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1年農歷二月初三生于上海，時居北四川路余慶坊。外公給我取名紹芬，上學改名兆豐，中學時姑姑金端苓又給我改名立誠。我曾不止一次聽家鄉一位老傭人沈媽說，我出生時，爸爸很開心，抱著我向周圍的人說，是個男孩子！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們家住上海法租界的呂班路（現重慶南路）萬宜坊，很大一片里弄居民住宅，同一樣式的兩層樓房。樓下是客廳，二樓是臥室，還依稀記得房間的模樣。我們隔壁的房子現在是“韜奮紀念館”。

滬港兩地的童年生活

我上幼稚園、上小學就從萬宜坊出來，轉右過馬路穿過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一條林蔭路到學校。我讀書成績大概是中下，放學后就在弄堂里玩，最喜歡和同伴們踢小橡皮球，這為我中學時代的踢足球打下一點基礎。

我小的時候沒有爸爸的印象，平時只是媽媽照管我和小妹立敏，立敏還很小。每隔一些日子，姑爹陳士杰（字慕良，家里人都叫他陳慕良，媽媽叫他慕良哥），會到家里來看我們，媽媽就把我叫來坐在桌子一邊。陳慕良對我的學業和表現大概很不滿意，他沒有笑過，都是一臉不高興的樣子。

沒隔多久，爸爸托上海開明書店孫明心先生，又將我帶到香港。家已搬到跑馬地峽道15號五樓，環境比較好，背后是一座大山，前面的陽臺上可以望到賽馬場。我插班入讀嶺英中學附小三年級，大約一個月左右，語言漸漸通了，與同學們的相處也好了，國文造句成績還得到老師幾次好評，至此基本上融入香港學校生活。

爸爸在星島日報社上班，每天下午去報館，快天亮才回家。飯桌上用寬口保溫瓶盛有白粥和幾碟他愛吃的小菜，他吃完休息，睡到中午以后才起來，我們都已去上學，平時不大見到。

爸爸答應在星期日帶我們到海里去游泳，我和立勤很高興，于是先在家把頭埋進臉盆水里練閉氣。一個星期日，爸爸帶上姑姑、我和大妹立勤坐的士到淺水灣海灘，痛快地玩了一個下午。

家里請有兩個女傭，都是廣東順德人，阿翠年紀大些，專管買菜煮飯；阿芳年紀較輕，接送我們上學和做其他家務。

香港淪陷，一家人桂林團聚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晨，我們照常上學，在課堂里忽然聽到外面響起警報聲，不久又聽到隆隆爆炸聲。老師和同學都站起來走出課堂，校園里已經有很多人，有家長也有學生，阿芳來把我和立勤接回家，才知道香港也要打仗了，日本飛機偷襲了美國珍珠港，同時也炸了香港啟德機場。

一回到家，頓時感覺氣氛有些不同，屋子里東西凌亂，不像往時那樣收拾得整齊。爸爸已經起床，他跑到外面很快買回來一大鐵盒梳打餅干，還有煉乳罐頭、沙丁魚罐頭等食物。

學校停課了，為避免被空襲，政府宣布“燈火管制”，晚上不能開電燈，只能點蠟燭照明，還要拉上窗簾。日軍越過邊界向南進攻，三天就占領了整個九龍半島，與港島守軍隔海對峙。頭幾天我們不斷聽到隆隆炮聲，九龍淪陷后反而平靜了下來。

我們家背后的山上有英軍的炮兵陣地，日軍經常打炮過來，在五樓上清楚地聽到炮彈呼嘯之聲，然后“嘭”的一聲似乎在背后爆炸，萬一打低一點，那豈不是要打到我們頭上。

住在這一帶的人家都陸續搬離，我們也得搬，爸爸把許多東西都丟掉，我看著滿地的衣物，感到可惜。有一本外國書店編印的世界大地圖，比字典還要厚，是爸爸在一家舊書店里買到的，繪圖精細，是研究國際局勢、編制地圖極有用的工具書，爸爸很喜歡。現在帶不走，也舍不得丟。最后交由姑姑和我合力藏在房門的氣窗頂上，寄望戰后或許會找回來。還有一套爸爸買給祖母的英國白瓷金花餐具，大大小小許多碗碟，是祖母的至愛。祖母擅長烹調，家里請客時她親自下廚，并使用這套餐具盛菜，使宴會增色不少。這時也只得玉碎了。

