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風險交織在中國穩步推進去杠桿的關口。

去年以來，以非金融企業部門、政府部門、住戶部門的債務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進行測算的宏觀杠桿率上升勢頭明顯放緩。人民日報近日報道稱，去杠桿初見成效，我國進入穩定杠桿階段。

與此同時，世界政治經濟環境更加錯綜復雜，美國用貿易壁壘推動”公平貿易”原則陡增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中國經濟自身在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過程中也經歷諸多“不良反應”。

今年7月中旬，去杠桿議題又引發央行和財政兩大主力就誰該對地方高債務率負主要責任和誰該在穩增長政策上進一步發力的爭論。這場爭論和引發的討論直到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方才畫上休止符。

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財政金融政策要協同發力：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此外，還要加快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出資到位，加快出清“僵尸企業”等。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向澎湃新聞指出，中國在過去十年用加杠桿的方式給世界經濟增長拉車，把世界從經濟泥潭里拉出來，中國宏觀杠桿率上升了114個百分點。繼續增加宏觀杠桿率只會讓中國經濟走向崩潰邊緣。而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的實質是想要中國繼續加杠桿，主動為美國赤字融資。

“中國提出決勝三年打三個攻堅戰，第一個攻堅戰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最大的風險是金融、是貨幣和國際收支。金融和財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協調形成合力，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近日，張燕生在北京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對中國經濟形勢發表看法。

他談到，中國經濟正處于轉折期，短期穩定是大局，中期處理好結構性改革，長期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穩是基礎、穩是大局、穩是關鍵，因此需要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松緊適度的貨幣政策，實現穩中求進。而實現中長期的目標，最少要堅持7到8年，把最困難的調整時間挺過去。

他強調，中國有最好的市場需求、最完備的產業體系和最高的儲蓄率，中國經濟正在發生質的變化，穩中向好的趨勢不會改變。

“貿易戰是美國想讓中國繼續加杠桿”

澎湃新聞：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應對好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同時財政金融政策要協同發力，更有效服務實體經濟，更有力服務宏觀大局等。你對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內容如何解讀？

張燕生：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現在處于明顯的轉折期。

先說投資。過去支撐我們快速增長的重大投資需求主力都已經過了峰值，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等峰值都可能已過。今后新的重大投資需求主力是什么，會不會是外商投資、民間投資、創新投資、綠色投資、民生投資？有可能。

2005年之前，外資主要是成本驅動型，到中國來獲取低成本要素和資源，產品銷往全球；2005年至2012年，外資主要是市場驅動型，這個時期中國GDP的基數比美國小得多，增量比美國大得多，引發內銷的外資快速增加；但2012年以后，效率驅動型外資快速增長。在2012年前，70%的外資投入在一般制造、低端制造，2012年后逐漸變成70%投入在服務，還有一部分在高端制造。

這就面臨一個問題，我國在高端服務、高端制造領域的資質、標準、規則、規范，跟國際通行標準的差距顯著大于一般制造業，包括混合所有制的結構、效率和便利化也同樣存在差距。面對這樣的差距，我們需要的轉變之大就像過去四十年所經歷的那樣，是一個全面系統的改革開放和調整。

再說消費。我們這一代人是餓肚子長大的，我開玩笑說，我們這一代，有錢沒錢也不消費，有好東西便宜東西總是買最便宜的。所以，消費者永遠選擇最便宜的而不是最好的，因此那個時代競爭就是低成本，“誰創新誰死”。當我們的孩子這一代成為消費主體的時候，他們是有錢沒錢也消費，敢負債，有好東西便宜東西總是買最好的，這個時代是“誰不創新誰死”。我們孩子的下一代呢？他們的消費不僅僅是好東西，而是要個性、差異、創意、虛擬的消費。企業必須生產小批量、差異化、有文化含量和虛擬想像空間的產品。

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但是，從代工貼牌到自給，從簡單模仿到創新，從價值鏈低端到高端，需要系統性調整和變革。

當前中國有兩股勁，一股還停留在過去的模式、業態、結構，像溫水煮青蛙；還有一股勁想往上走，但它一方面面臨自身缺技術、缺人才、缺資金、缺品牌、缺渠道的轉型之痛，另一方面也面臨外部體系還是舊的體系。新舊交織、動能轉換，中國經濟在經歷巨大轉變。所有這些變化，最少需要7到8年才可能完成，也就是要到2025年。

從2008年到2017年，我們的宏觀杠桿率上升了114個百分點，從141.3上升到255.7（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

外因是什么？外因就是美國需要中國“拉車”。

2009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的比重是10%，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是50%；十年過去，中國的GDP占世界比重是15%，十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是30%以上。也就是說，中國在過去十年是用加杠桿的方式給世界經濟增長拉車，把世界經濟從泥潭里拉出來。

