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民一生，在追隨孫中山從事政治革命、軍事斗爭之外，致力于建設一個適應世界潮流的社會制度，推動男女平等，1930年通過《中華民國民法》立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確立了完整的婦女財產權、繼承權，將男女平等原則貫徹于整個民法所規定的家庭制度之中，這是近代民主革命最重大的成果之一。1977年，民國史學者蔣永敬先生撰成《胡漢民提倡女權的思想及其成就》一文，首次對胡漢民的推動男女平權的貢獻作了精辟闡述。

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強調，歷史人類學的區域研究要“從人的行為及其交往關系出發去建立歷史解釋的邏輯”，也十分重視社會變遷中“人的能動性”。胡漢民女權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晚清維新思潮、革命思潮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他成長于傳統上女子權利較強的廣府地區，很早就對粵中女子“不嫁主義”加以研究，他與中國第一代女權運動領袖張竹君的密切交往，是促成他畢生關注并推動男女平權的重要契機。

中國由一個個區域組成，每個區域各具特色，都對“全局”有所貢獻，區域研究要摸清區域內部的結構與變遷，在此基礎上作“跨區域”研究，并將區域與“全局”的聯系揭示出來。有些人認為，對“全局”的研究“高于”區域研究，這是十分狹隘的觀點，對認識“何謂中國”“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十分不利。與此同時，區域研究若能重視“區域”與外部的互動與聯系，政治史與人物研究若能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或可避免過度“碎片化”的弊病。

女性姓名權、財產權“革命”

學界有些人從“西方中心論”出發，認為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完全是西來的，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但往往因此忽視中國女權運動有其本土淵源——明清以來廣府地區的“不落家”、“守清”、“自梳”傳統。

在廣州府所屬南海、番禺、順德、香山等縣，至遲從明末開始即出現了“不落家”（歸寧不返）現象，隨后也擴展到肇慶府。因廣州、肇慶文化差異甚少，本文的“廣府”包含廣州、肇慶兩府。所謂“不落家”，即女子結婚后仍長住娘家，只在重要節日或翁姑生日時在夫家住宿一兩天。從事反清復明運動的著名詩人屈大均是番禺人，他的發妻即實行“不落家”。這一風俗的起源，學界至今未能得出一致結論，我個人認為與古越族女子地位較高的傳統有關。不管其起因如何，這種風俗到清代已經帶有抵制包辦婚姻、家庭專制的意味。1900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日報》刊出《男女平等之原理》一文，注意到“不落家”是對包辦婚姻的抵抗。該文指出：“今居中國，男不識女，女不識男，互昧平生，強作婚姻，非其志也，迫于禮已。其或不順，勢必至男則休妻再娶，女則歸寧不返。”

從“不落家”傳統，又演變出一種新的形勢，叫做“守清”，即未婚女子特意與剛剛去世的青年男子牌位“拜堂”，取得所謂“名分”后獨立生活。這種形式更進一步，明確表示對包辦婚姻的反抗。

在“守清”之外，大約在清代中期，廣府地區又出現更具普遍性的“自梳”。舊時代姑娘扎辮，已婚婦女梳髻，“梳起”則是未婚姑娘梳髻以示終身不嫁，是一種非常隆重的儀式。自梳女為維護自身生活方式，往往義結“金蘭”，居住于共用的“姐妹屋”“女屋”之中。我們今天往往是用欣賞奇風異俗的眼光去看待自梳女，但她們的不婚、自養、自由支配財產的權利，是數代女子以死拒婚、付出慘烈代價爭取得來。