日軍加緊向港島進攻，局勢危急，爸爸躲起來了。阿翠送過東西給他，并帶回他的信息。

我和祖母、姑姑、立勤四人搬去跑馬地一個朋友家的一間工人房，只放得下一張床。阿芳跟著我們。經常有空襲警報，大家都躲進防空洞。后來干脆就住在防空洞里了。我們在通道兩旁沿墻邊鋪一張毯子，一家一家就睡在地上。不能煮飯，幾乎總是吃梳打餅干，兩塊餅干中間加一點煉乳。

香港這場仗曾被稱作“十八天的戰爭”。圣誕節前夕消息傳來，說港督宣布投降，戰爭結束了。大家收拾東西走出防空洞，我抬頭望天空，感到特別的亮。淪陷期間，物價飛漲，物資缺乏，大家只能節衣縮食，我們天天都是吃番茄菠菜豆腐。

這時有消息傳來，爸爸已撤離香港，到達內地桂林。他還告訴姑姑如生活有困難可找胡好。

有一天，姑姑帶我和立勤到虎豹別墅求見胡好，找他的人不少，有些他拒絕見，但出來見我們——姑姑和金仲華兩個年幼的子女。他送了一箱萬金油給姑姑，姑姑就與好友夏慈女士租了一個小鋪面賣萬金油。開張的那天我就去看，顧客似乎不多。

1942年三四月間，香港淪陷四個月，與周圍斷絕的交通漸漸恢復，聽說有人返回內地了。姑姑帶著我和立勤，還有一位“董太太”，湖南口音的中年女士，一行四人乘搭一艘“××丸”的輪船，從香港開往廣州灣（現廣東湛江）。船經澳門停泊，沒有碼頭，只有一座類似跳板的木橋，我們過了橋剛踏上沙地，路旁沖出一個人來抓住董太太挽在手臂上的毛衣，董太太不放手，踉蹌了幾步，對方松手回到人群中。毛衣沒被搶去，董太太把毛衣換到右手方位，路邊又沖出一個人抓住董太太左手腕上的金表，把表鏈扯斷搶走了。這時，跟在我們后面的一位男乘客見義勇為，立即追上去，跑得很快，搶表的就把表扔掉了，這位男乘客到路邊把表找回來還給董太太。這位男士陪著我們在海邊走了一下，驚魂未定，大家就回船了。

船到廣州灣，稍事休息，轉乘轎子。我和立勤坐一頂，姑姑和董太太各坐一頂，整個轎夫隊還有其他乘客。從湛江出發，經廣東遂溪、廉江到廣西陸川、玉林，一路晝行夜宿走了五天，再從玉林到達桂林，與爸爸重逢。

祖母只身離開香港回上海，把媽媽和立敏從淪陷區上海接到桂林，老小平安，一家終于團聚了。

桂林告急，一路逃難至重慶

我們住在桂林麗澤門外麗君路信義路口一座全木結構的兩層樓房。我們這一號住有六七戶，樓下是茅盾夫婦和開明書店陸聯棠一家，我們住的二樓還有邵荃麟和葛琴一家、宋云彬一家和一家書店老板夫婦。中間有天井，周圍有許多房間。沒有自來水，每家都有一個大水缸，有人挑水來賣。沒有電燈，晚上用一種燈草泡在油里點燃照明。廁所是公共的，離我們房子有100米遠。

