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零工經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大范圍出現。英國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常年研究“朝不保夕的人”（precariat，也譯為“不穩定的無產者”、“岌岌可危階級”、“危難工人”、“危產階級”、“流眾”等，是勞工研究領域的重要概念），于2011年首次出版關于這一群體的研究著作《The Precariat :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該書出版之后引發了學界對“precariat”概念的爭論，但斯坦丁在2011年就概述的現象和趨勢，至今仍能帶來啟示。在西方世界，當勞動力彈性機制被極大地鼓勵和引導，政府和企業為創造就業崗位、釋放經濟潛能而興奮的同時，卻選擇性無視了勞動者社會收入下降、社會福利缺失的現實。這一趨勢如不加以干預，會讓這一龐大的群體滑向民粹主義的深淵，并助推更深層的政治和社會危機。

斯坦丁提出的解決方案包括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他認為“社會和我們所有人的韌性，將始終取決于社會中最弱勢和最缺乏安全感的群體。”2017年他出版了《基本收入》（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一書，專門闡述“無條件基本收入”如何可行。

本文摘自該書2021年中文版《朝不保夕的人》，斯坦丁撰寫了長達上萬字的新版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標題為編者所加。

《朝不保夕的人》，【英】蓋伊·斯坦丁 著，徐偲骕 譯，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3年4月

朝不保夕者遍布全球。數百萬人在不穩定、不安全的（有償）勞動和（無償）工作中掙扎，他們缺乏職業認同，喪失公民權利，靠著微薄且忽多忽少的貨幣工資過活。無論在工作場所內外，無論上班與否，他們都受到同樣的剝削。

朝不保夕群體在全球各個角落壯大。據粗略估計，2011年，在很多國家，大約1/4成年人的生存境況岌岌可危。2020年，新冠疫情前夕，這個比例可能已經接近1/2，朝不保夕者特別集中在年輕人當中。

……

毫無疑問，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間接勞動激增，這反映在幾個相關趨勢中。“禮賓經濟”（concierge economy）異軍突起，和這個鍍金時代很是相稱。在線個人服務應用程序就是自動化的勞務中介，從人們的收入中抽取相當數額的傭金。“任務處理”的另一種形式“云勞動”（cloud labour）也在大幅增加，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率先推出這項服務，起先是發包一些微任務，比如為視頻做標注，現已擴展到項目制的遠程工作了。另外，“隨時待命”的用工方式也多了起來，比如，很多勞動者和雇主簽訂的是“隨叫隨到”（on-call）或“零工時合同”（zero-hour contract），這就耗盡了那些等待就業者的時間和希望。

在線勞動力的增長和全球化以及正在發生的技術革命的另一獨特特征相伴而生，這個特征就是不需要跨境流動的勞動力輸出。這一趨勢將在疫情大蕭條時期加速發展。畢竟，如果人們的勞動力需求可以得到“遠程滿足”，那么“勞動者”或“任務執行者”在國內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幾乎不重要了，只要他們能夠高效完成任務。這樣一來，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必然和發達國家構成競爭，給發達國家國內“在線”朝不保夕者的工資水平帶來下行壓力。實際上，一個發達國家真實的國內勞動力供給，往往要比統計出來的規模大得多。

不過，相比勞動身份更能辨識朝不保夕者的恰恰是他們缺乏一套職業認同或關于自身的敘事。對很多朝不保夕者來講，他們在任何時候從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為他們渴望的身份認同或生活滿足感的來源。

民意調查公司蓋洛普定期在150個國家進行“全球職場狀況”調查。2019年，調查發現，在全球范圍內，只有15%的在職員工感到真心熱愛自己的工作；沒有一個國家的這一比例超過40%。英國的另一項調查發現，37%有固定工作的人認為，自己做的事情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不過，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好像也是一種健康的態度。

大多數朝不保夕者都缺乏職業安全。評論家們很少討論雇傭安全和崗位安全的區別，經常將它們當成同義詞混用。崗位安全其實是從一種信念中而來，即某人能夠通過工作來發展自己。也許你擁有雇傭安全，但若手頭的工作讓你感到前路迷茫，那么這種雇傭安全也于事無補。

