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對失職家長送達督促監護令。湖北省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部供圖

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并對法定代理人開展親職教育。程珊/攝

今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示范建設典型案例，湖北檢察機關全流程引入社會力量，建立同步評價機制、社會觀護機制、再社會化促進機制的干預和矯治模式引人注目。

來自湖北省人民檢察院的數據顯示：全省檢察機關對涉罪未成年人堅持寬容不縱容、加強教育挽救，近5年來共有249人經考察幫教考上大學。

“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不僅是辦案，更重要的是通過大量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使這些孩子實現自我成長、重新回歸家庭、順利融入社會。”湖北省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部副主任阮雪芹說。

最近，得知陳雨晴正在全力備戰考研，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人民檢察院“丹青·未來”工作室檢察官吳丹丹欣慰不已。

陳雨晴在湖北一所重點高校讀大三，曾是吳丹丹的幫教對象。2019年7月，陳雨晴因一時失足步入歧途。在檢察官的幫助下，陳雨晴迷途知返，被認定附條件不起訴。考察期間，擁有英語專業八級證書的吳丹丹為她補習英語，并在高考前請來專業心理咨詢師為她開展減壓輔導。2020年6月，陳雨晴考出了近600分的好成績。

這起案件雖早已辦結，但幾年來，陳雨晴與吳丹丹一直保持著聯系，有時遇到一些困惑的問題，她會給吳丹丹留言，聽聽建議。

在湖北，陳雨晴的經歷不是個案。

一邊接受檢察考察，一邊認真備考大學

“這件事如果被學校知道了，我會不會被開除”“我還能繼續上學嗎”……

從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5年來，在對涉罪未成年人訊問時，這是吳丹丹最常聽到的話語之一。

案發之初，這也是陳雨晴最擔憂的問題。

2019年7月，讀高二的陳雨晴因學業問題與父母產生矛盾，萌生了想要離家獨立生活的想法。她用調包換取高檔電子產品的方法謀取生活費，但很快被賣方發現并報警。公安機關以涉嫌盜竊罪將陳雨晴移送審查起訴。

接案后，吳丹丹和同事通過審查案卷、開展社會調查等了解到，陳雨晴成績優異、家境良好，平時與同學也相處融洽。在與陳雨晴交流談心時，她淚流滿面，訴說了心中的煩惱。

“似乎在爸媽眼里，我從小就全是缺點，沒有一絲優點……”陳雨晴說，在家里，父母管教嚴格，對她常常批評指責。她很痛苦，又找不到解決辦法。一次與父母劇烈爭吵后，陳雨晴決定“離家出走、想辦法獨立生活”，由于法律意識淡薄，誤入歧途。

案發后，陳雨晴痛悔不已，內心也十分害怕。

基于案件情節輕微，綜合考慮陳雨晴是未成年人、初犯、偶犯，且認罪悔罪態度良好，其父母也積極配合辦案、具備監護條件等因素，檢察官對陳雨晴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同時制定了一套監督考察方案。

陳雨晴十分珍惜這個機會，一邊接受考察，一邊認真備考，不僅通過考察，還在高考中取得優異成績。

湖北省人民檢察院堅持“寬嚴相濟”，數據顯示，2022年，全省檢察機關依法不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630人，不起訴946人，附條件不起訴1025人。

“推一把是少年犯，拉一把成大學生。”阮雪芹介紹說，湖北省檢察機關秉承“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堅持“少捕慎訴少監禁”理念，對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經評估轉化可能性大的未成年人，開展精準幫教。

通過社會調查，檢察機關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性格特點、興趣愛好、接受教育情況、家庭關系、監護幫教條件等，分析其犯罪原因、教育挽救的可能性、社會危險性、再犯可能性等，綜合考量后，協調各方制定個性化的幫教措施，盡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從“一家獨管”走向“社會共管”

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的王振目前正在省內一所高校讀大一，表現良好。此前，他曾誤入歧途。

2021年4月至5月期間，16歲的王振伙同張某某（成年人，已判刑）在縣內某酒店盜竊價值6435元的電腦主機顯卡兩張。案發后，警方另查明，2020年10月至11月，王振伙同甘某某、郭某某等人（均系成年人，已判刑）多次到某超市盜竊飲料，價值1233元。

