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母親都愿意在今天談論母親節。

有一個叫“紫絲帶媽媽”的群體，孩子在離婚期間遭到暴力搶奪和藏匿，而施害者絕大多數是曾經同床共枕的丈夫、孩子的父親。

她們被迫常年骨肉分離，但報警也無濟于事，因為對方也是合法監護人，這種行為不屬于拐賣，孩子也不會被認為是失蹤。

藏匿方會突然不留痕跡地“社會性消失”，辭掉工作、棄置房屋、電話失聯。于是每次去找孩子時，這些媽媽都像經歷一場諜戰，四處打聽，又唯恐打草驚蛇，導致對方再度轉移。

我們記錄了幾位紫絲帶媽媽的故事。她們所面臨的人倫和法律困境，似乎正在走向一個無解的深淵。

撰文丨花瓢白

視頻丨徐霞客

出品丨局外人

01

消失的孩子

在韶關媽媽雪芬眼中，前夫就是一個“合法的人販子”。

2022年11月18日，在外地工作的前夫回家，說要帶近一歲半的兒子出去溜達。雪芬沒多心，還囑咐說孩子有點不舒服，中午要帶回來喂藥。

前夫承諾得好好的，但一去就杳無蹤影。

雪芬遍尋無果，一直到第三天才聽說男方的住宅突然有人回來了，匆忙趕過去，發現孩子果然在男方的父母手中，但無論她怎么哀求，對方就是不開門。

孩子曾被藏匿在這處住宅。圖/局外人視頻

因為聽到寶寶一直在哭喊，心急如焚的雪芬只能報警，結果孩子的爺爺奶奶直接把屋里的燈全關了，假裝屋里沒人。

民警到現場后，協商了許久，爺爺奶奶才肯打開了窗戶的一條縫，讓雪芬隔著鐵絲網看了10秒鐘——那是讓雪芬十分崩潰的10秒鐘，因為她發現孩子還穿著三天前被帶走時的那套衣服。

孩子自出生起一直都是跟在母親身邊生活，這次父親把他倉促帶離，老家也沒準備什么換洗衣物。

許多同類案件顯示，爺爺奶奶會充當幫兇，因為覺得是自家的血脈，俗稱“隔代隱匿”。“在很多傳統家庭里，夫妻沒離婚時，孩子就是母親自己的，誰生的誰帶；但一旦要離婚，孩子就是父親家的，母親不能帶走。”雪芬說。

一說到孩子，雪芬就止不住流淚。圖/局外人視頻

很多事，雪芬都是后知后覺的。那段時間，她和前夫的感情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裂痕，不久前才提起離婚訴訟。只是她不知道這會導致孩子“失蹤”，也沒料想到對方會極端到這一地步。

不久之后，雪芬發現自己的電話和微信都被拉黑了，男方的住宅也人去樓空，全家“社會性消失”。

在孩子被藏起來的第148天，記者陪雪芬回了男方的住宅一趟，發現門窗緊閉，雜草叢生，門口的泥地上散落著許多碎石塊。

住宅大門緊鎖，空無一人。圖/局外人視頻

二樓和三樓是雪芬和前夫婚后才加建的磚瓦房，但至今還是毛坯狀態，窗戶都還沒裝上，露出空落落的幾個大洞。

雪芬隨后又找到男方的祖屋，這是男方跟法院謊稱的孩子所在地，但只見蜘蛛網掛滿外墻，一輛廢棄的拖拉機停在門口，明顯長期無人居住。

雪芬覺得對方是早有預謀，因為他們連農田也提前租給了別人，甚至清明也沒有回鄉祭祖。記者也曾嘗試給男方家打電話，但顯示的都是“已停機”。

祖屋門前荒草叢生。圖/局外人視頻

在最無望的時候，雪芬甚至想過找私家偵探，但對方要價500塊錢一天，還不保證能找到，雪芬覺得難以負擔。

此后，雪芬看到孩子的玩具和衣服都會應激，還產生過輕生的念頭。“他本該有一個很快樂的童年，現在被藏匿起來了，也不知道爺爺奶奶會不會帶他出去玩，還是天天躲在家里怕被發現。”

她無時無刻不在擔心，因為孩子身體弱，一歲半要打的疫苗，也沒有被帶去打。她也報過幾次警，但警察都是以家務事為由，表示無法協助。

藏匿自家的孩子，在法律上算是一種什么行為？

2020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四條明文規定：“不得以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爭奪撫養權。”盡管法律明確了這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沒有明確它的懲罰措施，因此許多藏匿方心存僥幸，一直在鉆空子。

一路以來，雪芬求助過村委、婦聯、派出所、民政局、未保辦、檢察院、法院，盡管奔勞，但她從沒放棄過找孩子。因為工作是每周單休一天，她差不多每周跑一趟男方老家，有時候晚上11點才摸黑過去。

