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雪峰是五名被告人之一，2004年無罪獲釋。 本文圖片 北青深一度微信公眾號

被無罪釋放已經14年了，車雪峰常在半夜驚醒。睡夢中，弟弟車超渾身是傷，哭著說自己也是冤枉的。窗外漆黑一團，車雪峰坐起身，破口大罵起來。

18年前，車氏兄弟卷入了一樁奸殺案。2000年1月17日，安徽省渦陽縣城關鎮趙樓村，16歲女學生王某琳被人殺害。半年后，警方偵查認定，王某琳的鄰居車氏兄弟、車雪峰的表弟李勇、車雪峰的戰友荊獻柱4人有重大作案嫌疑，車雪峰的母謝廣英則涉嫌偽證罪。

當時，車超的新婚妻子王俠懷孕有4個月。娘家人無數次勸她，把腹中胎兒打掉，一切重新開始。在看守所會見時，車超也狠下心說，“有合適的，你再找吧。”王俠沒有聽從那些勸告，她等了18年： “我就不信他能干出這種事。”

這起案件中， 5人涉案入獄，歷經3次改判。2004年6月，安徽省高院終審判決車超、李勇均構成強奸罪和故意殺人罪，分別判處死緩和無期徒刑，車雪峰、荊獻柱則無罪獲釋。

至今，在獄中服刑的車超和李勇仍在申訴。北青深一度了解到，對此案，安徽高院近日已正式立案復查。

車超在獄中寫的申訴書。

案發半年后才破案

車超案的發生距今已有18年。

2000年1月18日，渦陽縣城關鎮朱樓居委會趙樓居民組王福軍報案稱，當天早晨7點多鐘，村民朱福林發現，她婆婆門前有一女孩尸體。兩件毛衣從下拉過頭頂套著頭，褲子脫至膝蓋，下半身裸露在外，身上滿是白霜。

據現場勘查記錄，該村向北的南北大路距離紫光橋約300米處，有多處盤蹬和拖拉痕跡，拖痕旁邊有兩行足跡，腳印旁遺有一作業本、一只手套和一只女鞋。尸體向南80米處磚堆南邊，有一件花棉襖和一件紅色罩衣，警方還在現場提取了半塊帶血的磚頭。

村民王繼華說，其女王某琳1月17日下午1點多去上學，至次日一直未回。警方事后證實，死去的女孩就是王某琳。經渦陽縣公安局法醫鑒定，王某琳系鈍器造成的顱腦損傷死亡。

車雪峰跟王繼華是鄰居。車雪峰回憶，消息傳來，王家人癱倒在地，哭作一團，場面讓人心酸。莊上死了人，而且還是鄰居，他也感到悲傷。

第二天，車雪峰沒有照常去鎮地稅局上班，他和父親及弟弟車超作為車家的3個男丁，幫王家人抬棺材，料理后事。“我那時怎么也沒想到，一夜之間，幾家人命運全部要改變了。”

寓意吉祥的紫光橋附近發生命案，一時間成為街談巷議的黑色話題。很快，渦陽縣公安局成立1?17專案組，在全村摸底排查嫌疑人。

最初的偵查并不順利，摸排的線索被依次排除。半年后，案件仍未告破，陷入久拖難決的境地。

當年7月，恰逢中考，王某琳所在的渦陽三中師生意見很大。縣公安局又組成新的專案組，責令限期破案。

村民王英告訴北青深一度記者，案件遲遲未破，王家人心里也很急切。有一次，她曾陪王某琳的嬸嬸去閘北找算命先生。“當時只說在西南方向，沒有其他信息。”

車雪峰說，死者親屬把王家西南方的住戶排查了一遍，除去老弱病幼和已婚的，推算下來就算到了車超頭上。當時，車超22周歲，男性，案發時即將結婚，獨自住在新房。車超就這樣成了犯罪嫌疑人。

之后，車雪峰及其表弟李勇、戰友荊獻柱也被警方帶走。

2001年12月，亳州市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車超等四人當晚在車雪峰家喝酒。車超與李勇提前離席，巧遇放學歸來的王某琳，兩人遂生歹念，將其拖至村北正欲施暴，車雪峰送荊獻柱回家后也來到這里。

之后，車雪峰在一旁望風，另外三人先后對王某琳實施奸淫。后王某琳醒來往南跑去，被四人追上，用磚猛砸頭部導致死亡。四人很快逃離現場，并約定誰也不許咬誰。

亳州中院的判決認為，車超和荊獻柱均構成強奸罪和故意殺人罪，分別判處死刑。李勇由于案發時未成年，從輕處罰，與車雪峰一同被判處無期徒刑。此外，車母謝廣英因“隱瞞當晚四人在家喝酒吃飯的事實情節”，被以偽證罪判刑兩年。

