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后期啟動改革后，中國經歷了將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長，從一個人口規模超大的赤貧經濟體轉變為一個上中等收入國家。如何理解這些年來中國高速增長模式形成的邏輯及其政治經濟學背景？為什么這個模式在推動相當長時期高增長的同時又引發了經濟、社會、環境的多維度失衡？如何理解政府為應對這些失衡推動的各類宏觀調控和微觀干預的邏輯及后果？ 在當前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如果繼續推動改革，又該有哪些必須的舉措？ 

就上述問題，我們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教授陶然。陶然的研究專注于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的多個相關領域，包括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型與增長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和戶籍改革、地方治理及公共財政等。 

關于未來的改革路徑，陶然認為，首先必須打破上游國企、國有金融、城市商住用地供應領域的行政性壟斷，有效降低民營企業的生產成本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居住成本。在此基礎上，再逐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推動加大征地成本、集約利用存量低效用地、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城市土地改革，推動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戶籍改革和有效保護勞工、環境的社會和生態治理體制改革。只有通過以上結構性改革建立一個良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平衡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國才有可能扭轉日益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降低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最終實現以國內循環為主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和高質量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教授陶然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政治經濟學邏輯

澎湃新聞：你認為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和國民財富的主要來源是包括外資在內的民營制造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的民營消費品制造業大發展。那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作用體現在哪里？有觀點認為，正是我們的國企和央企，不惜成本主動去參與到一些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民企發展提供了基本的產品和服務，你怎么看？ 

陶然：中國現有增長模式肇始于1990年代上半期。1990年代早期，為突破當時中國面臨的經濟困局，從廣東開始，中國加大了針對包括港臺資本在內的“華僑資本”招引力度，通過各種特殊待遇（如加工企業稅費減免）來招商引資并促進出口。在各種優惠政策和便宜勞工等條件的吸引下，原來分布在臺港等地的全球價值鏈的加工組裝環節快速移動到內地沿海，逐步形成了加工出口生產網絡的大規模群聚。

1990年代中期前后，內地沿海地區以滿足國內消費品需求為主的地方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卻因產能嚴重過剩出現大面積虧損，從而引發地方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破產、重組、改制。不少沿海地方政府逐漸轉向以吸引外資、吸引出口導向且更具流動性的民營制造業投資為主。這一階段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不僅有更大的流動性，也更有依據地方優惠條件來選擇生產區位的主動權。在過去25年中，工業開發區建設熱潮首先從蘇南地區開始，逐步延伸到東部沿海其他城市，2005年前后向中部地區擴散，2009年大規模宏觀刺激后進一步席卷到廣大西部地區。

我這里要特別強調“國內逐底式競爭”招商引資所積累產能的去處問題，因為這涉及到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來源。答案非常明確，就是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的龐大國際消費品市場。如果沒有足夠大的市場消化這些產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將沒有太大意義。

1990年代也正是日韓與中國臺港等地先行經濟體相對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生產環節，因成本上升而選擇外遷的時代。中國內地則在一般消費品嚴重過剩的背景下選擇了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發展策略。主要是結合本國的便宜土地、豐富勞動力、低門檻的勞工與環境保護政策全力吸引外資，尤其是相鄰東亞經濟體的投資，利用后者掌握的技術和國際市場渠道，中國實現了出口增長的奇跡。

這些東亞先行經濟體來華投資企業原來就掌握了國際市場，尤其是發達國家消費品市場的相當份額，來華投資則進一步降低了生產成本，甚至還有效地擴大了國際市場份額。這里還要強調，2001年中國加入WTO也進一步使中國迅速成為一個全面外向型的經濟體。自此，全球消費品市場對華基本上實現了全面開放，中國制造的消費品可以按最惠國關稅進入164個WTO成員國市場。