雪芬在跟鄰居打探消息。圖/局外人視頻

有一次，雪芬碰巧遇上了回家取東西的前夫。兩人起了激烈的爭執，男方一怒之下把雪芬摔到了地上并進行毆打，直接導致她眼角裂傷和尾椎骨折。

男方的父親就在一旁，但絲毫沒有來勸架。雪芬報警后，被救護車送往醫院住了三四天，經司法鑒定輕傷一級，男方也因此涉嫌故意傷害罪被拘留了。

這其實不是男方第一次對雪芬動手了。在婚姻存續期間，男方就多次家暴，有時候是一巴掌，有時候是掐脖子，但雪芬都因為一時軟弱忍耐了下來。

然而，男方進了看守所，在某種程度上更糟糕——因為尋孩子的線索就完全斷了。男方拒不交代孩子位置，稱除非雪芬放棄所有財產、不要撫養費，同時給出諒解書。雪芬覺得這完全是不平等條約，堅決不接受。

這一條路，雪芬不知道走了多少回。圖/局外人視頻

今年4月11日，雪芬拿到了一審判決書，贏得了孩子的撫養權。如果對方不上訴，15天后就會生效，之后就可以申請執行。

但執行的前提是，需要有孩子的線索。因此，雪芬打印了許多尋人啟事，想著等生效后到周邊的市場和商鋪派發，不然挨家挨戶找，等同于大海撈針。

然而，在一審判決即將生效前夕，男方突然上訴。二審還要等兩個月，而孩子下個月就滿兩歲了。

根據1993年頒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兩周歲以下的子女，一般隨母方生活；對兩周歲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隨其生活，子女隨一方生活時間較長，改變生活環境對子女健康成長明顯不利的，可予優先考慮。

因此，雪芬就像被掛上了一個有倒計時的炸彈，若男方刻意藏匿，拖延到孩子兩歲之后，撫養權的判決標準可能會發生改變。

最讓她傷心的是，孩子恐怕很快就要忘記她了。

前夫家的祖屋，門鎖都生銹了。圖/局外人視頻

02

漫長的“諜戰”

然而，取得生效的撫養權判決書，只意味著尋找孩子的第一步。在實際案例中，還有許多紫絲帶媽媽手握撫養權，但孩子依然“失蹤”。

北京的沈汐就是其中一位。從一審、二審到高院再審，她和前夫經歷了6次開庭，法院均把孩子撫養權判給了她，但她依然見不到5歲的孩子帆帆。

截至目前，帆帆已經被藏匿了664天。在這期間，沈汐只見過孩子兩回。

第一回在2021年8月，是前夫在沈汐的強烈要求下，把帆帆載到了她的單位門口。但他把孩子鎖在車里，甚至連車窗都沒有完全搖下來，只讓沈汐隔著玻璃看了5分鐘。

那種感覺，就像在動物園看小動物一樣，沈汐想抱一下孩子都很困難。

家里都是孩子最愛的奧特曼，很多都是全新的，寄不出去。圖/局外人視頻

第二回，就已經到了2023年的2月。當時二審已經完結，執行局要求男方過來交接帆帆。但是19個月沒見的孩子不愿意跟沈汐走，對母親帶過去的玩具和禮物重復著說“不要”。

當時，法院規定只給沈汐30分鐘，如果孩子不愿意走，就不能帶走他，畢竟孩子是個人，不是物品，無法強制執行。

沈汐當場就心碎了，只能眼看著前夫再次把孩子帶走。事后，她覺得前夫有挑唆之嫌，是他給孩子灌輸“不要媽媽”。執行局也嘗試過進行調解，但沒有成功。

我們也聯系到了沈汐的前夫，但他給出了完全相左的另一套說辭。他說，并非他造成了這一切割裂，而是因為前妻性格強勢且偏執，喜歡“雞娃”，導致孩子懼怕她，哭著喊著不愿意回去。孩子還稱曾遭媽媽、外公和外婆三人圍著打，被關進小黑屋，胳膊上還有傷痕。

但這些說法在法庭上并沒有被采信，孩子依然被判給媽媽。前夫對此判決并不服，目前已在另一個法院起訴，申請變更撫養權。

沈汐維權用過的部分資料。為了方便打印，沈汐還專門買了個打印機。圖/受訪者提供

這一場拉鋸，仿佛在被無限期延長。離婚判決生效后，前夫擅自將孩子戶口轉移到孩子奶奶名下，并拒絕將孩子戶口遷回原來的學區。

沈汐每天就像生活在“諜戰”中，為了尋找線索費盡心思，又唯恐打草驚蛇，導致對方再次轉移。

最初，沈汐還能爭取到每周有1—2分鐘的視頻通話，從零星的信息中推斷帆帆被藏匿在哪。

比如，帆帆在幼兒園玩耍，沈汐看到那個滑梯很特別，由很多大輪胎和橡膠墊組成。結合孩子的核酸信息，她知道孩子被轉移到了房山區，于是通過百度進行“地毯式”搜索，從上百家幼兒園中鎖定其中的3—5家。

