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田時雄先生《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以書籍的聚散和再發現為基點，考察晚清以來的中日、中西學者交往，雖然所輯錄二十篇前已陸續刊發，但其中亦有首次譯成中文者，其范圍之廣、論述之嚴謹，足證作者對所關注領域如中外交通史、敦煌學、版本學史料的搜集窮幽極微、至纖無際，讀畢讓人不禁肅然起敬。

《李滂與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流入日本之背景》為本書開篇，高田時雄先生在正編寫就后又接連三次予以補寫，時間跨度自2008年起至2014年止，可見其用力之深。其中“再補”（以下簡稱李文，全書頁碼）一節以李滂生平為核心，以艾俊川先生所藏一手檔案史料為基礎，很多細節得以首次披露，但仍有值得進一步補述的空間。

“近世藏書家概略”一文的再考察

是文為1933年李滂在省立河南大學的講演，后刊于《進德月刊》第二卷第九、十兩期（1937年5月、6月）。據原文可知本次講演分作兩日，均由汪志中記錄。首日邵次公先致介紹辭，略述李滂繼承家學，唯結語處言“此次來汴，聞亦欲辦理中國古物保存會”，屬于有用信息，查本年初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的確籌設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此次南下似于此事相關；李滂在開講時亦略述來此緣由，云“滂因事有首都之行，便途蒞汴，承關伯益、張中孚、邵次公諸位之邀請，作近世藏書家概略之講演”，這一表述與李文（51頁）表述略有出入，后者稱“他是應當時國文系主任邵瑞彭（字次公，1887-1937）之聘”，此處“聘”字似為譯者之誤，因高田時雄先生抄錄李滂自撰履歷書（48頁）時亦寫道“民廿二河南大學作□月游”，并無聘用之說。

《張元濟年譜長編》中有一處提及李滂，為“1909年9月上旬至中旬初”涵芬樓購入顧錫麒謏聞齋舊藏，編著者曾引用李滂記述：“顧氏收書始于明代，方涵芬樓往購其書時，滂亦隨往，見其拭幾待客，皆以宋刻書殘葉，不勝悼惜”，出處標為鄭偉章《文獻家通考》第869頁。筆者大駭，因據李滂履歷書及《鄴亭憶舊錄》（47、49頁）均可知李滂生于1907年，兩歲孩童恐無陪同前輩訪書、心感悼惜并記憶猶新之可能；另據“李母橫溝宜人傳略”可知，李滂隨父母于宣統己酉年（1919）返國，有無可能于同年9月抵達上海，頗令人懷疑。

筆者查閱《文獻家通考》，發現這一說法的原始出處即“近世藏書家概略”，為李滂第二日演講中論及商務印書館涵芬樓部分，且文詞一致，并無錯錄。分析諸可能后，筆者認為孫毓修稿本《書目考》所記涵芬樓購書時間“宣統紀元八月”應為可靠時間，李滂所言雖有細節描述頗為生動，但應為托大妄言，想來應從其父親或木師門人道聽而來。

除此之外，該篇仍有兩處細節值得矚目。

一是首日李滂發言以楊氏海源閣為結語，言“旋有王子靈者，以為奇貨可居……托言市諸國內某家，實則暗中賣于陰險卑鄙之侏儒島夷也”。其中“王子靈”應為汪志中誤記，實指琉璃廠藻玉堂書店老板王子霖，其日記殘篇刊于《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日記、信札及其他》。李盛鐸即最早購入海源閣舊藏者之一，王子霖日記中多次提到木老購書且皆為感佩之辭，未有李滂的只言片語，將兩方之言對照頗值得玩味，而真偽之別，筆者不敢輕言。

二是李滂講演中很客氣地將“邵次公雙玉蟬館”列為藏書家之一，謂“本歲先生以講學來汴”，這一說法稍有誤，查《河南省立河南大學一覽》1932年版，可知此時邵次公即為中國文學系主任兼教授。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中的李滂史料

2011年出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輯）第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二冊（以下簡稱抄本）為李盛鐸檔，筆者仔細檢視各卷目錄后發現，除抄本第一百四十二冊外，其他各冊均有涉及李滂的史料文獻，包括家書、友人往來書信、公函（片）、文章底稿、書目、遺著目錄等。該史料似未被高田時雄先生所關注，故筆者在此將其中與學術史、書志版本學有關者以主題分述如下，其中字跡模糊或涂抹處以□標識：