蘄春縣人民檢察院受理該案后，與司法社工組織一起開展社會調查了解到，王振涉罪主因系交友不慎、父母溺愛。王振歸案后，認罪悔罪態度好，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且系高三學生，符合附條件不起訴條件。檢察院邀請人大代表、人民監督員、值班律師、社區及學校代表召開不公開聽證會，各方一致同意檢察機關意見。

考察期間，在哪里對王振進行幫教？

辦案檢察官陳小磊介紹，針對平時在校在家表現較好、監管條件較好的涉罪未成年人，由檢察機關出具個性化幫教方案，讓其在所在社區、學校或企業接受考察幫教，對涉罪未成年人每周學習法律知識及參加義務勞動時長進行明確規定，并定期開展心理疏導，了解思想動態。

針對屢次違法犯罪、輟學失管的涉罪未成年人，由檢察機關牽頭聯系觀護基地，接受個性化幫教，同時參加公益志愿活動。檢察機關不定時跟蹤探訪，針對發現問題提出改進措施，并適時引入專業心理咨詢和心理輔導。

后來，王振被送入鄰縣紅安縣某未成年人觀護基地。在這里，他接受法治教育，參加勞動實踐、公益服務。檢察官還為他安排了文化課老師補課，備戰高考。

從“一家獨管”走向“社會共管”，檢察機關與教育局、共青團、婦聯、關工委等單位共同努力，幫助王振順利復學升學。

檢察官助理李佳萌介紹，其間，蘄春縣教育局協調保留王振學籍、高考報名；團縣委動員青年司法社工與王振結對；縣婦聯對王振的父母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縣關工委實施法治教育。在多家單位的共同激勵下，王振改過自新，順利考入大學。

阮雪芹介紹，2019年，湖北省人民檢察院與團湖北省委共同簽署《關于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合作框架協議》，推動未檢“專業化辦案”與“社會化保護”的銜接配合，完善未成年人司法救助體系。

截至目前，湖北省檢察機關建立觀護基地87個，考察幫教觀護涉罪未成年人，引入青少年司法社工、心理咨詢師等社會力量參與未檢工作，通過法治教育、心理疏導、就業指導等多方面進行綜合幫教。

未成年人保護是“守護心靈”工程

在宜昌市秭歸縣，因為一起聚眾斗毆案，高二學生楊理茗與同伙落網。經社會調查，檢察官宋俏了解到楊理茗是一名優等生，斗毆系一時沖動。綜合考慮后依法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并進行犯罪記錄封存。

不久，楊理茗步入高三，備戰高考。不捕不訴，不等于“一放了之”。宋俏對其開啟了為期一年的跟蹤幫教。

宋俏到學校回訪，在學校的心理輔導室，查看楊理茗的心理咨詢檔案。經了解，楊理茗上高三后，心理壓力較大，情緒低落。

“自從那件事情后，我就害怕其他同學知道，總覺得他們在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不想被區別對待。”楊理茗告訴宋俏。

宋俏注意到，楊理茗與人交談時眼神閃躲，極不自信。為幫他真正走出心理陰影，重拾對學習生活的信心，宋俏給楊理茗推薦了幾本書，并一起交流讀后感。在一次次輕松、深入的溝通交流中，楊理茗變得開朗起來。

同時，宋俏與楊理茗的班主任、心理輔導師、家長共同組成“幫教小組”，建立專門檔案，針對其心理壓力、情緒管理、人際交往等方面，“量身定制”幫教方案，包括如何正確與父母相處、定期接受心理輔導、職業規劃教育等。高考前夕，楊理茗從往事的陰影中走出來，并被一所高校錄取。

受到精準幫扶的不止楊理茗。

如今備戰考研，陳雨晴仍不時想起高考備考時，吳丹丹教給她的“如何利用艾賓浩斯記憶曲線的記憶規律背誦英語單詞”的學習方法，還有那封近2000字的手寫信。高考中，陳雨晴英語取得“個人史上最好成績”。