當年的案發現場原地現在已經蓋起了房子。

“堅決的無罪辯護”

回憶起10余年前的辦案經歷，70歲的王冀生律師仍然耿耿于懷。

作為車超的辯護律師，王冀生一開始就進行了“堅決的無罪辯護”。“此案事實不清，疑點太多，且證據不足。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兒。”

幾十年職業生涯中，她代理的案子幾乎沒有輸過。這一次，王冀生也是信心滿滿，她發現辦案人員所謂的“鐵案證據”破綻百出。

例如，針對一審時辦案人員所出示的《測謊儀報告書》，王冀生指出，最高人民檢察院有規定，不能將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此后，在案件重審時，公訴方主動撤回了該項證據。

兩份《警犬鑒定意見書》也顯得可疑。案發不久，辦案人員曾兩次將適齡男性村民的溴物（含車超的）送到警犬基地鑒定，均未能據此確定嫌疑人身份。半年后，車超被拘，警犬基地突然出具兩份鑒定報告稱，警犬對車超的溴物反應比較明顯。

半年后才拿出的這份鑒定報告，經不起兩次開庭時王冀生的質證，第三次開庭時也被公訴方撤回。

王冀生說，第一次一審庭審結束時，審判長說：“經過法庭辯論，我對這個案子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但我不能當庭判決，還需要向審委會匯報。”她內心一喜：“顯然他們也知道這案子里頭有冤情。”但判決結果卻與預期大相徑庭，“兩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所有人都傻眼了。”

有律師問王冀生：如果他們拿不出錢了，還要不要幫著繼續做下去？”

王冀生毫不猶豫：“當然得接著做。”

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4個月后，安徽省高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亳州中院重新審判。重審后，5個人的罪名沒有變化，唯一區別是將荊獻柱的死刑改為死緩，其他人的刑期和第一次一審的結果一樣。

五名被告人又一次上訴。

車超的妻子王俠等了18年，她堅信丈夫是清白的。

“滿臉是血被人抬進監室”

在上訴材料中，車超和李勇稱，辦案人員對他們進行嚴重的刑訊逼供：“打過之后，用銬子吊在鋼管上，頭頂墻，腳勉強著地。吊打時，暈死過去好幾回。”

車超和李勇稱，辦案人員還要求他們把衣服脫光，用電棍打生殖器、頭、臉、手、腳等。

李勇的父親李士明說，會見兒子時，看到他的胳膊至今粗細不一，頭上還有縫合的疤痕。

剛剛進入看守所時，車超和周繼坤同住在渦陽縣看守所第110號監室。1997年，周繼坤等渦陽縣周姓五人卷入一樁命案，周繼坤是第一被告人。這樁案件被稱為“五周殺人案”，于今年4月11日平反。

改判無罪獲釋后的第三天，周繼坤就找到車家人說：“有辦案人員，既參與了‘五周殺人案’刑訊逼供，也對車超進行了迫害。”

周繼坤告訴北青深一度記者，他親眼看到車超滿臉是血被人抬進監室，嘴巴紅腫充血，無法進食，周繼坤只能用勺子給他喂水。

針對被指刑訊逼供，辦案人員曾出具說明予以否認。但車超、李勇、車雪峰、荊獻柱4人被曾被鑒定出輕微傷，辦案人員的說法無法作出合理解釋。

在申訴材料里，車超還寫道，他遭遇一位女警察的誘供。對方每天給他送飯，說會對他像親兒子一樣。2000年9月22日，車超在一張團結牌煙盒紙上給家人寫信，說認了個對他很好的干媽。

同時，車超還讓父母承認，事發當晚，車超和哥哥車雪峰、表弟李勇、荊獻柱一起在家里吃飯喝酒一事。“我和高子、哥、主（柱）子在2000年17日晚喝酒的事，你們要成（承）認。不要不說，只有這樣，才能救我們。”

為了增強可信度，辦案人員甚至將女警察為車超買的衣服和信一道，通過村民賈光獻輾轉交到車家。

賈光獻回憶，信是用兩種顏色的筆寫的，衣服是一條嶄新的藍色的牛仔褲。“我當時不知道這會讓他們陷入圈套，我很后悔，愿意為此作證。”

北青深一度記者從知情人處得到一份該女警察寫的情況說明，其稱，辦案人員讓她告訴車超，“不要來回翻供，即使承認了也就判個五六年”。她覺得這個孩子蠻懂事的，自己是在幫助他。

李勇的申訴材料稱：“車超跟我說，你承認吧，你不承認我們倆天天都得挨打。他還說，你爸媽被他們關起來了，你要是承認了，就放了你爸媽。當時聽了這話，又是挨打得受不住了，我就聽車超的話，讓車超講一句，我學一句。”

