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不能被計劃”，為什么？

政邦智庫

想象一下，每天一覺醒來，不用去琢磨今天該干點兒什么，你有過這樣的體驗嗎？假設你去上班，你的老板一反常態地沒有開例會，既不討論工作基準，也不說明工作節點，而是告訴你，就做你最感興趣的事，你該如何自處？待稍后，你上網瀏覽新聞，里邊既沒有提到關于學習成績的國家標準測試，也沒有提及未達成的經濟目標。說來也奇怪，當老師的，還是該上課的上課；市場上，該進行的交易也沒有受到影響。你或許在某個婚戀網站上發了一份自我介紹，但對于那些描述自己想找什么樣的對象的問題，通通留白。今天你好像并沒有特意找事情做，但尋找的過程并未停止。或許近期你不會碰上這么漫無目標的一天，但萬一碰上了，這樣的日子該怎么過？你或許會感到茫然困惑，或不知所措，或迷失方向。但有沒有可能，你反而會覺得日子更好了？

OpenAI科學家Kenneth Stanley和Joel Lehman的合著《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的中文版已在國內中譯出版社出版。書中反思了我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目標依賴癥”。沒有目標，世界會變成什么樣的樣子？

有意思的是，我們難得去談論“目標”在自身文化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盡管我們自出生起就受其影響。從蹣跚學步，到第一天進幼兒園，再到成年，我們跨入了一場“評估”的無限循環之中，且所有“評估”皆有目的——用以衡量特定目標（由社會或我們自己設定）的進展，比如精通一門學科并找到一份對口的工作。實際上，“目標”從一開始就躲在幕后，從源頭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積蓄力量，最終主宰我們的一切。

想要證據的話，你只需要順道去趟家門口的書店看一眼，雜志架上琳瑯滿目的標題便會提醒你：或許你該跳個槽、減減肥、開個公司、找對象約個會、升個職、換身行頭、賺個小幾百萬、買個房或賣個房，或打通某個電子游戲。事實上，幾乎所有值得去做的事情，都以一個又一個目標的形式呈現出來。我們這本書也并不是說完成上述目標都是浪費時間，其中大部分目標還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論你對其中的某個目標有何想法，我們都很少質疑的是，用目標來框定我們所有的價值追求，是否合理？你敢不敢想象一下沒有太多目標，甚至是壓根沒有目標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有沒有好處？不論你的答案是什么，都可以反映出我們的文化對“目標”是多么推崇備至！

另外我想說，這不僅僅涉及個人追求。雖然孩子們在學習某一科目的過程中，學校確實要依據進展情況打分。從學校的角度出發，其目標是培養能考出高分的學生，但學校自身也因此被分為三六九等。到了國家層面，各個國家同樣設定了各種不同的目標，比如低犯罪率、低失業率或低碳排放等，為其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資源，并跟蹤這些目標和其他類似目標的進展。在上述社會追求的背后，存在著這樣一個設想，不常為人道，卻少有人質疑，即任何值得追求的社會成就，最好先將其設定為目標，然后大家齊心協力、堅定不移地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奮斗。這讓人不禁發問：這世界上是否存在不需要設定目標就能完成的事情？

縱觀大部分行業，答案似乎是“沒有”。以工程師為例，他們經常會設置一系列嚴謹的產品標準，作為需要達成的“目標”，然后不厭其煩地將自己設計出的原型機與上述標準逐一比對。發明家也是如此，他們腦子里有一個構思，然后將其設定為一個“目標”，最后再想辦法實現。同理，為確保項目獲得充足的資金，科學家必須先確立一個明確的目標，然后這些目標的可實現性就成了評判項目能否獲得資助的標準。如上諸般例子，不勝枚舉。又比如投資人通常會預先設定盈利目標，亦如企業會制定利潤目標，甚至藝術家和設計師也會把“如何實現自己的構思和設計”定為目標。

“目標”一詞在我們思維中的分量，甚至影響到了我們的交流方式。比如談到自然界的動物，但凡涉及進化論，我們便會從兩大角度看待動物的演化——“生存”和“繁衍”，即生物進化的預設目標。即便是在電腦中運行的各類算法和程序，其設計的初衷，也是為了實現某些特定目標，比如找出最佳的搜索結果，或者更好的棋局解法。事實上，此類算法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領域相當普及，“目標函數”一詞也因此在相關行業內人盡皆知。

或許前述諸多對“目標”的狂熱追求有一定道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得不相信目標的意義，才能允許它主導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背后的原因也可能恰恰相反，即我們已經太習慣于通過“目標”來界定所有的努力，甚至忘了我們可以去質疑目標的價值。無論如何，這種習慣成自然的常規做法，畢竟還是有一些吸引力的。我們所有的追求，都可以被精確地設定為一個又一個具體目標，然后再近乎機械性地逐步推進。在我們面對生活的不易和迷惘時，這種想法無疑是一種很好的心理慰藉。因為若是從一開始，便有一座座整齊劃一的里程碑來持續引導世界的走向，宛如發條鐘表走時一般固定且可靠的話，人們絕對能感到極大的安全感。

