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毓明算是虹鎮(zhèn)老街的老居民，1958年就跟著外公外婆住在虹鎮(zhèn)老街296弄430號。從最初的滾地籠、茅草屋，到后來區(qū)政府幫助搭建的磚瓦結構水泥房，因為各種具體的情況，家里的房子經(jīng)歷著或合理、或違章地向上生長，虹鎮(zhèn)老街的整體環(huán)境也在發(fā)生著更“密集”的變化。他在這里成長，完整而深刻地感受到時代推動著城市街區(qū)建設、發(fā)展的脈搏。“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董毓明和家人在弄堂里過好自己每一天的小日子，也期待著在改革的浪潮中生活不斷得到改善。2018年5月，上海市寶山區(qū)顧村某小區(qū)，董毓明接受記者采訪。澎湃新聞記者 張新燕 圖

2015年，董毓明一家動遷完成，終于走出不斷向上生長的狹小空間，現(xiàn)在的三室兩廳，煤衛(wèi)獨用，采光好，到處清清爽爽，他說，“當然是滿意，我們以前的日子跟現(xiàn)在我們小孩比，那是天大的變化。跟以前拎痰盂倒馬桶相比，不知好多少倍了。”

2018年5月，董毓明和夫人鄭春花在小區(qū)內散步。 澎湃新聞記者 張新燕 圖

時間：2018年5月

地點：寶山區(qū)顧村菊泉街寶沁苑

澎湃新聞：關于在虹鎮(zhèn)老街成長的記憶？

董毓明：我是1958年開始住那里的，虹鎮(zhèn)老街296弄430號。到2015年動遷搬到寶山顧村前，在那里生活了將近50年。我外公以前是從蘇北流浪到上海的，因為家鄉(xiāng)實在太苦了。來的時候房子是私房，就是滾地籠。后來是茅草屋，還是我爸從單位里拉的毛竹片，用竹搭的架子把它弄起來，弄好以后用爛泥糊起來就變成了房子，很矮很矮的。住的人還特別多，基本上每家每戶十幾個平方要住上七八個人。但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是這樣的。

1992年2月，虹鎮(zhèn)老街上下棋的孩子。 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我記事開始就在那個地方，房子很小，人很多，小孩多。小時候玩的東西也很少很少，都是打彈子、滾鐵圈，女孩子跳橡皮筋，男孩子跳方格、斗雞這些玩意兒。那時候家庭條件好的才能上幼兒園，條件不好就只能在家里。我們家里還算好一點，我從小就上幼兒園，從幼兒園出來以后讀小學，再讀初中到工作，一直都在虹鎮(zhèn)老街。

1993年夏，游泳的孩子們。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澎湃新聞：很長一段時間，人們說起虹鎮(zhèn)老街總是感覺有一點害怕的？

董毓明：人家聽說是虹鎮(zhèn)老街的，就怕得跑了。為什么呢？因為都說虹鎮(zhèn)老街這個地方是流氓窟。可以說那時候偷、搶流氓是不少。我們296弄這里一個小圈子還是可以的，而虹鎮(zhèn)老街是大范圍。應該說整個范圍在外界影響是很差很差的。外面的人一般不敢進去，一進去就怕被打出來，就是這種情況。

我們調皮搗蛋的事情當然還是有的。就是打架，當時還能有什么事？要么就打，要么就是到公園里面、供銷社去偷皮夾子、籃球。家里沒有東西吃，父母也沒錢給，不學好就去偷。包括我也有過，去偷別人的煙抽，當時不懂事嘛。最開始不是學抽煙，就是覺得好玩，記得是一個同學說我有煙，我們抽一顆好嗎？我記得是剛上六年級的時候，就偷偷躲起來，怕人家看到我們，躲到垃圾筒后面這樣抽。抽著抽著就變經(jīng)常抽了。后來有一次買了煙，看到家里大人出來了，趕緊滅掉。直到有天被我外婆看到了，問，這個煙是誰的？那時候我可嚇壞了，她又問，哪來的錢？我說，你給我的零花錢，其實就是給我買早點的錢我沒吃，去買了煙。飛馬香煙那時候是三毛錢兩根，還有大前門好象是三毛五一包，飛馬是兩毛八一包，反正是幾分錢就能買香煙抽了。想想那時候太幼稚了，如果那時候跟他們再混下去的話我肯定也變壞了，我也被關進去了吧。家里大人雖然沒打，但也罵了不少。