朝不保夕者的生產關系的另一個方面是，他們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正規教育，但要從事的工作卻并不需要那么高水平的教育經歷。作為一種普遍現象，這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它引發了人們對自身地位的挫折感和異化感。這種感覺會越來越強烈，因為那些需要中高學歷的崗位正在消失。很多朝不保夕者將來要被迫接受比較低階的工作，任憑自己所受的教育沒有什么用武之地。

然而，大量必須要做的工作都是無償的。比如為了找工作，要做很多前期工作（四處尋覓、撰寫簡歷、通勤奔波、拓展人脈），還要為國家工作（填寫表格、排長隊），從事“為社會再生產而做的工作”（比如照料工作），所有這些形式的工作，在統計數據和政治辭令中都被忽視。以前的無產階級通過在工作場所勞動獲得報酬，而如今的朝不保夕者必須在工作場所和有償勞動時間之外做大量的工作。

與此同時，朝不保夕者的分配關系，或者說收入來源，高度依賴于貨幣工資。從19世紀初開始，無產階級獲得的報酬就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工資，另一部分是非工資福利。起初，雇主和國家設計了這些福利制度，目的是實現雇傭關系的穩定，消解工人的反抗——他們一直在抵抗自身的“無產階級化”，希望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后來，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工會的介入將福利制度變成了一個“雇傭安全”議題。不過，本書認為，試圖讓勞動力“去商品化”，這意味著薪酬體系中工人的貨幣工資縮水了，更多收入來自非工資形式。

朝不保夕者幾乎沒有任何非工資福利，比如帶薪假期，帶薪病休以及由雇主繳納的、可以在將來領取的養老金。這個群體必須依賴貨幣工資，而貨幣工資的實際價值一直在下降，而且越發不穩定和難以預測。社會要求他們做的無償工作比有償勞動多得多，這就是在“剝削”他們。這個詞是精確的。至少在工業時代，工廠應該根據勞動時間支付工資，這是規矩，工人打卡上下班，一旦離開工作場所，就不存在無償勞動這回事。

……

“不穩定性”（precarity）這個詞的拉丁詞根是“通過祈禱獲得”。這就揭示了朝不保夕者第三個維度的本質：與國家的關系。朝不保夕者都是乞求者，他們大概也有這種感覺。由于缺乏基本權利，他們只能依靠親戚、朋友、官僚、房東、雇主和其他人隨意施舍一點小恩小惠來維持生計。

疫情大蕭條

屋漏偏逢連夜雨，新冠疫情在全球暴發。這導致朝不保夕群體的生活水平呈螺旋式下降，尤其在大部分受沖擊最嚴重的行業，這一群體的比例高得驚人。面對日益嚴重的封鎖，包括澳大利亞、丹麥、意大利、荷蘭、西班牙和英國的許多國家的政府推出了代價高昂的工資補貼方案，為白領領薪階級“保留工作機會”，對朝不保夕群體幾乎不聞不問，讓富豪階級繼續賺得盆滿缽滿。

所謂的“強制休假”或是“保留工作機會”這類補貼方案，就是試圖防止因封鎖出現的大規模失業，反映了一種政治選擇。這些方案是明顯的倒退，陷朝不保夕群體于不利，并在諸多方面加劇了不平等。這就是贏家通吃、輸者湮滅的游戲。

與其補貼高收入群體，還不如向低收入群體投入更多資金，后者會給經濟復蘇帶來更大的促進作用。

英國的方案尤其有悖常理。政府每月向中高收入群體發放最高可達2500英鎊的補貼，但有一個條件：從事有償工作的人不能領取。在同樣的條件下，他們只向低收入群體（疫情之前月收入為800英鎊的人）發放640英鎊。很明顯，假如你現在債臺高筑，再損失20%的收入，可比損失20%用來存款的錢要更加危急。就像預測的那樣，在這個方案的實施過程中，欺詐率很高，近2/3的受益人繼續從事著有償勞動，只不過是以居家辦公的形式。

