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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聲音”,我從全球500強公司辭職 | 三明治

2023-05-15 14:0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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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由導師指導完成。,邀請你來寫下屬于自己的個人故事。

結束通話后,我摘下耳機,腦袋嗡嗡作響,胸口劇烈起伏,好像剛剛經歷了一場戰爭。伴隨一聲低沉的嘶吼,我感到小腿被針刺到了,低頭發現,是雪球抱著我咬了一口。我家貓只有在感覺危險時才會咬人。我意識到,自己在剛剛的電話會議上,又憤怒了。

這是我不喜歡開電話會議的原因,我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除非通話的另一方情緒穩定,慢慢說話,不打斷別人。我發現,一段情緒穩定,不慌不忙的對話在中國人之間很難展開。比如,同事J問我一件事情,我在敘述的過程中稍有停頓,話就會被接過去,甚至說了一半的句子還沒有表達出原意,J就已經順著被曲解的意思,拋出了下一個問題,于是,對話陷入不斷地拋出問題與解釋的循環里。有時候,跟在被曲解意思后面的問題里還夾雜著焦慮與否定。為了不被打斷,我講話的語速也會越來越快,甚至把說出口的句子變成情緒。搶著說話,好像是我們從小都在做的一件事情。

和美國工程師對話之前,我不知道說話原來可以是一件很享受且毫不費力的事情。比起使用母語,和工程師對話時,我更加頻繁地在句子中間停頓很多次,思考下一個單詞或語法,有時,在說出下一個句子之前,我會停頓甚至10秒鐘,但他從不接話,也從不指正或評判。和他交談時,我發現自己的語速也慢了下來。

關于為什么要講話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小時候聽大人們談起先天的身體殘疾,我就想,如果可以當個啞巴,我倒認為是一種恩賜。但不講話又是不可能的,每次講完話,我的嗓子都像被狠狠拉扯后的皮筋兒,仿佛再多說一句,就要斷掉。

我不知道為什么有人可以一直不停說話,我媽就可以做到,可她說話的內容在我的大腦里卻是一片空白。我爸是個話很少的人,他從不主動發起談話。問他問題,他的回答也不會多過三個字。親戚開玩笑地說:“你媽把你爸要說的話都說完了。”至于我爸是不是一生下來就不愛說話,我記得自己上小學的時候他是說話的,不僅說話,他還會大聲喊:“離婚”,緊隨其后的,是盤子摔在地上的聲音和我媽哭泣的聲音。

對我爸的記憶,除了“離婚”和摔盤子的聲音,剩下的都是溫和與簡單。他從沒有對我大吼大叫過,和他單獨在一起的時光也總是快樂的。這些時光里是不需要說話的,有時,我會主動問他:“爸爸,我今天的樣子好看嗎?”他的嘴角會立刻咧到兩旁:“好看~”,揚起的尾音讓我想起電影獅子王里,那個把辛巴高高舉起的父親。

我媽總是大聲地說話,也總是充滿激情,這充滿激情的聲音中,卻聽不出任何的快樂。她有一張痛苦的臉,這張臉有時又是委屈的。我總想讓她高興起來,于是我湊上前,咧開嘴角,問:“媽媽,我今天的樣子好看嗎~”,我故意在后面拖了一個長長的尾音。我媽看著我,抿著嘴唇,依然皺著眉頭,幾秒鐘里,我的心開始發慌。她還是說出了“正確答案”,可這兩個字進入耳朵的時候,我想起了小時候躲在被子里的我,捂住耳朵,接受窗外黑暗的天空里,隨時會傳來的滾滾雷聲。

說起來,這件事很玄,工作后的周三仿佛是個被施了魔法的日子。最近,我總會在每周的周三遇見倒霉事兒,然后接下來的周四、周五就都被毀掉了。我想破腦袋終于發現了周三里唯一的一個常量。

忘記了從什么時候開始,周會變得不再有意思,我的老板N有時會變得嚴肅起來。現在,你一定認為我在開玩笑吧,開會難道不應該嚴肅嗎?可這就是事實:我們部門的周會像一場家庭聚會。每周,我都盼著周三,盼著這場聚會。

N今年48歲,是我們部門的經理。她面部圓潤,笑起來的樣子像30幾歲的少女。她講話聲音很輕,像秋天掛在院子里的風鈴聲。來公司面試那天,我結結巴巴地敘述完工作經歷,她只是咧開嘴,說:“你這么大了還帶牙套呀~”聲音溫柔得像個母親。