盡管沒有明說，但存在這樣一種普遍的假設，即“設定目標”這一行為本身，就創造了可能性。實際上，只要你用心去做，便有可能事成，且一旦你找到了這種可能性，只需盡心盡力和持之以恒，成功便指日可待。這種“世上無難事”的哲學觀也反映出，我們的文化對“目標”一詞根深蒂固的好感，所以我們都被教過這么一個道理：只要目標明確，努力和付出必有回報。

《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
作者：[美]肯尼斯·斯坦利（Kenneth Stanley）
[美]喬爾·雷曼（Joel Lehman）
出版時間：2023年4月
出版社：中譯出版

即便如此，或許你依然會時不時地對這種想法感到不安。“有目標才有動力”，這句話聽上去順耳，但做起來糟心——海量的目標測算、評估和計量，將會侵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好似要把我們變成“目標”的奴隸，為了不可能實現的“絕對完美”奔波勞累。或許在某些時候，“目標”能為我們提供生活的意義或方向，但它同樣限制了我們的自由，成為禁錮我們探索欲望的牢籠。畢竟，如果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被看作實現一個或另一個目標的踏腳石，那么充滿樂趣去探索的機會就被剝奪了。因此，設定目標便會有代價。鑒于少有人就此種代價進行過詳細論述，或許我們應該更認真地審視一番，即我們為了這種“目標樂觀主義”到底犧牲了什么？

在此之前，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并非悲觀主義者。本書看上去像是一本“懷疑論”作品，但實際并非如此。事實上，我們堅信人類的成就沒有上限。我們只希望在本書中，強調一條異于常規的、不以目標為導向的成功之路。我們的文化為了所謂的“目標”已經犧牲了太多，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悉數奪回。因為它偷走了我們去創造性探索的自由，阻礙我們去發掘一些意外的收獲。目標論導致我們只關注終點的收獲和風景，而忽視了每一條探索道路本身的特殊性和獨特性價值。

本書接下來的篇章將會告訴你，偉大的發現就蟄伏在我們觸手可及之處，只要我們能丟掉“目標”這一所謂的“定心丸”。有時候，改變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試圖去改變它——也許你已經意識到，最好的點子往往都是偶然所得。讓我們先看看，如今大多數人往往是通過怎樣的方式獲得成功的。

01

腳踏石模型

踏腳石模型（Stepping Stone Model）一詞來源于生態學，被用于描述自然種群中居群分布不連續的現象，且在其中，只有相近或相鄰的居群之間才有基因交流。《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的兩位作者在對人工智能的研究工作中發現，不為模型設定目標，有時反而會產生更好的結果。在將此發現延伸至人類社會的其它領域后，他們發現：追求“偉大”的過程，需要“踏腳石”作為支點；但由于踏腳石的分布并不連續，盯準一個方向的持續努力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優解。為此，他們建議在探索未知領域的過程中，保持對有趣事物的開放性，在搜索到足夠數量的踏腳石之后，偉大的成就自然就會與我們“不期而遇”。

02

新奇性搜索

新奇性搜索（Novelty Search）的想法同樣來自《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的兩位作者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成果。他們發現，新奇的行為實際上是通往更多新奇行為的最佳踏腳石——新的東西可以帶來更新的東西。以機器人為例，它們在撞墻之后反而能發現走出房間的路，在摔倒后反而能學會行走；而撞墻和摔倒往往是研究人員先前認為機器人應該竭力避免的事情。為此，本書的作者便將新奇性作為尋找下一塊踏腳石的路標。在作者看來，人類在歷史上的任何特定時期，都擁有一套特定的能力和知識，包含了人類所有的科學、技術和藝術成就；而成功者專注于當前可能發生的前沿事件，通過將這套體系和能力中的某些部分結合起來，或以新的方式改變它們，從而在其中再增加一種新能力，便可使人類得到微小的進步。

03

尋寶者思維

尋寶者思維（Treasure Hunter）即是對新奇性搜索的具體實踐。《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的兩位作者在其人工智能領域研究過程中發現：由于缺乏長期投入和發展，一些極具潛力的算法往往因為表現不夠突出而夭折。為此，兩位作者便將算法在新奇性梯度上的表現作為選擇的標準，而非緊盯著新算法在能力上的提升。因此，兩位作者也將對新奇性的搜索比作收集踏腳石的“尋寶者”。本質上講，尋寶者是秉持機會主義的探險家，他們致力于尋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而不在乎這些東西具體是什么，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哪塊踏腳石可能通往有價值的地方。同時，為了徹底釋放尋寶者的能量，我們恰恰需要擺脫達成共識的文化傾向，因為共識恰恰是阻礙我們通往偉大的那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