而那些可以居家辦公的人往往收入更高。“保留工作機會”或“強制休假”的方案其實基于一種假設，即人們相信他們的工作將會回歸到疫情之前的樣子。但我們有理由確信，很多工作不會再有了。很多低收入崗位將被自動化、外包或直接砍掉。而且，就算在正常的年份里，企業的人員流動率也很高。因此，支持所有企業就等同于支持“僵尸企業”中的許多“僵尸崗位”，這些崗位雖然早就岌岌可危，但卻能靠補貼維持下去。據估計，在歐洲，參加就業保障計劃的員工里，有1/5的人來自酒店服務業等行業，這些行業在疫情過后將繼續茍延殘喘。在英國，還有250萬個這樣的工作崗位。

當地時間2023年5月1日，英國民眾游行，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

疫情大蕭條本該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除非對朝不保夕者的需求和愿望給予更多重視，否則我們將無法擺脫未來的危機。但是，各國政府依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憤怒（anger）正在潛滋暗長。朝不保夕者所經歷的憤怒、焦慮 （anxiety）、異化（alienation）和失范（anomie），與另外兩項運動也有聯系：一項是反對階級種族主義的正當抗議，口號是著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另一項是“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組織領導的預防生態衰退的行動。可見，“食利者資本主義”造成的極端結構性不平等制造了多重裂痕。

新冠疫情是21世紀的第六次病毒大流行。在全球化時代，還發生了大約500次金融危機。這些系統性沖擊凸顯了21世紀不安全感的特征——不確定性。這是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不安全感。

1942年，威廉·貝弗里奇在他關于福利問題的劃時代報告中寫道：“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修修補補無濟于事。”就在他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已經說服政策制定者，在工業經濟中，政府可以動用經濟政策來保障“充分就業”。那時候人們的不安全感主要來自意料之外的風險，比如生病、失業、遇到事故或是懷孕，這些不良事件發生的概率可以被精確計算。針對以上風險，政府可以根據繳費率和給付率，設計出一個社會保險制度。

但在全球“食利者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安全感的主要形式變成了不確定性，也可以說是“未知的未知”，即某人無法計算出不良事件發生的概率，更談不上應對和從中恢復過來了。人們都不知道何時會有糟糕的事情發生，也無法為未知的事情做好準備。

越來越多的人不斷感到焦慮和弱勢，我們對此心知肚明，特別是對朝不保夕者而言，這些情緒更為強烈。因此，問題就變成了：面對系統性的不確定性，我們該如何增強韌性？答案在于提供事前社會保障，而不是貝弗里奇藍圖中的事后方案。

讓事情更加復雜的是，全職的、在固定工作場所上班的工業工作崗位越來越少，而社會保險體系正是在這類工作崗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將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貢獻掛鉤的做法是武斷的。現在的情形表明，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基本收入制度。

將勞動力完全商品化

勞工主義者宣稱“勞動力不是商品”，我反倒認為，應該將勞動力完全商品化，保證適當的激勵措施吸引人們勞動，而不是在強迫人們就業的同時降低他們的工資，并讓他們拉低其他工人的工資。如果真有工作職缺，但又沒人來填補，就應該讓工資自然上漲，直到雇主覺得這些崗位不值這么高的價錢，或者能夠支付足額的工資吸引人來報名入職。

政府應該對勞動力市場和其他市場一視同仁，用同一套干預規則來處理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要完全商品化，價格就必須透明，并完全被貨幣化。這就意味著要逐步淘汰那些華而不實的企業福利，將它們轉化為可以通過市場選擇決定購買的福利。至于組織內的社會團結原則則可以單獨處理。

非貨幣福利是造成不平等現狀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會拖累勞動力市場的效率。這些福利都流向了高階白領領薪階級和少數特權核心員工，朝不保夕者就不要指望能分到了。為了促進市場化，這部分福利應以高于貨幣收入的稅率征稅；但目前這部分福利往往成了企業的避稅手段。