我從沒見過像她一樣寬容的老板,和她講話時,你永遠都不用擔心自己會說錯話。敘述的間歇,你會收到她充滿喜悅地“好的”,“嗯”,于是你會滿懷信心地繼續說下去,然后在句子收尾處,又會聽到一個拖著長長尾音的:“好嘞,謝謝。”你會覺得整個世界都是美好的,善意的。

可是,這種美好的感覺只持續了一年。

我就職于一家總部位于美國的叫S的公司,S公司的產品遍布世界各地。可是相信我,你永遠也不會想用到S公司的產品。我們部門負責產品上市后監察。J是我的同事,她說起話來像打雷一樣,你永遠也無法預測什么時候她會忽然提高音量。

我從小就怕打雷,好像整個世界碎掉了一樣,而我只能接收這個聲音,無處可逃。

J提高音量時說的話,我好像都沒記住,就好像我記不住我媽說過的所有話。大部分時間里,如果一定要坐在工位上,我都帶著我那個寬大的頭戴式耳機,它能把我的兩只耳朵包裹的嚴嚴實實的,這雙耳朵好像鉆進了棉被,像小時候的我在躲避雷聲。

每次和我媽通完電話,我的腦袋都像是一塊木頭。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捧著讀了一半的小說,不時地翻回前一頁確認人物關系和姓名。紙上的文字鉆進了眼睛,卻鉆不進腦袋。

接下來,在一個平淡的周三里,事情是這樣的。

上午的周會上,N在電話里的聲音十分冷淡,在我敘述工作時,她也一言不發,最后只說了一個"好"字。我的心開始發慌。吃完午飯,回到座位上,我打開2小時前N轉給我的《**公告》。J正在打電話。

忽然,我嚇了一跳,回過頭見她右手握著電話聽筒,拳頭攥得死死的。"你得把這個給到我","這個是法規的要求"。空氣中布滿了嚴厲的味道,讓我想起了中學時的教導主任。我起身來到茶水間,接了杯咖啡。手機響了,是R。

R平時都在倉庫,負責產品出入庫放行。R總是說很多沒用的話,讓人覺得繞來繞去的,你永遠也不知道他想說什么,也永遠不知道為什么他總這么焦慮。

"阿jin阿jin,能聽見嗎?"你要不說話,他就能一直問下去。

“能——”

"今天周會老板說的那件產品,我看了注冊發給你的郵件 ,喂喂喂,能聽見嗎?"

"能——"

"注冊給的說明書里是有儲運條件的,我看標簽系統里沒有錄儲運條件——"

"喂喂喂,能聽見嗎?"

"這個產品不打中文標簽阿,所以沒錄。"

"我不打標簽阿,誰說我要打標簽了,我又不打標簽。"

我真想把手機扔出去。回到座位上,J已經掛掉了電話。這時微信響了,N在群里@我,問《公告》對我們有什么影響,可我才讀到三分之一。對于分配下來的工作,N從來沒有催過我。就在我說:“還沒看完”之后,她也沒再說話。我內心升起了一種羞恥的感覺。

在那個周三過后的很多日子里,我都一直認為自己腦袋不靈光。尤其之后,在聽了N吐槽別的部門同事“腦袋不靈光”那天開始,我更加篤定這個結論不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從我承認自己像一個被貼上“不合格”標簽的產品時起,大部分時間里,我都想一個人待著。而多數人都認為總想一個人待著的人,多少是有點毛病的。一個“腦袋瓜不靈光”外加“有點毛病”的人,被賞賜了工作,就一定要懂得感恩才對。

2020年,疫情開始了,公司間歇性地封閉辦公室,鼓勵員工居家辦公。而對我來說,被隔離的不僅是入侵身體的病毒,也是入侵精神的病毒。當世界安靜下來,周圍沒有了對話聲,我才逐漸發現那個內在健康的自我,開始向下扎根,慢慢生長出來。

疫情開始的那個月,Q來了,她負責審核,與N一同Base在上海。Q充滿精力,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她的Teams頭像都處于紅色會議狀態。她好像總有說不完的話,即使一句話就能講完的事情,她也要打個電話過來:“還是打電話說吧,這件事情的背景是... 所以今天找你呢,是想...”,中間沒有停頓。

Q講話時很難被人打斷,她吐字清晰,句法完整,節奏像行進的部隊,鏗鏘有力。近3年的公司內審,數不清的人在她嚴謹的邏輯和窮追不舍的提問中敗下陣來。在Q面前,聲音大一點兒也不好使,每次J和Q對話,我都感覺J像變了一個人。

曾經的我也認同邏輯與理性,反對“情緒化”。這種認識好像是我們生活的社會里的“普遍標準”。人們把邏輯與理性守護的“正確性”作為武器,不斷地獲得話語權,向上攀爬,勝利者站在高處。

