時候，有個電話打到我們縣教育局，說我被錄取到南京大學生物系了，問我們家同不同意。其實我們那時候只要能走，都是愿意的，但是人家也得問一下。所以我應該是我們縣第一個接到通知的，雖然書面通知沒到，但是人家打電話來了。我周圍的人都說，以后養小狗小貓種蔬菜來找你，我那時候也不知道生物系是做什么的。

我們高中本班同學還有個考上大專的，另外有幾個考上中專。第二年又考了一個本科，這個同學還不錯，蠻厲害的，考到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我們那一屆一共三個班，1977年每個班考了一個本科，后面兩年又上了幾個，不少同學考上了中專。

來之不易的青春之歌

我第一天來南京大學報到就出了麻煩。當時接到的通知是2月26日到28日三天報到。我不早也不遲，就2月27日來。但是當時響水到南京就一班車，那天路上遇到車禍，道路癱瘓，就晚點了六個小時，本來下午三點多到，結果晚上九點多才到中央門，我們就在車站坐了一夜。我記得當時和我一起的有三個人：有個哲學系的，還有一個化學系的，后來在學校里見面還經常打個招呼，現在就沒有聯系了，另外還有個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那時候二月底很冷，我們輪流瞇糊一下，等了一夜。其實門口就有一路公交車（通宵的）可以到學校，但是我們不知道，就在車站傻等，等第二天早上第一班校車來了我們才去到學校。

到了學校以后，先來的兩個同學帶我們去宿舍，我們宿舍有閩南的同學，還有天津的同學。對我們來說，這就是很遠的地方了。那時候我們就去過周圍兩個縣城，火車都沒坐過。我第一次坐火車，是去瑯琊山實習，那時候是綠皮車，我還鬧了個笑話——我連火車上的煙灰缸都不認識，當痰盂往里面吐痰，結果痰吐了，臉上都是煙灰。

上大學其實是比較辛苦的。那時候我們家收入比較低，父母拿七十多塊錢的工資，我家六口人，我奶奶還在。所以到學校以后，根據我家庭的情況，學校給我評定的是甲級伙食費，是十四塊七毛錢，這是最高等級的伙食費。那時候也有助學金，實際上就是零用錢。我沒有助學金，家在農村、沒有收入的同學才有甲級伙食費加助學金，不過我吃飯也是夠的。我們的同學各種家庭條件的都有，條件好的就完全沒有補貼，其他的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補貼。一般來說，城里來的就少一點，像我們這邊，縣城和農村差不多的，就會多一點。助學金分三等，分別是：兩塊錢、三塊錢、四塊錢。后兩年物價漲了，1978年、1979年的伙食費漲了一點，甲級伙食費從十四塊七毛漲到十七塊七毛。有很多東西還是用票供應的，所以有些我們買不了，我就記得那個綠豆糕，當時是憑票供應的，我買過一次，太油太甜，之后我再也不買了，也不便宜，可能南京人愛吃，供應緊張一點。那時候糧票也蠻有意思的，我們是一毛五分錢一斤，一毛五分錢再加上一斤的糧票，買的東西就是十五分，一般我們吃飯，中午男同學大概吃四分，換算成兩的話，五分錢就是三兩三，我們一般就按照幾分幾分去買，但現在刷一下卡就行了。

我們那時候用飯盆吃飯，飯盆就隨便往桌子上一放。一開始不發飯菜票，菜來了以后放在上面，大家慢慢打著吃，水瓶就放在食堂門口。過了幾年，應屆生上來了，想法就不一樣了，我們那個時候還比較單純。后來食堂的大圓桌就撤掉了，因為來的人多了，各個地方的人都有，南方、廣東那一帶的思想更開放一點，飯盆就都給我們裝起來加了鎖，水瓶大家自己都拿回去了，這也是一個變化。但是工農兵學員就從來沒有這個事情，能推薦上來的都不錯。他們班里面有些男同學飯量很大，女同學可以把飯菜票支援給他們，但是到我們的時候就沒有這種事情了。我們這邊入學的就總覺得是自己考上的，所以不欠別人什么東西。雖然大家也不占什么便宜，遵守社會公德是絕對沒問題的，但我認為我們在這方面的互相幫助、互相友愛確實不如工農兵學員。