如果未來再拉10年，杠桿率再增加114個點，恐怕那時中國經濟已經處于崩潰的邊緣，或者崩潰了。

什么是貿易戰？貿易戰就是美國想讓中國繼續拉車，繼續加杠桿。

過去十年由于中國的貢獻，把美國從經濟泥潭中拉出來了。但是現在美國還有很多困難，又要加息、又要減稅、又要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都會導致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增加、財政赤字增加、債務率提高。這些調整的成本今天發生，收益要十年后發生，這十年美國會怎么做？貿易戰就是要中國更多進口，外商企業及全球供應鏈要盡快回歸美國，中國要主動為美國赤字融資。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提出決勝三年打三個攻堅戰，第一個攻堅戰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最大的風險是金融，是貨幣和國際收支。金融和財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協調形成合力，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我覺得政府過去的表述很準確，短期穩定是大局，中期處理好結構性改革，長期過去講新常態，現在講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穩是基礎、穩是大局、穩是關鍵，因此需要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松緊適度的貨幣政策，實現穩中求進。而實現中長期目標，最少要堅持過7到8年的苦日子，把最困難的調整時間挺過去。

“中國要考慮大幅減稅減負給企業提供更好的創新轉型條件”

澎湃新聞：再說前段時間央行跟財政部較為公開化的政策討論，你認為雙方在去杠桿、穩增長上各自還有更多的政策空間、更有效的工具嗎？

張燕生：對于中國的經濟，有三句話講得特別多，第一句話是中國經濟潛力大，從汗水驅動轉向智慧驅動的新舊動能轉換，從低效率部門轉向高效率部門的新舊結構轉換，從市場政府對立模式轉向市場政府和諧發力模式轉換，就能夠釋放出巨大動能。

第二句話是中國經濟韌性大，改革開放40年形成的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和沖擊的統籌協調能力和差異性多樣性結構，使中國經濟抗風險和沖擊的韌性大。

第三句話是中國經濟的回旋余地大。中國經濟的東、中、西、東北四大板塊分別處于創新驅動、投資驅動和資源驅動的不同發展階段，東方不亮西方亮，經濟回旋余地大。

我們不從總量增長看，從結構看、從創新看、從新經濟比重看，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其實貨幣和財政政策只要保持連續性，政策協調保持一個很好的穩定性，創造一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寬松環境，中國經濟的內在動力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需要危機沖擊這樣的極端選擇。

2012年，中國經濟進入減速階段，GDP在2012年和2015年分別破“八”和“七”。在2014年8月美國經濟觸底、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時候，中國的宏觀經濟杠桿率是200多一點。這個時期和過去幾年不同，2009年至2014年上半年，美國量化寬松的流動性無法轉為美國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其中相當一部分流入中國形成了房地產和其他資產的泡沫。2015年美國第一次加息，國際資本開始大規模流回美國，流出中國，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外溢效應，對中國就是緊縮性質的影響。

中國現在真正面臨的風險是美國要用貿易戰的方式逼中國繼續加杠桿。我們必須保持冷靜和理性，你說我國企太大我改革國企，你說我市場準入門檻太高我降低，你說我知識產權保護不好我加強，有問題我改，而且主動推進高水平開放、高標準改革、高質量發展，但是我不加杠桿。美國加息，引發資本流入美國，美元有升值的壓力，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有上升的壓力，我做適應性調整；美國減稅，財政赤字增加，我做適應性調整；美國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債務率進一步上升，我做適應性調整，但不在貿易戰威脅下買單。

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兩個選擇，一是增加負債放水，還有一個是減稅減負。哪個更好一點呢？

我們整體的財政狀況是不錯的，但是我們從高速增長變成高質量發展，企業需要輕裝上陣，企業需要資金創新和投資，因此中國要考慮的是大幅減稅減負給企業提供更好的創新轉型條件。這對政府來說會形成比較大的財政負擔，這方面我們或許可以向特朗普政府學習，較大幅度為企業減稅減負，美國沒有這種財政承受能力，但是為了未來它不得不這么做，成本今天發生，收益十年后發生，誰來買單？

最核心的問題是，中國應該繼續改革開放，自力更生、發憤圖強，提升我們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樣一來很多矛盾和問題就能夠化解。

中國金融體系要“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培養狼性”

澎湃新聞：中國近期推出一連串擴大開放措施，擴大市場準入。金融領域的開放是風險特別大的，因為我們的金融體系還相對薄弱、金融人才和監管經驗與華爾街相比也有差距，在金融開放過程中你認為要做好哪些工作？

張燕生：中國有一個優勢，是高儲蓄率國家，我們有世界最高的儲蓄率和最大規模的儲蓄資金，卻沒有辦法實現從高儲蓄率到高效率投資的轉變。

高儲蓄率和高效率投資的中間渠道是金融體系。如何解決金融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基于金融監管能力基礎上的“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培養狼性”。

開放的本質是改革。開放會引入外來競爭壓力，引狼入室，但開放以后你能不能跑過狼？跑不過是可能會被狼吃掉的。你要想跑過狼，你要有狼性，就必須通過改革，具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才能夠活下來。

我們中華民族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就是，“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我還有一句話，英國和美國贏在開放、輸在開放，中國怎么能夠保證自己在開放中不輸呢？核心是增強綜合國力和提升國際競爭力。

中國的金融市場要進一步發展，需要三管齊下，第一能力建設，第二體制建設，第三跨境網絡建設。這些是經驗積累和能力提升的過程，是實踐的過程。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用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促進內地現代金融體系發展，是一個重要課題。