從1942年到1943年，我在桂林中山小學讀至畢業。在當時這是一所有名的私立“貴族學校”，學費比較貴，學生中不乏高官名人的子女，我同班的同學就有張發奎的兒子張威立、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德、田漢的女兒田瑪莉（后改名田野）等。

1943年秋，我考上桂林德智中學初中一年級，這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潔辦的，地點在市郊甲山村，學生一律住校，半軍事化管理。爸爸很高興，為我買了一件棉大衣御寒，星期一回校時，還帶一點餅干之類的零食。我卻因違反校規，只讀了一個學期就被“除名”。爸爸沒有說什么，只是叫我不要去上學了，在家幫忙做事，每天去買菜回來交給祖母，祖母是小腳，很能干，管家做飯主要靠她。爸爸和媽媽似乎很少在一起，不大講話，更沒有一同出去。祖母對這種狀況感到不安，曾到書房里和爸爸在油燈下談話，神色凝重。

1944年，爸爸搬到廣西日報社隔壁一家飯店的房間去住，原來家里他臥室的床搬去，放了幾張桌子，常有三四個人坐在那里看資料。其中有俞勵挺（沙溪）、陳雁如（南洋華僑）、鄔侶梅（女，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畢業生）。

日軍向湘桂發動進攻，桂林告急，又要逃難。我家分為三路，目的地是逃到當時的陪都重慶。姑姑與祖母帶立勤，搭乘美國新聞處撤離員工和家屬的火車最先走，媽媽帶立敏并委托陳雁如保送為一路，我跟爸爸最后走。我到爸爸居住的飯店房間，只見桌上散放著稿紙，床上有些衣物。爸爸收拾著東西，忽然拿起一支沒有筆套的派克水筆，用力砸向墻上。

我們到了火車站，月臺上、鐵路上都是人，我們尋找能上去的車，忽然發現一節空車廂，還是臥鋪，高興極了，就爬了上去，整個車廂上只有我們兩個人。車子緩緩開動，我困得倒頭就睡著了。半夜里爸爸把我推醒叫我下來，迷糊中聽到車廂另一頭傳來人聲，原來這節車是留給軍人用的。尋覓中，遇到吳啟彥和未婚妻張申怡（劇宣四隊演員），他倆坐在一節平板車上，上面裝的是炮彈，炮彈上坐滿逃難的人，他們擠出一點地方，把我們拉了上去。車子走走停停，晚上睡著了，爸爸用力抱著我，不讓我掉下車去。他說我的頭幾乎要鉆到炮彈里去了，重得不得了。白天，有時吳啟彥叫張申怡唱歌給我們聽。

我們經過風餐露宿的一個星期總算到了柳州。我們住在龍城中學里，學校停課放假，已經有劇宣四隊和新中國劇團等文化藝術界人士住在里面。爸爸有事要回桂林，把我托吳啟彥臨時照看，他把我帶到柳州附近的大橋鎮一個軍人訓練團營地住了一星期。

我們從柳州繼續往后方撤退，搭乘一輛運軍械的敞篷火車到宜山，就坐在貨物頂上，同坐的還有幾個押運的美國兵，其中一個掏出手槍，朝路邊的山上打著玩。抵達宜山后，再搭乘“黃魚車”（貨車司機用駕駛室的空位帶客）到金城江。金城江是廣西到貴州的交通運輸樞紐，我們弄到兩張長途汽車票，乘客很多，又擠又悶，山路彎彎曲曲，一路顛簸，我第一次坐這種車，不禁嘔吐起來。爸爸連忙用隨身帶的搪瓷口盅接住，倒出車窗外。這個小口盅很有用，一路上吃飯喝水都用過它，沿途有賣飯的，就用口盅裝飯，上面再加一片肉送飯，10元法幣一份。

平安到達貴陽后，我們住在開明書店貴陽分店院內一間平房里，經理姓章，夫婦倆都是紹興人。我在院子里經常聞到旁邊飄來淡淡的鴉片煙香味。店里養了一條大狼狗，我隨爸爸外出晚上回到門口，狗就狂吠，我用威嚇的語調一呵斥，它就不叫了。爸爸笑著說：“牛肉干起作用了。”