李士明回憶，事發當晚兒子在家吃了飯，一家人看完渦陽縣電視臺三頻道的《家族風云》和《食神》，就回房間睡覺了。“本來沒李勇的事，車超亂咬人。那之后，我和他爸爸慪氣，兩家本是親戚，之后不再來往。”

而車雪峰對弟弟的“亂咬”表示理解：“我們后來被抓進去也認過罪，辦案人員刑訊逼供太狠了，沒辦法。”

車超就之前作出有罪供述寫信向家人致歉。

安徽高院立案復查

車超等人第二次上訴后，安徽省高院于2003年10月，再一次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一審判決，將案件發回亳州中院重審。

2004年4月，亳州中院在第三次一審之后作出宣判。在定罪證據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判決書宣告荊獻柱、車雪峰兩人無罪，理由是“只有被告的供述而無其他證據佐證”，車超仍然被判處死刑，李勇為無期徒刑。

被告人上訴后，2004年6月，安徽省高院宣判，改判車超為死緩，其他人不變。判決生效后，車超和李勇轉入監獄服刑，荊獻柱、車雪峰則得以離開看守所。

無罪得釋的車雪峰忿忿不平：“依照四人的有罪供述，判了兩人有罪，不是很可笑嗎？相差如此之大，口供還能作證據用嗎？”

為了替弟弟車超和表弟李勇喊冤，車雪峰說，他寄出的申訴書“用五菱車一車都拉不完”。想起一件事記不清細節時，他急得一會兒起身，一會兒以拳擊頭。

王冀生目前沒有代理車超案的申訴工作，在談到這樁案件時，她指出本案的定罪證據之一李勇的《足跡檢驗鑒定書》有問題。

此前，在代理這樁案件的過程中，為了給家屬省錢，王冀生曾退掉賓館，住到李勇家中。她借機觀察過李勇平時穿的鞋，“那孩子腳不大，走路時兩只腳向內偏，導致鞋子后跟內側磨損嚴重。”而案卷中，對李勇的《足跡檢驗鑒定書》卻描述為：李勇走路特征是后跟外側用力。

揪住足跡鑒定問題，王冀生提出質疑：北側足跡認定是車超的，長度為28.5cm或29.5cm，47碼以上的鞋，而車超穿39碼的鞋。但法院判決認為，足跡鑒定反映的是足跡遺留人的步伐的特定性，“兩者不矛盾”。

據車超和李勇的申訴材料，專案組用于模擬比對的鞋子比腳大了很多，只能采用“小腳穿大鞋”的方式，讓他們穿上塞了紙的鞋子進行模擬比對。

案卷中，對李勇足跡進行鑒定的鑒定人王清舉稱：足跡的鞋碼尺寸不影響對人的個體認定。一份辦案機關內部文件對此提出質疑，“既然現場作案人的鞋碼尺寸不影響對人的個體認定，那么，渦陽警方為搜尋與作案現場相似的鞋子而費盡周折，豈不令人費解？”

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王清舉也承認，足跡鑒定技術存在一定問題，“尚未建立龐大的數據庫，使得足跡鑒定的唯一性無從考證。”公開資料顯示，在多起刑事案件中，王清舉所做的足跡鑒定已被推翻。

四川律師張柄堯是在今年參與到案件的申訴工作的，他同樣認為，本案中的足跡鑒定不能成為定案依據。

張柄堯介紹，足跡鑒定主要有三種方法。第一種是利用警犬對嗅源進行鑒定；第二種是行走步伐特征鑒定，即根據現場足跡和嫌疑人足跡所反映的步伐習慣特征進行比較檢驗，由此得出現場足跡是否為嫌疑人所留。第三種則根據鞋的花紋類型、磨痕特點等，對鞋子是否為作案現場的鞋子進行同一認定。

張柄堯說，一般而言，第三種方法能夠解決同一性問題，可以作為定案依據。前兩種則存在主觀性。本案所采用的鑒定方法主要為第二種，這種鑒定方法不同于指紋、DNA等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特征，只能為偵查指明方向，不能作為主要的定案依據使用。

張柄堯認為，此案還存在諸多疑點。本案被確認為強奸甚至輪奸，但公安機關作出的《刑事科學技術鑒定書》卻稱死者處女膜無明顯破損，被害人體內無精液、其他分泌物等體液生物特征，并且，死者體表、衣服和兇器磚塊上，均未提取到車超和李勇的指紋、血跡、體液、毛發等。

北青深一度了解到，針對車超等人的申訴，安徽高院已正式立案復查。張柄堯介紹，他從安徽省高院獲悉，目前該院負責復查工作的法官已確定，目前辦案人員正按程序向亳州中院調閱卷宗。

（原題為《安徽高院復查18年前奸殺案：涉案5人有2人已無罪獲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