此一時期，中國逐步成為了全球勞動密集型乃至部分污染密集型產業/產業鏈環節的“投資天堂”。除地緣因素外，主要還是因為中國能全面推動其他欠發達經濟體難以推動的“國際和國內兩層逐底式競爭”：即中央政府以抑制匯率升值、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組合拳進行“國際逐底式競爭”，而地方政府則通過降低勞工待遇、放松環保管制和壓低工業地價等多種方式推動“國內逐底式競爭”。外資和國外技術加持的國際、國內雙層逐底競爭，使得中國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國際消費品市場的“吃飽占滿”，才帶來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二個黃金增長期。以上討論其實就回答了你所說的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關于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在上游制造業（能源、原材料以及部分高端裝備部門）和非金融高端服務業（電信、交通等）發揮的作用問題，大家可以從我的新著《人地之間》一書中提出的“三二一”分析框架（見上圖）來觀察。這個框架意在表明，在現有增長模式下，國有銀行、上游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分別保持了“金融部門、上游制造業與非金融高端服務業、城市商住用地三領域行政性壟斷”；與此同時，中央和地方政府強力推動了“國際和國內兩層逐底式競爭”，通過有效降低中國制造業產品的生產成本和國際市場價格，有力地支持了“出口導向型非公有制企業的一類市場化競爭”，造就了中國制造業產品在全球消費品市場，尤其是發達經濟體消費品市場的強大國際競爭力，也同時實現了本世紀以來持續的大規模出口創匯和高額貿易順差，并在中國特有的外匯兌換體制下累積了巨額外匯儲備。 

澎湃新聞：如你所說，中國過去二十多年增長模式，其中關鍵一環是“國內和國際逐底式競爭”。這兩類競爭是否就是我們常說的政府的產業政策？ 

陶然： 這兩類競爭可以看成為廣義的產業政策，但同樣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我們完全可以把中國的產業政策跟東亞早期發展型經濟體，比如日韓及中國臺灣的情況對比來看。應該說，在抑制勞工、壓低（存貸款）利率、出口退稅、壓低本幣匯率等方面，中國的政策實踐與早期“東亞發展型經濟體”基本上如出一轍，但仍然存在關鍵差別：就是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制造業外資的政策極端友好及出口對外資企業存在高度依賴。

觀察日韓及中國臺灣這些經濟體在相應發展階段，外資企業占比都很小，很多本土企業則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有效掌握了相應的技術，并具備了較強的產業升級能力，這是因為這些東亞先行經濟體在推動產業出口導向之前，一般都有一個通過關稅、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土民營企業并通過國內市場競爭加速實現進口替代，然后再通過優惠信貸和出口退稅、補貼等政策培育國際競爭力的階段。兩階段的產業政策前后承接，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實現了一波又一波的產業升級和經濟躍進。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內地在1990年代早中期極力推動外向型經濟發展時，絕大部分本土民營企業還沒有掌握足夠的質量標準、技術實力和國際營銷渠道去占領國際主流消費品市場，而只能通過吸引來自先行經濟體產業鏈的低附加值環節來華投資完成出口創匯。實際上，中國很多出口導向型產業的發展模式一般是作為主導企業的跨國公司有效掌握知名品牌和關鍵技術，甚至還掌握市場批發和零售網絡。全球時尚品牌廠商的渠道行銷到全球市場，而其產品設計、標準制定、分銷和零售都由跨國主導企業完成；即使是諸如個人電腦、數碼相機、智能手機以及手持平板電腦類的信息與通信高技術產品，中國的企業也主要是選擇價值鏈上技術要求較低或最終制成品組裝類的低附加值工作，取得小部分增加值。

過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中，制造業生產開始出現所謂的“模塊化”趨勢，即高科技產品的不同功能部件可獨立設計并在不同地點生產，最后集中到相對成本最低的國家組裝。這就有效推動了中國外向型經濟從早期的“三來一補”模式逐步發展到高度依賴加工出口（即利用進口零部件組裝產品出口）高科技產品，或以跨國公司供應商身份進入買方（批發和零售商）主導價值鏈，以貼牌生產進入國際市場的產業鏈模塊化生產模式。于是，中國在研發設計、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較低投入的情況下，實現了制造業出口增長的奇跡。