在傳統中國，女性姓名權并非普遍的法定權利，有一定上層社會的女子會有完整姓名，庶民女子則長期沒有這個權利。我們耳熟能詳的古代女子，如班昭、蔡文姬、李清照等，是以其史學、文學成就名世，梁紅玉、秦良玉等則以軍事才能而著稱。其他許多女子，多作為妃嬪、妻妾、名妓而傳世。以改良棉紡織技術著稱的黃道婆，按筆者的理解“道婆”并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因她信仰宗教，故而別人對她如此稱呼。庶民階層的女子，在法律文書及其他正式場合，未嫁女以“X氏女”出現，已婚女子以“X門Y氏”“XY氏”出現，或者在父姓、夫姓后面加上“X娘”“X姐”，實際只是排行，并非現代社會的正式名字。漢唐宋元時期，禮法尚未曾十分嚴苛，偶爾也有一些碑刻中庶民女子使用姓名全稱的例子。到了明清時期，理學占據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男權社會達到頂峰，庶民階級中女子姓名權更加衰落。

然而，在帝國“邊陲”的珠江三角洲，從清中期開始，隨著自梳女的出現，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女子姓名權“革命”。廣東民間文物保護組織“金石遺珍”余國強、康志斌，曾對廣州黃埔長洲島道光九年（1829年）《重建金花古廟各家樂助碑記》作了全文釋讀。筆者從《碑記》捐助名單中，發現“花女曾桂香、曾悅好、曾金鳳、曾瑞好……”連續18個未婚女子姓名，排在“信婦曾門黃氏、曾門梁氏……”等13個已婚女子之前。

暨南大學劉正剛教授，釋讀了廣州黃埔村嘉慶十八年（1813年）《重修洪圣宮殿碑記》，發現其中梁氏家族部分有“花女梁玉藏助金一員、花女梁觀平助金一員、花女梁配蓮助金一員……”等26條記錄，而胡氏家族的“花女”則有29名。這些名字都非常正式，與現代女性名字相類，并非以前“梁八娘”“梁八姐”那樣的排行稱謂。廣東省社科院陳忠烈研究員依據田野調查做了解讀，認為“花女”指未婚女性，碑文中的“花女”應該大多數指的是不愿意結婚的自梳女。

姓名權與財產權難以分離。財產總是登記于一定的姓名之下；有了獨立的姓名權，財產權才能有明確標識。獨立姓名權的普遍出現，顯示在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區，女性財產權已突破了傳統禮法限制。她們在向廟宇捐款時，不再使用“X氏女”這樣的稱謂，顯示她們的捐款來自本人工作、經營所得，而非來自父親的贈與。

自梳女財產權的取得，是在廣州府得到廣泛承認的“習慣法”基礎上實現的。在舉行正式“梳起”儀式、入住“姐妹屋”之后，社會默認自梳女已擁有獨立財產權，她們從事雇傭工作、經營工商業、置業收租、放債收息等所得歸她本人所有、支配，不必將所得上繳于男性家長。自梳女年老之時，可按本人意志，立遺囑將遺產由其侄子或“契女”（干女兒）繼承。

張竹君對胡漢民的深刻影響

清末中國女權運動有三個中心，一是留學生眾多的日本，二為華洋雜處的上海，三是廣府地區。張竹君以一人之身，橫跨了廣府、上海兩個中心。

中國第一代女權領袖張竹君正是出生在“自梳”風氣極為濃厚的番禺縣，在教會所辦的博濟醫院跟隨兩位美國女醫生學習多年，又飽受維新思想的熏陶，在20世紀初年脫穎而出，迅速成長為女權運動的實行家和宣傳家。也正是在20世紀最初幾年，胡漢民與張竹君的密切交往，促成胡氏一生都關注男女平權。

張竹君（1879-1964），廣東番禺縣沙灣螺陽鄉岐山村人，出生于十三行行商家庭。十三行行商為清政府授權的外貿商人，專門與來華貿易的西方人打交道，見識通達。張竹君少時入教會所辦的博濟醫院學習西醫，1900年1月畢業后，即創辦南福醫院于廣州，醫院的建設費、開辦費應有部分來自家庭的支持。張竹君奉行“不嫁主義”，主張女性自立自強，跟她出生成長的地域有重要關系。沙灣所在的番禺禺南地區，與相鄰的順德、南海、香山各縣，乃是“不落家”、“守清”與“自梳”風氣最為盛行的地區。