媽媽和立敏也到了貴陽，住在二舅父安排的一個民房的小閣樓上，架一個梯子才能爬上去，爸爸叫我送些錢去給媽媽。

爸爸和媽媽在逃難離開桂林前“協議分居”。抗戰勝利后我們回到上海，有一次我偶然在爸爸桌子抽屜里見到這張“協議書”，后面公證人的名字有一個范洗人。

我們在貴陽住約兩個月，日軍攻占獨山，逼近都勻，我們離開貴陽搭長途汽車到重慶。戰時，汽車沒有汽油而是燒木炭的，在駕駛室旁邊有一個大鍋爐，每當上坡，司機的助手就下車用力搖下面的一個把手鼓風，車才能緩慢爬行，還要在后輪下墊一塊三角形的木頭，以防車子倒退滑下來。沿途經過息烽、遵義、婁山關和險峻有名的七十二道拐，我沒有嘔吐，還觀賞了一下沿途風景。

姑姑先到重慶，已在臨江門臨江路租了一間房，我和祖母、立勤都住在一起。爸爸到重慶美國新聞處做事，就在兩路口附近住。媽媽和立敏也到了重慶，住在上清寺附近，是在郵政總局做事的大舅父家，爸爸后來又叫我送過錢去給媽媽。

我和立勤、立敏都進了在當時有“民主堡壘”之稱的育才學校讀書，校長是陶行知先生。報名登記的時候，我沒有照片，老師找來一位繪畫組的同學，當場給我畫了一張速寫作為照片，這位同學叫伍必端，現在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我先上普通組相當于初中二年級的課程，后轉到自然科學組。

抗戰勝利后重返上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們正在暑假中，我上街去看，滿街都是人，個個面露笑容，還有放鞭炮的。

同年底，美國新聞處遷上海，包了一艘船，運送員工和家屬，沿長江直下上海。我和姑姑、祖母還有立勤、立敏一家占用一間艙房。清晨途經三峽，我特地起床到艙旁觀看。沿途我們的船停泊忠州、萬縣和長江中下游一些地方，只要時間來得及，我都上岸去轉一圈。爸爸自己乘飛機由重慶直飛上海。到上海后，我們暫住跑馬廳路姑爹陳士杰家，爸爸住八仙橋青年會。

不久，美國新聞處接收了虹口狄思威路（現溧陽路）一批原為日本僑民住的西班牙式花園洋房，每個員工可有一幢，但爸爸和姑姑只要了一幢，祖母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搬進去的時候，原來的日本主人尚在收拾行裝準備回國，臨到上船時，他像我們當年逃難一樣，扔下家具、生活用具和大米、白糖等物沒有帶走。聽說隔壁有一家日本人，原想將鋼琴搬走，但被新主人制止，于是也都被接收了。房子樓下是客、飯廳，我們住二樓。爸爸獨自住三樓臥室兼書房，有書桌、書架和一個大資料柜，里面裝滿剪報、札記、卡片。沒有床而只有一張長沙發，他多年就睡在沙發上。房門口桌上放有一臺英文打字機，他曾認真教我學習使用。

1946年春，我進圣約翰大學附中讀書，因違反校規被“除名”。同年，我又進滬江大學附中，對國文、英文和化學較有興趣，成績也較好，曾有志愿當工程師。初中畢業升同校高中。初中部在圓明園路一座大樓里上課，放學后我經常到福州路漢彌爾頓大樓二樓美國新聞處爸爸辦公室去玩。他在臨街的一間房，靠窗擺有兩張大寫字臺，對面坐的是柳無垢（柳亞子的女兒），我們叫她柳姑姑，和爸爸時常共進午餐，有時我也同去。外面還有一間較大的房子，坐著幾個職員，有一位叫張可（王元化的夫人）。

