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可能是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專利，并且大多數時候，人們就像看見括號就希望在里面填上文字一樣，企圖為每個問題找到一個恰如其分的答案，如果這個答案是唯一的，那么就更能符合人們追求簡潔真理的一種天性。

正是這種天性，推動了千百年來人類不斷的向前進步，但這過程中，依然有很多問題成為遺珠，盡管耗盡無數聰明才智，依然無法得到那個讓人滿意的答案，這其中，最讓人頭疼的，就是那個人人都能說上一句，但永遠無法真正達成共識的——人生的意義究竟如何。

這個問題當中，對于什么是人生，大多數人腦海中似乎都能有一個相近的設想，關鍵的分歧，就還是在“意義”上，那么要想破解這個難題，肯定要先從搞清楚什么是意義入手了。

試圖搞清楚“意義”的時候，我們往往會遇到一堵自指的墻，也就是我們要搞清楚“意義”的“意義”，這就會讓我們陷入到一個無限下墜的螺旋圈套當中，這個問題就好比是問“誰是誰”一樣，永遠讓人難以琢磨。

好在中文中還有個“意義”的兄弟，姑且可以讓我們不至于馬上撞墻，于是問題可以變成“意義”的“意思”是什么，或反過來“意思”的“意義”是什么也可以。

在日常的對話中，如果一個人說了一句話，另一個人問“你的意思是？”那么說話的人往往會用另一種方式將他之前說過的話重新說一遍，也就是用另一些詞語組成的話解釋一下剛剛的那句話。

結構主義的開創者列維-斯特勞斯在《神話與意義》中有一段精妙的描述：意義（meaning）這個詞很有可能是整套語言里，意義最難尋獲的一個詞。“意思是”（to mean）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覺得我們可以給的唯一答案，似乎是，“意思是”代表一種能把任何資料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的能力。所謂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我并不是指法文或者德文圍堰，而是在不同層次上用別的文字重新說出來。

這就好比我們在學習母語的時候，當遇到生僻詞時，就去查字典，字典能夠給出一個詞的意思，其方法就是用另一些詞為其做出解釋。亦或是我們學習另外一種語言時，翻譯字典的作用就是用母語的一套詞，解釋一個外語單詞。

這看似沒什么大不了的，誰不是這么一路學習過來的？但如果將這個習以為常的現象陌生化，并追尋其本質的時候，就會發現當我們追問“意思”是什么的時候，就已經預設了一個前提，或者說預設了一個期待，即我們認為一個詞，或一個句子、一段話，可以用另外一個詞或一個句子、一段話說出來，并保持某些東西不變。

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洞察，也許會成為將我們領向最終的答案的關鍵。如果用更加精細的詞匯進行區分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得出如下結論，即當我們問“意思”的時候，就代表了我們認為很多不同的表達是具有同樣的效果的，而在這些表達的背后，蘊含著一個穩定的、不變的秩序，可以將其稱之為“意義”。

遺憾的是，“意義”在大多數時候是無法言說的，它只能通過一些可以互相替換的可以言說的“意思”來表達。

就好比是當一個人另一個人，“你是什么意思”的時候，他所期望的并不是另一個人再說一遍或者用另一些話解釋，而是期待著這些話背后的那個真正“意義”，但另一個人卻無法說出那個“意義”，只能通過一些不同樣的話語來傳達。

愛因斯坦曾經說，好的問題往往比答案更重要。這句話的一種解釋就是，一個好的問題往往就蘊藏著回答問題的條件，即人們發現問題的時候，會一并發現問題的前提條件，只不過很多時候前提條件被隱藏了。就好比當我們問一個詞的意思的時候，我們默認的是這種意思可以有另一種語言的表達方式。

是該回到最初的問題的時候了。

經過這一番探索，將剛才的結論適用到“人生的意義是什么”的時候，就會發現，這個提問同樣省略掉了它的前提——人生可以有很多種表達方式，它們應該就是人生的意思，并且它們之間雖然各有不同，但效力是相同的。

同時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指向的就是蘊藏在人生的不同的意思表達形式背后的那個終極秩序，那種不能用語言描述，只能意會的一種東西。而這種意會也只能在每個人的心中。

?所以當我們問出“人生的意義究竟如何”時，我們其實是在陳述一個事實——人生有多重的表達方式，其背后的真義往往需要度過人生的人去自行體會。這可能就是這個問題的究極答案，當我們樂于相信人生有意義的時候，我們就會樂于承認人生的多樣性，以及在這個多樣性的基礎上，個人的選擇自由以及在這個選擇之后體驗的豐富和價值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