1993年11月，虹鎮(zhèn)老街上游戲打鬧的孩子們。 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澎湃新聞：外界對虹鎮(zhèn)老街的偏見會對你們生活在這里的人有影響嗎？

董毓明：偏見很大，我們出去人家一問什么地方的，你一說虹鎮(zhèn)老街的，人家馬上躲開的。也有怕惹是生非的，沒什么事，問兩句話沒說，給我一頓打，就是這樣的。關于學習么，在我們那個年代，不存在什么學習與不學習，那時候讀書就是混日子，我該玩的就玩了，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耽誤了很多時間。

流氓嘛，應該說我們在學校里還是有，上課上得好好的，突然之間拿刀子就動起來，就捅了。比方說有什么事情了，你在背后說我了，或者報告老師了，他知道以后上去拿刀就捅了。一捅事情大了，學校全不上課了嘛，這個人清出來，到操場講臺上面批斗，就是這樣的。動不動就打，動不動就打，經(jīng)常聽到。那時候基本上沒怎么上課，也不考試嘛，考試也是一個班級的，做做就可以了。一直到中學畢業(yè)，也沒有升級也沒有留級。就是一天下來，反正一級級升上去了，一直到畢業(yè)分配工作。

1992年5月，虹鎮(zhèn)老街里在兜售打火機、玩具槍、裸體相片的地攤。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澎湃新聞：家里的住房什么時候開始起了變化？

董毓明：1979年以前我外公的房子是私房。我記得我爸跟我說的，那時候我爸還在上海，還沒到外地去。原來五幾年滾地籠到了1979年不是刮臺風嘛，夏天就臺風，大雨，暴雨。本身基礎是毛竹片的，爛泥的，一潮濕毛竹不就爛了嘛，房子有點傾斜了，風一刮就傾斜了。區(qū)政府一看下暴雨了就過來視察，一看，這個房子太危險了，要改建。我記得沒拆的時候，樓板上面旁邊一個洞里面都是老鼠，小老鼠。蟑螂，鼻涕蟲那都沒辦法，那時候就這個條件。改造以后是磚瓦結構，用上水泥，房屋的條件就開始好了。造的時候造房子的人跟我們說了要不了幾年你們就要動遷了，當時國家有計劃嘛。

1993年11月，虹鎮(zhèn)老街里的居民。 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過了幾個月就給我們改成磚瓦結構了，兩邊是水泥板，算是高平房。平房最高的地方搭成小閣樓。上面只有7個平方，只能放一張床，多一點就沒地方了。所以，政府給造好以后，當時搭了一半閣樓，我自己又搭了。那個時候沒材料，買木頭都要計劃的，很難買的。買纖維板根本沒地方買的。所以，以前拆下來的那個房子的毛竹，我用樓板藏起來了，后面再搭就用上了。一直住到我結婚以后，結婚就住上面，下面是外公外婆，我們住在樓上。因為沒房子沒地方住，有一間房子算不錯的了，就一直混到我們買房子（從虹鎮(zhèn)老街）出來。

1996年8月，高處遠眺虹鎮(zhèn)老街。 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澎湃新聞：住在虹鎮(zhèn)老街的人很多都是幾十年的鄰居，那鄰里關系是怎么樣的呢？

董毓明：我覺得我們鄰居關系都相當好，相當密切。大家經(jīng)常會串門、打招呼。比方說我們小時候隨便隔壁鄰居誰家有什么事，有什么困難大家都會幫的。誰家過生日都會發(fā)面，一碗面，放點大排，放點蝦，每戶鄰居都送上一碗。那時候的人情觀念跟現(xiàn)在的觀念好像完全變了。以前地方小嘛，家里燒塊肉，或者燒魚，隔壁鄰居說哎誰家燒的肉這么香呢？甚至到你家看一看燒的東西，這個好啊。很有人情味。