在博濟醫院期間，張竹君也從來自美國的兩位女醫生富馬利（Mary Hannah Fulton）、賴馬西（Mary West Niles）身上，學到女性獨立自強之道。從1886年開始，賴馬西醫生負責管理博濟醫院女病房，同時收養了一批女盲童加以教養，進而建立華南地區最大的盲童學校明心書院。她還奉行不嫁主義，一直在廣州服務到年老退休。1899年，富馬利醫生獨立籌款，在廣州西關創辦中國第一家女子醫學院夏葛醫學堂，與張竹君保持著長期的師生友誼，1915年因病到上海休養，與張竹君攜手創建上海第一家粵語教堂。

康有為胞弟、“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廣仁，也是博濟醫院畢業生，張竹君的師兄，1895年在廣州發起創辦“不纏足會”，1897年在上海與友人創辦女學堂，這一系列保護女性健康、提升女性知識水平的舉措，相信對張竹君產生了一定影響。

1901年，張竹君在廣州河南創辦南福醫院，在主持醫療事務外，主持演說會，倡議興辦育賢女學堂，“一時新學志士多奔走其門，隱然執新學界之牛耳。”其時胡漢民任《嶺海報》總主筆，對張竹君的女權運動贊襄最力，幾乎將《嶺海報》變成張竹君的機關報。胡漢民一度東渡日本留學，不久又回粵，繼續編輯《嶺海報》。其時《羊城報》記者莫任衡對張竹君等人言行不滿，寫成《駁女權論》。胡漢民與張竹君相善，乃與《亞洲報》主筆謝英伯相約，聯手向《羊城報》反攻，扶持女權運動。張竹君常在夏秋之際，雇一只紫洞艇（陳設豪華之花舫）停在珠江邊，以為納涼之所，胡漢民常與友人到艇上敘談。1904年，張竹君前往上海，先后創辦女子興學保險會、育賢女學堂、女子中西醫學堂、上海醫院等，在女子教育、醫療、互助救濟方面開創出宏大事業。

1908年，胡漢民留日期間，在法國《新世紀》雜志發表《粵中女子之不嫁者》，一反士大夫對自梳風氣的抨擊，率先加以肯定，指出“以為世界可哀可敬者，莫此等女子若也”，認為不落家、自梳是對野蠻禮教的反抗，“乃真野蠻惡風所生之反動力也”，肯定其抵抗包辦婚姻、解決經濟獨立、組成團體以抵抗社會壓力的重要意義。最后，他對女權問題提出四點意見：一是男女不自由配合為大逆人道；二是經濟革命而后男女可以平等，順德等地自梳女因從事絲業得以獨立維生，故能歷久不衰；三是女子抵抗強權之能力不弱于男子；四是強者每懷私利以弱者之抵抗為非理。可以說，以孫中山、胡漢民為首的革命派，比維新派大大地前進了一步，致力于表彰女子追求獨立的反抗精神，尤其重視經濟獨立對于女權運動的意義。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張竹君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赤十字會”，自任會長，組織醫療隊前往武漢進行戰場救護，并掩護黃興等同盟會高級干部成功抵達武漢。幾乎同時，廣東光復，胡漢民出任廣東軍政府都督。他在組織廣東省臨時省議會時，為確保有一定人數的女性當選省議員，胡漢民主持擬定議員選舉法時，特制定比例代表制，確定同盟會代表名額20人，男女各半，故而順利選出議員程立卿、李佩蘭、廖冰筠、鄧惠芳、張沅、倫耀華、莊漢翹、易粵英、汪兆鏘、文翔鳳10人。這是中國女子正式參政的起始，在全亞洲也屬于創舉。

1930年《民法》確立男女平權

1920年，胡漢民撰成長文《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庭制度》，鮮明地揭示男女關系方面世界上的新趨勢：“（一）婦人地位于私法上與男子平等；（二）結婚尊重本人之自由意愿；（三）關于離婚，夫婦有同等底權利，不比從前寬于夫而嚴于父；（四）貞操問題，夫婦同等，為雙方義務之要求。”這些原則，十年之后都體現在民法條文之中。

