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推出監督人工智能規則草案

5月11日，歐盟的立法者通過了歐盟人工智能規則手冊的強化版本。歐洲在全面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面部識別和控制聊天技術取得了進展。歐洲議會的內部市場委員會和公民自由委員會以84票贊成、7票反對和12票棄權通過了關于《人工智能法》的談判授權草案。該草案旨在確保人工智能系統受到監督。

歐洲議會議員同意全面禁止在公共場所使用遠程生物識別技術（即人工智能輔助技術，如面部識別，從照片或錄像中識別個人），無論是實時的識別技術還是事后識別。部分議員表示這既違背了歐盟委員會的最初提議，也違背了歐盟成員國在理事會支持的立場。這一問題在起草文本的主要議員中引發了激烈辯論，中間偏右的歐洲基督教民主黨強烈反對這一禁令。

最終，共同牽頭起草該文本的議員：意大利標準與發展黨（S&D）歐洲議會議員貝尼菲（Brando Benifei）和羅馬尼亞更新黨（Renew）歐洲議會議員德拉戈·圖多拉奇（Drago? Tudorache）——促成了一項協議，試圖在修正案中平衡極端的不同立場。

當地時間2017年8月1日，德國柏林，德國在火車站安裝和測試面部識別系統。

于5月11日批準的文本將為“基礎模型”，即為“從有限的人類輸入中創建內容的人工智能，如OpenAI的ChatGPT或圖像生成工具Midjourney”制定法律規則。歐洲議會議員建議，這些系統應該保證更高的透明度和合規標準，開發人員應部分披露用于訓練這些模型的受版權保護的內容。歐洲議會全體會議預計將在6月對該文本進行投票。

事實上，歐洲的立法者早已對迅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感到警惕。據《界面快報》報道，在4月17日，歐盟立法者曾明確表示希望賦予監管機構新的權力來管理ChatGPT等技術的開發。一群有影響力的歐盟立法者在他們計劃于周一發布的一封公開信中表示，需要一套針對強大的通用人工智能工具量身定制的新規則。

負責起草歐盟人工智能法案新草案的立法者小組表示，他們致力于在法案中增加條款，旨在“引導非常強大的人工智能朝著以人為本、安全可靠的方向發展”。“隨著強大的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我們看到需要大量的政治關注，”立法者寫道。 他們補充說，決策者計劃在今年晚些時候通過歐盟的待決法案，該法案“可以作為全球不同監管傳統和環境中其他監管舉措的藍圖。”[1]

另一個人工智能的爭議性話題，則與探究開發者如何訓練人工智能模型息息相關。在微軟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等推出或測試一系列AI工具之際，這一直是最棘手的商業問題之一。據網易新聞報道，歐盟在4月30日提出新的立法草案，要求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的開發商，透露他們在構建AI系統時使用的版權材料。這可能為制定全球首個全面監管AI技術的法規鋪平道路。報道說，監管機構會根據感知風險（perceived risk）對AI工具的風險級別進行分類：從最低到有限（limited）、高（high）和不可接受（unacceptable）。較令人關注的領域可能包括生物識別監控、傳播錯誤信息或卑視語言等。雖然高風險AI工具不會被禁，但使用它們的人須在操作時保持高透明度。

而這種種擔憂都加速了歐洲議員對人工智能實施監管的決心。歐盟委員會從兩年前開始起草AI法案，以規范這項新興技術。歐洲議會議員哈恩說，議會衡量各方的考量求取平穩，“找到一個堅實的妥協方案，可以按比例監管AI，保護公民權利，促進創新和經濟進展”。[2]

另一方面，歐盟本次通過的人工智能規則也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參考。雖然美國已經通過了多種基于州的AI相關法案，但許多AI和法律界人士一直在等待更大的政府監管——以歐盟AI法案的形式出現。人工智能法案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歐盟立法，旨在根據人工智能造成傷害的能力對其進行監管。美國《國家法律評論》寫道：“人工智能法案將產生全球影響，因為它將適用于在歐盟提供或使用人工智能系統的組織；如果那些AI系統產生的輸出在歐盟使用，則該法案同樣適用于位于第三國（包括英國和美國）的AI系統的提供者或用戶。”[3]

AI法案試圖組建一個基于風險的制度，以應對AI的最高風險結果，同時取得平衡，使法律不會壓制創新。隨著AI技術在全球范圍內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似乎AI將逐步進入人們的生活，并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然而對于這項新興的技術，人們也有理由感到陌生與擔憂。

文內注釋：

[1]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9256150.html

[2]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3I7B8KH0553S2N3.html

[3] http://news.sohu.com/a/674014359_120112495

日本工會運動聚焦非正式工人

每年一度的“春斗”（Spring Offensive）是日本各地的工會聚集在一起提出共同要求的活動，在幾十年來，該運動一直是日本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因為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工人（兼職和臨時合同的工人）的聲音一直被排除在外。2023年，“春斗”將重點聚焦非正式工人，他們目前占到日本勞動力的近40%，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老牌工會所忽視。全國16個工會舉行了“春斗”，要求提高非正式職工作者的工資。