薪資體系和勞動者的技能投入、勤奮程度以及時間分配之間的關系應該透明化。相關研究表明，勞動者更喜歡雇主按時薪計價結算工資，因為這種方式最透明。

……

這就引出了下一個訴求：就業應當被當成一種用商業交易獲取收入的工具。有些人說就業是“快樂的源泉”，為了自己的長遠幸福，那些不愿參與這種樂趣的人應該被強迫享受工作的樂趣。在我看來，這些人應該少管閑事。對大多數朝不保夕者而言，就業并非通往極樂世界的道路。告訴他們就業會帶來快樂，基本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如果所有工作都是“因事設崗”，肯定有人想要請人幫忙做某些事（本來就應該是這樣），那就讓它徹底商品化吧！如果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定律，它就應該適用于所有商品。

職業自由

朝不保夕者希望發展出一種職業意識，將各種形式的工作和勞動融合起來，以促進個人發展，提高生活滿足感。如今，社會對勞動和就業的需求越來越緊迫，迫使我們只能在千頭萬緒的處境中擠出時間從事很多有價值的工作，無暇休閑，只剩玩樂。第三產業社會最寶貴的資產就是時間。

社會告訴我們，不要僅把就業當成獲取收入的工具，它還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但是除了就業，還有很多其他類型的工作更讓人滿足，也更具有社會價值。如果我們繼續堅持每個人都要有份職業，并且讓職業定義我們的身份，那么在職員工就會倍感壓力，一旦失業，失去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切身可感的社會價值、社會地位和生活水準。

我們甚至都吃不太準，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需要依靠增加工作機會。已有證據顯示，有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不靠就業，甚至有些國家的就業正在萎縮，經濟卻還在增長。人為創造就業機會，以此拉動經濟上行，可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畢竟，就業和勞動往往伴隨著資源的使用和消耗，而其他形式的工作，反而往往能夠再生產并保有資源。

要讓陷入就業魔咒的社會轉型，我們必須加強人們的工作權，其方法就是為人們從事不屬于勞動的工作創造便利，確保機會均等。雖然如今人們對這類工作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但是有錢有閑的富人還是最有能力從事這類工作的人。這是一種隱蔽的不平等，那些具有優勢的人最容易積累額外的優勢。

在美國，2008年后的經濟衰退促進了不屬于勞動的工作的發展。但是人們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的諷刺之處。比如，在美國，上萬人每天登錄清潔義工組織Volunteernyc.org，某種程度上，這回應了前總統奧巴馬呼吁更多人參與公共服務，讓美國的社區精神重新復蘇的召喚。對此我們也喜聞樂見。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黨派提出方案來為這種工作提供誘因或機會。

人們躍躍欲試，說明大家其實都希望做一些對社會有價值的事情。有時候，失業反而讓人重獲自由。在此，成為朝不保夕者也是一件令人喜憂參半的事情。正如阿倫特（1958）所擔心的那樣，被一份工作捆住手腳，為就業而就業的社會是地獄。人和工作應該是有機的歸屬關系，如今卻變得僵死、了無生氣。

但喪失經濟安全也不是一件好事，朝不保夕者并非不愿做志愿者或其他社會工作，他們的債務和不穩定境況阻止了他們。

人們踴躍參加志愿服務的現象證明，幾十年來，如果不是社會一直教導我們“工作等于就業”，我們本來就很渴望做一些自認為是工作的活動。波蘭尼（[1944]2001）和阿倫特都明白這一點，但他們都無法影響政策制定。商品化讓波蘭尼感到失望，為就業而就業的上班主義（jobholderism）讓阿倫特感到失望，但兩人都沒有想出辦法來建設一個工作與休閑并存的社會。隨著全球化日益陷入危機，我們有機會向前推進了。