2020年7月23日，高考成績出來當天，收到陳雨晴報喜的當天，吳丹丹給陳雨晴寫下了一封信。第二天，吳丹丹和同事為陳雨晴舉行了不起訴的宣布教育儀式，并交給她這封信。她希望陳雨晴“不畏將來，不念過往”，將這件事封存心底開始新的人生。同時告訴她，“放下不等于遺忘，如果哪天再次走在人生懸崖邊上，希望這次的教訓能提醒你懸崖勒馬”。

對陳雨晴的幫教并未就此止步。高考結束后，在檢察官的安排下，陳雨晴參與了武漢市青山區青宮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舉行的志愿者活動，聆聽志愿者抗疫故事，上門慰問孤寡老人，給他們送去生活物資……

陳雨晴說，遇見吳丹丹是一輩子的幸運，在自己人生最迷茫、灰暗的時候，是檢察院干警一直陪伴她、守護她，幫助她圓夢大學，她要帶著感恩、誠實、勇敢的心開啟新的人生。

“辦理好每一起未檢案件，精準幫教每一名涉罪未成年人，是未檢工作的職責和使命，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是一項‘守心’工程。”湖北省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部主任賈秀芳說。

（文中陳雨晴、王振、楊理茗均為化名）

青少年司法社工：為特殊少年按下人生“重啟鍵”

2023年3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共青團中央等共同推動完成的《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范》國家標準（以下簡稱“國標”）發布。這是我國在司法社會工作服務領域第一項國家標準。

“‘國標’在未成年司法領域中，進一步明確了社工參與服務的入場資質，厘清了此前各地政法機關對于司法社工介入的混沌認識。”在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工作系教授熊貴彬看來，“國標”能夠改變之前一些地方對罪錯未成年人在司法分流中“一放了之”的困局，提升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的專業化水平和規范化運作程度。

據最高檢第九檢察廳有關負責人介紹，通過司法社工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治教育、心理疏導和教育矯治等服務，80個示范建設單位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率為4.7%，低于近5年來未成年人再犯率1.2個百分點。檢察人員攜手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累計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幫教服務8.5萬人次，累計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保護救助服務3萬余人次。

“這孩子整天小偷小摸，屢教不改。”13歲時因多次盜竊被行政拘留的趙立，在街坊鄰居眼里是名“慣偷”，16歲時他因伙同別人盜竊電動車被刑事拘留。為了讓趙立自力更生、徹底改掉盜竊惡習，檢察機關對他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并委托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85后司法社工李涵幫教趙立。

2012年，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寫入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罪錯未成年人的挽救、幫扶成為法律制度，司法社工對罪錯少年的評估，是檢察機關決定是否起訴以及法院量刑的重要依據之一。

在李涵的幫助下，趙立被安排在未成年人觀護幫教基地當服務員，歷經8個月的法治教育、心理疏導和教育矯治，趙立順利度過附條件不起訴的幫教期，改掉了偷竊習慣。

趙立只是李涵幫教的眾多未成年人之一。為迷途少年打開一扇窗， 為受害孩子點亮一束光。十余年來，李涵和同事為北京市5000多名未成年人提供違法訓誡、幫教、被害人救助等服務，服務過的未成年人中80%都能復工復學、回歸社會。

司法社工像風箏的線，拽回迷途少年

“第一次拿到3000元工資很開心，對他來說是一筆巨款，能養活自己了。”李涵了解到，趙立之后再沒偷過東西，開始自食其力了。趙立家庭經濟條件差，母親很早因病去世，父親沒有精力、能力管教他。五年級時，趙立被人打傷，他瞞著爸爸輟學離家出走。

“沒人教育他偷東西不對，也沒有人關心他今天吃了什么、睡在哪兒。”輟學后流浪在外的趙立偷了不少生活必需品，李涵稱，“罪錯未成年人出現問題行為的背后，折射出他們與家庭或學校相處不融洽、自我發展與社會要求存在矛盾或沖突。”在對2015至2019年服務過的900個未成年人數據分析統計后，李涵發現，年齡在14-18歲的未成年人中，有超過半數輟學；盜竊占近40%；故意傷害、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占25%以上。