以前魚，蛋，蝦都要憑票，計劃經(jīng)濟。即使有錢，你想吃肉吃魚都吃不上，沒票買。因為那時候資源少，人口也多。我們每個季度都要發(fā)購糧證還有煤球卡，拿購糧證領這些東西。要是丟了的話連飯都沒得吃，特別是糧票，很緊張。除非做重勞力的有43斤，一般文職坐辦公室的就29斤，稍微重一點就三十幾斤口糧，你算一下一天就一斤多點，而且那時候人的飯量很大。我記得小時候別說有菜了，就是沒菜都能吃兩碗，你現(xiàn)在叫我一天吃兩碗我都吃不下去。那會兒沒油水，就吃點蔬菜。有點蔬菜還不錯呢，像隔壁鄰居家里有七個子女，只有父親工作，母親沒辦法要把孩子養(yǎng)活，就早上起來拿一個籃子到菜場去撿菜葉子燒著吃，想想是非常苦。

1992年10月，虹鎮(zhèn)老街上，孩子們在一起閱讀。 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澎湃新聞：中間有沒有機會搬走？

董毓明：買了房子以后過了幾年，到2005年兒子大學畢業(yè)，2012年他要成家立業(yè)了，我們的房子就給兒子結婚。我們買了新房子以后，虹鎮(zhèn)老街的老房子就借給人家了，沒動遷嘛。而且確實因為衛(wèi)生各種情況實在沒法再住回去了，所以我們在兒子附近借了房子。我孫子也是在我們借的房子里面成長大的。到了2015年，國家政策下來了要動遷了，動遷以后我們第一批拿了房子，分到寶山。一共分了三套，其中有一套房子是我舅舅和我的表弟的。

董毓明的兒子在虹鎮(zhèn)老街舊屋的童年留影。 張洪斌 圖

澎湃新聞：在虹鎮(zhèn)老街有沒有什么特別有趣的事情，現(xiàn)在想起來都很難忘？

董毓明：那有趣的事情還是很多的。我記得好像是1980年左右有錄音機的。上海剛出來的錄音機最時髦的時候，最流行小飯盒，日本的，單卡的，插進去的。那時候我工作了，我也好奇，人家有我也想買，但是外公外婆不認可。當時買一個要兩百塊錢，一個月工資就十幾塊錢、二十幾塊錢，頂多頂多三十幾塊。以后出來一個單喇叭的，就是國產單喇叭就出來了。那時候我就跟我外婆說，我想買一個錄音機，我錢不夠你給我一點好嗎？我說我自己有一點你給我添一點。外婆說好的，結果我買回來被外公罵了，這多少錢？買這個東西干什么？那時候放的唱片挺流行的，鄧麗君還有張帝這些唱片，我買回來他們起勁了，鄰居都來聽。當時覺得自己很拽的，拿著錄音機就在外面到處跑，就這種感覺。當時我還放，鄰居都圍過來到家來聽，好聽好聽。

到后面就是電視機了嘛，九寸的。以前我們有自來水供水站嘛，放在供水站臺上面給大家看。當時夏天拿著排隊，還沒開始放就排隊了。這些都印象很深的，一個時代的記號。

1994年3月，虹鎮(zhèn)老街居民們的日常娛樂生活。 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圖

董毓明鄭春花夫婦現(xiàn)在的家在寶山顧村某小區(qū)的17層，可以遠遠地看見四周圍的房子、商業(yè)建筑越起越多、越起越高。老兩口保持著自己的節(jié)奏，每天堅持鍛煉身體，周末帶好小孫子，“現(xiàn)在一毛錢什么都買不上，變化太大了，以前收入多少？我們剛工作的時候我記得我1983年工作的時候學徒工只有十七塊八毛四，要學三年徒，第二年是十九塊八毛四，第三年才拿三十六塊。那現(xiàn)在的孩子，我的兒子剛工作就拿兩三千。到現(xiàn)在工資逐步逐步增加，四五千，五六千，現(xiàn)在拿了幾萬，我的兒子、媳婦兒工作也挺好的，收入也不錯。所以我們很滿足，感謝政府。”

2018年5月，董毓明和夫人鄭春花在家中休息。 張洪斌 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