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足球引發的多元文化主義爭論

雖然距離俄羅斯世界杯塵埃落定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但是由此所引發出的爭議卻還在國際輿論中繼續。在過去的這一周里，就出現了許多有關奪冠的法國隊的族裔問題之爭。美國著名的脫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諾亞（Trevor Noah）在他的每日秀（The Daily Show）節目當中開起了法國隊的玩笑，由于法國隊里非洲族裔的球員眾多，而諾亞本人也是南非裔美國人，因此他在節目里評論道：“非洲贏得了世界杯”。這句話引起了法國駐美大使杰拉德·阿羅德（Gerard Araud）的強烈不滿，并且給諾亞寫了一封信進行抗議。隨后，諾亞在自己的每日秀節目上朗讀了這封信的內容。對于阿羅德來說，由于這些非洲裔的法國球員出生在法國，也在法國接受了足球訓練，因此他們毫無疑問就是法國人。如果把他們稱為非洲人，那是否定了他們的“法國性”（Frenchness），是否定了非洲移民成為法國人的可能，因而這是一種帶有歧視色彩的看法。但是對于諾亞本人來說，既然他自己也是一位從非洲來到美國的移民，如果他否認非洲移民能夠成為新的國家的公民，那就顯得自相矛盾了。在他對于移民身份的認識當中，他既可以保留自己的非洲族裔，從而在世界杯上支持擁有非洲族裔球員較多的球隊，同時也可以保留自己作為美國公民的身份，這兩者并不沖突。

《大西洋月刊》指出，這實際上是歐洲大陸與美國對于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不同看法。在美國的身份政治當中，族裔來源與美國的身份是可以得到統一的。因此，美國人經常使用“帶連字符的身份”（hyphenated identity），例如一個身份標簽可以是非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這就既包含了一個人的非洲來源，也包含了一個人的美國身份。但是法國在推翻舊制度之后，現代法國理想的核心是平等的公民身份，除了“法國公民”身份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身份標簽。因而阿羅德會認為“法國性”和“非洲性”是互斥的，如果說是“非洲贏得了世界杯”，那就是否定了這些非洲移民的“法國公民”身份。但是，從美國對多元文化的理解來看，正是要突出人們的不同背景，才能體現出多元。

大西洋兩岸的多元文化主義差異還體現在歐洲大陸國家對于移民的看法上。諾亞就在他的節目中指責法國區別對待不同的移民，讓“法國性”的標準變得很高：只有像代表法國隊贏得了世界杯的移民球員，或者是不久之前徒手爬上四樓救下一名兒童的馬里移民加薩瑪（Mamoudou Gassama），才有資格被看作“好的移民”，于是他們才得以被納入到這個平等的法蘭西當中。

無獨有偶，另一個與本屆世界杯相關的案例也體現了這種差異。衛冕冠軍德國隊在這次世界杯中表現糟糕，甚至都沒能小組出線。許多德國球迷將矛頭指向了隊里的核心球員之一厄齊爾。厄齊爾的祖輩是來自土耳其的移民，而就在世界杯之前不久，他發布了一張他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合影，并配文“我的總統”，引起了大量德國球迷的批評。對于德國人來說，他們同樣不能接受一個同時對土耳其和德國有感情的人，這兩種聯系是互斥的。世界杯上的糟糕表現讓厄齊爾進一步陷入了輿論漩渦，人們認為正是因為他的土耳其背景，才造成他沒有在世界杯上拿出好的表現。

針對于此，本周厄齊爾通過一份公開信的方式宣布退出德國國家隊，而這封信的內容，在《大西洋月刊》和《新共和》看來，揭露了德國的移民融合模式中潛在的歧視因素。厄齊爾寫道，“當我們贏球時，我是德國人。當我們輸球時，我就是移民?！边@與法國區別對待移民的態度是一致的：只有“好移民”才能被接受為“公民”，而剩下的移民則完全被排斥在外。厄齊爾同樣也為自己與埃爾多安的合照做了辯護：“我有兩顆心，一顆屬于德國，一顆屬于土耳其?！彼J為自己的合照沒有任何政治目的，不代表他支持埃爾多安的任何政策。在德國，這是高度敏感的話題——近來德國與土耳其的關系迅速惡化，德國尤其反感埃爾多安政府所實行的一系列壓迫性政策。但是德國境內的許多土耳其移民支持埃爾多安，并且他們也可以在土耳其大選中投票，因此厄齊爾與埃爾多安的合照就被德國政府看作是在德國的土耳其移民當中為埃爾多安進行宣傳。這就體現出，在歐洲大陸的多元文化主義當中，一個移民不僅要做出很大的貢獻，還必須完全割舍自己的族裔關系，徹底進入新的國家的價值和規范體系當中，才能真正被新的社會所接受。這與美國強調身份政治的多元文化主義顯然大相徑庭，而這也是諾亞與阿羅德之間沖突所體現出的根本問題：是消解所有文化的淵源和特征，將它們全部統一起來，還是強調各個文化的獨特性，才是一種合適的多元文化主義？如果對此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那么歐洲移民還會進一步遭受歧視和邊緣化，而正是這種與主流社會的隔離，帶來了種種后果慘重的社會問題。