這個滑梯，讓沈汐找到了孩子的幼兒園。圖/局外人視頻

光是這個過程，就花了沈汐近4個月。其后，沈汐通過實地走訪，終于跟其中一家對上號，可沈汐剛跟招生老師聯系上，前夫轉頭就被告知了，從此再也沒送過孩子來上學。

后來，因為帆帆的醫保信息曾在同一個App綁定，沈汐偶然知曉了孩子在昌平區進行體檢。她到那家醫院把體檢報告打印了出來，發現孩子視力下降，十分心疼，猜想孩子可能常常被關在屋子里看視頻或手機。

她又開始翻閱昌平區所有幼兒園的名錄，最終在某家遠郊幼兒園的推文中，一眼就認出了帆帆，因為只有他沒有穿校服，非常顯眼。

但當沈汐找到園長時，園長一開口就否認了帆帆在此就讀。直到沈汐翻出照片質問，園長才不得不承認，是孩子爸爸不允許他們透露。之后，無論沈汐如何求見，老師們都避而不談，讓她跟孩子爸爸聯系。

不久后，該幼兒園因疫情關閉了，沈汐就徹底失去了帆帆的消息，備受煎熬，“作為孩子的媽媽，竟然沒有權利知道小孩在哪里上學”。

沈汐以為在這個幼兒園能見到孩子，但孩子從此再也沒來上過學。圖/局外人視頻

李瑩是沈汐的代理律師，見證了沈汐維權的艱辛歷程，也目睹了執行局的傷心一幕。在她看來，母子間19個月的疏離，半小時實在難以消弭，對母親而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從事反性別暴力工作的20年間，李瑩見過很多“紫絲帶”案例，當中的受害者既有媽媽，也有爸爸。有些人想通過藏匿孩子，贏得與伴侶討價還價的砝碼，分割更多財產；有些人是在親密關系中有無法解開的心結，通過搶奪孩子實施報復。

她認為，這種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是因為我國在這一塊的法律責任不明晰，也沒有嚴重的違法成本，甚至不會影響財產的分割和撫養權的判決。

而且，當警方了解到藏匿方是孩子的父親或母親時，就可能會覺得愛莫能助，因為對方也是孩子的法定監護人。

沈汐的代理律師李瑩。圖/局外人視頻

但事實上，在國外很多國家，這種行為屬于嚴重的犯罪。“如果你未經另一方同意，擅自把孩子帶走，在很多國家就屬于拐騙兒童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李瑩說。

在我國的現行法律中，法院可以對不履行生效判決的藏匿方采取限制高消費、納入失信人名單、罰款、拘留等懲處措施。但這些多數都不能真正威脅到藏匿方，很多人會提前把錢轉移走、拉黑法院的電話。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看似是最后一道防線，但在實際情況中，拒執罪被應用到此類糾紛案件的數量很少。

2022年11月7日，沈汐向法院提起強制執行立案，在此后的6個月中，法院對男方作出了限制高消費和拘留決定。但男方稱，并沒有收到這份拘留通知。

所以在很多時候，被侵害方日盼夜盼，仍然發現具體的執行遙遙無期。而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已經一點點長大了，還很可能受到藏匿方的挑唆，開始排斥或記恨自己的父親或母親。

茫茫人海中，沈汐不知道到哪里找自己的孩子。圖/局外人視頻

03

媽媽們的心理危機

除了耗費巨大的精力和時間成本，紫絲帶媽媽還要隨時面對維權的失敗和意外的發生。

2022年年初，新疆媽媽夢蕓的女兒被前夫以帶出去玩的理由接走，其后一直沒有歸來。調監控后，夢蕓才得知前夫全家帶著行李連夜跑掉了，連同5歲半的孩子也被從新疆“騙”到了海南。

她幾經艱辛，在一審判決時拿到了女兒的撫養權，但在二審時，法官卻意外地改判給了男方——只因男方提供了一份精液分析報告，證明自身“患有男性不育癥，喪失生育能力”。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四十六條，對已滿兩周歲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均要求直接撫養，若父母一方已做絕育手術或者因其他原因喪失生育能力，可予優先考慮。

夢蕓為維權準備的材料。圖/受訪者提供

這個證據讓夢蕓感到荒謬：“你好歹要到一個官方指定的機構再次核實，不然我怎么知道這中間有沒有貓膩，有沒有作假？”