現在看來，從很多發展中國家進口部分能源、原材料，再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土地乃至生態環境優勢推動制造業生產，最終出口到歐美等市場，很多中國企業的角色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認識到國際市場對中國的大規模開放是我們在現有模式下取得快速成長的關鍵所在，而與日韓、中國臺灣相比，中國大陸企業整體而言技術附加值較低，本土原創能力更為薄弱，那么在目前全球化重新站隊的背景下，中國的壓力就非常大。

有人會說，中國高速增長中存在大國規模效應，這不僅反映在近十幾年以來快速成長的各個頭部平臺企業上，也反映在中國制造業各門類的產業鏈建設上。但對這一點，我認為不應該過度強調，更不能因此低估中國經濟未來所面臨的風險。應該說，相比于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相應發展階段，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學習效應和技術外溢效應仍然存在明顯差距，尤其是近年來被卡脖子的行業，差距還要更大。

傳統的“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之所以能成功實現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與其在集權政治下領導者為追求經濟增長和稅收最大化所采取的政策緊密相關。為什么我在《人地之間》要提出“中國模式是東亞模式的極端版本”，這是因為相對于全世界平均水平來說，東亞模式是投資過高，過度依賴出口，國內消費占比過低的典型；而中國增長模式下的投資率更高，國內消費占比更低。雖然中國對出口的依賴度并沒有比日韓及中國臺灣更高，但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顯然是太高了。

在經典的東亞發展模式中，確實存在著政府對金融行業的嚴格管制和對戰略產業私營財閥的資金支持及市場保護（比如日本和韓國），甚至中國臺灣地區還直接壟斷了金融系統并通過公營企業直接緊密控制了一些上游產業。但這些“東亞發展型經濟體”都沒有像中國大陸這樣通過上游國企、銀行和地方政府全面實施“三領域行政性壟斷”，因此在其發展過程中就無需在國內和國際卷入過于激烈的“雙層逐底式競爭”。從每個細分的領域來看，中國和“東亞發展經濟體”之間存在的是“量”而非“質”的差別，但一旦這類“量”的差別在多個領域疊加起來并且形成共振，就可能導致長期發展績效上“質”的不同。 

包容性的國際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提 

澎湃新聞：你提出，正是地方政府通過壓低工業用地價格吸引制造業企業，通過制造業吸引人才和資本來到當地，從而帶來其他產業的增長，這個模式如果起作用，前提條件是什么？近些年，很多中西部地區也想把東部地區的產業遷移到本地，這個模式是否可復制？ 

陶然：前面提到，中國過去25年的快速發展，跟高速全球化、跟全球市場對中國產品的容納，跟國際技術向中國轉移，跟國際資本向中國的投入有重大關系。甚至可以說，中國各個城市的土地財政、土地金融體系能建立起來，沒有“國際逐底式競爭”下的巨額外匯積累及現有匯率體制下人民幣基礎貨幣超發的機制，這個游戲是玩不大的。換句話說，這個模式要繼續下去，必須有一個不斷增大的、包容性的國際市場來消化中國不斷增加的巨量產能。顯然，目前不僅這個前提條件并不存在，而且既有模式也已經帶來了相當激烈的國際貿易沖突。

顯然上述前提條件是不存在的，因此中西部地區大規模復制東部地區的發展模式的前景非常有限。2009年以來，中國的地方政府，包括內地很多原本制造業基礎較弱的市縣，以“土地財政”為基礎，利用地方投融資平臺推動“土地金融”的加杠桿操作，新建和擴建了更多數量、更大面積的工業開發區。在2009年—2013年的5年中，中國以工業用地為絕對主體的工礦倉儲用地出讓總計90.7萬公頃，比2004—2008年的56萬公頃還要高出了62%。如貴州這樣的西部欠發達省份，每個縣都大規模地建設了工業開發區，希望招商引資，還有很多中西部地區進一步新建、擴建了新城區搞房地產，現在開發區、新城區空置，地方債務高企，利息也無力償還的情況屢見不鮮。 