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各地興起，有些機構的名字就很讓人振奮，比如，“關懷紐約”（New York Cares）、“大哥哥，大姐姐”（Big Brothers, Big Sisters）、“主力基金會”（Taproot Foundation），等等。很多專業技術人員在自己的工作上無法發揮才能和抱負，卻在這些領域為自己的天賦和興趣找到了用武之地。紐約還有一家叫作“財務診所”（Financial Clinic）的非政府組織，他們安排專家幫助低收入勞動者理財。這些機構里面的專業技術人員，本來也有可能淪為朝不保夕者。

政府也開始有所作為。很多組織蓬勃成長，比如，美國志愿隊（Americorps），志愿者要在這里服務一年；“授業美國”（Teach for America），他們把大學畢業生派往低收入地區的學校支教；還有Volunteernyc.org，紐約市的公共服務網站。截至2009年中，美國非營利組織已有940萬名員工和470萬名全職志愿者。企業也批準參加志愿服務的員工請假。這可能預示著一種全新的社會模式，但肯定也會產生替代效應。比如，2009年第一季度，美國就有1萬名律師被解雇，很多人都被引導去公共利益團體為公共利益服務，但是只收取象征性的費用。

2009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愛德華·肯尼迪為美國服務法案》（Edward Kennedy Service America Act），大幅修正1993年就出臺的全國公共服務計劃。美國志愿者規模因而翻了三番，次年有700萬人加入社區志愿者隊伍。這個法案設立了“安可計劃”（encore fellowships），讓美國老年人迎來“事業第二春”，鼓勵他們在教育、衛生保健和非營利組織管理領域發揮余熱。代表50歲以上美國人的美國退休人員協會于2009年1月做了一項調查，發現近3/4的老年人希望將時間投入社會工作，而不是拿來賺錢。

除了志愿服務，還有很多形式的鄰里互助和照料工作的計劃。現代社會，大多數人都覺得他們花在關心親人、朋友和社區上的時間太少，在需要幫助時也得不到足夠幫助。我們應該把這些照料活動都叫“工作”，將它們刻到我們的職業意識里。

總而言之，要達成職業自由，朝不保夕者和其他人一樣，擁有平等的機會承擔更多元的工作和勞動，建立自己的職業和事業認同。政府應該明確，沒有任何一種形式的勞動在道德或經濟上比其他勞動更優越。

基本收入

很多朝不保夕者的示威游行，如今都會打著以下這個旗號，而且它歷史悠久，得到不少著名人士的擁護。它還有很多名稱，知名度最高的大概就是“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其他名稱還包括：“公民津貼”（citizen's grant）、“社會分紅”（social dividend）、“社會團結津貼”（solidarity grant）和“全民津貼”（demogrant）。我們還是用它最知名的名稱來稱呼它，但考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引起討論的兩個理想目標，也會提出另一種變體。

《基本收入》書封

基本收入方案的核心思想是，一個國家或社區內的每位合法居民，無論是兒童還是成年人，每月都應該獲得一筆適當數額的收入。每個人都有一張銀行取款卡，可以按月支取基本生活所需的金錢并根據自己需要隨意花銷，像殘障人士這類有特殊需求的人還可以申請更多的錢。在大部分發達國家，這個想法看起來沒有那么激進，整合許多既有的轉移支付方案，取代那些復雜難懂、隨意制定且武斷的附帶條件的福利方案即可。

這種基本收入將會支付給每一個人，而不是給“家族”或“家庭”，后者的組成人數較多，容易引起各種爭議。從實際操作上來講，這部分錢是普惠所有合法居民的，移民會經歷一個等待期。收入以現金形式發放，允許領到的人自行決定如何使用，而不是以家長主義的方式那樣，只發放食品券或其他預先購買好的物品。基本收入必須促進人們的“自由選擇”，而不能變成某種“助推”。它必須是不受侵犯的權利，除非某人不再是合法居民或因犯罪而被法律明文剝奪這項權利，否則基本收入不能被國家奪走。

此外，基本收入也應該是定期支付的一筆小額現金，而不是像英國兒童信托基金推行的“小面額債券”（baby bond）或“利害關系人津貼”（stakeholder grant）一樣一次性支付大量現金，否則可能引發“意志力薄弱”（weakness-of-will）等問題（Wright, 2006）。

