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高考錄取工作已經結束，錄取通知書或許已到考生手中，或許還在路上。這個暑假，每個高考考生都會憧憬自己的大學生活。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陸續刊發一組南京大學教授的口述，這組口述選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書，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南大教授們講述了自己的高考經歷以及他們的大學生活。

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大學生的視野更開闊了，綜合素質更高了。但無論什么時候，一位青年強烈的求職欲望不會改變，對專業刻苦鉆研的勁頭不應減弱。

今天刊發的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童星口述。

采訪時間：2016年7月，2017年3月15日

采訪地點：南京大學仙林校區圣達樓

起個大早，趕了晚集

我小學和初中時光都是在南京燕子磯度過的，我母親后來做了燕子磯小學的校長，我父親是燕子磯中學的老師，我也在燕子磯中學讀書。后來通過全市統一考試，我考入南京一中讀高中。當時中小學沒有重點與非重點的區別，教育資源配置還是比較均衡的。

當時也沒有分什么文科班、理科班，數理化，歷史、地理、語文，所有這些課程都是主課，大家都是重視的，不像后來有文科生、理科生的區分。我的母校也就是燕子磯中學，現在校史展覽的時候還把我的照片放到最大，因為后來他們的升學情況越來越糟糕。我的兒女讀中學時也不在重點學校，如我的兒子初高中都是在十一中讀的，后來照樣考上南京大學，碩士畢業后再到國外，在美國布朗大學讀博士，現在回來在南京師范大學工作。我的三個小孩讀書的時候從來沒有上過一個補習班，也沒有請過一個家教，但這是在1990年代，我最小的孩子是1996年上大學的。那時候什么補習班都沒上過，其他人也沒有上過。

下鄉以前我基本上都在中學圖書館看書，那時候圖書館條件挺好，西方的、俄羅斯的文學名著，基本上我都在中學時候看遍的。因為那時候不分文理，所以都會涉及。另外那時候的考試和現在不太一樣，現在考試越來越專業化了，我們那時沒有選擇題、填空題，一般都是論述題，一張卷子，大小問答題，然后是作文，前面小作文，后面大作文。一次語文考下來，你都得有一篇大作文，兩三篇小作文，基本上都這樣?，F在都是填空、選擇，專業化了，就出現了專業機構、題海戰術，連猜帶蒙的一些東西也就答出來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師，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先是小學教師、后任中學教師。因為他們都是教師，“文革”期間屬于被整的對象，然后成天就挖防空洞，書也不教了。當時叫“深挖洞，廣積糧”，準備跟蘇聯打仗，就挖地道，挖防空洞?，F在對我來講，父母對我最正面的影響，大概是在奉獻精神方面了。我認為，中學老師和小學老師，他們是真心希望學生超過自己。大學老師就不一定，大學老師有的拼命壓住自己的學生不讓他出頭，害怕他搶了自己的飯碗，但中小學老師大多有“蠟燭精神”：點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我覺得這方面我受的影響比較深，所以我留南京大學任教以后，不管是教書還是做科研，都是真心扶持學生，結果我的學生跟其他同齡人相比，好像要強一些。我現在帶出來整整七十個博士，其中做教授的有三十九人，博導二十一人，長江學者一人，跨世紀和新世紀人才有八九個。

在我讀高二時，因成績優異，學校準許我提前一年高考，當時志愿都已經填報好了。由于我視力不好、高度近視，而北京大學的數學力學系對視力要求不高，我就報了這個專業，體檢等一些準備也做好了。然而這時“文革”開始了，大學招生考試停止，這一停就持續了十一二年。

“文革”對我的影響，這個問題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我們今天對于“文革”的討論分短的和長的兩種看法，長的達十年，真正鬧得厲害的就是兩年多。一開頭我們是“紅衛兵小將”，之后就一起被動員下鄉了，這就導致我們對“文革”那一套東西信仰的破滅。到了農村之后，就必須面對現實的生活了，以前那些高調的東西都沒有了。我原本做好了在農村待一輩子的打算，和當地人結了婚，在讀大學以前就生了三個小孩。所以我現在有三個子女、四個孫輩。我在南京大學留校以后過了幾年，才把我愛人從插隊的農村調過來，此前則是分居兩地。