當地時間2023年5月1日，日本東京，人們參加了第94屆勞動節集會，呼吁改善工人的地位和工作條件，擴大權利范圍，建立人權和基本勞工權利，發展民主和永久和平。

在今年的春斗中，組織者們在不同的工作場所舉行了為期一天的集會，以示對彼此的支持。《雅各賓》雜志的撰稿人Promise Li采訪了本次春斗的一系列參與者，包括主要組織者Kotaro Aoki、東京學生勞工活動家Nana Iwamoto，以及最近在京都一家與亞馬遜簽約的快遞公司工作的普通工人Taro Yamada。

在采訪中，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組織者Kotaro表示，自己成長在一個日本工人的實際工資從未增長過的時代。事實上，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日本工人的實際工資一直在下降。2008年左右，Kotaro目睹了金融危機對日本勞動經濟造成的巨大沖擊，許多非正式員工和派遣工被解雇，因此決心投身勞動運動。

在談及“春斗”的歷史時，Kotaro指出，該運動是由工會組織、在每年三月進行的年度運動，自二戰結束以來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日本的工會大多存在于公司層面，因此很少會有部門或行業層面的談判。“春斗”是為數不多的、能讓不同工會聚集在一起提出共同要求的機會。通常情況下，不同的工會將同時聚集在一起要求加薪。但這并沒有繞過日本勞工制度的局限性，因為大多數日本工會是孤立的，議價能力主要在每個公司內部，而集體運動有助于彌補這一弱點。“春斗”正努力建立跨工會的公眾壓力，要求為不同工作場所的工人集體加薪。

但是，主流工會和傳統“春斗”存在一些核心弱點。一是大公司的員工和小公司的員工收入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此外，在“春斗”中要求的加薪，通常是要求百分比形式的漲薪，這意味著不同類型的工人之間的不平衡很難得到解決。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日本主要的老牌工會只專注于代表長期工人的利益。從歷史上看，日本的長期雇員僅限于男性大學畢業生。臨時工，包括流動工人和非正式工人，從來都不是主要工會的真正組織目標，而正式工人和臨時工之間的差距只會進一步擴大。

Kotaro強調：“在今年的春季攻勢中，我們的目標是集中非正式工人的要求和參與。這次我們特別要求非正式勞工的工資獲得10%的上漲。公司不縮小正式員工和非正式員工之間收入的差距，是以犧牲非正式員工為代價，來保護正式員工的工作條件。這實質上是對非正式員工的歧視，讓他們處于惡劣和剝削性的勞動條件下。”

此外，幾位參與者也強調了本次運動嘗試團結更多被邊緣化的勞動者。在日本，大量的女性勞動力都是非正式工人，女工的工資基本上仍處于最低工資水平，東京每小時僅約1073日元(約合8美元)，其他一些縣每小時約800日元(約合6美元)。在過去，女性被視為依靠丈夫和父母謀生，但現在，許多女性自己賺取收入，依靠自己的工資生活。她們中的許多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系統性的歧視，許多人掙不到足以維持生計的工資，而且在更大的工會運動中也受到歧視，因為許多已建立的工會并沒有把重點放在組織非正式女工上。除了女工外，移民工人的工作條件同樣艱苦，作為韓國人后裔，Nana Iwamoto談到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和工人往往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許多人的工作時薪約為2美元，基本上住在拘留中心，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照顧，有許多報道稱這些工人的自殺率很高。因此，本次的“春斗”試圖把這些不同群體的問題結合起來，讓單身母親、殘疾人、移民和其他面臨各種歧視的工人意識到，他們所面對的是工人階級的一個普遍問題。

事實上，圍繞臨時工不公待遇的斗爭并非僅僅發生在日本。在京都一家與亞馬遜簽約的快遞公司工作的普通工人Taro Yamada表示，自己目前的工資每小時不到10美元，并且幾乎沒有休息時間，還要受到公司電腦系統的嚴格監控。不合理的工作量以及嚴苛的工作要求，讓許多工人經歷了身體疼痛。在2023年3月，亞馬遜拒絕與快遞公司的工人就加薪進行談判，作為亞馬遜的分包商隨即拒絕了工人的加薪要求。在進行罷工后，一些工人的工資增加了4%。日本工人的舉動，以及全球亞馬遜工人的抗爭讓Taro Yamada意識到，即使是亞馬遜的分包商也可能被迫為非正式工人做出妥協。正如Kotaro所說，世界各地的臨時工所面臨的許多條件都是相似的，尤其是在亞馬遜的倉庫里，這不僅僅是一場日本內部的斗爭，而是一場針對全球雇主的更大斗爭。

相關文章：

https://jacobin.com/2023/05/japan-labor-movement-union-organizing-nonregular-workers-spring-offen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