（一）白堅致李滂書信。

抄本共輯三封書札，白堅皆用其譜名“劭暐（韋）”敬稱李滂。

1

劭暐十哥左右：新秋伏惟，侍奉多福。仆昨還滬矣。尊臧被攘竊，近況若何？冀見告。

堅 頓首

八月廿日

按：此信見于抄本139冊238頁，具體年份不可考，似在某次為李滂賣書之后。

2

劭韋十哥足下：與均公一再相晤語，聞之喜不可言，今后馬首何之。足下自昔有游峨眉汶嶺之愿，今非其時耶。仆還鄉以來，無恙時欲出游，則以道難而止，比無可樂，得作此書為樂。肅此，即希

德誨，并問眷愛咸安

堅 頓首

十月十九日

江陵張圣奘今在重慶大學教授，中秋頃曾相往還。此君有修正明史之壯志，而于蒙古元史尤用功，若承德誨，乞寄重慶化龍橋虎頭巖王家花園白隆平。

按：此信見于抄本139冊248-249頁，寫于何年亦不可考，但應不早于1934年，查1935年5月出版的《重慶大學一覽》職員名單可知張圣奘于1934年秋到校任教。

3

久不獲尊處消息，起居何如，伏惟侍奉安勝。堅自春初傷風，至今未愈。中間嘗臥半月，小愈則東渡，歸則游黃山，靜養之日甚少，乃今醫者謂肺病也。然而不咳嗽不吐痰，惟稍畏寒耳，一感寒則肺部立感不快，有喘息聲，斯所謂肺病歟。近日中西醫術并投，中藥則服半夏露，若有神效；西法則受人工太陽燈兼注射Helpin海爾平。堅臥靜養月余，期必全愈云。斯疾一日不愈，則活動殊難矣。弟所有石與書悉欲脫售，往嘗一再勞神之毛鈔書籍，欲乞為一問書估，彼欲此書之人究竟所欲何種？所欲之書確切不移出價若干？乞賜示及，即憑割讓，何如？

弟堅 頓首

上劭暐十兄大人足下

十三日

按：此信見于抄本一百三十九冊266-267頁，具體年份不可考。

（二）假借兩漢書、晉書影印事。

此事為上海涵芬樓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背后經過，主要推動者是傅增湘，雖然最終皆用其他底本，非木犀軒藏書，但李滂作為李盛鐸的代表直接參與其中。《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以下簡稱尺牘）存札和抄本散見的書信恰巧可以較為完整地還原籌辦過程。

1927年7月26日，傅增湘去信告知張元濟：“今日李木老來此，談及其世兄少微赴申，借印漢書事可與徑商，渠仍住民厚西里。木老言（木老已告其世兄矣）其世兄住申約兩月，不知此兩月能照完否。請公速與接洽，毋失此機會也。”（尺牘167-168頁）據張元濟8月7號的復信可知，他打算拜訪李滂，但結果如何并無明確記載。10月5日張元濟去信傅增湘，坦言：“木老允借兩漢晉書，索酬萬元，公司中人認為過重。時局如此，即印出恐亦無甚銷路，暫行緩議。”（尺牘175頁）到此，假借木犀軒藏書之議擱置，而索價如此昂是李盛鐸意抑或為李滂主張，不得而知。

1930年春此事忽有轉機，傅增湘作為李盛鐸的門人、商務印書館的股東，在兩邊不斷游說（尺牘228、229、230、234等頁），雙方爭議已非酬金數額，而是影照地所在，李盛鐸要求必須在天津而張元濟則堅持運抵滬上，至于酬謝方法，則已改為贈送百納本二十四史全書數套。抄本所輯信札多在1930年底至1931年3月，筆者根據其邏輯（時間）順序整理如下：

1

少微十哥世大人賜鑒：前杉村兄自津回，恭審夫子大人福履綏和，精神彌健，游泳佛海，味道而腴。引詹函丈，慰興忭會。尊藏宋本晉書，張菊生擬假印入全史中，沅叔先生曾在師座前言及，昨沅公來函重述此事，特將原函寄呈左右，祈加詧納。寶本擬日內赴津面聆夫子訓誨并與吾哥作半日清諙，腕疾增劇，西醫診斷為神筋痛，故而終止，馳仰萬千。近見海源閣舊藏蕘跋書多種，索值奇昂，無法合議，惟據以訂正楹書隅錄之誤數處耳。專此，敬頌