媽媽也從重慶回到上海，獨自住在襄陽北路66弄的一個小亭子間里，爸爸叫我送錢給她。立敏上的小學就在附近，是住校的，周末由我來接她先去看媽媽，然后回虹口的家里。

一個傍晚，爸爸叫我送一封信給一個叫宦鄉的人，我按地址去敲開門，對方看了信就交回一封較厚、似乎是稿件的東西，我收在內衣口袋里拿回給爸爸，他很高興地說：“有用了！”

我就讀的滬江附中是教會學校，較注重英文。升高中后，除國語課是中文書籍外，其余課目全用的是英文原版，要查詞典先弄清內容，才能做習題。這一時期我英文進步較快，有時會讀一段給爸爸聽，他表示滿意。同學們衣著較為整潔，我會將皮鞋擦干凈，爸爸見了也會要我將他的黑色、黃色皮鞋擦一下，我頗為樂意，還發現上油之后不用布而用刷子，就可以把皮鞋刷得錚亮。

爸爸的朋友很多，這一時期他較常提到和經常見面的，有《世界知識》編輯部的馮賓符、王德鵬等；王昆侖、曹孟君、譚惕吾、蔣燕、徐淡廬；另外還有交往多年的劉思慕、劉尊棋等。他常有應酬，有一晚回來似乎喝醉，我和祖母送他上樓進房間，他側在沙發上閉著眼睛說：“你們爸爸真辛苦啊！”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祖母則對我說：“酒后吐真言哪！”

1948年，內戰全面展開，時局日益緊張。有一天爸爸忽然回家來拿了簡單的行李，低聲和祖母道別就走了，后來知道他已到香港。在此之前，有美國朋友曾建議他去美國，他沒有接受。

同年底，我和立勤、立敏與祖母離開上海到香港，途經臺灣停靠基隆，表姐夫江仲仁從臺北到碼頭來看我們。他是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的教授，隨校先期遷到臺灣，后全家移民美國。我的表姐黃景昭是祖母極為疼愛的外孫女，時常想念，不料在上海分別以后再也沒有機會見到。我在基隆碼頭的水果攤上買了一個大西瓜，帶到香港，大家吃了很是稱贊。

我們住在九龍偉晴街，很簡陋的一個二樓上，隔為前后兩間，爸爸住前面靠陽臺，我和祖母、立勤、立敏都擠在后面一間房里，請一女傭，晚上搭一帆布床在廚房里睡。

我在香島中學插班高中，這是一所有名的“左派”學校，親共色彩很濃，立勤、立敏也都在香島上學。

有一天，爸爸外出，恰好有人來訪，我開門見一高大男士，自我介紹叫黃紹竑，要見爸爸。后來我才知道黃是桂系軍閥元老。

1949年與愛國民主人士家屬登船北上

1949年春，爸爸不見了，后來知道是“北上”了。

我們在天津住在利順德飯店，到了北京找到曹孟君（我們叫她曹姑姑），始知爸爸已隨陳毅大軍南下準備去接收上海了。我和妹妹住在中央統戰部安排的前門外西河沿永安飯店。5月底，統戰部在北京飯店舉行一次慶祝上海解放暨歡迎我們這批民主人士的家屬到達北平的聯歡晚會，李維漢站在會場門口，和我們每個人握手，餐后舉行舞會，周恩來和白楊跳了一支舞。

當時正是參軍、參干熱潮，我本打算繼續讀書升學，但曹孟君說爸爸的意思似乎我們應該參加工作。

1949年6月，我進入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11月畢業。我們500個同學成為一個大隊，南下廣西，到達桂林后，我們共50個同學集體分配到公安部門，直到退休，除了那段用任何語言來詛咒都不為過的“文革”數年，公安工作幾乎成為我的終身職業。

（原載《世紀》2017年第6期，責任編輯：周崢嶸，新媒體編輯：楊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