但面對她的質疑，法院沒有重啟調查。此外，法院改判的另一理由是：孩子在海南生活已有一年多，已適應海南的生活學習環境，再次改變會對孩子造成二次傷害。

夢蕓對此更不能接受，覺得這是變相縱容了藏匿孩子的違法行為。“誰施害誰還有理了？那以后是不是就得鼓勵大家去搶孩子，誰把孩子搶走了，藏個一年半載就占優勢？”

無獨有偶，夢蕓前夫在法庭上的供述跟沈汐前夫有相似之處，稱他從未拒絕前妻的探視，而是因為孩子懼怕情緒暴躁的母親，不愿見她。

有多少孩子，很久沒媽媽抱抱了。圖/局外人視頻

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局和持續的對峙，對紫絲帶媽媽而言是極大的精神損耗，心理防線隨時崩塌。

朱莉是“紫絲帶媽媽”公益群體的發起人，也是孩子被搶奪藏匿的受害者，曾經單槍匹馬把案子推進到拒執罪階段，用了足足4年才接回孩子，因此深諳個中痛苦。

“每天看她們的群聊信息，就會感受到大家時常焦慮、失眠。即使孩子回來后，還是擔心再次被搶奪藏匿，安全感非常缺失，心理狀態是很差、很敏感的。”朱莉說。

今年“五一”，朱莉組織了一場線下見面會，讓紫絲帶媽媽可以互相取暖。圖/局外人視頻

還有一種精神壓力，是來自身邊人。比如，有的孩子被爺爺奶奶藏匿后，一些鄰居會看笑話，甚至覺得“年輕人都要工作，孩子給爺爺奶奶帶也是理所應當的，應該開心才對”。

還有一些親友會勸說，找不到就放棄算了，再生一個也可以。可見，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她們的困境，輕飄飄的一句話可能讓其雪上加霜。

盡管大多數紫絲帶媽媽承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但她們每天仍在努力工作，因為她們知道，只有保持住“固定工作”，才能支撐自己繼續維權，保證自己有爭取撫養權的底氣和權利。

04

被藏匿的精神創傷

公開資料顯示，以廣東省廣州市為例，在2020年廣州法院審結的933件涉及撫養權、探視權糾紛的離婚糾紛案件中，超過80%存在父母一方或雙方將未成年子女私自帶走、不讓對方行使監護權等情況，占比極高。

在這些來回的拉鋸戰中，孩子永遠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們往往會經歷極限的撕扯，在父母的博弈之間成為一枚被動的棋子，或者淪為一個被挾持的犧牲品。

陳愛武是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長期關注著紫絲帶媽媽群體。在今年五一假期，她加入到紫絲帶媽媽的一場線下見面會，和她們討論如何修復搶奪藏匿孩子造成的心理創傷。

在這個過程中，媽媽遍體鱗傷，孩子也一樣。圖/局外人視頻

在她看來，父母搶奪藏匿孩子是一種畸形的愛，可能是基于傳宗接代的傳統思想，也可能是想利用伴侶對孩子的愛對其進行控制和威脅，迫使伴侶放棄離婚。

但無論哪一種，藏匿方都沒有把子女看作獨立的個體，而是將其客體化或工具化，當作物品一樣占有，僅僅是滿足自己的私欲。

在這個過程中，孩子會感受到環境的強烈震蕩和家庭結構的坍塌，因為每天東躲西藏、居無定所，很少跟其他孩子一樣在陽光下玩耍。

這種心理創傷是隱性的，還極可能隨時間疊加。“迫使子女跟另一方分離，限制其人身自由，剝奪其享受母愛或父愛的權利，也構成一種精神暴力。”陳愛武分析。

“選邊站”更是一件可怕的事，會導致一些幼童產生“替罪羊”的心理。他們會認為父母的矛盾因自己而起，把父母婚姻動蕩的責任歸結于自身，時常感到恐懼和不安。

被藏匿的孩子，很少在陽光下自由玩耍。圖/局外人視頻

因此，絕大多數紫絲帶媽媽都不愿意暴力“搶回”孩子，不希望雙方一碰面就讓孩子成為風暴中心，給他們留下一輩子都無法治愈的陰影。

沈汐還因此去考了一些教育和心理證書，除了修復自己，更希望在孩子回來后，可以撫平他內心的創傷，讓他生活在一個“有爸爸愛，也有媽媽愛”的環境里。

她還特意買了一本孩子最愛的奧特曼畫冊“學習”，里面有50多個奧特曼的介紹。她想多了解一點孩子的小世界，這樣日后聊起來不至于對奧特曼家族臉盲。

夢蕓也一樣，在二審開庭后，雖然從法院處得知了女兒的住址和學校，但她左思右想后，還是斷了想飛奔前往的腳步，害怕和前夫的爭搶再次勾起女兒的難過。“我其實挺擔心，孩子突然見到我，又突然見不到了那種心情。”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的雪芬、沈汐、帆帆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