撰祺 上叩

夫子大人福安

世小弟徐鴻寶 再拜

十二月廿一日

按：此信見于抄本141冊392-394頁，應寫于1930年12月21日，雖存信封但郵戳模糊無法辨認。“杉村兄”即日人杉村勇造。“蕘跋”應指黃丕烈所撰題跋。此信所言“昨沅公來函”應為下函。

2

張菊生前日來函，決欲假李木師之宋本晉書影印，酬以衲本全史三部，此層前與木師言及。公近日赴津否？乞轉達，能將全書交弟處即可。決保毫無損壞也。黃善夫本史記竟配全，至可喜。

曹理齋之律呂正義后編此二百元不能少

閔葆之之內鈔明名臣奏議此三百元可略減大約二百五十元可辦

二書能留否，此兩公皆待款渡舊歲者也。乞酌示

森玉仁兄臺鑒

增湘 拜啟

按：此信見于抄本141冊390-391頁。曹理齋即曹秉章，曾參與編纂《清儒學案》；閔葆之即閔爾昌，晚清秀才，曾任袁世凱幕僚。

3

少微世兄大人閣下：前奉復函，敬悉一一。菊生來書仍欲奉借尊庫晉書影印，曾屬森玉代陳，未知夫子大人意旨云何？乞示知。百將傳二書祈費神早為買定，若價值有差，可由兄酌為增加，祭書將舉，欲得此以助雅興。此候

臺安

世愚弟增湘 拜啟

按：此信見于抄本141冊383-384頁。原信未寫日期，似為1931年2月初，首先信封郵戳（北平）雖然模糊，但仍可依稀看出是某年2月7日，其次由內容可知《晉書》尚未得允借出且此時臨近春節，傅增湘藏園祭書約在農歷臘月二十八日左右，可參見《許寶蘅日記》1932年2月4日祭書的記述，而1931年春節為2月16日。

4

少微世兄閣下，昨歲到津，未及承教為歉。弟訂于廿八日南游三星期即北返。前次所談菊生假印晉書事，究以此書是否運津？

夫子大人云須兄查悉，乞賜示。大概何時可交照？菊翁有函詢及，便語之也。此候

臺安

弟增湘 拜啟

正月廿四日

按：此信見于抄本141冊381-382頁，應寫于1931年3月12日。

5

沅叔先生世大人閣下：

手教敬悉，晉書存南中，俟滂赴滬方能□□□也。□□。敬請

著安

弟李滂 頓首

正月廿五日

按：此信見于抄本139冊306頁，應寫于1931年3月13日。原文被涂抹，故無法辨識相應文字。

隨后， 4月7日、5月7日張元濟又去信催問，而傅增湘5月8日的覆信則告知“前日在津。親往晉謁，適少微世兄自申取書回。當即將全書八函交來。近因朱君赴會之便。特托寄呈。”（尺牘264頁）至此，木犀軒藏宋本《晉書》終于得借，其中“朱君”似指朱國楨，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的副經理。而在尺牘一書中亦多次提到白堅，如1930年10月8日、1931年1月27日、1931年3月6日諸信，足證傅增湘對其頗為信任，常常委托他攜帶函件、貴重書籍赴申拜謁張元濟。

（三）捐贈古物與天津印心精舍事。

1937年2月4日晨，李盛鐸病逝于秋山街私邸，非抄本第136冊 “李盛鐸簡介”（約222頁）所述之1934年。第139冊第263至265頁為1938年6月9日天津印心精舍申謝函。由此可知，李盛鐸去世后，李滂將已分得之部分家產經洪得之、魏振生二位先生贈與該舍，所捐之物包括經卷、碑帖、字畫、古玩，并有意待剩余家產分配后再行捐贈。印心精舍收到該批寶物后雖有點交，捐贈目錄卻無從核查，故難以判斷其中有無重要古籍，但由此推知1940年李滂賣與偽北京大學之書已非“七七事變”后木犀軒的全部藏書。

（四）出任北平民國大學校目錄學校勘學教員時間。第139冊第205頁為北平民國大學校公函一紙，請其出席9月16日（星期一）開學典禮，雖未標注年，但月日信息與1929年相符，可證其履歷書所言不假。

（五）其他文稿。筆者揀其重要相關者，略述于此。

抄本139冊收錄“李母橫溝宜人傳略”底稿兩份，與李文所錄版本對照，并無太多差異，惟尾部處抄本稍有多出者。抄本137冊23至26頁收錄“九江李少微先生遺著書目”，仔細研讀后令人生疑。