抽煙喝酒泡網吧、聚眾斗毆飆摩托……李涵幫教的另一位罪錯未成年人饒申，是個青春期叛逆型孩子。16歲時，饒申在所謂“大哥”帶領下“混社會”，因與圈內“兄弟”參與斗毆被刑事立案。饒申生活在離異家庭，父親整日酗酒，動輒打罵他，奶奶不聞不問，沉迷麻將。“他在家庭和學校里得不到關懷，只能在另一個群體中尋找行為認同和群體歸屬。”李涵說。

“當這類孩子被關注和理解后，他的情緒會平靜下來，這時再和他交流。”在李涵看來，讓涉罪未成年人轉變為對社會有用、不傷害社會的人，以一種平等姿態建立信任、杜絕說教式溝通尤其重要。

幫教饒申的10個月內，李涵帶他參加了不少活動。在“城市歷奇”實踐探索項目中，社工們帶著這些特殊少年，沿著北京地鐵線到大街小巷徒步、整理共享單車、撿拾垃圾、幫助陌生人等，帶動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這一項目由李涵在2016年發起，至今已開展了400余次。

“我們就像風箏的線，只有讓孩子們適應、回歸社會，才能真正把他們從偏離的軌道‘拽’回來。”李涵還帶著這些孩子到養老院、兒童福利院、臨終關懷醫院等做志愿服務。“別學我做違法犯罪那么傻的事。”當饒申真誠地勸其他同齡孩子不要像他過去一樣時，李涵注意到他在真正蛻變。如今，饒申在一家企業工作，還時常和李涵聯系。

截至目前，全國各級團組織共培育、聯系青少年事務社工23.35萬人，近三成為青少年司法社工，活躍在社會調查、心理疏導等工作一線。

從失控到自控，他們在用心改變

“第一次吸毒在哪里？為什么會染上毒品……”面對辦案人員的詢問，涉毒少年范霖情緒十分低落，始終不肯開口。初次接觸范霖，李涵感受到他的防御心極強，李涵并未追問有關毒品的事，而是和他聊了聊當下能做的事及未來計劃。經過長達一年的幫教，順利度過附條件不起訴的范霖回到老家后，給李涵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后來得知范霖考上大學，李涵很慶幸，“沒有因這件事影響他的一生，相信他以后再不會涉毒了。”

豐富的幫教經歷，讓李涵感受到，涉罪未成年人像是車道上失控的小賽車，從失控到自控，能感受到他們在用心改變，“比如開始考慮找工作，哪怕從兼職開始，開始愿意回家多待一宿等等”。

提及對罪錯未成年人挽救幫扶的目的，李涵認為，一個人出現行為失范，與所處社會關系緊密相關，如果不想辦法把其拉回正軌，反而將其排擠到社會邊緣、任其走到危險角落，會造成更多風險事件。

熊貴彬對此表示認同。他建議，對于涉罪涉法、被侵害和涉入家庭矛盾中的未成年人，青少年司法社工要精準評估其風險因素、需求因素和保護性因素，“可使用評估工具如問卷或量表，社工根據評估結果，精準匹配相應的具體干預策略”。

青少年司法社工扮演“知性慈愛母親”角色

近年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總體上升。5年來，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共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萬人，年均上升3.6%。其中，起訴強奸、猥褻兒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萬人。

李涵曾為一個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于晨提供救助。那是一個暑假，北漂打工的于晨媽媽將12歲女兒接到北京，同居男友趁于晨媽媽不在時，侵害了她，心痛的于晨媽媽找到李涵求助。

“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可能存在恐懼、焦慮等強烈情緒，需要及時開展心理援助，給予關懷與呵護。”在李涵的多次幫助下，于晨慢慢走出心理陰影，開始愿意和身邊的小朋友接觸。李涵為于晨找到了北京一所寄宿制學校，讓她逐步回歸正常生活。

“如果司法體系扮演了‘嚴格公正的父親’角色，青少年司法社工則是‘知性慈愛的母親’角色。”熊貴彬分析說，對因犯罪、被侵害和家庭矛盾而陷入困境的孩子而言，社工需熟知其特性并采取科學專業、合乎情理和實踐理性的行動，給他們帶去溫暖、指引和希望。