“人往高處走嘛。”Q說

我總在問自己,如果邏輯正確如此重要,我是不是也可以順著Q的觀點說下去:“上善若水,所以人是邪惡的。”

2022年夏天,公司開始裁員,我給N寫了辭職郵件,這是我第三次給N寫辭職郵件。點擊發送后我依舊如往常,盼望著她發來那句:“你又瞎想什么呢?”而另一方面,我又阻止不了自己強迫性地“瞎想”后,想逃離這個“大家庭”。

第二天,她發微信過來:“我剛看見,中午打給你。”我的心又開始融化了。

“你是找到地方了嗎?”N的聲音有些焦急

“沒有。”

“你有什么就跟我說。”

“我不適合這個工作,一直做不好...”

“嗨,我跟你說,我不是一個要求特別高的老板,你們做到70分我就滿意了。”

“可是,數據錄入的工作,我一直做得很好,為什么被拿走了...”“而且,獵頭打電話給我...我發現...自己的經驗...哪都去不了...”

“獵頭懂個屁啊”不知道為什么,每次聽到N罵別人,我都會覺得自己好像在被認可。

“可是...我早晚得走...我已經半年沒去過辦公室了...我不能總這么躲著,早晚傳到大老板那里...”

我盡可能詳盡地解釋自己不想去辦公室,是因為認識到在家辦公效率更高。我發覺,我總在解釋,即使別人沒有提問,我也要解釋,事無巨細地描述自己的每一個心理過程。我解釋了一個人待著,答案會自動出現在腦袋里;我解釋了自己會吸收環境里的聲音,對于這一點,我又無能為力。

“你以為大老板不知道嗎?”N說,“直線老板認可就行了。”“而且,你知道嗎?咱們部門也要裁員,你是那個被留下來的人。”

2022年的后半年,我像是飄起來一樣,我像那個在空中迎接陽光的辛巴。與此同時,我責怪自己為什么總“瞎想”,責怪自己的“毛病”為什么總也改不掉。N好善良,像個女神,我總是欺負她,她還要我。飄起來的我又在想:是誰代替我走了?會是J嗎?大聲吼叫畢竟會讓人不舒服;難道是B?她總說自己啥也搞不明白;我是那個被留下的人,這代表了我的腦袋是“好使”的,我的工作是重要的嗎?

“你想找我的時候就找我,別害怕自己說錯話,和我說什么都行。”N在電話里說。

這段時間里,我和N聊天的次數增多了。我們從原生家庭聊到社會制度,從自身性格聊到同事關系。N總在說: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我總試圖從邏輯上說明這句話的不合理。我不斷將自己隨時涌出的情緒告訴她,但這種沒辦法具體言說的感受,經常讓我們之間的對話陷入辯論與隱晦地爭吵,我能聽到她平靜話語背后的暗流涌動和劍拔弩張。每當產生這種感受,我會下意識地認可她的觀點,而她也恢復了母親般慈愛的模樣。

當回過頭翻看這些對話時,我卻不敢直視屏幕上的文字,如果對話是通過電話,我竟怎么也回憶不起當時說了什么。我隱約感到自己拔出來的劍會刺傷她,就把劍留在鞘里,但接下來的幾周甚至幾個月,我都會在夜晚,被忽然涌現出的憤怒捶打,或在睡夢里喊出臟話。

“我推薦你看個電影吧,《荒野求生》”N最后說。

春節回家看望奶奶,看見她萎縮的身軀,站在門口迎接我,我忽然想哭,覺得自己不孝順。最近十年,我幾乎沒有去看望過她,每年春節親戚們或我媽打來的電話都像一道緊箍咒,我說不清自己為什么不想回家,哪怕一年只回一次。

奶奶拉著我,和我說了很多話。

“你高中時的好朋友,一定要維護關系...”

“你那個大學時的男朋友不是挺好的,要不是你任性...”

“你老一個人待著,精神就容易不正常,人就得和別人說話...”

“外企哪有不裁員的...”

“你妹妹就聽話,她現在多好...”

“農村婦女就是沒素質,嗓門大,連上衣都不穿...”

“奶奶,你看不起我媽媽嗎?”我打斷了她。

她停了一下,繼續說:“你看你大媽,像什么樣子,撿別人剩下的衣服穿...”