那個時候，應該講幾乎人人都是紅衛兵，但是打架、斗老師的并不是很多。喊喊口號開開會，這是大多數人都跟著做的；真正的“文攻武衛”，真正打人、捏造一些謠言來整老師的，比較少。特別是我們這些當時學習比較好、老師比較喜歡的人，不會干這類事情。在1966年，大概是11月，我也去過一次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見。之后作為知青我下鄉插隊。下鄉之后，先是種田，當農民，搞了三年；后來到公社的供銷社做臨時工，公社現在叫鄉，現在的鄉比較大，往往是兩三個公社并在一起的，供銷社臨時工按照現在的講法就是農民工；農民工做了大概有三年，后來正式招工，身份就成了工人；成為工人之后又被縣委、縣政府借調去，也是中國特色，叫“以工代干”，就是以工人編制當干部，大概又干了三年。在農村連頭帶尾十年，實際上待了九年，1968年10月下鄉，1977年底考上南京大學，1978年2月入學。

我插隊落戶的地方叫夏集，屬于蘇北寶應縣，是寶應、興化、高郵三縣交界的地方，位于“里下河地區”，是江蘇省最低洼的地方。有四條河，北邊一條蘇北灌溉總渠，西邊一條京杭大運河，東邊一條串場運河，從鹽城到南通，南邊一條通揚運河，從南通到揚州，被這四條河圍在當中的一塊就是里下河地區。它的地面比海平面還低，都是沼澤地，現在叫濕地，“城市之腎”，就像長征時候過的草地一樣。

準備考試我只花了一天

我在寶應參加的高考，因為我的戶口在寶應，考上以后才回南京。中央做出恢復高考的決定后，《新聞聯播》第一條就播送了這個重大消息，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也都是這個內容。但人們對高考恢復的態度并不是一致支持的，現在媒體報道說當時群情激昂，實際上并非如此。當時社會上“左”的風氣還沒有扭轉過來，比如江蘇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長在全國性的會議上極力批評中央關于恢復高考的決策，稱之為鄧小平“右”傾路線的又一次“復辟”，認為應該保持原先由工農兵推薦入學、不考試的做法。

當年江蘇省高考文科有四門科目，語文、數學、政治和史地。我準備考試只花了一天時間，用來復習數學書上的一些公式。當時并不能說是下定決心去高考，而是有些猶豫。縣委宣傳部報道組五人之中有四個都是畢業了的大學生，只有我的身份是知青；但在《人民日報》《新華日報》等一些大報上發表文章的數量，卻是我的較多。我的編制在供銷社，但是一直被借調到縣委、縣政府工作，當時在縣報道組。我拖到報名期限的最后一天才去報名，因擔心如果考不好而被下崗，不讓我在縣里工作。報道組的其他四位勸我放心去考，就算沒有考好他們也會去說情，不可能下崗的。我的家庭也很支持我參加高考，包括愛人也支持，好多人都勸她不要放我走，但她還是支持我。雖然當時復習時間非常短，但我也沒有很忐忑，而是抱著考得上就讀、考不上拉倒的想法，心態比較放松。

1977年還是各地自行出卷，所以我們考試用的是江蘇本省出的試卷，總分是四百分，數學附加題二十分，但不計入總成績里。我數學是一百二十分，但只算一百，政治是九十九，歷史地理是一百，語文扣分比較多，總分三百八十六，名列全省第一。作文題目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也可能是《登攀》?？颊螘r，后面有道問答題是關于索馬里軍事政變的，很多人都答不出來，但只要是批判美帝蘇修，都可得分。我在縣委宣傳部工作期間，曾被省委宣傳部抽調去參加過為期三個月的“大批判”寫作組，撰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也討論些國際形勢的問題，因此對此比較了解。許多考生說沒有復習到這個內容，當時補習班也還沒出現，誰都不知道會怎么考。我原來的學習底子和工作經歷對我參加高考幫助挺大，數學全靠之前中學的底子，在宣傳部工作也得到了很多語文和政治方面的鍛煉。