“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行動，或許能幫助他們的人生出現轉折。”李涵表示，做這份工作有滿滿的價值感，“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司法社工這個群體，也呼吁更多年輕人加入我們，共同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文中趙立、饒申、范霖、于晨均為化名）

席小華：對未成年人服務型保護應是司法保護的核心追求

日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對話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北京青少年社會工作研究院執行院長席小華，聽她講述“國標”研發過程以及她多年從事青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的感受。

中青報·中青網：作為“國標”起草組主要成員，請您介紹一下“國標”的研發背景是什么？

席小華：“國標”研發背景首要的是基于“需要”。從2021年6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專門規定了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需要社工參與，社工參與有了明確的立法支持。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應采用何種途徑和方式，我們認為服務型保護應是司法保護的核心追求。因為幫助罪錯未成年人調整認知、改善行為，包括鏈接社會支持資源，都需要扎實的社工服務跟進，只有服務做到位了，對孩子的保護才能到位。

另一個背景是“可能”，基于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司法要求，社工服務不到位，也很難實現司法社會工作服務支持體系的建設。近20年來，我國高校司法社會工作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為司法社會工作社會服務開展奠定了良好基礎。近十年來，在國家相關部委，特別是最高檢、團中央等部門的推動下，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不斷走向職業化、專業化，服務系統性更強、服務機制不斷完善、服務體系不斷建立。

中青報·中青網：在您看來，青少年司法社工肩負哪些重任？

席小華：21世紀初，隨著“兒童利益最大化”基本理念的倡導，我國開始出現少年司法社會工作服務，歷經十多年實踐，社會工作逐步成為開展未成年人司法服務的重要力量。在我看來，他們有很多角色，是服務提供者、是心理輔導員、是支持者和治療者，是關系協調者，也是朋友。司法社工服務最核心的目標是助力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和犯罪預防有效推進。值得注意的是，罪錯未成年人的幫扶效果與社工的專業服務能力息息相關，但社工不是萬能的，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等支持。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不成熟、人格尚未定型，容易走上違法犯罪道路，雖然目前我國沒有獨立的少年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但有一些特殊的程序和制度，比如社會調查、附條件不起訴幫教，這些特殊制度也是制定“國標”的基礎，圍繞制度有效落地，開展專業社工服務。

中青報·中青網：您在幫扶罪錯未成年人過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席小華：我曾經接觸的一個案例中，王明（化名）參與販賣毒品，涉嫌犯罪，我們在看守所里對他開展社會調查時，他很坦然地說，“我賣的毒品，是別人自愿買的，我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什么不對”。后來，我們經過了解得知，王明父母早年在外務工，王明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學習跟不上，初中就輟學了。與父母在一起后，也一直無所事事，每日與幾個老鄉的孩子玩耍，這次販毒就是受了周圍人的教唆。

未成年人無論是初次犯罪還是再次犯罪，原因都是非常復雜的。對于罪錯未成年人，明智的方式是消除導致他犯罪的負面社會因素，而不是一味地強調處罰。處罰如果沒有加上有效的教育矯正，很難預防未成年人再犯，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既堅持依法懲戒，又注重教育轉化，力促迷途知返、力阻重新犯罪。

中青報·中青網：目前我國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存在哪些挑戰和難題？

席小華：主要體現在專業人才數量不足、社工質量不穩定、崗位開發不健全、社工的社會保障水平有待提升，這些都是現實挑戰，社會工作在我國的發展時間不長，同時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的發展進程很快，這就導致服務標準不統一、服務規范性不足、服務質量還有待提升。

目前我國社工開展工作的載體主要是社會組織，依靠政府購買服務開展相關工作，政府購買服務不穩定，社工隊伍有時朝不保夕，可能面臨著轉崗，隊伍不穩定，流失率高，也是目前的主要難題。當前，公眾對社工認可度不高，很多人認為社工就是志愿者，其實不然。司法社工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包括法律、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知識，專業水平要求較高。

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體系的建設需要人、財、物多重資源的參與和保障，只有公眾對于這一體系的認可度不斷提升，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和合理的物質支持，這支專業隊伍才能夠長期扎根未成年人保護領域，開展有效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