1922年秋間，孫中山在上海召集國民黨改進會修改國民黨黨綱，在“民權主義”部分規定“謀直接民權之實現，與完成男女平等制全民政治”。由胡漢民、汪精衛起草的改進會宣言稱：“確定婦女與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發展。”

1928年北伐成功，中國宣告統一，國民政府實行五院制，胡漢民出任立法院長，即開始大刀闊斧地以立法來改良社會制度，促進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他延請伍廷芳弟子傅秉常（廣東南海人）擔任民法起草委員會召集人，法學家史尚寬、林彬等人輔佐。

經起草委員會夜以繼日的緊張工作，1930年12月3-4日，民法親屬篇與繼承篇在立法院獲得通過。親屬篇規定，女子無論結婚與否，對個人之財產有完全處分的權利；任何權利，均不應男女而有所區別；無論男女，均有資格擔任家長。與此相應，《民法》繼承篇賦予無論婚否之女子對父母遺產均有繼承權、寡妻對丈夫遺產有繼承權，革了宗法制度的命。這部民法，是全世界第二部規定男女平等的民法典，在亞洲處于領先地位，與之相比，日本民法仍對女子權利有諸多限制。

召集人傅秉常為此發表《新民法與社會本位》一文，指出：“……新民法總則，外察世界趨勢，內審黨義國情，毅然撤廢男女間一切不平等之規定。”（《中華法學雜志》1930年第一卷第二期）

1930年12月15日，胡漢民在立法院紀念周的演講中，總結了民法對男女平等的立法原則：“一、否認妻為限制行為能力者；二、離婚條件不寬于男而嚴于女；三、父母得共同行使其親權；四、否認單獨的夫權之存在；五、無論已否出嫁之女子，對于父母之遺產，都有繼承權；此外各種親屬，茍與被繼承人親等之遠近相等，也不以性別而有所軒輊。”

中華民國民法立法所處的時代，為新舊并存的時代，起草團隊所面臨的困難，非親歷者無以知悉，然而他們仍然鼓起極大勇氣，力圖在減少陣痛、循序漸進的前提下，打破宗法制度，以法律促成新家庭制度的建立。傅秉常回憶道：“吾以為國民黨的統治，代表一新階段的開始，吾人之法律亦應超邁現實，以求掖導社會之進步，但又不宜過分激進，致與現實脫節，無法在社會中發生預期之效力。”

作為男性，胡漢民從1901年就從輿論上聲援張竹君的女權運動，之后繼續支持男女平權歷30年之久，到1930年以一部亞洲最進步的《民法》，將近代女權運動、五四運動的社會進步思潮以法典的形式鞏固下來，是對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的落實，部分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社會革命，也是一項無與倫比的成就。遺憾的是，1931年，蔣介石囚禁胡漢民，隨后胡氏被迫離開權力中心，未能在全局性的社會改良方面再做出貢獻。

廣府女權運動的成果

美國華人陳福霖指出：“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里，中國婦女參與革命而有顯著的成就的，真是屈指可數。何香凝從反清、討袁、護法，到第一次國共合作，二十多年里，和她的革命伴侶廖仲愷堅定地支持和協助孫中山，從事愛國愛民的革命工作。在這期間，她對革命的貢獻，絕不是其他的中國婦女（包括宋慶齡在內）所能比擬。”

何香凝在女子參政方面取得的成就，并非偶然，其淵源是清中期以來廣府地區漸次興起的“自梳”運動、“不纏足運動”以及清末以來的女權運動。何香凝出生于南海縣一個富商家庭，在香港長大，自小即不纏足，這在內地社會是不可想象的，她能夠堅持下來，與廣府地區“不纏足運動”的開展有著直接關系。民國初年，廖仲愷、何香凝夫婦在廣州百子路（今中山二路）購置洋樓兩座，購房款全部出自何香凝，這筆巨款來自何所繼承的遺產。雖然當時的法律否定外嫁女有繼承權，何家主事人仍認為何香凝有權繼承部分遺產。蔣介石在廣州市區的住所，正是借用何香凝出資購買的其中一座洋樓作為公館。