關于填報志愿的情況，那個時候選擇專業有這樣一條背景，經過“文革”中以及“文革”結束后的思想轉變，大家都發現，思想、理論是最重要的，解放思想、更新觀念，這都是哲學問題。第一，人們很信仰哲學，更新觀念、解放思想；第二，大家都非常羨慕文學家、作家。現在作家沒什么地位——最近有一張照片，大家都捧陳凱歌，莫言站在旁邊都沒人睬——但在1980年代，文學青年寫文學作品，往往一篇文章就能改變人們的觀念。我考入哲學系時，考分高的都報了哲學系。因為當時南京大學文科只有四個系，哲學系分最高，中文系第二，歷史系第三，還有外文系。其他許多院系都是1978年之后才有的。

雖然我分數比較高，但是也不存在遺憾。當時我的第一志愿是復旦大學的新聞系，第二志愿是南京師范學院的中文系，第三志愿是揚州師范學院的中文系。后來省政府招生辦允許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當時的南京工學院）提前拿考生材料錄取，于是我的相關材料被拿到南京大學，收到錄取通知書時我十分驚訝。我下放到農村，跟當地人結婚，有了小孩，能進入南京大學我就覺得沒有什么遺憾了。我覺得現代人生活工作壓力過大，有些過度緊張，什么“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等等，都是些害人的話，沒道理。對一個單位、一種事業來講，不能夠知足常樂，但對一個人來講就是應該“知足常樂”。每個階段都應該有目標，這個目標比現實略高，原來的目標實現了，高一點的目標再往前。一開頭就定一個大目標，始終實現不了怎么辦呢？我認為，許多時候人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沒有什么考慮，只是出于一種本能，下意識的。

我選了文科，還因為一條，下鄉后接觸到的社會現實對考文科是比較有用的。理工科的東西，十年都沒有接觸，也沒怎么用過。我在上大學之前，寫的人物通訊在《人民日報》頭版都登過，筆頭比較厲害，是大家公認的。還有一個原因，如果要帶工資上學的話，一定要單位開證明，單位證明最后是宣傳部開的，我發現如果學哲學和中文，讓部長簽字比較容易。

1977年11月高考，一個月后收到錄取通知書，1978年2月入學報到。我報到的前一天還在原單位工作，收到錄取通知書也沒有特別激動，就像平常一樣。因為“文革”還在批“臭老九”，不知道后來會變成什么樣?！拔母铩敝袑W制改成九年，小學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我來上大學時三十周歲，現在的考生一般都是十八周歲吧，當時有些人僅十五六周歲，就像我院的張鳳陽老師他們一樣。1977年恢復高考時張鳳陽正好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只有十五六歲。有的地方甚至父子一起參加高考讀大學。

“坐冷板凳，搞真學問”

學校迎接七七級學生是在中央門的長途汽車站，我記得我見到的第一個老師就是后來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胡福明老師。對我來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現今八十一歲高齡的胡福明老師，他給我最大的教誨就是“緊密聯系實際”——學習理論是為了推動社會改造，即務實精神、實事求是。其次還有孫伯鍨先生，現在已經去世了，他是我校張異賓書記的老師，他最激勵我的就是“坐冷板凳，搞真學問”。他是研究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張異賓還跟著他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他的影響下我們都讀原著，馬恩全集也好，列寧全集也好，都認真地讀，不人云亦云，都要見到證據，見到原始版本，所以張異賓寫過的《回到馬克思》《走進馬克思》，實際上都是繼承了他的風格。胡老師和孫先生這兩種風格，以前、現在和今后都在影響著我、引導著我，讓我懂得做學問既要忠于原著、尊重歷史，找到思想的源頭，把握學術發展的脈絡；同時也要堅持為人民、為國家、為社會而做學問。

那時候上課和現在不一樣，因為當時高考停招了十二年，我們進來以后應該說所有老師都是很高興的。大學那幾年的學術氛圍相當開放，有名氣有潛力的老師都搶著在第一線教學生，給七七、七八級的學生上課。他們也憋了多年，給初中水平的工農兵學員上課，有的學員聽不懂，教起來不順暢。所以七七、七八這兩級的教學質量是其他級所無法比擬的，加上之前在社會上受到的鍛煉，學生寫文章的功底和對社會的了解都是比較全面的。當然也有思想比較傳統、保守的學生，“衛道士”還比較多。