不回答別人的問題大概也是一種能力吧。

臨走,妹妹拿出一個貼著“贈品”的面膜,要我收下。

“我不用面膜。”

“這個牌子挺好的。”妹妹說。

“我從來不用面膜,別浪費了。”

“就是不用面膜吧,你看你臉色越來越差。”我才發現奶奶一直站在身后。

我忽然想起某年一天中的一段對話。部門微信群里,N對B說:“幫我找一個XX”。2秒鐘后,B把N要的東西發到了群里。

“瞧這速度。”N說

“平時啥都記,找起來就很方便。”B說

“關鍵還要什么都能拿得出來。”N說,“Jin,隔壁群在說**的事情...”,“你學學運營部的C是怎么處理事情的,她邏輯十分清晰。”

春節后,我遞交了辭職申請,N沒再給我發微信。

在這個世界里,仿佛只要開口說話,就會是獲勝者。在公司里,開口說話的人是好員工。在家里,開口說話的人是好母親。她們認真、負責,她們一直不停地告訴你: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她們會奪過你手中的瓶子,一邊擰開蓋子,一邊說:“我不告訴你怎么開,你不會。”

最近和J交接工作,我依然被她時常出現的焦躁情緒感染,然后遷怒于她。和我講話時,她仍舊把隨時想到的問題拋出來丟給我,我便停下來,解釋她的提問。我不想順著J的思路,去解釋繁瑣的細節,我不希望用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來誤導她,但J好像習慣了被“教授”這件事。

我是理解她的。我們都是生長在這片廣袤大陸上的靈魂,我們有著同一個信仰,同一個目標,同一個夢想。我們是一,我們不能是二,也不能有二。我總在想,如果小時候家里人不是那么看重教育,或許我的腦袋會“好使”一些。

越靠近最后的日期,我越發感受到J的溫柔,以及N的脆弱。我像那個站在奶奶家門口的女孩,覺得自己不孝順。

“《荒野求生》我看了。”我說

“他最后留下的那句話你看懂了嗎。”看懂了嗎,讓我很不舒服。

“每個人有不同的理解。”這是我第一次不正面回答N的問題。“我也希望你理解我看見的東西,對我來說是真實的,盡管你們看不到。”

“最近天氣挺好的。你多出去走走吧。”N說

我不敢盯著N發來的文字看,我不敢想象這些文字背后的可能性。我依然感覺到心臟在猛烈地跳動,感覺身體在準備迎接或是已經進入一場戰斗。我不知道她是繩子,還是蛇。亦如5年來的每周三,我盼望著卻又害怕聽見她的聲音,有時感覺被愛著,有時感覺自己被打了耳光。

我用盡最后一點力氣,打出了一行字:“愛制造分離,施虐制造忠誠。”

影片里,克里斯用盡最后一點力氣,穿戴整齊,躺下了。靠在眼鏡旁邊的紙片上寫著:

我度過了幸福的一生

感謝主,永別了

愿上帝保佑你們

克里斯多夫.強森.麥坎得勒斯

克里斯眼睛里的光消失之前,他微笑著望向天空,出走前的他跑向父母張開的雙臂,眼睛里充滿淚水,屏幕上浮現出他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句話:“如果我面帶微笑,投向你們的懷抱,會怎樣?你們是否能看見,我現在看見的天空。(What if I were smiling and running into your arms? Would you see then, what I see now. )”

N大概是想告訴我,我就是影片里的克里斯。“你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但你的問題是,道德標準太高。”N在半年前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耳朵里出現了另外一個聲音,這個聲音慈愛、溫柔,這個聲音的主人優雅、體面、從來不會大喊大叫。它的主人曾經說過很多話,將來也一定要說很多話。她曾經說過的話,有些被我記住了,有些被我遺忘了。這些或被記住,或被遺忘的話鉆進我里面,成為了我的一部分。這個部分的我,一直在對自己說:“乖,聽話,人是要被教育的。”

今天又是周末,小朋友練琴很準時,雖然難聽,但比起老人們的咒罵聲,這琴聲也算得上樂聲了。我不知道為什么老人們總喜歡咒罵,聲音洪亮,像炮彈落在地上。

新房委托的裝修公司打電話給我,問我廚房門要不要修理。接起電話時,一個粗暴的聲音穿過耳膜,像是要把我按在地上,問:你服不服。我不知道讓另外一個人屈服和修理房門有什么關系,有一種說法是,如果你不表現得兇狠別人就會看不起你,欺負你。

我想起信天主教的J,曾經提起父親是村里的村官,村里有一群不受管教的小年輕,只有父親鎮得住。她說:“你就得吼,他們才聽話。”J有時挺溫柔的,她曾經說:希望自己能感化別人。

至于我辭職的理由,一直沒有給N一個她認可的答案。我內心深處好像一直不敢承認的一件事,就是:N有時像奶奶,而我愛的人們,是人間里的強者。

*本故事來自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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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因為“聲音”,我從全球500強公司辭職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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