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高考錄取工作已結(jié)束，錄取通知書或許已到考生手中，或許還在路上。這個暑假，每個高考考生都會憧憬自己的大學生活。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陸續(xù)刊發(fā)一組南京大學教授的口述，這組口述選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書，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南大教授們講述了自己的高考經(jīng)歷以及他們的大學生活。

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大學生的視野更開闊了，綜合素質(zhì)更高了。但無論什么時候，一位青年強烈的求職欲望不會改變，對專業(yè)刻苦鉆研的勁頭不應減弱。

今天刊發(fā)的是南京大學數(shù)學系信息與計算科學專業(yè)教授黃衛(wèi)華口述。

采訪時間：2016年10月16日

采訪地點：南京大學仙林校區(qū)逸夫樓

我的鄉(xiāng)村教師生涯

我于1957年出生在江蘇靖江，那個地方不是很大，現(xiàn)在盡管變成了市，但也是縣級市，歸泰州市管，原來是揚州市管。我一直是在靖江上的學。我們家里，我爸對我們的教育很重視。我們家兄弟姐妹六個，我上面兩個哥哥三個姐姐，都至少上到初中。像我二姐，成績非常好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上高中都要領導推薦，有人說你們家文化水平這么高，都是初中生，那人家三代，有的還是文盲，就讓給人家去上了。輪到我的時候，正好是鄧小平的所謂“右傾翻案風”，又看成績了，我二姐就說，這是我家最后一個了，我這個弟弟學習蠻好的。考試我考得也可以，這樣，我才上了高中，要不然也沒有機會。我父親對我們的教育就是，只要能上就去上。從揚州專區(qū)來看，我們靖江地區(qū)的文化水平還是很高的，我們1977年考取高校的比例，是全專區(qū)第一，揚州專區(qū)十幾個縣，現(xiàn)在一分為二，一部分在揚州，一部分在泰州。

我小學是在靖江市越江中心小學上的，我們簡稱越江中心小學。我是六歲上的學，農(nóng)村一般是七歲或八歲上學。那時候家里小孩要有老人帶，但我奶奶去世早，家里沒人帶，我父親就說你去上學去，這樣就去了。那時候就學語文算術畫畫這些常設課程，四年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就不是很正式了。后來我初中就對數(shù)學比較感興趣，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時候高中不分科，什么都學。我們高中才兩個班，一個班不到六十人，就是學物理、化學、數(shù)學、政治，沒有歷史地理，因為“文化大革命”時，“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們能夠繼續(xù)上課，還是鄧小平1973年出來抓教育以后帶來的好氣象。

我于1974年高中畢業(yè)，畢業(yè)以后，因為是從農(nóng)村出來的，回到家鄉(xiāng)，不算插隊知青，美其名曰：回鄉(xiāng)知青。回來之后，因為姊妹六個我最小，我父親說我不適合干農(nóng)活，就給我找了個代課教師的工作。那么就是說，我從1974年9月開始做代課教師。我先是給小學生——小學四年級——做代課教師，教數(shù)學。做了兩年之后，又去“戴帽子的中學”——就是小學里面辦的中學教書——教初中數(shù)學和英語，同時在我們縣文教局辦的教師進修學校進修。這個進修對我?guī)椭艽螅拔幕蟾锩崩铮踔薪虒W實際也不是很全面，教材都不是統(tǒng)一的，還是揚州專區(qū)編的教材，內(nèi)容不是很扎實。我們當時是有教師用書的，也有教學大綱。我每周都要備課，認認真真地寫每周教學目的、教學內(nèi)容，上課講什么內(nèi)容、舉什么例子、該怎么板書以及學生上來做的題目，都要設計好。

農(nóng)村里面做老師就兩條路，一個是公辦教師，一個是民辦教師。公辦教師就是縣文教局發(fā)錢，是有編制的；民辦教師，國家只發(fā)一半工資，另一半由地方財政，就是大隊或者公社籌資來支付。我那時候是代課教師，不是公辦也不是民辦，不是正式的。這樣公辦教師大概一個月四十多塊錢，民辦教師一個月三十多塊錢，代課教師就二十塊錢。我代課換了三個學校，因為代課本來就是哪個地方缺老師就去哪里。缺老師的原因，一個是老師生病了，一個是小學里面辦初中，師資本來就缺，但又沒有正式編制。那時候代課教師可以參加考試，考得好可以成為民辦教師。我考完高考也去考了，考了全縣第一，但是當我要轉(zhuǎn)的時候，我已經(jīng)接到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了。