所有的老師包括最好的老師都成天跟我們本科生在一起，給我們上課。當時享受這個待遇的主要就是所謂的“新三屆”，七七、七八、七九三級，到1980年以后學生漸漸多了，老師就不一定能經常見到面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所謂的必修課、選修課，主科、副科，按現在的話講，所有的課程，不管是基礎課，還是方向課，選修課、必修課，全都是系里最好的老師上。而且老師們教得也很高興，因為以前沒有教的資格，后來如果要教也是教工農兵學員，講得太深他們也聽不懂，所以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都搶著上課，不像現在一些老師，能少上課就少上課。

哲學系的課程很多，基本上是兩大塊，一是哲學，一是科學，數理化、天地生都要學。數學要學兩年，物理學一年，其他科目如化學、天文、地質和生物都只上一個學期。當時有種說法：“哲學是各門科學的概括和總結?！币虼俗匀豢茖W都是要學的。哲學這一塊又分成兩類，一類是哲學著作，一類是社會科學著作，即經濟學、歷史學和法學，那時還沒有社會學、政治學。哲學類著作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三個方面。總之，要上的課多，要看的書也多。

后來大三升大四時，開始恢復政治學、社會學、國際政治等學科。各重點大學派了一些人去南開大學學社會學，我的同班同學宋林飛就去學了一年，他們這些人是中國社會學的“黃埔一期”?，F在中國社會學界的一些大腕都是“黃埔一期”的同學。

那時師生之間常常交流。學生圍著老師不停地問問題，因為沒有什么社團活動，也沒有什么實習、找工作，就是成天讀書、泡圖書館。老師也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他們上完課以后沒地方去，就在系里的辦公室，幾個學生就圍上去，你談談，他談談，到快吃飯的時間了，老師回家，學生們就去食堂，所以經常接觸。那時候，大學的師生關系就像現在的中學、小學的師生關系一樣，幾乎天天都能見面。

當時圖書館里的設備比較簡陋，到處都擠滿了人。像星期天的話，常常都是吃過早飯就進去，帶兩個饅頭，中午也不出來，就在里面喝開水、吃饅頭，到吃晚飯的時候才回去。自習就在教室、圖書館，宿舍里也有人。當時是八個人一間，基本上有一兩個人留在宿舍看書，因為人多了就坐不下，所以有到教室的，有到圖書館的，有留在宿舍的，而且慢慢地形成了習慣，以后幾年基本上就是這樣。

當時也沒有電子設備，每逢看書時就做卡片，把書上的內容摘抄下來，甚至頁碼、書名、作者名字、出版社和出版年份都詳細記錄，就和以前圖書館查找書目的卡片一樣。有些人卡片數目上萬，一般的人也會做到五千多張。當時一起上大學的人都特別刻苦，因為有十年空白沒有書讀，除了報紙和廣播就沒有其他的信息來源。在單位除了報紙雜志、幾本馬列毛著作，也沒有什么書。

但那時大學圖書館的書，數量遠沒有現在的多，1980年之前能出版的外國人的書，除了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的一批文學作品，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的一兩百種漢譯名著，如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書。編譯出版社也出版一些書，主要把馬列著作引進國內，把毛澤東的著作翻譯成外文。那時候課外書已經不怎么讀了，課外書是中學的時候讀得比較多，大學時因為歲數比較大，而且很多年都沒有經過正式的訓練，所以看的都是專業書，專業以外的書基本上不怎么看。

大家都想把時間補回來

有了家庭后再來讀大學，生活當然會有困難。我有三個小孩，一個我父母帶，一個我愛人父母帶，最小的我愛人自己帶。那時候生活也不用太多錢，一個月伙食費就十二塊左右，我是帶工資來讀書的，當時的工資是二十八塊五角。拿一等助學金的人是十六塊錢，當時沒有工作的多半都有助學金，助學金分一二三等，一等助學金就基本上夠生活了。那時我們看電影就在百花劇場，位于新街口旁邊，原來是說書的，后來改成劇場。那個地方專門放過期的電影，拿老片子來放，五分錢一場，因為其他的可能都要兩毛三毛，所以當時我們都愛看老片子。當時有個流行的叫《流浪者之歌》，上下集就是一毛錢。當時我從來不逛街，主要愛看書，電影也是一個月看一回，所以基本上不出學校。