我們吃得也簡單，早晨一兩分錢，弄個饅頭，弄個稀飯，基本上就夠了。中午一毛五到兩毛五點個葷菜，晚上的話，就五分錢青菜，青菜有時候有點油渣，算下來的話還可以。我們上學的時候，南京大學的菜還可以。印象特別深的是大學唯一一次吃螃蟹，后來再也沒吃過那么大的，那么大的我也吃不起了。當時是一塊錢一斤煮熟的、野生的——那時候也沒有家養的?？吹侥莻€菜我就狠了狠心，買了一只，七兩多，公螃蟹，現在要賣，肯定很貴。結果吃完螃蟹，弄得我有一周半都只能吃一毛五的葷菜——芹菜肉絲，那是最便宜的葷菜。

原來的校門口郵政所附近，有個小吃部，餛飩七分錢一碗。但七分錢一碗也不是誰都能吃得起的。那時候我的計劃性還是蠻強的，因為家里給的錢少。大學前兩年家里每個月給我五塊錢，我那時候買一雙襪子都要兩塊錢，就等于把我的大部分錢都用掉了，有時候總還要買點文具之類的。我們那個時候倒不用交學費，但是買書總要花點錢。所以我們每月剩下幾塊錢還要省著干別的事情，就偶爾吃一次，經濟條件好的同學可以天天去吃。我記得我們二十年同學聚會的時候，大家在一起還提到過這件事情，后來漲價到九分錢，然后一毛一，最后到一毛三就不去了。后來經濟放開了，學校也有小吃部，那時候開了一個南芳園餐廳，里面有陽春面，大家就去吃陽春面了，具體多少錢不記得了，反正肯定比一毛三劃得來。餛飩店后來開不下去了，因為南京大學里面小吃也多了。

當時我們系在西南樓。我們這一屆的學生，基本上用的都是油印的講義，因為“文革”前好多教材都很舊了，或者說也沒有印刷，斷掉了，“文革”后的教材還沒出來，所以我們那一屆學生都用的講義。那個時候學校里還有工農兵學員，老師給我們油印的講義，給他們看資料，對他們的要求和我們也不一樣。我們七七級、七八級進學校以后，工農兵學員的學習積極性也上來了，他們不學不行。他們的素質都很好，都是非常優秀才能推薦上來的，集體形象都不錯。我們這邊考上來的從素質上來講也不錯。

我們和七六級工農兵學員一起住過一個宿舍，最多的時候宿舍里住過十個人，因為我們那一年招了兩級，我們是2月底入學——我是2月27日到學校的，10月還有七八級的入學，所以宿舍不夠住，我們就和工農兵學員一起住。他們學習也很認真，班里有幾個人非常聰明。我記得他們有個班長歲數不大，各方面都相當好；住在我上鋪的是一個從部隊過來的，我們倆同一張政治卷子，他能考一百分，我只能考八十多。可能總的來說，我們的成績要好一點，但他們里面確實有很多人才。

我那個時候基本不參加什么學校的活動。一般是班里的活動——去郊游、步行去雨花臺還有組織唱歌跳舞等等。當時組織學跳舞，我學了兩次，人家說我跳舞像“拉大鋸”，我就再也不跳了，再組織跳舞我就上街逛街。我們那時候比較單純，像我們七七級、七八級，很少有談戀愛的，那時候一談大家就都知道。到七九級入校后，女生跟男生關系都不錯，還有女生幫男生洗衣服，我們這些老大哥就躲在一邊看，驚嘆還有這種事情。我們有少數年紀大一點的，上大學前就結婚或有對象，那時要是想離婚或分手遠不像現在這么簡單，會影響進步和分配工作的。我記得文科一個同學鬧分手，女方還到學校貼了大字報，我們系也有一個同學差點因此取消預備黨員資格。