近年來，有關近代女權運動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多集中在留日學生界、江浙滬、湖南等地，對廣府地區重視不足。正是在廣府地區，自梳運動為社會所普遍接受，為女性獲得財產所有權與支配權開拓了廣闊空間，女性也得以拋頭露面廣泛參與社會活動，有力地支援了辛亥革命。張竹君的閨蜜徐宗漢，以富家寡媳身份加入同盟會，以奩產投充革命經費，在“黃花崗起義”時護送受傷的黃興前往香港療傷，而后締結連理，乃是亙古未有之驚人舉動。胡漢民妻子陳淑子、胞妹胡寧媛，在同盟會多次起義中舍生忘死，扮作新娘用花轎運送槍械，其膽識也不可多得。

國民黨婦女運動領袖中，婦女部長何香凝（廣東南海）、國民黨婦女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沈慧蓮（廣東番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伍智梅（廣東臺山），首屆“國大”代表鄧不奴（廣東三水），青年軍女青年服務隊總隊長陳逸云（廣東東莞），都是廣府人。中共方面，大革命時期杰出的中共女黨員譚竹山（廣東高明）、陳鐵軍（廣東南海）、區夢覺（廣東南海），也來自廣府地區。沒有晚清以來廣府地區廣泛深入的女權運動為基礎，不可能涌現出如此之多的婦女領袖。

中國女子姓名權、財產權，并非完全外來的產物，而是在清中期的珠江三角洲萌芽、發育、發展，一代代自梳女結成生死與共的“金蘭”團體激烈抗爭所取得，為此也付出慘重代價。她們歷經奮斗而取得的女子財產權成果，為民主革命時期廣府地區女權運動、女子參政運動鋪平了道路。女權領袖張竹君對胡漢民的深刻影響，隨著胡漢民入主中樞，而在1930年的民法立法中體現出來，惠及于全國。張竹君推動女權運動的基本策略，是聯合“以平等待我”的男性共同奮斗，例如她創辦上海育賢女學堂、中西女子醫學院，主要依靠紳士李平書的財力支持。同時代的個別女權領袖依靠煽動仇男情緒來博取掌聲，對推動平權不僅不利而且有害。

筆者認為，區域研究與“全局”研究同樣重要，不了解區域，也難以理解“全國”。曾經，經濟社會史研究試圖以某個地域為“典型”來“代表”全國，近年來這種過于的狹隘思路如今已有所改變。正如劉志偉所說，沒有什么“典型”“代表性”，有的是一個個獨具特色的“區域”，區域的劃分也不必固定，可根據研究選題而調整，甚至可以跨越國界。社會史的研究，不存在什么固定的“中心”與“邊緣”之分，凡是學者所深耕地域就是“中心”。就我所知，近代跨越省界的民間信仰團體，有不少起源于西南而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催生了數量龐大的民間慈善團體，并延伸到港澳東南亞華人社會；不能因為西南曾經交通不便、經濟不如東部發達而不加重視。華南區域研究，是視野的拓寬、史學方法論上的創新，并非要以華南作為什么“典型”，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地方史”研究。

馀論

法律上所賦予的婦女財產權、繼承權，到今天在許多地區仍未得到完全貫徹，如外嫁女的繼承權和農村集體經濟收益權問題，依然遭受侵害。在強大的社會習慣勢力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真正實現男女各方面權利的平等，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盡管有種種不如意之處，20世紀中國在婦女財產權、繼承權方面的進步仍然有目共睹，其中最重大的一步，是由胡漢民及其立法院同仁所走出的。

本文是在民國史學者蔣永敬教授研究成果基礎上的續貂之作。如無蔣教授的抉發揄揚，胡漢民在推動男女平等方面的貢獻，恐怕至今仍無人知曉。蔣教授已于2018年4月26日逝世于臺北，享年96歲，謹以拙文悼念學界先進蔣永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