未來改革方向：打破三個壟斷，給民企更大空間 

澎湃新聞：如你所說，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之一是民營企業。現在各級政府都在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你認為哪些舉措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陶然：我們現在經常要講保護民營企業，但中國民營企業并不是一類，應該首先做一個區分。不能一概而論。

三二一模型中的“一類市場化競爭”的民營企業是過去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財富創造者，地方政府也非常清楚這類民營企業是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在激烈的區域競爭壓力下，地方政府自然會保護他們的產權，因此這些企業能否實現順利發展，目前的關鍵還在其市場需求，尤其是國際市場需求是否可以保持旺盛。因此，要真正提振這些民營企業的信心，關鍵還是要搞好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貿關系。如果最后與主要國家的市場出現脫鉤，那企業就很容易跟著供應鏈一起轉移到國外。

第二類民營企業，就是在煤炭、鋼鐵，有色、石油、石化等能源原材料行業、或金融以及房地產開發等國有壟斷性行業或領域中的民營企業。這些行業有相當的準入門檻。

第三類民營企業，是壟斷行業國企在大規模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分包或者購買中間投入品分包的時候，后面往往跟著很多民營企業拿單子，這類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有更強的依附性。

因此我們說要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到底是指哪一類民營企業？ 當然是第一類和第二類， 而且保護他們的方法分別主要是搞好國際經貿關系，打破國有部門的壟斷，打破了壟斷， 第三類民營企業的尋租性行為自然就少了。 

澎湃新聞：你認為三領域行政性壟斷給中國經濟造成了相當的效率損失，未來有效的改革，是要打破三個壟斷，在操作上，是否存在一個改革順序和步驟的問題？

陶然：實際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發后，當時應該做的就是打破前面所說的三個行政性壟斷，打破壟斷才能把民營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下來，把百姓的住房和生活成本降下來，然后再考慮措施逐步扭轉“國際、國內兩層逐底競爭”，最終實現更好的財產權保護，更好的勞工保護及環境保護，以及人民幣的市場化升值。但2008年之后，不僅三個行政性壟斷沒有打破，多輪次財政信貸刺激后泡沫進一步加大了，三類行政性壟斷還進一步強化了。這就導致中國經濟出現了“增長承壓—加杠桿—杠桿上升過快—以宏觀調控及微觀干預控制杠桿—增長再度承壓—再加杠桿—再控制”的循環往復，泡沫吹大之后未來推動更為平衡的市場化改革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盡管如此，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改革的方向仍然是要優先打破三個行政性壟斷，包括推動城鄉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房地產泡沫已經很大的情況下，如果不想再繼續吹大泡沫，就必須通過有效的政策改革措施來想辦法讓泡沫破裂能夠緩一點。國際處理經濟和金融泡沫的經驗和教訓表明，最好在泡沫剛剛起來時，就采取有效措施來防止泡沫吹大，但如果沒有防止住，泡沫吹起來了，那么最好不要主動去刺破泡沫。

經濟和金融泡沫遲早會破裂，但破裂后到底是“滿地雞毛”還是“滿地雞血”，仍然取決于泡沫破裂之前所做的準備以及破裂之后的政策反應。中國經濟到了當前這個階段，要解決問題，仍然需要推動土地、金融和國企的體制改革，想方設法讓泡沫破裂時所引發的震蕩盡可能小一點。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于討論當前中國模式的成因及其后續的改革路徑。具體論述部分可參見陶然教授新書《人地之間：中國增長模式下的城鄉土地改革》。 遼寧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