這筆收入不會以人們的行為作為領取門檻。應由法律、法院和正當的程序來處理人們的不當行為，而這不該和政府提供基本安全的政策混為一談。一旦混為一談，政策就無法提供安全和正義。理論上，現金支付可以解放人們，它提供了經濟安全，使人們可以選擇如何生活和如何發展自己的能力。貧困讓人無法吃飽穿暖，無處安居，意味著失去自由。發放補貼時限定一些條件，無論是要求領取者滿足某些行為，還是指定他們只能購買某些物品，都是在限制自由行動。一旦接受這種做法，我們還有什么辦法阻止政策制定者的得寸進尺？政策制定者想當然地覺得，自己知道什么東西對低收入、低學歷者是最好的。那些支持在補貼中增加附帶條件的人則會提出更多條件，嚴格管控補貼的實施方式，直到這些條件變得具有強制性和懲罰性。基本收入不該朝這個方向發展。

基本收入和人們總是拿來與之比較的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不太一樣，基本收入不會制造“貧困陷阱”。領取負所得稅的人一旦收入增加就會喪失補貼，這樣反而抑制了人們參加勞動的熱情。無論某人從勞動中獲得多少收入，他都可以繼續領取基本收入，婚姻和家庭狀況也不會影響到這筆錢的支付。全部所得收入都要按標準稅率征稅。如果國家想要限制富人獲得的基本收入金額，可以提高所得稅稅率將這部分錢收回來。

針對基本收入的反對意見當然很多，并已得到廣泛的討論，1986年國際社會還成立了一個跨國協同機制，專門促進關于這個問題的辯論。該組織起初被稱為“基本收入歐洲網絡”（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 BIEN），后來，在 2004年的巴塞羅那大會上更名為“基本收入地球網絡”（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來更好地適應越來越多來自發展中國家和歐洲以外其他國家成員加入的情況。到2010年，它已經在巴西、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韓國和美國以及歐洲等許多地方建立了蓬勃發展的全國性網絡。

反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主要論據是，這項方案會降低勞動力供給，導致通貨膨脹，國家財政不堪重負，會被民粹政客利用，變成一種對勞動者征稅、反過來鼓勵懶惰的“施舍”。所有這些問題都在“基本收入地球網絡”的文獻和其他學術著作中得到了回答。不過，考慮到基本收入能夠助力朝不保夕者掌握關鍵資產，而且支付方式也對朝不保夕者有利，本書也將回應其中的某些批評。

哲學上，基本收入可被視為一種“社會紅利”，也就是某種對過去投資的回報。那些批評基本收入是無償支出的人，往往自己就坐擁了無須代價的資源，繼承了或多或少的遺產。這讓我想起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 2005）在他 1795年寫的《土地正義》（Agrarian Justice）中提出的觀點。任何社會中，富人的好運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的前輩以及其他不太富裕的前輩們的努力。如果每個人都能獲得一份基本收入，用來發展自己的才能，那就相當于享受了前人努力和好運的紅利。朝不保夕者和其他社會群體一樣，都有權獲得這種紅利。

要建設基本收入制度，理想的做法是把現有的稅收和福利制度整合起來。2010年，英國開始朝著人們認為不太可能發生的基本收入發展。聯合政府想要徹底改革稅收和福利制度，它們發現上屆政府創建的多達51項福利系統各自具有不同的申領標準，讓人頭暈目眩，且充斥著與貧困和“失業陷阱”相關的道德風險。

本來，把國家福利整合為通用工作福利和通用生活福利，就可以推動稅收和福利制度的整合，隨著勞動收入的增加，這也能促進國民有序減少對福利的依賴。這種整合可以為基本收入的出現奠定基礎。遺憾的是，英國信奉天主教的就業與養老金事務大臣被成功說服補貼申請人必須勞動，讓基本收入變成了工作福利制度，并將這類工作交給商業機構來代理。不過，這種整合讓我們朝著重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保障體系邁出了一步。