當初回到農(nóng)村，其實我已經(jīng)做好扎根的準備，因為當時要通過推薦上大學，我家的成分是下中農(nóng)，也算貧下中農(nóng)，但沒有繼續(xù)上大學的機會。因為我家不是干部家庭，當時要大隊干部的小孩或者所謂的能人才可以，所以這個我沒有想過。我是代課教師，但是農(nóng)忙的時候，還要回來參加生產(chǎn)隊的勞動。農(nóng)村是集體勞動，無論你在哪個隊，都是要干一定量的活。像我去代課，每個月要給生產(chǎn)隊交一定的費用，我一個月拿二十塊，要交十塊錢，否則就不可以分配到糧食等農(nóng)業(yè)物資。

一九七七年的“擴招”

1977年9月的時候，我從代課學校回家，路上聽廣播——那時候是高音喇叭——聽見喇叭里廣播說，高考改革，我們可以去考了。我當時就報名了。雖然我一直當教師，但其實很多知識都忘記了，于是我參加了我原來高中舉辦的復習班，這樣通過復習掌握了一些知識。我也不敢完全裸考。我雖然是數(shù)學老師，但是有些東西，像平面幾何、立體幾何、因式分解，以前學的都很簡單。像十字相乘法，還是我當教師的時候，把我姐姐的書拿出來自學才學會的。她是“文化大革命”前上的初中，內(nèi)容比較全。我不會做，但是要去教人家，就得自己看。很多數(shù)學知識實際上我是自學和在縣文教局教師進修學校學的。

考試的時候，除了數(shù)學，其他基本我都是在半裸考，特別是物理。物理四個部分——光學部分、力學部分、電學部分、磁學部分，我就會光學部分和一點點力學，還都是自學的。

那年考試應該說不是太難。因為那么久沒有考試，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又不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樣考，所以難度就比較適中。難度要歷史地看，對于六六屆、六七屆、六八屆“老三屆”來說，可能覺得非常簡單；對于我們七四屆、七五屆、七六屆“新三屆”來說，卷子是適中的；但是對六九屆到七三屆這五屆來說，可能就難了。因為“老三屆”和我們還學到一些東西，但是“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到1973年的，沒有我們學的多，難度就大了。

考完以后，我總覺得自己有把握。考試是考四門，一個數(shù)學，一個政治，一個語文，語文不考基礎知識，就考一篇作文。（注：此處應為老師記憶錯誤，1977年江蘇省高考語文考基礎知識和作文。）理化是一張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學，總分是四百分。考完以后，我覺得除了物理，其他的都尚可。我是化學好，化學五十分，我那五十分肯定能拿到。數(shù)學差不多九十多分，語文大概八十多分。作文怎么估的分呢？那年正好我老師去批卷子，作文題目是《決戰(zhàn)》。農(nóng)村里有個“雙搶”，就是搶收搶種，把前面一季的稻子割完，然后犁田，馬上種第二季稻，這樣人會非常疲憊，我就以這個為背景寫了。因為老師知道我的文風，所以他一看就估猜是我的。閱卷回來他告訴我:“黃衛(wèi)華，你這次語文，理科生能考到八十多分就不錯了。”所以我一算，我的分在三百左右。

我考完就沒有太多想法了，繼續(xù)做代課教師。報考的時候，因為我們都是農(nóng)村孩子，能夠鯉魚跳出龍門，由農(nóng)村戶口變成國家戶口，就不管哪個學校都覺得可以。因為我是老師，視力檢查又是色弱，有些專業(yè)是限報的，我想可能我報師范學校會好一些。所以第一志愿我報的南京師范學院，那時候不叫大學，叫學院；第二志愿揚州師范學院；第三志愿徐州師范學院，只能報三個志愿。我都是報的數(shù)學專業(yè)，因為我是數(shù)學教師，我想是不是會有傾向性一點，但最后錄取基本上都結(jié)束了，也沒有我的。