我們入學的第一年，天特別熱，可能有學生中暑了。我們第一學期是沒有考試而提前結束的，回家以后老想著看書，因為開學要考試。那時候夏天睡草席，我們就放一盆涼水在席前，床窄不能翻身，熱的話就把毛巾擰一下，擦擦汗，然后醒了再把水換掉。1979年，溧陽地震，六級左右，我們住在二樓有感覺，有人就喊“地震”，喊的人是天津的，他經歷過地震。然后我們就跑到樓下或者操場，大家就聊聊天，那是我第一次經歷有感覺的地震。

我們那個時候學習氛圍非常好，大家都覺得學習的機會來之不易。我們這一屆是四十二個人，兩個班，一個是我們班植物班，另一個班是動物生理班，我們基礎課在一起上，但是其他好多課都不在一起。我們班是十九個人，動物生理班有二十三個人。最大的1947年出生的，最小的1963年出生，差十六歲，相當于差了一代人。我們年齡有大有小，歲數大一點的，閱歷豐富，能夠把社會活動組織起來，我們有時候也會參加一些。我們這個專業，學植物，有時候也會出野外，照片要自己印，印得很小，因為買相紙要花不少錢。

我們那時候，上課水平好、知識面很廣的是上植物分類的“小耿先生”，雖然他六七十歲了，大家還是叫他“小耿先生”。“小耿先生”的父親，是中國禾本科的奠基人耿以禮先生，大家尊稱他的父親為“耿先生”，所以叫他“小耿先生”，一直到他退休以后，大家見了他還叫“小耿先生”，他心里有一種榮譽感。另外還有一個是王正平先生，他的水平很不錯，但沒給我們上本科生課，帶過我們野外實習，現在九十多歲了。我們專業的老師，各有各的不同，講課也不一樣——講得細一點的，可能就比較瑣碎——但是專業課老師講得都不錯。我印象比較深的，外系講得不錯的老師，就是地理系的雍萬里先生。

現在我們班大概一半在國內一半在國外，有去英國的，有去美國的。除了我之外，我們年級還有一個同學在學?！蟪纱龋巧戆嗟?。那個時候好多年沒建新宿舍，就把學生宿舍改為教職工樓，幾個人住，像我們剛畢業就住在十三舍，七七級、七八級、七九級好像都在那里面。十四幢就是結婚成家的人住的，我在十四幢住過，后來到十六幢，十六幢就是校外了。

世上有一條唯一的路

畢業的時候，有幾個人考了研究生，沒考的人就實習、分配工作。其實現在回過頭來看，還不如當時直接參加分配工作。繼續讀研的幾個人一個留校了，現在在上海，已經是院士了；還有兩個在南京大學讀研的，一個去了江蘇植物所，另一個分在南京師范學院，現在都在國外；還有一個去美國讀研了，現在在北京大學。那時候考不考研究生分配工作也差不多，沒考上研究生的分在上海中醫學院、江蘇林學院、江蘇農學院，跟南京師范學院也差不多的。當時氛圍不像現在，大家不愿去機關，江蘇省教育廳當時給我們班兩個名額，結果沒人去。國家教育部，我們班有兩個名額，結果只有一個人去，而且那位同學是不得不去，因為他是天津人，想回老家。我們這屆成為院士的是團總支副書記——學生里最大的干部之一（團總支書記是老師）。

高考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那時候我如果考中專，就分配到老家，當時中專出來就是公務員。如果我去鹽城師范專科學校，補個本科應該可以的，出來就會在教育系統，在中學當個老師。我的第三志愿算是白填，因為蘇州醫學院比蘇州師范學院分數高。如果考不上，就爭取當兵，當兵回來到了企業，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有什么發展。但是有高考這個機會，就讓我有機會去選擇自己的道路。

張立新簡介

張立新，江蘇鹽城響水人，1960年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學生物系植物專業，原南京大學生物系副主任,現為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高級工程師。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改變命運的選擇”。本文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