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

1970年代攝于北京干面胡同中國科學院宿舍的院子里

文 | 王汎森

各位知道我跟顧頡剛（1893-1980）先生的關系，是因為我二十幾歲時寫了一本名為《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的書。事實上這本書有個因緣，我二十歲的時候，我的高中國文老師送我一部《古史辨》，當時這是個禁書，我記得他是在公館交給我，后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又經常讀正、續《皇清經解》， 因此有了撰寫《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的因緣。

還有一層因緣，是大約十年前我當副院長的時候，因為文哲所的緣故，與顧先生的女兒顧潮見面。我見到她時跟她說道：“顧先生真是了不起，寫了一輩子的書！”顧潮苦笑回道：“我的父親寫了一輩子，我們也整理一輩子！”這句話我印象很深，據說顧先生的材料目前仍在整理當中。不過坦白說，盡管后來新出許多與顧先生有關的材料，《顧頡剛全集》出版了，用起來非常方便，但是我的研究興趣已經轉變，因此無緣再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所以，以下僅就我所想到的幾點，向各位報告。

1920年顧頡剛與殷履安攝于蘇州

第一點，在民國之后，學術界顯然有兩股互相競合的勢力同時進行著，一條把中國歷史拉得很長，一條把信史縮得很短。這從瑞典人安特森（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來到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從事的考古工作，李濟（1896-1979）在西陰村發掘，并發現一枚新石器時代的蠶繭，一直到史語所對殷墟遺址的發掘，這個脈絡好像把中國歷史拉得很長，越拉越長；另外一個脈絡是把中國的信史越縮越短，以顧先生為代表。兩者既有拉鋸，也有互動、競爭。

第二點，顧先生是蘇州世家，他跟人講過，顧家是清初三大案之一奏銷案的受害者，可見是當地的大戶人家。顧先生作為五四青年，正值時代大變動，從他與同時代人的資料里，可以發現他們有些“共同文本”。除了顧先生自己發展的學問外，他自己所發展的東西當中，也有不少是屬于這類“共同文本”。例如后來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里，科學派的觀點很多見于Karl Pearson（1857-1936）的《科學文法》（Grammar of Science）。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出來，當時包括顧頡剛、俞平伯（1900-1990）、傅斯年（1896-1950）這些同時代人都在讀這個書，這本書當時在西方出版也沒有非常久， 可見當時學界與西方也不是離很遠。又例如：晚清以來的今古文之爭，顧頡剛的疑古與此有密切關系，從傅斯年書的眉批里也可以看出今古文之爭對他的影響之深，還有像整理民俗材料、看戲，都是這一脈五四青年共同關心的東西。但同時代還有另一批人是不一樣的，是開始要走向共產黨的，如羅章龍（1896-1995）的回憶錄，他們與傅斯年、顧頡剛、俞平伯等人同時，但是他們的世界像另外一個世界，來往的人不同，住的地方也不同，這里面有一個很早就慢慢分裂的傾向。

《古史辨》

《古史辨》的長序出來以后，影響非常大。美國漢學家恒慕義（Arthur W. Hummel，1884-1975）把它譯成英文，在美國最重要的史學刊物《美國歷史學報》（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里面發表，這引起了當時西方注意與震驚，所以傅斯年才說顧頡剛在史學上稱王。其后影響也很廣，譬如宮崎巿定（1901-1995）的中國史研究， 就是明顯受到顧頡剛的影響。

第三點，作為五四青年，顧頡剛參與的事情很多。如果把顧潮編的年譜詳閱一遍，便會發現這群人處在一個古今大變動的時代里，抓住若干掀動青年心弦的工作，往往在幾篇文章鼓吹之下，每件事都得到成功。舉凡《歌謠》《語絲》《禹貢》等等，觸手成春，一碰馬上成為傳統，甚至影響到今天，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又如顧先生用化名在《新潮》發表對舊家庭的感想，是一篇很長的文章，當時影響很大?？傊谀菢右粋€關鍵的時代，“歷史的人格者”（梁啟超，1873-1929）們所鼓吹的每件事情，似乎都特別容易成功，這當然不是顧先生一個人的成就，而是一群人分享的事業。

第四點，其實顧頡剛、傅斯年、羅家倫（1897-1969）等人都跟李大釗（1889- 1927）關系密切，后來左派右派分開，痕跡才被消去或慢慢抹殺掉。他們在后來逐漸分成兩股，其實都有后來逐步自我形塑的痕跡。胡適（1891-1962）在五四運動前后發表的幾篇文章，后來收進《文存》或《文集》而有所刪改。我的印象是，胡適早期的思想里，也夾雜若干社會主義的東西，可后來隨著兩條路慢慢截然分開了，才變成現在所看到的樣子。倒是美國人因為沒有我們意識型態的包袱，邁斯納（Maurice Jerome Meisner，1931-2012）在他所寫的李大釗（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一書中就提到羅家倫、傅斯年在北大都跟李大釗很密切。

1937年3月，顧頡剛在禹貢學會辦公

傅斯年當然跟顧頡剛有一些看法不同的地方，我抄了幾段傅斯年讀顧頡剛書的眉批，給各位參考。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傅斯年批說：“我若做書，必不做此“傳記性的敘跋”，以免陋底，以減少后來之顧君之用力也?！?/p>

在一條材料中，顧頡剛說：“古代的神話有生有死，有......，看《山海經》等書可知?！备邓鼓旰芡猓f他小時候都在廟里混，所以最喜歡望這種東西。在錢玄同（1887-1939）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致顧頡剛的書信中提到：“若講偽書的價值，正未可一概而論?！备蹬f：“此論最公?！庇幸稽c比較重要的是，傅斯年認為顧頡剛早期這些重要的文章里面，對傳說、神話沒有深入了解。傅斯年認為傳說或神話不是一個特指、實質的東西，不能從字面上去解釋。譬如顧頡剛《論禹治水故事書》提到：“揚子江無水患不即是南方無水患，洪水也不必定出長江黃河?！备蹬溃骸霸S多saga只能就傳說，不能問地理。”又顧先生談洪水時說浙東時發山洪，傅批道：“洪水只能認為是一種傳說之流行，不能刻地求之?！睆母邓鼓陮Α豆攀繁妗返拿寂梢娝麄冏h論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看法。傅斯年在殷墟發掘以前的文字，用“偽造”、用“疑”的字眼相當多，可是殷墟發掘之后則逐漸變少?？梢娝麄冊缙谟泄蚕淼目捶?，但后來逐步分道揚鑣了。

我認為顧頡剛先生是個很聰明的人，可謂“善悟”，他容易抓到紛繁事情中一些很根本的東西。包括他寫當代的文章，分析五四前后的社會，都有很多高明的見解。不管在學術上或社會上，他都體現出一種“只要可以做事的地方，都要量力為之”的風格、以及隨處成就一種學問的特色。以上是我對顧頡剛先生的時代和學術的簡略觀察。

（刊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三十一卷 · 第四期）

原標題：《顧頡剛誕辰130周年|“他是個很聰明的人，容易抓到一些很根本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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