我算算我三百分也不是太多，因為十多年積壓下來的人都參加了考試，從六六屆一直到七七屆。當時比較急，但又不曉得自己多少分，也就是說我們那一年高考分數(shù)是不公開的，說是保密。我大哥在南京做小學教師，我說你到省招辦幫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也搞不清楚。反正那段時間，心情也不太好，后來我大姐夫跟我說，今年不行我們接著再考。他講了之后一個禮拜，我說那就算了，就再考吧。正好那個禮拜六我回家——因為那時候我住在代課學校，我父母當時年紀比較大，我總不回去，不放心——回去以后，我媽告訴我錄取通知書來了，我媽只知道是南京的一個學校，具體也不清楚，因為那個錄取通知書是發(fā)到縣文教局的。我第二天去查，是南京大學。

在高考三十年我們系舉辦的一個座談會上，叫我談感想，我說我就講兩句話，一句是感謝鄧小平，第二句還是感謝鄧小平。第一為什么感謝鄧小平？因為他倡導了高考改革，讓我們這些沒有機會高考的可以參加高考了；第二為什么感謝鄧小平，因為我當時已經(jīng)算是現(xiàn)在講的落榜生了，后來卻又被南京大學錄取，就是因為有個擴招問題。因為我們那屆基數(shù)太大，鄧小平他們就說這一批里面有很多好的苗子，希望各個學校挖潛，盡可能多地招一些學生。這樣子一擴招就把我擴進去了。

來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考了二百九十七分，為什么一開始沒有錄取，后來被南大擴招進去？因為南京大學比其他院校早一天，而數(shù)學專業(yè)以往第一志愿招不滿，那年有個作家叫徐遲，寫了一篇題為《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報考的人多了一些，但還是不太多。南京大學就把數(shù)學好的人檔案拿過來，總分和數(shù)學一起看，這樣拿過去，我第一志愿錄不到，第二、第三志愿就也錄不到了。就擴招而言，我這個分數(shù)就算是高分，這樣我就被錄取了。我上大學是這樣一個過程。我們那個班開始招了二十二個人，后來擴招了九個，后來又從另一個專業(yè)——計算技術專業(yè)調(diào)配了十個，最終我們班（計算數(shù)學專業(yè)）有四十一個同學。

五光十色的大學生活

報到的時候，我當兵的二哥轉(zhuǎn)業(yè)在南京，正好回家探親，我就和他一起來南京，等于是他把我送到南京大學報到，然后再回自己單位去，實際上我來報到時也算是有家人陪伴了。我們擴招進來的，一共不到兩百個人，開學典禮的場面不是很大，就在鼓樓校區(qū)教學樓的122教室，由韓星臣主講。他們第一批1978年2月入學，我是3月底4月初進來的，這樣二批學生之間的課程進度就相差近一個月的課程了。正好5月的時候，學校在溧陽有個農(nóng)場，第一批的就去農(nóng)場勞動去收割農(nóng)作物了，勞動了三個禮拜。我們這些擴招的沒去，就在學校加緊補課。

我們班“老三屆”多一些，九個“老三屆”，1956年、1957年、1958年三年出生者居多，班里有九個女生。“老三屆”的水平明顯高一些，輔導員會組織他們抽時間給我們補高中的數(shù)學知識，后來大家水平就比較接近了。我們那時候是五級計分制，就是一分到五分，五分是優(yōu)秀，九十分以上就是五分，八十到八十九是四分，當時大家的想法就是“保四爭五”，沒有哪個說我七十多分就行了。其實成績的影響沒有很大，但是大家都很努力，最后成績都是四分、五分。單位過來要人，也知道我們這一屆的水平，比較放心，把指標往南京大學一放，直接報人上去。

我們四十一個人在校學習的時候，大家真是都很珍惜這個再次學習的機會，都覺得這機會來得不容易。所有的課我們都是全到，就算是政治課也都去上，現(xiàn)在的學生可能對這類課程不感興趣，但我們那時仍然認真聽講，很少在課上做數(shù)學作業(yè)之類的。所以輔導員不用管學生來不來上課，上課時是否認真聽講。我們那時候的輔導員，是畢業(yè)留校的工農(nóng)兵學員，根本不需要管我們的學習，他的任務就是把我們從教室拉到操場上進行體育鍛煉，要把我們的身體搞好，因為出現(xiàn)了一些為了學習而累壞的同學。班里也有個別同學掛科，頂多一門課一兩個。我們班現(xiàn)在做得最好的，是在北京大學現(xiàn)代數(shù)學研究中心的田剛教授，他早就是院士了，而且應該是全國七七級的第一個院士。