首先此文似由他人抄寫，非李滂親筆；其次書目之中多常見著述如“水經注校錄”、“文選校記”，少有能明辨確定者，其中《安愚室印譜》二卷，筆者查此書實際署名為“山陰金若琰輯”，李滂倘若托名亦無改變籍貫之理，故筆者認為此書目并不可靠。此外，抄本中有兩封致李滂信函，分別由袁同禮、徐森玉兩先生撰寫。茲抄錄如下：

少微先生大鑒：日昨晤教為快。承兄惠賜論文（關于大典校□者），極為感謝。倘承早日賜下，尤所期盼。奉上敝館善本書目史、子、集三冊，承希轉呈尊大人是荷。第一冊俟刷就再寄。此上，順頌

道褀

弟袁同禮 頓首

八月廿三日

趙斐云兄定本星期日赴津會商印四庫事

按：此信見于抄本141冊379-380頁，寫于1935年8月23日。

少微十哥大人左右：久不承教，馳思無已。近維興居安善，上侍康娛為祝無量。故宮更替，弟為環境牽帥，墮入樊中，苦痛萬狀，俟叔平兄北返后，決計擺脫，還我本來。吾哥卓識，當以為然也。上元酈君衡叔承銓，喜蓄書而能自勘讀，曾得秦敦夫舊藏斠本宋六十一家詞，乃毛氏刻成復經陸勅先諸人別據善本勘正者。酈君今由平來津，夙仰夫子大人為士林泰斗，又知吾哥善承家學，欲得奉手，藉罄仰止之忱，命致書為介，儻酈君晉謁時□祈陳明師座，賜予接見并加教誨，感不可言。匆此，敬請

揖安上叩

夫子大人福安

世小弟徐鴻寶 再拜

十月十七日

按：此信見于抄本141冊385-386頁，雖然信封郵戳過于模糊，但應寫于1933年10月17日。1933年7月馬衡出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命徐森玉為秘書處秘書長，這一重擔應為其“墮入樊中，苦痛萬狀”的根源。酈衡叔，江寧人，曾撰寫“愿堂讀書記——六十家詞”，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8卷第1期（1934年2月）。而徐森玉紹介之請確有下文，酈衡叔在“建康實錄校記跋”中追述“去夏草此校記上卷竟，旋有燕都之行……徐森玉先生語及海源閣宋槧本今尚在琉璃廠估人手，雖未得寓目，但書能長留人間終當供學人讎勘未遭劫火亦自可慶也。又頃者李少微先生過訪，蒙見告以吾鄉孫先生文川藏彭文勤公鈔本今在木犀軒中，且謂就愚所校勘之勝處亦略具焉……甲戌十年承銓校竟記。”

結語

在抄本之外，筆者在旁處亦見及有關李滂的史料，除去出任偽職之記錄，其中有益學術史者大致有以下三點。1941年底，白堅、蔣尊袆、宋介、溥叔明、李滂發起成立敬天會，后白堅任中方副會長、李滂任顧問，此事記于1943年出版的《華北民眾團體概況》；1942年王晉卿刊行《文祿堂訪書記》，是年上元節（3月1日）李滂撰“跋文祿堂訪書記后”，稱贊王晉卿博于聞見、勤勉好學，略述其與李家二十余年的往來情誼，署“德化李劭暐鄴亭”；1944年初，李滂撰“重修薊縣縣志序”，收錄于3月出版的《重修薊縣志》。

1950年1月25日，鄭振鐸去信夏鼐說：“兄信里提到的，李家敦煌卷子事，我們為什么不收買呢？這有原因。這批卷子是森老介紹的。我也和李氏主人見過面，國家不可能買他的，因為李某在敵偽時代做過重要的官兒，在解放前才被釋放出來。……現此批卷子，已落在商人手中，不久即可由北京圖書館收得。”該信收錄于《鄭振鐸全集》第十六冊第229頁，是筆者所見涉及李滂的最末史料記載，其后之遭遇實無從查閱。

數年以來，筆者輯錄國立北平圖書館史料，曾于抄本等處見及李滂與平館各位先賢的交往，且多次得高田時雄先生賜教，故拜讀完《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后，有意撰文嘗試小補。為撰寫此文，筆者曾求教于中華書局柴劍虹老師和上海博物館柳向春老師，志此以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