澎湃新聞：怎樣才能讓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

張燕生：美國經濟曾經患上“美國病”。從1990年以來，美國高技術制造業率、中高技術制造業率持續下降，金融、房地產、建筑在美國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持續上升；2000至2007年美國發明專利增長率持續下降，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對優秀人才最有吸引力的職業是金融而不是創新，時間長了就成了“空心”。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GE（通用電氣）進行了戰略調整，逐步剝離金融和非核心業務，擴大實體和工業物聯網等核心業務。我問GE的人，為什么把GE CAPITAL給賣了，GE金融在你的經營型利潤所占的比重是41%啊？他說，“我們GE人明白了一個道理，我要成為百年老店就不能把金融當作主業，金融掙錢太快、太多、太容易。”

從2003年到2012年，這十年泡沫的繁榮，使每個人都很瘋狂，有錢就買房，有錢就做資本經營，用金融的手段把一切都泡沫化。比如科技創新，像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影子都還沒有，已經炒到天上去了，過度透支未來還怎么做科技創新呢？所以，經濟學家們的提問，我叫“戈登之迷”，為什么新工業革命時代全球勞動生產力減速？現在在中國，金融板塊和房地產板塊在上市公司市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經高于美國泡沫經濟最高的時期。

對政府來說，它要用各種辦法來推動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怎樣才能做到呢？怎樣才能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首先要提高混合所有制結構效率水平。中國過去40年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它的所有制結構中，民企占61.2%，國企占27.8%，外企占11%，如果簡化為經驗系數，也就是0.6:0.3:0.1。

這樣的比例是在實踐中形成的，下一步會繼續完善。這樣的混合所有制結構能夠保證充分競爭，就能夠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那么我們的金融能不能在提升金融監管水平和能力的基礎上，構建相對均衡的混合所有制結構呢？

對政府來說，什么是好的金融監管？我們是不知道的。

美國充滿了金融創新、金融活力、金融市場交易和競爭力，但美國卻把自己推向了虛擬泡沫和空心化。2009年，奧巴馬在演講中提到“巖上之屋”，中心思想就是美國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經濟大廈建立在金融、房地產和建筑的基礎上。

市場經濟就像個孩子，有它的不同成長階段。中國市場改革從農貿市場開始，大概是3歲，到了商品市場是12歲，到了要素市場是15歲，到了金融市場是18歲。如果要市場成長得更好走得更遠，政府監管能力也要同步提升。

中國很幸運有香港。香港是一個全球性的多層次國際資本市場，一個一流的直接融資市場，市場、法治和監管都比較成熟。可以讓香港和內地之間有更多的監管、治理和制度交流合作，用好香港金融發展的經驗教訓。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過去四十年的經驗看，凡是經濟發展好的地方，從來不是市場大和小的問題，也不是政府強和弱的問題，政府、市場和社會需要形成合力，它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我覺得核心還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經濟內部在發生深刻變化”

澎湃新聞：有一些分析認為，2015年中國股災的一個肇因是美國抽走資金。你認為，在貿易摩擦的背景之下，美國有沒有可能再利用類似的金融手段？

張燕生：中國這樣的國家沒有誰能夠用陰謀的方式打垮，唯一被打垮的可能只能是自己犯錯誤。

過去十年，我們的宏觀杠桿率上升114個百分點是因為外部壓力。從2008年一直到2015年，美國在搞量寬，歐洲在搞量寬，日本在搞量寬，他們量寬的錢到哪去了？這些錢既沒有變成他們的消費也沒有變成他們的投資。很大程度上，高杠桿率國家的錢都是去了低杠桿率的國家，把低杠桿率的國家炒成高杠桿率的國家，在泡沫中間把這些因高杠桿率而遇到危機的國家從泥潭里拖出來了。

因此，當2015年美國宣布經濟見底，就要開始加息，錢就回去了。2015年美國資本凈輸入規模估計達4600億美元，同比增長18.3%，占全球資本輸入總額的38%。

對此，我們早就應該做好準備，如何讓短期資本的流入和流出不形成危機或大的沖擊。提出托賓稅就是這個意思，讓資本大規模的進和出有成本。

澎湃新聞：我們說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穩中有進，從你的角度看，中國經濟未來的信心在哪里？

張燕生：第一，中國有世界第一大的市場和高成長性。大量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他們對品質有高要求，對差異化有高要求，對多樣性有高要求，這些需求會引致企業必須要創新。因此，中國有最好的市場需求。

第二，中國有最完備的產業體系。

第三，中國有世界最高的儲蓄率。

美國老是想阻撓中國高端技術和產業的發展，這是擋不住的。你不給中國技術，但絕大多數技術和科學知識都是公共物品。像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市，現在都是上百億投向重大科學項目、基礎研究項目，十年以后，這些結果就能夠顯現。

中國今天在發生的變化和過去完全不同性質，現在更多的是質變。我們有“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國優勢，這種差異化優勢是外人根本讀不懂的東西。他們老是看總量，看GDP、財政、貨幣，沒有想過總量的內容其實在發生深刻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