那時候我們用電都受限制，晚上十點關燈，有的同學就會借著走廊上、盥洗室的燈看書，所以我們那屆同學真的是很認真學習。我們那屆最小的1961年出生，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的，相差十四歲，最小的同學就是原計算機系副主任，人稱宋公。

我們那一屆，大家都有一定的社會經(jīng)驗，氣氛比較融洽。應屆考的同學，因為小，好像有點小孩子脾氣，但是我們都包容他們，所以都很和氣。我們年齡差距大，不像現(xiàn)在，干什么事情，大家一哄而上，一呼百應。我們這一屆有自己的穩(wěn)重，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是互相之間也沒什么隔閡。

我們那時候教室里基本上沒有桌子，都是扶手椅，哪個教室椅子不夠了，去別的教室搬一下就行。晚上也可以在那邊自習，不過晚上九點就關燈了。宿舍是晚上十點關燈，熬不了夜，除非你在走廊上、盥洗室里。浴室是全校一個。宿舍樓里的盥洗室，就只有一排水池，四五個水龍頭。旁邊就是廁所，廁所不是現(xiàn)在一個一個的，都是很簡陋的。我們洗澡，夏天可以用冷水那么一沖，冬天就要到浴室。浴室也比較便宜，我們洗澡一次三分錢，也不是一直開的，是下午兩點到晚上八點。

我們那一屆住宿比較緊張。我們來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八個人一個宿舍，十八平米的房間，高低鋪十個床位，八個住人，兩個放東西。我們來了以后，一個房間分一個，就九個住人，一個放東西，所以很擠。這種現(xiàn)象一直持續(xù)到三年級。

飲食的情況，我們第一年是包伙食，就是一個班十人或者八人一桌，給個大牌子，憑牌子統(tǒng)一打幾個菜——用那種大臉盆——打了菜大家一起吃。大家分配好每次誰去打菜。二年級以后就分開了，自己去買著吃。伙食馬馬虎虎吧，對于我們農(nóng)村的學生來說，肯定是比在家里好多了。我們在家一天三頓稀飯，根本吃不到干飯，但是我在學校里一天兩頓干飯，還吃不習慣，晚上還想找些稀飯吃。我們那時候上大學是人民助學金制度，分一等、二等、三等三個檔次，我一開始拿的是二等，一個月十幾塊錢，一年后給我上調(diào)為一等。這是根據(jù)家庭情況的變化定的，基本上就夠吃飯了。有的同學是帶薪的“老三屆”，從工廠里來上學，單位還發(fā)著工資，那他們肯定就不要了。當時班里大概有四五個帶薪的。那時候是有糧票的，我們上學是二十八斤一個月，這是全國的規(guī)定：國家戶口，成人，一個月就是二十八斤。上大學就從農(nóng)村戶口轉(zhuǎn)到國家戶口了，所以是二十八斤。

我們數(shù)學系不需要什么設備，一支粉筆或者一張紙、一支筆就行了。老師是比較辛苦的，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沒什么書教。工農(nóng)兵學員是“文化大革命”后隔了好幾年才招生，招了之后，有的就是初中水平，上大學后根本不會，所以他們這個書也難教。而且教材也沒有，他們還得編教材。既要編教材，又要補中學的課，還要講課。但是我覺得我們老師真的非常敬業(yè)，同學有問題，要問老師一個小時兩個小時，都是沒問題的。你找老師討論，他很樂意給你解答。我們那時候還有一個質(zhì)疑課，同學不去向老師問問題，老師會把一批學生叫過來，把一些模糊的數(shù)學概念拿來提問，所以我現(xiàn)在有些嚴謹?shù)臇|西，都是跟他們學來的，他們都是言傳身教。“文化大革命”以后，還有職稱問題，恢復之后他們基本都是講師，副教授很少，很多老師也比較年輕。數(shù)學系有一個老師，身體不太好，今天宣布提為副教授，第二天就被發(fā)現(xiàn)在家里去世了，就是太辛苦了。