飲食方面，當時食堂一般是素菜為主，里面有些肉絲，然后炒雞蛋等。當時大家都是一個菜，把菜往飯上一蓋，就像蓋澆飯一樣的。都是自己帶碗，柜子也不用上鎖，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就自己去拿。大家一般都有兩個碗，一個碗裝飯、菜，一個菜花一毛到三毛，三毛的菜肉就比較多，一毛幾的就只有一點兒肉絲了；還有一個碗就是去端湯，湯是不要錢的。早飯大概就吃稀飯、饅頭。

談對象的問題，對當時已經結婚的同學就無所謂了，沒有結婚但已經談好對象的，在讀書期間都可以結婚。我們班上僅有一對是畢業時明確關系的，平時都是私下的活動。校規也沒講允許，也沒講不允許。但當時的人，即使是在熱戀中，也不會當著人抱抱親親、牽手的。

舉行舞會是到1980年代以后的事，當時的風氣一是鼓勵大家穿好衣裳，然后就是開展文藝活動、跳舞。我們讀書的時候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和現在相比，大學生活很不豐富，就是看書學習。大家都反感搞活動，當時的領導講過一句話，“教學科研部門不要老是開會，一個禮拜充其量只能花半天?！薄拔母铩钡臅r候集體活動太多，浪費了很多時間，大家都想把時間補回來。還有一點，我曾經在1990年作為總教練帶南京大學辯論隊出國打過比賽，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感覺很沒有意思。它給所有參加者造成的最大的影響就是詭辯——世界上本沒有真理。

辯論本來就是一種技巧性的東西，也辯不出真理。

我進入校時學校還有工農兵學員，張異賓書記、陳駿校長當時都是，后來考了研究生。我們七七級的同學和工農兵學員相處，關系也還好。因為那時候跟現在還是不大一樣，那時候即使有意見，在面子上都會注意，很含蓄，口頭上不會怎么樣，但內心里瞧不起、不認同的可能還是有。最后一級工農兵學員，南京大學哲學系七六級的，好多課都是和我們一起上，當時不同年級的一些課是一起在大教室上的。

南京大學當時的住宿條件比較差，八九個人一個房間，上下鋪都住人。床頭放洗漱用品，衣服等很多東西容易發霉。大學里的學生思想不一定都是開放的，很多思想相當“左”。我們班上七十多人，只有十幾個黨員，入黨很難，有人專挑各種毛病。黨員有穿軍裝的，也有各級官員，官員一般是在縣里和鄉鎮當干部的。

所謂“逆境”

因為我來讀書時已經成家了，有三個小孩，當時大學包分配，我想在大學任教，所以第一志愿就報了淮陰師范?？茖W校，第二志愿是原來以工代干的縣委宣傳部，這兩處單位都靠家。當時的要求都很低，大學任教的話，最后當上副教授和出國一次；在縣委宣傳部工作，最后當個副部長就可以了。

大學生活應該說對人生是有很大影響的，但對于我來說起碼有兩個東西不是在大學里學到的，而是在下鄉十年里學到的。一是對中國社會的了解，特別是對底層的了解，現在中央領導對普通的老百姓那么關心，這和他在延安插隊七年是有關系的。所以我們一看報紙上領導講的話，就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了，這是現在暑假社會實踐，去個半個月也學不到的。二是文字功夫，那是因為我曾經被借調到縣委宣傳部和縣政府辦公室，做報道員、秘書。這兩樣，我不是在大學里學成的。當時我們班上，我三十歲，最大的三十一二歲，最小的十六歲，年齡相差蠻大的。

我們這代人也知道，像我這年齡早應該退休了，但大學還在用我。我們中學的同學、大學的同學，經常在一起活動。大學同學看起來還可以，有幾個還在工作。中學同學，因為都是我這把年齡，有很多人生活在社會底層，生活有些拮據；有少數人去做生意，后來也發達了；但多數人再就業、改行經商都是不順的。

下鄉的經歷對我來說算是逆境，反而激發了人的奮進，但有一條：不能人為地制造逆境。逆境下成才的是少數，多數人是給毀掉了。還有福禍互相的轉化，一旦逆境發生了你要正確地去對待，但不能因為有的人在逆境中成功了就給所有人有意地制造逆境，這是很殘忍的。

童星簡介

童星，江蘇南京人，1948年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學哲學系，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F任南京大學社會風險和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社會風險研究基地主任。曾任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我們為什么而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