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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進入初夏，市場上果蔬品類越發豐富。如果留意產地，會發現不少瓜果都來自上海本地。

據《上海市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1-2025年)》，上海本地蔬菜的份額占到了總量的40%。作為一座城鎮化率接近90%的一線城市，達到這個數字，上海城郊都市農業的快速發展功不可沒。

上海9個區縣的蔬菜種植情況。
圖表來源于《基于穩定同位素的上海地產蔬菜種植模式及產地判別》一文，作者：劉星等

都市農業是指地處都市及其延伸地帶，緊密依托并服務于都市的現代農業。由城市的消費需求決定種植方向的都市農業，主要有兩種形態。

一是類似家庭農場，它擁有較為固定的客源——本市城里的市民，往往每周開小型皮卡進城，沿途按照朋友圈中客戶的訂單配送一圈。其他的分銷渠道也包括淘寶等平臺，或者社交媒體，比如微信朋友圈。這類家庭農場由本地居民自行打理農產品生意。它的主理人在當地算是能力出眾的人才，也會雇傭本地農民參與勞作。

這被稱為 “訂單式農業”模式。此類模式下，大城市周邊的農業明顯降低了糧油作物的比例，偏向特種果蔬。果蔬保鮮期短，且大城市差異化消費需求多，新鮮果蔬需求更為強烈，種植成本雖高，收益也高。

第二種是由大平臺主導、農民參與的現代農業，在近年飛速發展。一些頭部企業正參與到訂單式農業的發展中，并通過數字技術重塑區域的農業生產方式與農產品供應鏈。這既包括了阿里、京東、拼多多等互聯網巨頭，也有傳統農業產業龍頭例如首農、北大荒、中化。

無論新零售平臺還是農業產業龍頭，這些企業掌握了更成熟的供銷體系、生產技術，他們的介入更有效地組織農戶開展生產，將從農村分散的生產單元整合進入現代農業數字產業鏈的一部分。

這些企業也正“跑馬圈地”，探索一套與農村區域合作現代農業的模式，大城市郊區的農村成為目標區域之一。

例如2020年4月，盒馬就宣布總部落戶上海浦東，后續其與上海浦東新區、崇明區等區域共建一批“盒馬村”，即根據訂單為盒馬種植農產品的村莊。并著手建設生鮮商品加工中心、半成品及成品食材研發中心、無人自動化冷鏈物流中心等平臺，涉及物聯網IoT、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上述總部建設的系列項目，計劃投資在1億美元以上。

據了解，業內數字農業案例，投資通常以億元為單位，是巨頭們的“賽場”。當城郊農業與城市的科技、資金、市場形成更緊密的關系時，它成為更為名副其實的“都市農業”，城郊強調其所處地區，而都市強調其屬性。

近年，都市農業成為現代農業中的一種重要現象，作為一種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業態，它的發展受到各界關注。

在平臺主導型的都市農業下，農民的角色也發生變化。在農民與巨頭之間，往往還有合作社這一環節。一種常見的情況是，農民將田地出租給合作社，在合作社統一開展生產時，再受雇回去參與勞動。如此，農民既可以收田地租金、又能獲得“做工”的勞動報酬。發展好的地方，通過新零售平臺，合作社的農戶可以普遍實現增收。

在平臺主導的訂單農業合作基地，隨著產業鏈的深入，更多的工作崗位在誕生，比如農產品分揀、加工、包裝、保鮮等環節的工作，農民從單純的種植變成為“產業工人”。

尤其大都市城郊，科技更迅速地進入田地。以上海崇明區、大平臺為主導的訂單農業基地為例，在技術型企業的推動下，勞作者可以通過傳感器、無線遠程控制、無人機等技術賦能，實現省肥、省電、省人工。甚至收集數據、邀請專家分析果品的生長過程。

一方面，村民只需要配合種植基地的相關設施，原本的農活強度大大降低。比如去除壟與壟之間的障礙物，為無人值守機器人等順利開展工作提供便利等。

但也需要注意，在技術和產業融入鄉村時，并非所有村民都能跟上這種變化，村民之間會加速形成分化。比如，對電子產品更有感知的農民，可以通過操作手機上的系統，實現農業灌溉，擔任現代農田里信息化設施的操作員。一些對數字化較陌生的村民，更為無所適從，不排除反而離開土地，前往城市從事保潔、家政等工作的情況。

而參與到產業流水線環節的村民，大部分崗位也屬于低技能勞動。能在車間擔任要職的，更多來自具有一定技能的年輕人、中年人回流。更高級別的技術、以及對供應鏈、產業鏈的建設，幾乎完全掌握在都市的人才群體手中，農民對于土地的掌握感漸漸模糊。

當技術、資金“下鄉”時，這種現象難以避免、也無可厚非。關鍵在于，在技術賦能農業過程中，村民能否漸漸地學習到更多技能、實現自我提升，最終使人的發展能跟上農田現代化、農業數字化的步伐，如此，才能實現以人為本的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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