當時學校圖書館的藏書非常稀缺，全國基本上都這樣。那時候的圖書館就是現(xiàn)在的南京大學博物館。我們借書就寫一個條子，交給圖書管理員，圖書管理員進去找，找了以后，要是沒有就借不了。所以那時候，我們有的參考書，就很難找，即使有，也可能被人家借走了。借書倒也不需要簽字什么的，就是有個圖書目錄，對應著卡片寫要借的書。借書就在借書證上做記錄，一個人只能借四本書。數(shù)學系有自己的圖書館，但是不對本科生開放，到大四做畢業(yè)論文時才開放。

我們那時候沒有軍訓，有英語、政治、體育、物理，以及各種數(shù)學課程。我們有第二外語，而且是必須的，就是自己選一門外國語。我當時選的德語，我們還有些“老三屆”，當時選的是俄語。專業(yè)課和現(xiàn)在差不多，難度上肯定是我們那時候難，要是拿來考現(xiàn)在的學生，那肯定是考倒一大片。現(xiàn)在的大學教育是平民教育，我們那時候是精英教育，所以應該說現(xiàn)在學生學得要比我們那時候簡單些。我們那時候哪管難還是不難，老師出題考就考了。我記得有一門課程，早上八點鐘開始考，我們都是考到十點就交卷，有一個同學考到十二點，老師也就陪她到十二點。當然這是特例，因為那個同學腦子有點小問題，老師就很有耐心，一直在那里等她，我們都吃完飯回來等下午上課了，她還在做。

我們和工農(nóng)兵學員的培養(yǎng)方式不太一樣，他們的水平參差不齊。有個電影叫《決裂》，里面提出一個觀點，說這手上的老繭皮子，就是上大學的資格。那時候有個張鐵生，“白卷英雄”，他交了白卷來上大學，怎么能跟得上，所以他們的教學沒有我們正規(guī)。我們是從正常渠道進來的，所以無論是在教學還是復習考核上，都是很正規(guī)的。他們的教學內(nèi)容應該比較簡單，不然他們也跟不上，所以后來我們?nèi)昙壍臅r候，國家專門有規(guī)定，工農(nóng)兵學員留校，如果沒有研究生學歷是不能任教的。

我大學時候?qū)τ谏鐖F、學生會之類的，不怎么感興趣，也沒有人來找我，我也不愿意去，因為還是想學習。因為我丟了三年，又有了學習機會，機會來得不容易，我們大家都很珍惜。但是也有人喜歡做些社會工作。不過我偶爾會去看看電影，學校的大禮堂每個禮拜會放一場電影。我記得放的第一部電影就是《阿詩瑪》，楊麗坤演的，還有《五朵金花》這些老電影，傷痕文學改編的電影也有，國內(nèi)自己拍的，像《苦果》《駝鈴》這些是屬于記錄“文化大革命”的，沒有現(xiàn)在看的愛情片。西方電影幾乎沒有，只有一個日本電影《望鄉(xiāng)》，是栗原小卷主演的，她是記者，去采訪一個日本慰安婦，場景不在日本，好像是在東南亞，她就希望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因為是外國的，又涉及敏感話題，所以我們還是在輔導員那里用一個九英寸的黑白電視機看的。為了消除電影的影響，電影前面的鋪墊可能差不多和電影一個長度，它就是要你正確地來看待慰安婦問題。我那時候喜歡看小說，就是在考試之前，也會借一本，熄燈之前，看那么幾頁，就睡了。

剛?cè)雽W的時候，有一個集體爬紫金山的活動，后面集體活動就不多了，可能就是校運動會，還有畢業(yè)暢談的時候，一般會以宿舍為單位進行活動，例如去馬鞍山遠足等，全班的就只有那次爬紫金山的集體活動。我們幾乎沒有聚餐這些活動，就校慶或者重要節(jié)日（例如中秋節(jié)、國慶節(jié)等）的時候，學校會發(fā)一張加餐票，我們會把菜打回來，在宿舍一起吃吃，也沒有什么酒。我大哥在南京，那時我們一個禮拜上六天的課，第一學年時，我每周六晚上都會到我大哥家里去，禮拜天下午再回來。那時候有嚴格的請假制度，不可以隨意在外面住宿。