伊姆蘭·汗：巴基斯坦新首相的挑戰

經過本周的選舉，前板球傳奇伊姆蘭·汗終于當選為巴基斯坦首相。他的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已經做了22年的反對黨，長期以來他的對手們也嘲諷他天真而不懂政治。這一次，伊姆蘭·汗大獲全勝，他也成為巴基斯坦近幾十年來權力最大的民選首相。在競選當中，他向巴基斯坦人民保證，他會致力于反貪反腐，為人民帶來一個“新的巴基斯坦”。

不過，包括《大西洋月刊》、《華盛頓郵報》和《半島電視臺》在內的眾多媒體都指出，新首相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比他過去參加的任何一場板球比賽都更困難”。所有的這些挑戰，實際上都圍繞在他與軍方的關系之間。巴基斯坦的軍方歷來擁有強大的力量，去年他們就成功將前任首相謝里夫用腐敗的罪名逮捕入獄。在這次大選當中，伊姆蘭·汗的巴基斯坦正義黨與軍方的關系似乎就非常密切，而軍方則通過恐嚇等方式阻止其他候選人自由地舉辦競選活動，甚至強迫他們背叛自己的政黨。入獄之前的謝里夫曾經指責軍方這樣的干擾讓選舉“不再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場地”，而這次大選之后，許多黨派一度拒絕承認大選的結果：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謝里夫派）的議員穆沙希德·胡賽因第一時間斥責這是“有史以來最骯臟的大選”。盡管目前來看伊姆蘭·汗的地位仍然穩固，但是大選留下的這一系列的沖突和矛盾，將是他上任之后面臨的重要挑戰。已經有許多人懷疑他是否能夠將割裂得如此嚴重的各個勢力團結在一起，履行他的反貪諾言。

在整個大選過程當中，伊姆蘭·汗與軍方之間的許多合作讓人們感到他在利用軍方的力量幫助自己勝選。他還表示自己支持巴基斯坦充滿爭議的褻瀆法律（blasphemy law），這也被看作是為了在選舉中吸引右翼選民的政治手段。但是伊姆蘭·汗的看法并不與軍方的立場完全相同，甚至有許多沖突之處。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對于巴基斯坦外交關系未來發展的不同看法。與軍方不同，伊姆蘭·汗歷來反對美國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邊境用無人機實施軍事行動，他認為這是巴基斯坦“用美國的錢與自己國家的人民作戰”。他也反對巴基斯坦參與美國自從911以來發動的整個反恐戰爭。就在這周四的一次演講當中，伊姆蘭·汗還表示反對軍方參與巴基斯坦的政治，并且想要與印度修復關系——作為一個前板球運動員，伊姆蘭·汗在印度擁有相當高的人氣。伊姆蘭·汗也表現出了對伊朗的正面態度，不像巴基斯坦軍方與美國對伊朗的強烈反感。這些立場都是與軍方有顯著區別的，一旦他想要付諸行動，幾乎必然引起他與軍方之間的沖突。

伊姆蘭·汗是一位特點鮮明的平民主義首相。他過去的板球明星生涯讓他在公共輿論場合顯得游刃有余，他的個人魅力也超越了許多政治上的對立關系。不像特朗普這樣幾乎完全依賴民眾煽動技巧的政治家（demagogue），伊姆蘭·汗擁有很長的慈善經歷，他曾參與過巴基斯坦消滅脊髓灰質炎的行動，極力抵抗來自塔利班的壓力。他還捐贈過一所大學、兩家醫院。在勝選之后，他給出了許多宏大的承諾，包括保護少數族裔的權利、消滅腐敗、為2500萬失學兒童提供教育等等。但是在這些樂觀的未來預期之外，人們也擔心如此多的承諾不具有現實性，他可能最終只是一個任性多變的政治強人而已。同樣，民選政府與軍方之間的關系必然會貫穿整個巴基斯坦未來的政治，在多大程度上伊姆蘭·汗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不變成“軍方的傀儡”，這是他所面臨的核心挑戰。只有突破了軍方的控制，他才有可能將他的眾多承諾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