至于思想解放運動的影響，學術方面肯定會學習西方，特別是做畢業(yè)論文的時候，會看一些外國的文獻。我們主要是看一些國外期刊，像美國數(shù)學學會的一些期刊，我們系是最全的。改革開放初期，國際交流還是比較少，出去或者來考察都比較困難，因為還是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后來我們畢業(yè)了，才慢慢有些短期的交流，主要是英、德、美、法，蘇聯(lián)倒沒有。我們留校的時候，世界銀行貸款給學生出去留學，讀研究生。不過我沒有考慮過，因為我大學身體一直不好，其實是抱著藥罐子過來的，一直吃中藥調(diào)理。我當時就說我能留在南京大學就很好，其他的等我身體好了再說。

“老三屆”很多已經(jīng)結(jié)婚了，這是歷史造成的，但沒結(jié)過婚的就不可以談戀愛。還有的是在家里談過對象，后來吹了，對象就到系里來告狀說：人跳到高處了，就把自己甩掉了。當時哲學系有一個學生，就是男生考進去，女生可能沒有上過學，男生要跟女生分手。那時候分手應該說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女生就到學校告狀，后來是男生被處分了，留校察看，然后學生就鋪天蓋地貼大字報，反對學校處分這個學生。可能女方家里也有點背景吧，因為當時學校里分手的也不是他們兩個，但也沒有像這樣處分的。當時也有寫“人民來信”的，那時候被寫“人民來信”，是不得了的事情，學校就要馬上處理，好像你上了南京大學，就了不起，就把人家甩掉了，這個影響不好。

整個大學生活對我的影響就是，站的位置不同，視野也不一樣，那關注問題考慮問題就比以前更加細致。你學到一些更高級的知識，考慮問題的體系就更加周密。對我們來說，至少擺脫了農(nóng)村的那種貧窮落后，當然現(xiàn)在我回去看，農(nóng)村發(fā)展得也不錯。但是出來學習，多學一點知識還是好的，知識就是力量，的確是這樣。我們那個地方的風氣還是非常推崇學習的，能夠考上大學，大家還是覺得很了不起的。我爸爸是做木工的，我考上南京大學，大家更加尊敬他了。我一考上，所有的復習材料就都被其他人要走了。

國家需要到哪就到哪

我們畢業(yè)后是國家包分配的，國家給指標。我們四十一個人，國家就給四十一個指標，我們有考研究生的，那就可以挑選。但是有個規(guī)定，偏遠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如果來指標的話，這個指標必須接受，不能空著。我們那一屆分配到南京的是最多的，因為那時候師資缺乏，有到南京化工學院的——現(xiàn)在不叫化工學院，叫南京工業(yè)大學；南京建筑學院的——南京建筑學院，現(xiàn)在也沒有了，和南京化工學院合并成南京工業(yè)大學；南京郵電大學的；南京農(nóng)林大學的等等。我們在南京的大概有17個人，人數(shù)比較多，還有部分去了北京，一兩個到了無錫。

那時候我考研了，但是當時考研比現(xiàn)在難，就沒考上。沒考上就分配工作，正好我們計算中心要人，就到了計算中心。但其實我在計算中心僅待了兩個禮拜，就又回到數(shù)學系做了老師，因為師資比較缺乏。當時我自己也沒有一個特別想要的去向，因為那時候人還是聽黨的話的，黨和國家需要到哪就到哪，如果需要我到偏遠的邊疆去，那我就去，不會像現(xiàn)在都想去北上廣。

那時候我覺得黨和國家給了我這樣一個學習的好機會，那我就要把所學的知識奉獻給祖國，我們當時都是這樣的，也沒有人提出什么特別的要求，也可能我和輔導員接觸得不太多。我跟輔導員說我想在南京大學留下來，他去看看有這個指標，我就留下來了。因為給我們的指標、單位都不錯，所以畢業(yè)分配也沒有問題或者矛盾。

作者簡介

黃衛(wèi)華，江蘇靖江人，1957年7月生。1978年3月進入南京大學數(shù)學系計算數(shù)學專業(yè)，現(xiàn)為南京大學數(shù)學系信息與計算科學專業(yè)教授。

（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從代課教師到大學教授”。本文刊發(fā)時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